張華[三國人物]:張華（公元232年─300年），西晉文學家，曾任中書令 -百科知識中文網

因才擢用

曹魏後期，張華仍居鄉未仕。當時門閥世族勢力方興，標榜門第閥閱的風氣日強。張華因家族勢力單薄，自幼孤貧，雖才華橫溢，德行嚴謹，卻一時未能見知於世。同時，他目睹了在曹馬鬥爭中榮辱不定、誅黜無常的政治現狀，又受到廣為流傳的玄學思想的影響，難免產生出憤世嫉俗的情緒。他遂著《鷦鷯賦》以自寄，通過對鳥類的褒貶，抒發自己對現實政治的看法。在賦中，他感嘆雕鶡（鶡：古書中一種善斗的鳥）、鵠鷺（鵠：天鵝）、鵾雞（類似鶴的一種鳥），“鹹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鷲（雕）鶚（魚鷹）鵾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托絕垠之外……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其原因就在於“有用於人也”，“惟體大妨物，體瓖足瑋也”。對比之下，他讚譽“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色淺體陋，不為人用”的小鳥鷦鷯（又名巧婦鳥），認為它雖“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卻所求甚少，“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所以鷦鷯看起來微不足道，但處世之道卻是很明智的。《鷦鷯賦》既是對玄學處世哲學的形象闡述，也是張華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讚譽“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的鷦鷯的同時，抨擊了“懷寶以賈害”，“飾表以招累”，“誘慕於世偽”的社會風尚，揭露了聲稱任自然的門閥世族的虛偽面目。他提倡“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反對浮華交遊；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的簡樸生活方式，反對奢侈縱欲，恣意享樂的生活觀；主張“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反對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所以，張華的“任自然以為資”，與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盡情享樂的腐朽哲學觀，是有本質區別的。

《鷦鷯賦》問世後，引起很大反響。名士陳留阮籍看過之後，讚揚張華可謂“王佐之才也！”張華由此聲名鵲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書盧欽見到張華後，十分器重他。同鄉大族曹魏左光祿大夫、方城縣侯劉放“亦夸其才”，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張華。

張華在二十五歲左右時，被范陽郡太守鮮于嗣推薦為太常博士。吏部尚書盧欽在輔政的司馬昭面前對張華備加推崇，張華又轉為佐著作郎，參與編撰國史。不久，張華遷長史，兼中書郎。他才識過人，思維敏捷，“朝議表奏，多見施用”，深得司馬昭賞識，遂正式任命他為中書郎。

晉武帝禪代曹魏，轉張華為黃門侍郎，封關內侯。張華接近皇帝，位居要衝，具有相當大的實權。他習於吏事，“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他史識淵博，“善談史漢”（《晉書·王戎傳》），諳通封建典章制度。晉武帝曾問他漢代宮室制度和建章宮的千門萬戶，張華“應對如流，聽者忘返。畫地如圖，左右屬日”，使人大有親臨其境之感；他博通禮樂制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學素養。泰始五年（269年），晉武帝修定禮樂，命張華與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勖等人創作正旦行禮、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共十三篇，張華一人即寫了《冬至初歲大會歌》、《宴會歌》、《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宗親會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詩歌採用四言或五言詩的形式，內容主要是盛譽司馬氏功德、粉飾西晉太平盛世，宣揚皇道德教，雖音韻逗留曲折，詩句莊重典雅，但與《鷯鷦賦》相比，在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語。

但張華也創作出一些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他著《博物志》十篇。《博物志》聞見甚廣，取材宏富，是張華淵博的知識、剪裁取捨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堅實的文學功底的集大成。只是《博物志》中因多載怪異，而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切實可信。他還創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詩，流傳至今的雖寥寥可數，但從中仍可窺見他的豐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負。在《雜詩》一首中，他慨嘆“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遂“伏枕終遙昔”，回顧了歷代興衰隆替的歷史，不由得“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一個胸懷大志，希望建功立業，憧憬清明穩定的政治局面的政治家的形象，躍然紙上（《文選》卷二九）。在《情詩》二首（《文選》卷二九）中，張華用蒼涼苦楚的傷感筆調，表達了與佳人離別後的閒愁哀怨的心情。“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不曾遠離別，安知慕儔侶”等佳句，雖只是個人悲歡離合的抒發，卻反映了他對愛情忠貞不貳的信念和情操。

張華所著的四言詩《勵志詩》（《文選》卷一九）氣宇不凡，頗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詩文帶有一定的老莊思想色彩，同時又仍以儒家思想作為最高的行動準則。它對仗工整，又不枯燥無味；它引經據典，卻不流於晦澀。詩文一開頭的“大儀斡天，天回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幾句，即讓人感到“逝者如斯，曾無日夜”的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在這種“日與月與，茬苒代謝”的形勢下該如何立身處世呢？他的回答是：“嗟爾庶士，胡寧自舍”，應以儒家經典作為座右銘，即“先民有作，貽我高矩”；用玄學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盪，棲志浮雲。”他告誡人們不要“放心縱逸”，而是要像耕耘南畝一樣去修身修德，“力來既勤，⋯⋯必有豐殷”。他用“水積成淵”、“土積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纆牽之長，實累千里”等形象的比喻，說明了只有矢志不渝，才能達到理想境界的辯證關係。他勉勵人們要戒驕戒躁，做到“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用“若金受礪”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進德修業”，“以隆德聲”，實現“復禮終朝，天下歸仁”的政治抱負。《勵志詩》是張華政治思想和哲學觀完全成熟的標誌。儒玄並用，以儒為主，是張華世界觀的基礎和核心。

在這種十分適應當時封建統治需要的世界觀的指導下，張華在從政過程中披肝瀝膽，政績突出，不僅深受晉武帝賞識，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評，時人比之為子產。不久，四十歲左右的張華就被擢為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成為西晉最高統治集團的成員。

平吳立功

張華在任中書令期間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促成並制定了伐吳大計，從而加快了南北統一的步伐。

鹹寧初年（275年），距西晉代魏已有十年，距滅蜀亦時逾十二載。時西晉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緩和，邊境戰事不多，經多年休養生息，國力強盛，“大晉兵眾，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而割據江南一隅之地的孫吳，則在暴君孫皓的統治下，各種矛盾急劇激化。孫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名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三國志·吳書·薛綜傳》注引乾寶《晉紀》）。在毫無限制的橫徵暴斂下，“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三國志·吳書·陸凱傳》），“老幼饑寒，家戶菜色”（《三國志·吳書·賀邵傳》），可謂“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晉書·羊祜傳》）。西晉攻伐孫吳，取亂侮亡，統一全國的時機業已成熟。當時，鎮守江漢地區的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羊祜上疏晉武帝，陳“宜當時定，以一四海”（同上）。晉武帝召集群臣朝議。司空、尚書令賈充、中書監荀勖和左衛將軍馮紞等人“同共苦諫不可”（《晉書·馮紞傳》），群臣亦多附合，以當時關隴地區氐羌少數族屢叛，官軍屢敗為由，多不贊成羊祜的建議。只有張華據理力爭，與羊祜、杜預共同主張立即伐吳。晉武帝雖“密有滅吳之計”，卻因“朝議多違”而未做出伐吳的決斷。

鹹寧四年（278年）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見晉武帝時，又面陳伐吳之計，晉武帝為之心動。因羊祜有病，不宜經常召入宮內諮詢，晉武帝遂派張華去羊祜住處問其籌策。羊祜與張華推心置腹，陳述自己對局勢的看法和伐吳的戰略方針。張華十分贊同羊祜的見解和伐吳之計。羊祜對張華說：“成吾志者，子也！”（《晉書·羊祜傳》）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吳大業並未因此而中止。羊祜臨終前，推薦了志同道合的杜預接任自己的職務。張華也不負羊祜所望，為完成羊祜遺願而力排眾議。鹹寧五年（279年），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張“無失事機”，迅速征伐孫吳（《晉書·王濬傳》），賈充等人再次反對，賈充上表，以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勞擾，五穀不登，興軍議討，懼非其時”（《晉書·賈充傳》）。張華與之針鋒相對，固勸伐吳。不久後，杜預在“繕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吳準備工作後，表陳武帝，主張立即開始軍事行動。杜預表至時，晉武帝正與張華下圍棋。張華趁熱打鐵，勸說武帝採納杜預的建議。他說：“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晉書·杜預傳》）。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後決斷，發詔伐吳。任命張華為度支尚書，主持朝廷財政，“量計運漕，決定廟算”。

太康元年（280年）春正月，伐吳正式開始。賈充任大都督，總統六師，負責整個伐吳戰役。開始時，“眾軍既進，而未有克獲”，一直反對伐吳的賈充因而上表武帝，認為“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病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同時因張華籌謀平吳之策，與中書監荀勖建議腰斬張華以謝天下（《晉書·賈充傳》）。對此晉武帝回答說：“伐吳是我的決策，張華只是贊同我的意見而已。”給予張華以信任和支持。儘管如此，當時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賈充、荀勖的主張，認為不可輕舉妄動。張華為了使統一大業不致功虧一簣，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不顧賈充等人以腰斬相威脅，“獨堅執，以為必克”。

通過著名將領杜預、王濬、王渾等人的努力，伐吳戰役終於排除各種阻力和干擾，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它的勝利進程，充分證明張華確實是目光遠大、意志堅強、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政治家。平吳後，武帝特下詔令，對張華所建立的殊勛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和獎賞。詔書說：“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勛。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

陷入黨爭

平吳後，張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污，他的功勳和才能，亦招來忌妒和讒言。張華雖襟懷坦白，潔身自好，不搞浮華交遊，不介入朋黨之爭，可是，處於政爭紛紜的鏇渦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談何容易！西晉統治集團從鹹寧年間開始，在圍繞齊王司馬攸之國、伐吳以及太子（即惠帝）廢立的問題，逐漸形成兩大對立勢力。尚書令賈充、中書監荀勖、左衛將軍馮紞等人為一方，他們為人鄙薄，好觀察上旨，承顏悅色，專以曲意逢迎為事；他們主張剝奪齊王攸實權；反對出師伐吳；反對廢黜“不堪政事”的痴呆太子。侍中任愷、中書令和嶠、庾純、向秀等人為另一方。他們以名士自居，剛直守正，素輕視賈充等人的為人；他們反對齊王攸之國；主張廢昏立賢，更擇太子。兩派矛盾逐漸激化，由政爭發展到人身攻擊，互相傾軋，鬧得不可開交。張華與任愷、和嶠等人關係雖很好，政見基本一致，但他卻避免捲入兩派的人事爭端中。可是，他在伐吳問題上與賈充等人形成的尖銳對立，卻使他在平吳前後成為賈充一黨的主要攻擊目標，屢遭讒言中傷。平吳後，“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對張華“憎惡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晉武帝起初並未聽信荀勖讒言。有一次，晉武帝問張華誰可成為輔政大臣的合適人選，張華回答說：“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宜留以為社稷之鎮。”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齊王攸，不欲他權勢過重，而想出齊王攸之國。張華的意見當然不合聖意，故“微為忤旨，間言遂行”，遂於太康三年（282年）春正月，出任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

張華到鎮前，鮮卑慕容涉歸大肆侵掠遼西，占領昌黎。張華一到鎮，即於三月派安北將軍嚴詢征伐慕容涉歸，在昌黎附近大敗之，殺傷數萬人。張華在軍事勝利後，並未繼續窮兵黷武，以武力征服作為調整民族關係的槓桿，而是以安撫來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歸子慕容廆往謁張華，張華以禮相待，“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晉書·慕容廆載記》）。正由於張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

張華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績，得到朝野人士的讚賞。時朝議欲徵召張華入朝，任為尚書令，進號開府儀同三司，這一動議使賈充黨羽侍中馮紞不安。馮紞曾反對伐吳，“吳平，紞內懷慚懼，疾張華如仇”（《晉書·馮紞傳》）。加之張華曾對武帝非議過馮紞的哥哥馮恢的品行才能，所以馮紞利用“深有寵於帝”的地位，對張華竭盡中傷之能事。馮紞曾侍從武帝，借議論鍾會叛亂說：“臣以為鍾會之所以叛亂，頗與太祖（司馬昭）有關。”武帝聽後大為不解，問馮紞緣由。馮紞回答說：“鍾會才淺識薄，而太祖卻誇獎太過，稱讚他有謀略，授以高官顯爵，使他處於要帥重地，掌握精兵強將，因此使鍾會自以為謀略萬無一失，卻功名不符，未受重賞，遂心懷不滿，飛揚跋扈，起兵反叛。”武帝聽後表示贊同。馮紞又進一步說：“既然陛下已經同意我的看法，那么就應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為誡，不要讓像鍾會那樣的人再重蹈覆轍。”武帝問：“現在還有像鍾會那樣的人嗎？”馮紞讓武帝屏退左右後，遂以隱喻的方式詆毀張華說：“過去曾為陛下出謀獻策，為國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謂人人皆知。現在出據方鎮、掌握軍隊的人，陛下都應對其嚴加防範。”於是武帝遂“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晉書·五行志》），非但未採納朝議徵召張華為尚書令，反而剝奪了張華的方鎮統兵權，以重儒教為由，任命他為有職無權，形同虛設的太常卿。不久後，又以太廟屋棟折為由，免張華官。而後一直到武帝死，張華始終鬱郁不得志，未任職官，僅“以列侯朝見”，儘管這樣，他仍能做到寵辱不驚，既不為自己申理稱冤，又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與佞幸小人爭一日短長。

武帝死後，惠帝即位。張華的處境稍有好轉。永熙元年（290年）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廣陵王司馬廆為皇太子，是為愍懷太子。惠帝“盛選德望以為師傅”（《晉書·愍懷太子傳》），張華因而被任為太子少傅。當時楊太后的哥哥楊駿操持朝政，他“自知素無美望”（《晉書·楊駿傳》），所以對張華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與朝政”。張華心胸豁達，沒有為此而耿耿於懷。永平元年（291年）三月，賈后與汝南王亮、楚王瑋合謀誅殺楊駿，又欲廢楊太后為庶人。在朝議時，群臣“皆承望風旨”，贊成廢黜太后。張華則既不以賈后旨意為己見，又不計多年來官場失意之恩怨而對武帝遺孀楊氏落井下石，他認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待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武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後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儘管他的意見未被採納，其為人之坦蕩正直卻由此可見一斑。

輔佐朝政

楊駿被誅後，統治階級內部再次出現權力再分配的矛盾。當時政出多門，權柄不一。大司馬汝南王亮和太保衛瓘二公輔政，權傾朝野。野心勃勃的賈后雖挾持昏主惠帝，有皇權這張王牌，卻因二公執政而不能專恣。元康元年（291年）六月，賈后讓惠帝手寫密詔，指使衛將軍楚王瑋誅殺了汝南王亮和太保衛瓘等人。但局勢卻一發而難以控制，時“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皇權和統治秩序的穩定，張華明知楚王瑋並非矯詔而殺二公，仍參與了賈后在詔書問題上大作文章的密謀。他派人對賈后說：“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資治通鑑》卷八二），又親自勸說惠帝：“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賈后遂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說瑋矯詔，乃收瑋誅之”（《晉書·楚王瑋傳》）。事後，張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

張華受皇權至上觀念的支配，主觀上為了鞏固和加強皇權而參與了誅殺楚王瑋的密謀，這從封建道德觀念的角度看，是無可非議的。但在客觀上，他的這一行為卻有助紂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潔身自好的名譽。獻計誅殺，不僅背離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順理，與物無患”的處世準則，而且也使他再次捲入名副其實的朋黨之爭中，不得不與賈后一黨相沉浮。賈后則出於擴大自己政治勢力的考慮，認為像張華這樣出身庶族，宗族勢力薄弱，“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的人，是輔政大臣的最佳人選，而對張華“依以朝綱，訪以政事”。從而使張華在政爭中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以至於愈陷越深，難以自拔。為了寵絡和控制張華，賈后不顧張華十餘次推讓，進封他為壯武郡公。元康六年（296年），又晉升他為司空，領著作。

元康年間，皇權衰落，“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也”（《晉書·惠帝本紀》）。在這種政治形勢下，張華的親朋好友都為他的處境而憂心忡忡。他的少子張韙曾以災兆勸張華遜位。“志不在功名”的張華，身處政治鬥爭的波峰浪谷之間，亦曾有過告老還鄉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詩二首》（《文選》卷二四）中，自嘆年老體衰，“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無力應付複雜的明爭暗鬥，難以改變奢糜腐化的時代風尚，故時時感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常常“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惟恐因力不勝任和出現失誤而被政敵暗算中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散發重陽下，抱杖歸清渠，屬耳聽鸚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余日，取樂於桑植”。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儘管張華對“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處境極為反感，但在上有帝後相制，左右政敵矚目的形勢下，他卻無法解決自己的矛盾苦悶，脫離騷亂動盪的政界，實現他憧憬的超脫世俗的田園生活，只能繼續自己“纓緌為徽纆，文憲豈可逾”的從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條更有意義的出路，遂不得不安於現狀，用“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覆好心的親友，聊以自慰。

但是，張華在輔政期間，並沒有僅僅局限於自我修德和無為而治。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為輔政的主要方針，希望通過封建禮教來改變時弊，實現比較清明穩定的政治局面。

賈后為人兇險，擅權專政，是造成朝綱不振的主要根源。張華並不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賈后，以承風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懼後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女史箴》以封建倫理道德和綱常名教為宗旨，隱喻賈后要以“婦德尚柔，含章貞法”當作行為的準則。他列舉了樊姬不食禽獸肉三年以勸諫楚莊王狩獵，齊恆公夫人因齊恆公好聽淫樂而不聽鄭衛之音，馮昭儀以身擋熊以保護漢元帝，班婕妤為正名位而不與漢成帝同輦的典故，勸誡賈后應恪守婦道，行仁義禮教以輔佐惠帝。他辯證地指出“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的利害關係，規諫賈后不要因君寵而得意忘形，利慾薰心。他認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賈后擯棄佞幸小人，杜絕文過飾非。賈后看了《女史箴》之後，雖未有什麼痛改前非的變化，但礙於張華的正言規諫，在元康九年（299年）以前，一直未敢有太嚴重的僭越之舉。

儘管“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但她執政的本身卻使得亂政隱患越來越表面化。為此，當時輔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與侍中賈模和張華共議廢賈后而立愍懷太子的生母謝淑妃為皇后。張華對此表示異議，他說：“惠帝自己並無廢黜賈后的意思，如果我們擅自廢立，惠帝會認為是僭越之舉。況且宗室王勢力強盛，朝廷內又有持異議的朋黨，恐怕一旦進行廢立就會出現動亂，招致殺身之禍，引起政治危機，這對國家是沒有好處的。”裴頠說：“情況確實與你的擔憂相符，但賈后這樣昏庸殘暴的人，做事毫無顧忌，不考慮後果，肯定會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動亂，那又該如何辦呢？”張華說：“我們二人現在還能被賈后所信任，只要經常在她身邊進行規諫，申明禍福利弊，估計她不會做出什麼大的僭越行為。幸好現在天下局勢還比較安定，我們照此行事，可能會一直維持平安無事的局面的。”（《晉書·裴頠傳》）謀廢賈后遂未能進行。

張華輔政期間，統治階級內部蘊藏著深刻的矛盾和危機。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馬氏宗室，即賈后親族，或豪門望族。他們不僅各有朋黨，相互傾軋，而且亦各有短長，良莠不齊。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張華亦能堅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寧人，維持了數年相對穩定的局面，確實是很不容易的。

司馬氏宗室諸王，或於中央任職，或出鎮方面。他們仗“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張華雖無力改變自武帝以來形成的諸王強盛的局面，但他儘可能做到對諸王敬而遠之，虛授職官，不委重任。如關中氐羌少數族爆發起義，梁、趙諸王“士卒雖眾，不為之用”，張華即及時調離二王，委任雖出身低下卻有“文武材用”的孟觀率宿衛兵赴關中。結果孟觀“大戰十餘，皆破之”，鎮壓了起義（《晉書·孟觀傳》）。趙王倫調回京師後，任有職無權的車騎將軍、太子少傅，倫“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遂“求錄尚書”，張華“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張華復不許（《晉書·趙王倫傳》）。

與張華共同輔政的大臣，多是賈后親族。如侍中賈模，是賈充族子，他“潛執權勢”，“至於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憚之”，此外又“貪冒聚斂，富擬王公”（《晉書·賈模傳》）。侍中裴頠，出自河東裴氏，亦是賈充妻之從子，為人“欲而無厭”（《晉書·韋忠傳》）。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與“賈郭通親”，時任尚書左僕射，領吏部，他“苟媚取容”，“驅動浮華，虧敗風俗”，“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晉書·王戎傳》）。庶族出身的張華，對這些地位與自己相當的權臣的醜惡行為，自然無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脫世俗，不與之隨波逐流，儘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嚴於律己，不營資財，惟“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機篋”。另一方面又能夠善於找出與這些權臣之間的共同點，與之通力合作。如賈模為了本宗族的私利，對賈后擅權心懷憂懼，尚能“盡心匡弼”（《晉書·賈模傳》）；裴頠“雖後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多次上書進表，陳述“多任後親，以致不靜”之弊，主張“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晉書·裴頠傳》）。這與張華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張華儘可能與賈、裴二人保持比較密切的政治關係，利用他們的力量規諫賈后，以推行和實施自己的政見，達到穩定封建統治秩序的目的。

張華在輔政期間的最突出的政績就在於選官任人方面。當時門閥世族極力壟斷和控制選官權，拒寒素於政權之外。尚書左僕射王戎領吏部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晉書·王戎傳》）。張華出身庶族，對沒有門閥背景的人進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頗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儕身政界，主要是憑藉自己“世無與比”的博物洽聞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視知識，雅愛書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搬家時，曾“載書三十乘”，以至於“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正由於此，張華亦重視人材，敢於打破“戶調門選”的用人標準。他“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許多兩晉之際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都或是經他延譽稱詠，或是由他薦舉徵辟而成名的。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

他重視南士，不因他們是孫吳亡國之餘而懷有偏見。太康末年，陸機、陸雲入洛。“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這種清高，實際上是南士與北士之間存有芥蒂的反映。當時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對南士有所輕侮。張華則不然，他素重二陸兄弟，見之如舊相識，說：“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他稱讚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書·陸機傳》）。陸云為人不拘小節，而張華“多姿制”，喜歡用帛繩緾束鬍鬚，陸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張華對此毫不介意，仍將二陸薦之於諸公，為其延譽（同上）二陸遂對張華倍加欽佩，待之以師資之禮。又薛兼、紀瞻、閔鴻、顧榮、賀循號為南土“五俊”，入洛，張華見而奇之，稱其為“皆南金也”。（《晉書·薛兼傳》）。他常常用“龍躍雲津”、“鳳鳴朝陽”、“東南之寶”這樣的話語品價南士，並隨才授職（《晉書·褚陶傳》）。

他舉人薦士公允，不囿於門第出身，唯以吏幹文義為準。陶侃早孤貧，為縣吏，舉孝廉入洛，張華與之交談，“異之，除郎中”（《晉書·陶侃傳》）。名士牽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俠”，帝舅王愷誣陷他有穢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張華請為長史”（《晉書·牽秀傳》）。成公簡雖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樸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乾其志者”。張華對成公簡十分讚賞，經常對人說：“簡清靜比楊子云，默識擬張安世”（《晉書·成公簡傳》）。劉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張華甚重之”，因而出鎮幽州，“甚有威惠，寇盜屏跡，為幽朔所稱”（《晉書·劉弘傳》）。張軌“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卻未受高品，“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晉書·張軌傳》）。成公綏“博涉經傳，性寡慾，不營資產，家貧歲飢，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嘆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晉書·成公綏傳》）。陳壽有“良史之才”，張華對陳壽說：“當以晉書相付耳”，欲舉陳壽為中書郎，為荀勖所阻而未遂（《晉書·陳壽傳》）。左思出身於地位卑微、世業儒學的家庭，他博學多識，文賦情采富麗，著《三都賦》，通過對蜀、吳、魏自然風光的描寫，抒發了自己渴望四海為一的政治抱負和理想。張華讀賦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一時間豪貴人家競相傳寫，遂有“洛陽為之紙貴”的美談。（《晉書·左思傳》）

正由於張華能夠像何劭贈詩中所說的那樣：“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文選》卷二四），故他“盡忠匡輔，彌縫補闕”的努力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晉書·張華傳》曰：“雖當主虐後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

但是，張華的種種主觀努力，只能暫時地緩和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卻沒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勢力強盛，後族外戚擅權亂政，門閥世族奢侈縱慾，恣意聚斂。就在所謂“海內晏然”時，關中地區少數族就頻繁起義，極大地動搖了西晉王朝在這一地區的統治。而且統治階級內部亦危機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華對此是深有認識的。他之所以反對廢黜賈后，就是擔心因此而造成危機的總爆發。但賈后權欲無窮，她時時欲廢非己所生的愍懷太子，打算長期操執朝政。幸賴張華、裴等人極力反對，這一陰謀才遲遲未能實現。而諸王因不滿賈后擅政，也時刻虎視眈眈，覬覦皇位，尋找時機，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年），武庫發生火災，張華就因懷疑是諸王叛亂，而“先命固守，然後救火”，致使累代異寶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盪盡。事後張華說：“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晉書·五行志上》）預見到太子廢黜將會成為統治階級內亂的總導火索。事實證明他的預見是正確的。

受冤致死

元康末年，輔政大臣之一賈模失寵於賈后，憂憤而卒，制約賈后的力量遂大為減弱。隨著賈模的失勢，一向與賈后沆瀣一氣的賈謐（賈充的外孫）操持權柄，“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後成謀，誣陷太子”（《晉書·賈謐傳》）。在這種情況下，張華原來的“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的方針已難以奏效。所以，愍懷太子的親信，太子左衛率劉卞去找張華，打算與張華合作，發動武裝政變以制止這一陰謀。但張華卻推說不知賈后欲廢太子事。劉卞說：“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賞識，才由須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談論此事，您為什麼卻對我有所懷疑呢？”張華說：“假如有這件事，你打算怎么辦？”劉卞答道：“太子東宮內人才濟濟，有精兵萬餘人。您身為宰輔，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讓他錄尚書事，廢黜賈后於金墉城，這不過是兩個黃門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會萬無一失。”張華拒絕了劉卞的建議，他回答說：“現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兒子。我又沒有受命輔助太子執政，忽然立太子而廢賈后，這是無君無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夠成事，我也難免要身負不忠不孝的罪名。況且權巨貴戚當朝，威柄不一，我以此舉授人以口實，怎么可能安然無恙呢？”廢黜賈后之事再度成為泡影。

元康九年（299年）十二月，賈后設計，將太子灌醉，因使太子書寫犯上謀亂之書，然後當惠帝於式乾殿會群臣時，出太子手書遍示之，群臣看後，未敢有異議，均附合賈后賜太子死的建議。時只有張華堅決反對，他說：“廢黜太子並賜死，這是國家的大禍。自漢武帝以來，每次廢黜太子，往往導致喪亂。在大晉據有天下不長時間的今天，廢太子事更應慎重考慮。”尚書左僕射裴也認為應核對筆跡，以防詐妄。賈后遂將手書與太子過去奏事筆跡相對照，果然是太子所書。張華等人無言相對，但卻仍堅持自己的意見。賈后知道難以讓張華等人改變主意，遂上表把賜太子死改為廢為庶人，惠帝下詔同意。

太子被廢后，引起東宮將士和諸王的強烈不滿。東宮左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等人，謀廢賈后，復太子。他們“以張華、裴安常保位，難與行權”（《資治通鑑》卷八三），而趙王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晉書·趙王倫傳》），遂與趙王倫密謀此事。趙王倫與其佞幸謀臣孫秀，一向朋比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當然不會放棄這一良機。他們先勸賈后在永康元年（300年）三月殺了太子，借賈后之手除掉了奪權的障礙，接著又策劃政變，以廢賈后。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趙王倫和孫秀為了使叛亂得到更廣泛的支持，派司馬雅去張華處，說：“現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機，趙王想與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業。”張華知道趙王倫、孫秀等人得手後一定會有僭越篡權的逆行，義正辭嚴地予以拒絕。司馬雅惱羞成怒，說：“刀都架在脖子上了，還敢如此說話。”遂看也不看張華就揚長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張華亦未發趙王倫之謀。可見他還是贊成廢黜賈后，只是不願與趙王倫共事並直接捲入這種不忠的活動中而已。

當天夜晚，趙王倫發動兵變，矯詔廢賈后為庶人。他亦因對張華的宿怨新恨，以黨附賈后的罪名，將張華和裴等人收執於殿前馬道南。張華責問主事的（中書）通事令史張林說：“你想要害忠臣嗎？”張林稱詔詰責張華說：“你身為宰相，太子被廢，為什麼不能守節廷爭！”張華說：“式乾殿朝議廢太子事，我是力諫的，這有文字記載為證。”張林問：“既然勸諫未被採納，為什麼不辭職去位！”張華無言以對。過了一會兒，使者至，下達了斬張華、裴並夷三族的命令。張華臨刑前慨嘆道：“我是武帝時的老臣，一片丹心。我並不惜命，只是擔心今後國家將有不測之禍難。”遂被殺害，時年六十九歲。

張華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閆纘撫張華屍體痛哭道：“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晉書·閆纘傳》）劉頌哭之甚慟，他得知張華子孫有逃脫免難者的訊息後，又轉悲為喜，說：“茂先，卿尚有種也！”（《晉書·劉頌傳》）陸機、陸雲兄弟，為張華作誄，又寫《詠德賦》以悼之。

永寧元年（301年）五月，齊王冏、成都王穎、長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誅殺趙王倫、孫秀，齊王冏執掌朝政。齊王冏上奏惠帝，請求給張華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詔，恢復張華的官職和爵位以及所沒財產，為張華洗刷了冤案。

張華[三國人物]

基本信息

因才擢用

平吳立功

陷入黨爭

輔佐朝政

受冤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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