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創建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北涼,距今約有1600年歷史。天梯山山峰巍峨,陡峭峻拔,高入雲霄,山有石階,拾級而上,道路崎嶇,形如懸梯,故稱天梯山。山巔常年積雪,俗稱“天梯積雪”,為涼州八景之一。石窟中大佛依山而坐,腳下碧波蕩漾,薄雲纏繞其身,構成了一幅山、水、佛、雲渾然一體的壯觀奇景,是涼州頗負盛名的旅遊勝地。北魏、隋、唐、西夏期間均有擴建,至明、清時期已成為喇嘛教寺院。據明朝正統十三年(1448)《重修涼州廣善寺銘》記載:明朝正統十年大佛寺尚存26處。由於地質結構鬆軟,在歷次地震中有不同程度的損壞,僅1927年涼州大地震,就震毀洞窟10餘處。1959年9月,因修建黃羊水庫,窟址處水庫淹沒區,部分造像、壁畫搬遷至甘肅省博物館,北魏、隋唐時期的藏文經卷、絹畫等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現在僅存3層,大小洞窟17處。最大的洞窟殘高30米,寬19米,深6米。窟內有釋迦牟尼造像1尊,高15米,寬10米,大佛左右兩旁有文殊、普賢菩薩,廣目、多聞天王和迦葉、阿難等6尊造像,造形生動,神態威嚴,形象各異。窟內南北兩壁上繪有大幅壁畫。南壁為雲紋青龍,中部為大象梅花鹿,大象背部馱有熠熠發光的經卷,下部是猛虎和樹木花卉。北壁上部繪有青龍;中部繪有白馬、墨虎、菩提樹,馬背上經卷閃閃發光;下部繪有牡丹花卉。整個壁畫筆觸清新,色澤艷麗,氣勢磅礴,形象逼真。
文化歷史
又稱涼州石窟,位於城南約50公里處的中路鄉燈山村大坡山南崖絕壁間,窟下有寺,也稱大佛寺、廣善寺。乾隆《武威縣誌》:“大佛寺,城東南一百里,有石佛像,高九丈,貫樓九層,又名廣善寺。”這在《法苑珠林》等佛教經籍中都有記載。石窟造像別具一格,或石雕或泥塑,其規模宏偉壯觀,精美絕倫,千姿百態,可與敦煌莫高窟媲美;大佛含笑,高30米,右手指向磨臍山,雍容典雅,莊嚴肅穆,有氣吞煙霞,揮斥乾坤之勢。據有關史料記載:此石窟是北涼王沮渠蒙遜於公元412年至439年之間開鑿的。是在天然洞穴的基礎上創鑿的,距今已有1580多年的歷史。東晉元熙八年(412)十月,蒙遜由張掖遷都於姑臧,稱河西王,設定官署,修繕宮殿,建起城門諸觀。同時召集涼州高僧曇曜及能工巧匠劈山開路,伐木毀林,大造佛像。不久其母車氏病逝,特在窟中為其母先雕鑿5米高石像一尊,形似泣涕之狀,表示懺悔。因歷代戰亂,加上自然災害頻繁(主要是地震),石窟殘損嚴重,特別是1927年的大地震,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九層貫樓和大部分洞窟頃刻間震毀,許多塑像受到損失,倖存比較完整的有8窟,大佛坐像安然無恙。石窟裡面有北魏、隋、唐時期的漢藏手寫經卷,唐初絹畫菩薩像,唐、五代、西夏(宋)、元、明、清各代塑像、壁畫、經卷等。雖地勢險峻但蘊藏豐富。佛教興盛是五涼時期涼州文化發展的一大特徵。此窟的開鑿,引起佛教界注目,使西域高僧接踵而至,他們在涼州講經說法,翻譯佛經,更具盛名。
不僅是我國開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國早期石窟藝術的代表。在開鑿的過程中,培養了一批開鑿石窟的能工巧匠和雕塑家、彩繪家。曇曜等人在完成之後,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和佛教中心的東移,東下平城(今山西大同),開始了新的開鑿生活,成為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的重要技術力量,曇曜則成為北魏的佛教領袖。據歷史記載,439年,北魏滅北涼,從姑臧遷宗族吏民3萬戶至平城,其中有僧侶3000多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既反映了涼州的人口眾多,也說明了佛教的興盛。這3000僧人實際上就是“涼州模式”的創造者,推動著北魏崇佛風氣日漸興盛。北魏滅北涼結束了河西地區140餘年割據而繁榮的局面,曾經盛極一時的涼州佛教及其藝術受到重創,涼州的僧人紛紛外流,除遷平城外,一部分向西遷往敦煌等地,由此也促進了敦煌佛教的興盛,使敦煌成為繼涼州之後的河西佛教中心,並推動了河西石窟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第二個高峰──敦煌石窟文化的迅速發展。
遷往平城的工匠、僧人中不乏高僧法師。據《釋老志》、《世祖紀》、《高祖紀》記載,涼州僧人師賢到平城後,任道人統(管理宗教事務的官職),並於公元452年建議並親自主持,開始造帝王化的佛教石像。公元460年,師賢去世,涼州高僧曇曜繼其職,改道人統為沙門統,繼續主持造像工作,並於平城近郊開鑿雲岡石窟。他只用了短短几年(460~465年)就完成了雲岡石窟的代表作品“曇曜五窟”的建造,其第五窟大佛是雲岡石窟最宏偉的雕像和代表作。後經歷代開鑿,使雲岡石窟成為中國最大的石窟群之一,雕造富麗,為全國石窟之冠。據《魏書·釋老志》記載,魏文成帝拓跋睿和平年間,由涼州僧人曇曜主持,開鑿石窟五所,即第16至20窟。之後陸續興建,前後歷60年,無數的雕塑家在53個洞窟里雕刻了佛像、飛天等51萬多件。其間主要工程完成在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之前。這些宏大精美的雕塑,是雕塑家們智慧和藝術才華的結晶,而涼州僧人及其工匠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見,在佛教文化和石窟寺藝術方面,北涼和北魏是源流關係,即北涼為“源”,北魏為“流”。據《魏書·釋老志》記載,馳名中外的龍門石窟是繼雲岡石窟之後開鑿的。太和十八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從這時起,歷經東魏、西魏、北齊直至明清,建設了規模宏大的龍門石窟群,同時還開鑿了鞏縣石窟和附近的幾座石窟。龍門石窟的建造藝術風格,無不體現著雲岡石窟的特點,具有強烈的南朝文化和中原傳統漢文化色彩,又有濃厚的北方文化因素。因此,稱為石窟之鼻祖是當之無愧的。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人們往往從年代上確定石窟藝術在佛教史和美術史上的地位。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更重要的是看其在石窟中的影響。如果單從年代上看,新疆的許多石窟都比敦煌石窟和中原石窟要早,但它對中原石窟沒有產生直接影響或影響甚微。按史料記載,莫高窟始創於前秦建元二年,即前涼昇平十年(366),炳靈寺石窟169號的題記是公元420年,創建於412~439年。從年代上看比莫高窟遲一些,與炳靈寺石窟基本相當。但這兩個石窟尤其是莫高窟現在的影響非常大,一提石窟,必稱莫高窟和雲岡、龍門。但北魏時期的莫高窟並不有名,也沒有對雲岡、龍門產生直接影響,反而是涼州僧人及其大佛寺,聲名顯著,對莫高窟和敦煌佛教的發展產生過一定影響。目前,專家們一致的看法是,莫高窟雖為中國內地最早的石窟藝術開創地,但它正式開窟建寺的時間要從420年北涼滅西涼之時算起。莫高窟歷史上出現的開鑿盛期是北魏孝明帝時(516~528年)。這時隨著洛陽的一批官宦、僧侶和工匠的進入,中原漢風在這裡開始流行。而這已經是大佛寺開鑿100年以後的事。從以上的簡單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石窟的影響過程應當是:大佛寺—雲岡石窟─龍門石窟─敦煌石窟。這裡並非有意貶低莫高窟而提高天梯山,而是從影響和源流關係上探索出中國石窟的一種發展脈絡,用事實說明,真正影響中原石窟風格的非大佛寺莫屬。
風俗習慣
天祝藏歌象其它少數民族一樣,在漫長曲折的歷史發展中,天祝藏胞有著自己獨特的風俗;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唱藏歌。藏歌的內容非常豐富,無論是生活、生產、喜怒、婚喪,都能用歌聲來表達。所以民間有“天上的星星數不清、天祝的歌兒唱不盡”的說法。天祝藏歌一般可分為5類:第1類是酒麴。即每逢喜日、佳節和平時飲酒時,都會聽到高昂而優美的酒麴。酒麴含有序曲、讚歌、逗趣歌、問答歌、吉祥歌和婚禮歌。第2類是情歌,它包含有相識、見面、相戀、嬉歌、思念、反抗歌等。第3類是長歌。共有兩種:一種是敘事詩,主要有“拉央和英措”。另一種是問答形式的大部頭詩,如“羊贊”、“馬贊”、“帽子贊“、“大鵬歇”等。第4類是歌表演,邊舞邊唱,風趣通俗,優美動人,適合即興表演。第5類是生活歌。主要有擠奶歌、搖籃曲等。邊塞古城武威,是絲綢之路上一顆璀璨的明珠。西漢前曾為月支、匈奴等遊牧民族聚居之地,或土屋而居,或穹廬而處,以遊牧為生,其風情習俗頗殊內地。漢武以後,開疆置郡、武威漸為漢族與其他民族雜居之地,農牧業相繼發展。
漢王朝為了增強河西走廊實力,實行“徒民實邊”政策,中原漢族大批遷徒河西,於是社會風情習俗逐漸接近中原。自晉以後,由於少數民族首領割據中原,中原動亂,文人學士又相繼西來河西,歸附前涼,使河西成了當時保留中原文化習俗的地區之一,出現了如史書所載:“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的局面。人民節儉淳樸,勤勞憨直,“敦禮讓,質而不野”。舊志記載“涼之俗,士短於世不供,農闕於蠶不情,工歉於精密不淫,商賈薄於貨財不詐”。明清以來,有關人口增長和農業的發展,特別是近百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經濟建設日益繁榮,交通事業迅速發展,人口來往交流頻繁,相應的社會習俗也在不斷變革。作為千年古郡,武威民間習俗源遠流長。待人禮儀、酒俗、留須、祝壽、備棺、穿紅襖、送奶、洗三、過滿月、拜乾親、祭神、方言土語、婚嫁嬪葬……又稱涼城,是武威地區行署駐地,位於甘肅省西部河西走廊東端。武威屬冷溫帶乾旱區,年平均降雨量約160毫米,年平均氣溫為7.8度。石羊河由南向北流經全境,物產豐饒,古稱“銀武威”,有“涼州不涼米糧川”之說。武威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旅遊資源豐富多彩。主要有中國旅遊標誌銅奔馬出土地雷台漢墓、號稱“隴右學宮之冠”的武威文廟、絲路名剎海藏寺,勘稱石窟之祖的大佛寺及沙漠公園等。武威是絲綢之路汽車旅遊線的必經之地,312國道和蘭新鐵路複線橫貫全境,交通相對便利。武威旅遊接待與服務設施已配套成龍,初具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