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期探究
大公報“四不”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新聞自由思想的體現不”方針的重新解析 1926年9月1日，新記《大公報》續刊出版的第一天刊登的《本社同人之志趣》將“同仁志趣”概括為“四不”。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便是“四不”方針的正式問世。“四不”是要申明該報“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不以言論做交易”；“獨立思考，不盲從”的編輯方針。 吳、胡、張在政局動盪、烽火連天的年代提出這一方針是要試圖使該報擺脫任何政治，經濟勢力的羈絆，是這個時期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追求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具體體現。從新記《大公報》續刊到1941年6月17日《大公報》上海版王芸生的《大公報新生宣言》而宣布“四不”的終結，《大公報》報人始終恪守獨立的編輯方針，在風雲變幻的歷史條件下，歷經前後兩次國內戰爭和抗日民族戰爭，從天津到上海，從上海到漢口、桂林、重慶、香港，展轉大半箇中國，《大公報》始終作為國人輿論重鎮，作為國人的“哨兵”，無不體現了新聞職業精神。1941年，《大公報》被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授予“年度最佳新聞事業服務榮譽”獎章，足以證明該報很是符合美國新聞界奉行的“新聞自由”的精神和理念。胡政之收到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教務長馬丁的信中就曾說到，“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繼續作特著之貢獻，對中國讀者之服務，符合新聞學之信條。” 張季鸞本人也表達過他的辦報思想：“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於政治，貴敢言……” 由此，則《大公報》在視新聞自由為神聖之物的美國新聞界的地位可見一斑。
“四不”解釋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要說到《大公報》的“四不方針”，其實喲，它已經跟現代的新聞專業理論十分接近了。新記《大公報》極其“四不”方針對自由主義的不懈追求都是我國新聞界不可再生的寶貴財富！
主義精神
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大公報是唯一一家擁有百年報齡的報紙。1941年，大公報被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授予“最佳新聞事業服務獎”，成為中國新聞史上唯一獲得國際榮譽的報紙。大公報之所以能受到國內外新聞界的重視，離不開其先進的辦報方針。
從創刊者英斂之把報名中的“大”和“公”兩字解釋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並以此作為辦報宗旨，到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提出“四不”方針，大公報堅守“文人論政，商業經營”原則，力圖通過客觀公正的報導服務於社會。筆者認為，“四不”方針蘊涵著新聞專業主義精神，這是促使新記大公報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因素。
“四不”方針與新聞專業主義
1926年，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復辦大公報。當時中國報業的狀況是：“報業之厄運，至今日而極矣！軍權壓力，重逾萬鉤；言論自由，不絕一線。而全國戰興，百業俱敝，報紙營業遂亦大難。通觀國中，除三數社外，大抵呻吟憔悴於權力、財力兩重壓之下，發發不可終日。”
但張季鸞仍堅持認為：“報業天職，應絕對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隨時為國民貢獻正確實用之知識，以稗益國家。業言論者，宜不媚強御，亦不阿民眾。”於是，大公報在復刊之日發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這篇文章提出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針。所謂“不黨”，是指“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所謂“不賣”是指“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所謂“不私”，是指“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所謂“不盲”，是指不“隨聲附和”、不“評詆激烈，昧於事實”。
“四不”方針的提出與新記大公報創辦者秉承的辦報思想分不開。張季鸞曾在1939年5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評論《抗戰與報人》中寫道：“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地說，是反統制，反干涉。”吳鼎昌也曾表示：“我們辦報是為新聞的——我們辦的這張報紙是毫無目標，如果說有目標的話那就是為新聞而新聞，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我們不是為了某種利益而辦報，更不是為了某一派別而辦報，也絕不為某一個人而辦報，我們是為了人民全體的利益而辦報。” 可見，大公報是信奉自由主義、堅持不偏不倚的立場以求生存與發展。
大公報“四不”方針所追求的新聞客觀、經濟獨立、言論公允、服務公眾的報業精神，與西方新聞界以客觀性、真實性、自由性、獨立性為特徵的新聞追求有意識共通之處，這正是今天所謂“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精神。新聞專業主義精神是美國新聞史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公共服務”信念，它相信可以從非黨派、非團體的立場客觀地報導新聞事實，從而服務於全體人民。
大公報新聞專業主義的傾向還體現在注重人才的培養和鍛鍊。《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不僅為大公報設立了專門詞條，還為英斂之、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等12位大公報人設了專門的人物詞條。近代以來，有幸作為人物詞條入選這部國家級百科全書的新聞工作者僅有108名，而大公報竟占了1/9。正是這些人才使大公報的“四不”方針在新聞實踐中得以貫徹。
“四不”方針的新聞專業主義實踐
在國家動盪不安的年代，大公報“四不”方針的新聞專業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兩點。首先表現為政治上的客觀公正報導。國共兩黨對峙時，大公報既罵過國民黨也罵過共產黨，既幫過國民黨也幫過共產黨。但它的新聞報導與評論都是基於自己民間報紙的獨立立場，至於幫了誰罵了誰那只能說是客觀上起到的作用。
大公報給國民黨幫過忙。從大革命後期幫起，“清共”和“分共”的時候幫過，攻打蘇區的時候幫過，“九一八”事變前後幫過，西安事變前後幫過，抗日戰爭時期幫過，解放戰爭開始的一段時間也幫過。一般來說，擁蔣反共就是幫國民黨的忙。但大公報也幫過共產黨的忙。大公報第一個派記者到蘇聯採訪、向中國讀者介紹建設中的蘇聯的真實情況；第一個派記者去邊區、向全國人民報導中國工農紅軍萬里長征的真實情況和邊區建設情況。對共產黨的報導，大公報始終尊重事實，採取了客觀或比較客觀的態度。它改變了公眾心目中被國民黨御用媒體歪曲了的共產黨的形象，同時幫助國統區的讀者了解了共產黨的政策和言論主張。
同時，大公報也罵過共產黨。對共產黨開罵的文章有1936年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1941的《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1945年的《質中共》、1946年的《可恥的長春之戰》等等。就國民黨方面，大公報的罵遍及從國民黨的小嘍囉到蔣介石、汪精衛等高層領袖、從經濟紊亂到政治腐敗等許多方面。因為1948年的幾篇文章，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曾點名攻擊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並罵他為共產黨的“張目”、新華社的“應聲蟲”。
從歷史表現看，大公報對共產黨、國民黨都有罵，也都有幫忙；既曾為幫了國民黨而遭到共產黨的罵，也曾因幫了共產黨而受到國民黨的罵。其實，這正是無黨無派的大公報“不黨”的表現，是大公報客觀公正報導的必然結果。正如張季鸞所說：“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
大公報“四不”方針的新聞專業主義傾向還表現為服務公眾。大公報注意貼近讀者，服務社會，熱心公益事業，曾多次為各時期的重大自然災害發起募捐。除辦報外，還組建過以報紙名字命名的劇團和籃球隊，舉行過公演和參加過全國性的比賽，把報紙上發表過的有影響的社評、通訊、漫畫作品和個人的文章集結出版，公開發行。
大公報創辦了琳琅滿目的副刊與專刊，為公眾提供了生活知識和消遣材料。大公報自復刊第一天就創設了副刊，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專業性副刊已初具規模，並均以周刊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些專業副刊的客群群非常廣泛，涵蓋了從兒童到成年人，從男性到女性，從文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到電影愛好者、戲劇愛好者、體育愛好者等等。這些副刊都具有很強的服務性。例如《家庭與婦女》，每一期上，幾乎整版都是有關婦女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小常識，如“產婦的調養法”、“婚後須知”、“如何教育子女”、“煤氣中毒之人工解救法”、“烹飪常識”以及“髮型”、“時裝”等。
評價
“四不”方針體現了大公報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與同時期的大多數報刊相比，大公報力求表現出一種客觀公正的取向。例如，在抨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政治時，能夠針對具體問題，做出客觀分析；在國難當頭，抗戰在即時，能夠冷靜分析敵我力量對比，提出較為可行的建議；在抗戰烽火正烈，全國軍民共御外敵時，能夠把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相區別，不一概而論、統統加以聲討。無論是針砭時政，抨擊權貴，還是為民請命，代民立言，大公報都以鮮明的個性體現著它“擁護國民公共之利益”的職業理想與職業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