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廟由來
在中國,孔廟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朝廷建立的,它設在國子監(太學)內,地方上則設在州學、(郡)縣學中,是官方祀孔的地方。第二類是民間建立的孔廟,廣布於全國各地,以及受我中華文化影響的日本、朝鮮、東南亞。這兩類孔廟,俗稱文廟。第三類就是孔子世家的的家廟(或可稱宗廟),是孔子後裔奉祀孔子等列祖列宗的地方。普天之下,家廟只有兩座,一座在山東曲阜,一座在浙江衢州。
家廟為什麼會在衢州?
元1115年女真族正式建立金國,十年後,金滅了遼國,並且取代了遼國對長城以北廣大地域的統治,形成了與宋王朝接壤的態勢。1125年,金國的統治者越過遼宋之界,進攻宋朝。面對金的入犯,宋徽宗急忙傳位給兒子趙桓(即宋欽宗)。欽宗接位,也沒有立即組織力量,抗擊金兵的入侵。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第二次包圍開封,並攻破開封城,剛剛接位的欽宗馬上向金主上表投降。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兵陷汴京,擄走徽宗、欽宗二帝,北宋亡。同年五年,趙構在應天(河南商丘)稱帝,為高宗,改元建炎。這是南宋的開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秋,宋高宗在揚州行宮舉行郊祀,詔遠在曲阜的孔子48代孫衍聖公孔端友等侍祀。這時金兵分三路向山東、河南、陝西進發。取道山東的一路,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
初攻下徐州,進而南下,直指揚州。宋高宗朝廷倉皇至杭州。孔端友已無法回到被金兵統治的曲阜,亦只好承受宋高宗南渡。同年九月,金兀朮分兵兩路過長江,破建康(今南京),進逼杭州。宋高宗只好攜眾往浙東逃竄,直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春金兵北撤。四月,宋高宗到達越州(今浙江紹興市),駐蹕(bì,帝王出行時開路清道,禁止通行。後來常指帝王的車駕)州治。宋高宗在越州一共住了兩年。在這段時間中,金王朝的力量逐漸北縮,南宋政權逐漸鞏固,以致形成了南宋王朝與金王朝對峙之勢。時局趨於穩定,南遷孔裔也陸續赴任了。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孔端朝赴安徽徽州黟縣,就任通城令。孔端思在杭,就任府學教授。衍聖公孔端友任郴州知州,到任患疾身亡。
孔端友死後,對孔子世家的定居問題,南宗朝廷處理是很慎重的。宋高宗對滯留在衢州的孔子世家,作出了“詔以其(孔端友)子為右承奉郎、封衍聖公”的決定,繞過了孔子世家的居留問題。第二年,又將無功名的孔瓚補為迪功郎,並令吏部授與初品官職。宋高宗這樣做,自有他的用意:首先,對留在衢州的孔子世家的正統性、連續性,再一次予以肯定;其次,對金王朝在一年前授孔端友之侄孔璠為迪功郎、封為衍聖公的舉動予以否定,以保持孔子世家的統一;第三,對孔子世家繼續留居衢州表示默認。
孔氏為什麼長居衢州?
第一,山東已在金王朝的統治之下,留守在曲阜的孔端操,已經逝世。金王朝封其子孔璠為衍聖公,在中華大地上一個孔子世家有兩個宗子,兩個衍聖公的局面從此形成。根據封建宗法制度,一個宗子只能宗領一個家族。金王朝這樣做,使中國形成了兩個孔子世家的局面。因此,在衢州的孔子世家,只能留在南宋的轄地內。
第二,南宋王朝對孔玠等南來的孔子世家的宗室成員,陸續地封了官、授了爵。再生的趙宋王朝需要南遷孔裔的支持;南遷的孔裔也忠於宋高宗。君臣之間和諧和信任的關係,已經形成。
第三,衢州,夾在東西兩路金兵進軍路線的中空地區,金兵沒有到達,離宋金交戰的戰場也比較遠,商業、航運交通、制瓷、造紙、銀鋅礦業都很發達,社會既安定又繁榮。
第四,衢州的地理條件優越,而且衢州州城,離南宋的臨時都會臨安比較近,又有水陸兩路直通。
從宋高宗到以後的四代皇帝,都遵從了宋高宗的這一旨意,直到宋理宗寶祐元年(公元1243年)才準許衢州知州孫子秀之請,撥款三十六萬緡,興建了第一座孔氏衢州家廟,以衢州州學權代孔氏衢州家廟的局面,才告結束。州官孫子秀也因建孔氏衢州家廟,而升為太常丞。
那么,為什麼宋高宗以及孝宗、光宗、寧宗的一百多年時間裡對建孔氏衢州家廟卻採取了“權宜”之策呢?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建宗廟、興社稷、辦太學等,都是國家在教化方面的大事,必須慎重對待的,就好像現代社會建大使館一樣。建孔氏衢州家廟,也同此理。南宋王朝如匆忙在臨安興太學、建宗廟社稷,必將在全國上下引起非議,會使人認為南宋王朝放棄了收復中原、迎回二帝的打算,甘願偏安於東南一隅。
孔氏家廟不同於一般的祠堂,孔氏的祠堂,是孔氏中一派一脈祀祭孔子等列祖列宗的場所,在中國有許多。孔氏家廟則是孔氏世家的宗室,代表全體孔裔祀祭孔子等列祖列宗的地方,在中國只能建一座。如果在衢州再建立孔氏家廟,其政治影響就嚴重了,它表明宋高宗拋棄了“大一統”的傳統,承認金王朝對孔子世家的分裂,又表明南宋王朝無力收復山東等大片疆域,無力使南遷的孔子後裔回歸曲阜。因此南宋王朝不會輕易地同意在衢州建孔氏家廟。但又要讓南遷在衢州的孔子世家有一個可供奉祀孔子等列祖列宗的地方,只有採取“權以州學為家廟”這個兩全之策了。由此可見,南宋王朝的良苦用心。只要南宋王朝在國人面前,不放下“收復失地、振興帝業”“一統中華”這面旗幟,以及以“正統”自居的心理,以衢州州學權為孔氏家廟的格局,必然一起保持下去。這就是建孔氏衢州家廟難的原因。
那么,廷為什麼同意為孔子世家再建衢州家廟,從而形成了一個孔子世家,兩座孔氏家廟的事實呢?
宋理宗的禮部尚書,翰林院大學士,國史實錄修撰趙汝騰應南遷孔裔之請,代表朝廷於寶祐二年二月赴衢州,參加孔氏家廟落成典禮時解釋說,奉祀孔子,是整箇中華民族的責任。國家遍建孔廟就是為了尊崇孔子之道,因此孔廟也遍及郡縣。然而已經寓居三衢的孔子世家,卻缺家廟奉祀先祖,難盡家族親情和孝道,這也是極不合“禮”的。因此建衢州孔氏家廟,是孔子子孫的責任,也是衢州郡守的任務。
既然是理所當然的事,為什麼不儘快地為南遷孔裔建家廟呢?趙汝騰說“家廟自六飛南渡”“朝命權以家廟寓學宮”。一代一代的南宋皇帝“因循”高宗皇帝之旨“歲月滋久,遂成缺典”,不敢突破先帝的遺旨,這個理由基本上是可信的。後來在至正十九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令常遇春攻取衢州。當朱元璋知道孔氏衢州家廟遭受兵火之災時,立即命守臣修葺。這時有人認為宋末建孔氏衢州家廟是不當之舉,現在再去修復家廟,更是不當。朱元璋的幕僚大儒說:“廟於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宗法長子)去(離去,離開)國以廟徙也,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從這個角度來說,孔子世家宗子舍魯而南,以廟徙之,是符合禮儀的。
末代“大成至聖先師南宗奉祀官”、孔子第七十五代裔孫孔祥楷現為衢州孔氏南宗家廟管理委員會主任。
孔廟歷史
南宗孔廟是紀念孔子而建立的。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春秋時魯國人。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歷代帝皇奉為聖明。據史載,北宋末年,宋都汴京(今河南開封)陷入金兵之手。宋高宗趙構倉促南渡,孔子第四十八代裔孫、衍聖公孔端友,負著孔子和亓(qi)官夫人(孔子夫人)的一對楷木像(據傳為孔子學生子貢所刻),離開山東曲阜南來,定居於衢州。宋高宗寶佑三年(公元1255年),敕建孔氏家廟,為南宗。孔子後裔子孫已在衢州度過了800多於春秋。衢州作為孔子後裔的第二故鄉,向有“東南闕里”、“南方聖地”之稱。
全國唯一的“一城三孔廟”所指的就是柯城。在衢州市區縣學街縣學公園內,還有一專門記載衢州“一城三孔廟”(衢州府孔廟、西安縣孔廟、南宗孔氏家廟)的“石書”。
孔氏大宗,世屬鄒魯。靖康之難,大宗南來,宋金對峙,孔裔始分南北兩宗。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高宗趙構因受金兵進犯所迫,舉朝南遷。此時在山東已被御封“衍聖公”的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孫孔端友及其部分孔氏族人,也一起攜帶了那對“孔家傳世珍寶”———孔子夫婦楷木像及畫像,隨後南渡至浙江衢州落腳。次年,高宗又御準孔端友等在衢州興建孔府孔廟,在此生息。而未隨駕南遷的,則仍留在山東曲阜。至此孔氏後裔,便形成了南北二宗。
紹興二年,孔玠襲封為衍聖公。暫時留居在衢州的孔子世家決定定居在衢州。他們多次請求在衢州建立家廟,到了紹興六年宋高宗趙構“詔權(衢州)州學為家廟”。從此時起,孔氏宗子一脈就在衢州生息。起初,家廟“時尚草創,即庠為家廟,酌田供禮,未有定數”。這年,宋高宗頒賜銅印,賜田五頃,以供族人祀祭。孔氏南遷者才逐漸安定下來。從宋高宗到以後的四代皇帝,都遵從了宋高宗的這一旨意,直到宋理宗寶祐元年(公元1243年)才準許衢州知州孫子秀之請,撥款三十六萬緡,興建了第一座孔氏衢州家廟,以衢州州學權代孔氏衢州家廟的局面,才告結束。州官孫子秀也因建孔氏衢州家廟,而升為太常丞。
到了南宋王朝末期,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蒙古滅了金王朝。按照蒙古與南宋訂立的協定,滅了金之後,南宋王朝即可收復失地、回汴京。然而,蒙古卻違了約。南宋不光沒有收復中原,反而失去更多的疆土。在衢州定居的孔子世家,再也不可能回到山東去了。宋理宗於寶祐元年(1253年),以現實的態度,準衢州知州孫子秀之請,在衢州為孔子世家,興建家廟。
元朝建立後,至孔氏五十三代孫時,元世祖欲統一孔氏二宗,讓南宗仍回歸山東。而南宗五十三代孫卻申奏朝廷,意謂已有五代祖先在衢,舍之不忍,並願將世襲之“衍聖公”封號讓於北宗孔氏族弟承襲。元世祖聞之贊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之後也”,遂準其奏。自此,南宗失其爵位,社會地位日衰,後曾一度淪為平民。直至五十九代孫時,才又被朝廷冊封為“五經博士”爵號,子孫世襲。然而因其衰落了幾個朝代,加之衢州地處浙南,乃歷代兵家爭奪要地,南宗孔廟屢遭浩劫,遠不如北宗山東曲阜孔府孔廟保存完好。故人們至今只以北宗曲阜的孔氏家族為正宗。
清末,北宗衍聖公孔令貽病卒京師,南宗五經博士孔慶儀扶櫬(chèn,棺材)歸魯,至孔德成承襲後始還衢州。百年之後的1935年1月18日,國民政府明令廢除一切封建爵位,任命孔子77代孫、“衍聖公”孔德成為奉祀官,孔德成先生現在台灣,曾任考試院院長,仍有著“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的稱號,其子孔維益是奉祀官的預定繼承人,可惜已於1989年2月26日患心臟病逝世。台灣媒體認為,將來奉祀官的職位,將由孔德成的孫子、孔子79代孫孔垂長承襲。“大成至聖先師南宗奉祀官”孔慶儀於1923年冬逝世,其子、孔子74代孫孔繁豪於1924年承襲奉祀官世職。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日寇侵占東南大地,國民政府電令浙江省政府轉移楷木聖像。奉祀官孔繁豪負像輾轉浙南龍泉、慶元,將之供奉於慶元縣大濟村聖修堂。1944年10月,孔繁豪逝世,因膝下無子,立遺囑:二房長子孔祥楷承襲“大成至聖先師南宗奉祀官”。這一年,孔祥楷虛歲8歲,這也是最後一任南宗奉祀官。末代奉祀官孔祥楷先生,曾任瀋陽黃金學院副院長,高級工程師,1993年,受衢州市人民政府之邀,南歸故里,擔任市長助理、政協副主席兼統戰部部長等職,肩負起重振家業為衢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重任。
自孔端友及今,孔子嫡裔在衢已生息繁衍了二十八代。南宋南遷在以衢州為中心的孔子後裔,經過一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了元末明初,它已經發展壯大成為人口眾多的一個群體了。但是,正如明朝弘治十八年(公元1488年)衢州知府沈傑所奏“衢州聖裔自孔洙讓爵後,衣冠禮儀猥同氓庶(鄙陋得如同普通的老百姓一樣)”。據徐映璞先生的《孔氏南宗考略》中《宋代名賢事跡考》記載,南宋152年,南宗出了26位名賢,其中,有24人為官,頗有政績,1人治學,著書立說,1人從教,是明道書院山長,從政比例高達92%以上,從教者比例不到8%,不愧為名門世家,朝廷望族。到了元代,《元代名賢事跡考》共記載了南宗孔氏名賢33人,其中為官11人,從教22人,元朝89年間,平均不到三年出一位名賢,南宗依然不愧為名門望族,但與南宋名賢相比,元代孔氏名賢從政比例明顯下降,約占33%;從教比例明顯上升,約占67%。到了明代,《明代名賢事跡考》共記載了南宗孔氏名賢37位,其中,從政者除孔彥繩復爵之後的五位五經博士官外,尚有11人,占總數比例約為30%,名賢檔次有所下降,而且,明朝276年,約每七年才出一位名賢,比南宋、元朝時略見遜色。到了清及近代,《近代名賢事跡考》記載了南宗孔氏名賢32人,其中,為官者除8位世襲五經博士和1位奉祀官外,僅有3人,從教者也只有8人,非官非教者足有16人,點總數比例50%,這個名賢檔次更低些,如把抗日戰爭中為逃避日寇奸淫擄掠而死難的孔慶荃等人列為名賢,應該說是比較勉強的。就是這樣,近代304(指清朝至民國37年)年,南過只有32位名賢,約9.5年出1人,比起南宋、元朝、明朝來,顯得格外遜色了。
建築構造
衢州孔廟曾經三遷三建,十多次修葺。現址的孔廟為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所建,位於衢州府城東隅,占地約20畝,基本上是按照山東曲阜孔廟的規模來規劃建造。建築占地面積約13900平方米,分為孔廟、孔府及後花園三部分。
整個建築群坐北朝南,平面呈縱長形,以3條軸線布局。東軸線上有孔塾、崇聖門、崇聖祠、聖澤樓等建築。中軸線上有孔廟大門、大成門、甬道、大成殿、東西廡等建築。西軸線上有五支祠、襲封祠、六代公爵祠、思魯閣等建築。西軸線稍西為世襲博士署,即孔府的奉祀官府。家廟歷經各代的多次維修,至今仍保留有宋代的建築形制和規模。
廟前設有“金聲”、“玉振”、“欞星”、“大成”四門。前左為“金聲門”,右為“玉振門”,金聲、玉振兩門之外,有“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兩塊牌坊。廟門為一座單體歇山頂建築.在石須彌座的圍牆襯托下,顯得威嚴莊重。廟門上方,懸掛著一塊由當代著名書法家沙孟海題字的“衢州孔氏家廟”額,字型蒼勁有力。正門兩邊一對石獅,顯示出聖地的尊嚴。據了解,廟門是根據明代衢州孔氏家廟圖,結合清代建築風格重新設計證。進而正中,立石結構三拱式的“欞星門”,再進為“大成門”,門之左右均為碑亭,立宋寶祐間祀部尚書、翰林學士趙汝騰撰寫的創建家廟碑等十七塊碑石,碑文均由當朝政要,社會名儒撰記。
進大成門可上佾(yì古代樂舞的行列,一行八人叫一佾)台,是祭祀孔子時歌舞的地方一座全部由青石鋪成的170個方米的佾台,緊接佾台的是孔廟的主殿大成殿,是廟內的最高建築,這是一座重檐歇山頂明代建築,殿閣雄偉、氣勢不凡。雙重飛檐中立有一塊豎匾,上書“大成殿”三字,檐下掛著“生民來有”匾額,為清代雍正皇帝砌筆。殿內一塊清代康熙皇帝撰寫的“萬世師表”原額,懸掛在正殿上方。大殿高23米,長和寬各9米。殿內正中是孔子座像,兩旁侍立著其子伯魚及孫子思像。橫樑上懸有十餘塊歷代帝皇御書匾額。殿內共有木質圓柱12根。其中最大的圓柱周長1.80米,大人伸展雙臂也難以抱全。殿前通道的東西兩側各有九間房子,叫“兩廡”,掛供奉先賢的地方。東西兩廡祀十二哲、中興祖孔仁玉以及孔傳、孔端友。
金聲門左,是家塾所在,內進為祟聖祠,祠後是聖澤樓、舊稱御節樓,祠前稍西為報功祠,祀官紳之有功於南宗者。玉振門右有五支祠、襲封祠、六代公爵祠及思魯閣等建築。思魯閣上奉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像高不足兩尺。孔子長袍大袖,亓官夫人長裙垂地,形象生動。閣下立有“先聖遺像”碑,碑高2.07米,寬0.85米。相傳為孔端友根據唐代畫家吳道子手跡摹刻的。
在家廟之西,連線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府(俗稱孔府或博士衙門)。博士府後進為內宅,與家廟大成殿齊平。
主要建築
南宗孔廟建築(除崇聖祠)是天下孔廟所沒有的。這也就是孔氏衢州家廟特色的所在。
末代“大成至聖先師南宗奉祀官”、孔子第七十五代裔孫孔祥楷現為衢州孔氏南宗家廟管理委員會主任
崇聖祠
祠祀孔子五世祖:孔子父紇梁公,祖父伯夏,第三世祖防叔公,第四祖祈義,第五世祖木金父。
功祠(又名思官祠)
祠祀有功於孔氏南宗乾。如宋代寶祐年間,為鼎建家廟,克盡全力的衢州知州孫子秀,明弘治至正德年間為孔氏南宗的復興,而盡全力的吏部郎中周木,衢州知府沈傑、清同治年間,幫助孔氏南宗辦學的浙江巡撫左宗棠等人。
五支祠
祀孔氏五支之祖。
六代公爵祠
祠祀自孔端友至孔洙六代衍聖公。
襲封祠
祠祀孔彥繩聖孔慶儀十五代翰林院五經博士。
聖澤樓
存放皇帝和朝廷給於孔裔的文墨和贈品。
思魯閣
衢州孔廟人成殿西側,有一座曲阜孔廟所沒有的建築,名曰“思魯閣”。在孔廟建立思魯閣,這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思魯”是叫南宗孔氏子孫不忘故之意,“思魯閣”正是南宗孔氏子孫為表達他們思念山東曲阜和家人而精心設計建造的。
地址變遷
孔氏衢州家廟建立以來的八百多年間,數易其址。起初,以衢州州學為家廟,之後,在菱湖之濱新建家廟;再後,重建於城南;最後,移建於城東新橋街,就是今天所見的這座家廟。
(一)權以州學為家廟:孔子世家宗室南遷衢州之後,無廟奉祀先祖。他們請南宋朝廷,鼎建家廟,奉祀孔子等列祖列宗。紹興六年宋高宗以“冀魯疆之復,曲阜之廟可修”(意思是希望山東的疆土能夠收復,那么,曲阜的家廟就可以修復)為理由“詔權以州學為家廟”。衢州州學和衢州孔氏家廟合一維持了一百多年。
(二)菱湖之濱的家廟:寶祐元年(公元1253年),宋理宗用現實的態度,以“宗子去國,廟當從焉”為理由,準衢州知州孫子秀之請,撥款三十萬緡,建孔氏家廟於衢州東北隅的菱湖之濱。宋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國史實錄修撰趙汝騰,代表朝廷,參加了這座家廟的落成典禮,並為之撰《南渡家廟》碑記。這座家廟仿宋曲阜孔氏家廟的規格,規模達二百二十五楹(yíng)計算房屋的單位,一列為一楹)。這座家廟,毀於元兵之後,現已蕩然無痕跡。
(三)城南的家廟:菱湖之濱的家廟毀於兵火後,遷建家廟於衢州城南的道貫巷南端。孔洙讓爵後,元朝不授官奉祀孔子,又不撥款修葺孔氏家廟,到元末,廟宇毀壞。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朱元璋命人修葺這座家廟。名儒胡翰為此撰記,明永樂五年,弘治初又先後進行了修葺。
(四)新橋街東端的家廟:明正德元年,朝廷以南遷的孔子後裔為孔氏南宗,授孔子五十九世孫孔彥繩為翰林院五經博士,讓他主持衢州孔氏家廟祀事。正德十五年,第二代翰林院五經博士孔承美以元時興建的家廟太淺小,又多年失修為理由,請求來衢察訪的巡按御史唐鳳儀,轉奏朝廷新建家廟。明武宗準唐鳳儀之奏,動用庫銀,在縣學舊址,新橋街東端,鼎建孔氏衢州家廟,一年後落成。
在這座家廟家廟之西,還建起了五經博士署,廟府連成了一體。從這時候開始,思魯堂改為“思魯閣”。英武殿大學士謝遷,刑部主事方豪等分別為此撰記,立碑。清康熙十三年(公元1647年),吳三桂起兵雲南,尚之信起兵廣東,耿精忠起兵福建,反清叛亂,耿忠清攻占泉州、漳州、溫州,扼浙閩贛皖的衢州,形勢驟然緊張。清政府集中滿漢各軍十萬之眾,由兵部尚書李之芳、巡撫陳秉直統率,輻集衢州城。衢州的孔氏家廟因駐軍旂而有損壞,平叛之後,清政府大事修建了這座家廟,李之芳為此撰記,陳秉直書寫後刻石立碑。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9年)均由清政府撥款修理。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衢州知府周鎬、繼任譚端東,先後提倡修建這座家廟,其中左營守備劉龍標,捐助了較多的資金後,又從深山購來十株大木(今大成殿內的大柱就是),以資修建。衢州家廟因這次修建,移思魯閣於大成殿的西北隅;將大成殿殿基增高五尺;楹柱易木為石;崇聖祠以下全部修新。經三年的修建改建,孔氏衢州家廟為之一新。
清道光初修建而存留於今的孔氏家廟,南北縱深百米,東西開闊百米,占地約一公頃。在家廟的東西兩側,分別騎街立“德侔天地”“道貫古今”石牌樓。由家廟沿街向東100米處,立康熙諭碑:“文官下轎,武官下馬”。封建社會文武官員至此,必須下馬步行,去拜謁孔子。因此這一帶叫“止馬灣”。
楷木聖像
在衢州孔氏家廟思魯閣正殿前神龕內安放的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是孔府最珍貴的祖傳瑰寶,歷代都正視之為國寶。
相傳這對楷木像為孔子的孫子—子思雕刻,也有說是孔子的弟子端木子貢所刻。雖說法不一,但從雕刻風格來看,系漢以前的文物不疑。孔子生前有弟子3000之眾,去世後,其弟子們悲痛十已,在孔子的墳前守墓三年,才依依不捨,揮招惜別。唯有子貢仍不忍離去,在孔子墓前搭起茅屋,繼續守了三年。楷木像為子貢所刻說:相傳這期聞,他常常回憶老師生前的言行容貌,就砍來楷木,心迫手摹,終於雕成了孔子和亓官夫人像。這對楷木像高不滿2尺,孔子長袍大油,手捧朝笛;亓官夫大長裙垂地,形象主動。孔子死後第二年,魯哀公將孔子生前居室立為廟堂,當初僅有“茅屋三間”,孔子夫婦楷木像雕成後就供奉在這裡,條件也很簡單。據民間傳說,當年衍聖公孔端友背負兩尊祖宗聖像,率家人南渡,船行至鎮江碼頭,大家又餓又累,便上岸稍作休整。這時突然遇到金兵來襲,眼見楷木聖像將被金兵擄劫,大家正在焦急萬分,束手無策之時,突然颳起一陣狂風,一個巨浪打來,把船隻掀翻。金兵見此情景,以為船上的人大都被巨浪捲走,便回馬收兵而去。正當孔端友急命家人打撈楷木像時,只見河面上,有三位神人踏著樣雲,擁著楷木像,向岸邊靠近。孔端友和家人立即擁上去,把聖像小心護上岸,並在岸邊向神靈焚香禱謝。這時,裊裊的香菸中出現“魯阜出神”四字,原來是孔子故鄉的山神救護聖像,才免遭金兵掠奪的劫難。南宋之初,孔端友及家人被高宗皇帝賜居衢州,為了感謝故鄉山神的功績,便在衢州建立了“柯陽首廟”,即“三神廟”。
宋理宗寶枯三年,朝廷命建衢州孔氏家廟,因在長江以南,稱為南宗(曲阜家廟稱北宗)。從此楷木雕像在南宗孔廟風經整整27代,保存了860多年。然而,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卻一直珍藏在衢州孔氏家廟中,並且仍然經歷著一次又一次的劫難。就以孔氏家廟來說,因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或戰火兵禍,就先後遷建過三次,每次遷建都經受著被劫或被毀的險境;但最後終究被完好地保護下來。所以,在孔氏家族後代子孫的心目中,孔子楷木像就象是孔先聖的化身,是至高無上的神,有著極高的神威和神力。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寇二次攻陷衢州,入侵衢州的日寇頭目,聽說衢州孔氏家廟珍藏著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企圖劫取這一稀世珍寶。當時的國民政府曾電致浙江省政府,今南宗奉祀官孔繁榮,恭護聖像移駐龍泉。後又今移駐更偏僻的慶元山區,以防聖像落入敵手。孔繁榮力掩敵耳目,確保聖像不出意外,密訪能工巧匠仿製了一對贗品,攜帶避至龍泉、慶元,而將真像密藏在衢州深山區。侵衢日軍未能掠得孔子楷木像,大為惱火,便縱火燒毀孔廟藏書樓,大成殿成了日軍營房,思魯閣成為地們的養馬圍,所有紅漆柱子被馬咬得傷跡斑斑。廟內400多件珍器不見,隨同衢州鐘樓的大鐘一起被日寇劫運而去。衢州孔廟又一次受到人為的浩劫。抗戰勝利後,楷木真像重新珍藏在思魯閣中。同時贗品燒毀,以免日後魚目混珠,真偽難分。1946年,國民政府對倖存的建築作了修建,舉行了一次祭孔活動,並任命年僅8歲的第75代嫡長孫孔祥楷為“大成至聖先師南宗奉祀官”。目前孔子最後一代受世襲長孫,國內唯南宗孔祥楷一人了。
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在南宗家廟度過860多年後,曾於1960年國慶11周年時被借給北宗曲阜孔氏家廟落腳。現在衢州孔氏家廟思魯閣神龕中的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是北宗奉送的複製品。
先聖像碑
“思魯閣”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二層樓房,現闢為孔氏家廟陳列室。閣內除存放著稀世珍寶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外,閣下豎有目前南孔最有價值的“鎮廟之寶”——先聖遺像碑。這座碑是動亂中的倖存品。碑的正而刻有“先聖遺像”,系唐代著名畫家吳道子的名作,真跡由孔子48代孫孔端友隨駕南渡時從曲阜帶來,並為孔端友刻為石碑。碑的背而是“詔建衢州孔氏家廟”示意圖。先聖遺像碑高2.07米、寬0.851米,碑記上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16個人字。孔子到像有真人那么高人,“衣冠佩劍,有溫而厲,威而不錳,恭而安之。”為了幫助人們能夠直觀地丁解孔子,思魯閣內還新塑了一尊孔子像,供人們瞻仰。
祭祀內容
孔端友隨宋高宗南渡寓衢州,至元朝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的一百五十多年時間裡,共延續了六代衍聖公。可見,在整個南宋期間,南宋皇帝是以衢州為曲阜的。紹興年間,朝廷為衢州家廟鑄制了銅印,頒定了祭奠孔子的儀式。宋朝之後的若干年裡,衢州孔氏家廟也受到過皇室的關注。元代規定每個春秋二祭。明代規定了祭器、祭品和樂器的名目數量,並重新頒布了祭奠儀式,擴大了祀祭活動的規模。清代頒布製造祭器、樂器式樣、規格,並確定了祀祭樂章。正如南宋趙汝騰所言:“夫子與太極合德,故其祀遍於天下,此非其子孫所得而私也。然遍廟郡國,缺廟於家,此其子孫之責,亦郡刺史之任。”正因為如此,歷代的衢州州官、府官,也是把保護、建設衢州孔氏家廟作為自己的應盡之責的。他們請皇命、捐俸祿,組織力量,一次次地修葺家廟,一次次參加祭奠孔子的活動。實際上,衢州的官員是把衢州孔氏家廟作為官廟來看待的。也正因為這樣,衢州孔氏家廟的命運和曲阜孔氏家廟不同,而和曲阜的孔廟相類似,即包含著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體現著封建統治者尊孔崇儒、以儒家思想治國的傳統。在南方,衢州孔氏家廟則責無旁貸地成了封建統治者推崇孔子思想的物化象徵。這是衢州孔氏家廟的作用之一。
曲阜的家廟是孔子嫡裔長孫祭祖的專祠,也就是孔氏宗子一支的祠堂。孔氏是一繁衍旺盛的姓氏,每一支、甚至每一小支都有自己的近代祖宗。故而每一支、每一地的孔氏都有自己祭祖的祠堂。然而,他們只能稱為祠堂。唯獨孔子的嫡裔長孫一支方可稱為家廟。在曲阜孔廟演變為官廟之後,在其東面的家廟隨即設立。這座家廟才是曲阜的孔氏長房長孫祭祖的地方。孔端友南遷衢州之後,衢州的孔氏家廟建立。在整個南渡時期,曲阜的孔氏家廟已失去意義。只有到元代孔洙把衍聖公的爵位讓給曲阜的族弟孔治之後,曲阜的家廟才又成了名義上的孔子嫡裔長孫的專祠,而作為實際存在的孔子嫡裔長孫——衢州孔氏——依然保留著只有大宗方可設立的家廟。曲阜的孔氏家廟只有一個用處,就是用作孔氏家族祭祖的場所。而衢州的家廟卻同時承擔著兩個任務,一是前面說的官方祭孔場所的官廟;二是孔氏祭祖的專祠。
衢州孔氏家廟作為祭孔的場所,它設有曲阜孔廟裡面的部分建築,如欞星門、大成門、大成殿、兩廡、佾台等。衢州孔氏家廟作為嫡長孫的專祠,它還設立了用於家族之內必須設祭的一些建築。崇聖祠,祀孔子的五代先祖;思魯閣,閣上供奉孔子夫婦楷木像,閣下立孔子遺像碑,以祀孔子;五支祠,祀孔子家族五房之祖;六代公爵祠,祀南渡的自孔端友至孔洙六代衍聖公;襲封祠,祀自明代的孔彥繩至清末的孔慶儀十五代翰林院五經博士;聖澤樓,存放皇帝和官方給孔子嫡裔的文墨和贈品;報功祠,祀歷朝歷代有功於衢州孔氏的興旺發展和家廟建設的官員,如宋寶祐年間新建家廟的衢州知州孫子秀,明弘治正德年間為衢州孔氏復興、新建家廟而盡力的吏部郎中周木和衢州知州沈傑等。其中尤為突出的建築是曲阜孔廟、家廟均不可能有的思魯閣。思魯閣在宋寶祐年間所建的孔氏家廟中即已而有之,不過那時是稱之為堂的:“後為堂曰思魯,俾之合族講學,且以志不忘闕里之舊也”。
孔洙於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襲封為衍聖公,他任衍聖公後十二年的1253年,在知州孫子秀的主持下,開始建築孔氏家廟。第二年廟成。孔洙是以曲阜城東北的洙水為名的,字思魯,號存齋。從他的名、字、號中我們不難體會他對曲阜故里的懷念。如果說他的前幾輩衍聖公還和南宋皇帝一樣心存回歸故里之念的話,到了他這一代,回歸之望怕是已徹底破滅了。他的父輩也只好用給孔洙取故鄉之水為名了,表達思念故鄉又有家難歸的心思了。孔洙是南渡的末代衍聖公。南宋末年,他曾先後出任衢州通判、吉州通判、平江通判、信州通判,宋亡之後,即家閒居。據《元史類編》記載:“世祖既平宋,議所立,或言寓衢者為大宗。召洙至,欲封之,使歸魯,洙以先世廟墓在衢州,不忍舍,固讓其爵於在魯者。且以母老乞南還。世祖嘉之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授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以便奉母。”此事發生在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可見,最遲從孔洙的父親孔萬春起,衢州孔氏已下決心寓居衢州,只是用字、名及思魯堂(後改為思魯閣)來表達對孔氏故鄉曲阜的懷念了。
從衢州孔氏家廟的建置來看,它不便沿襲了曲阜家廟的慣例,供奉孔子夫婦、孔鯉、孔伋及中興祖孔仁玉,同時也供奉了南渡至衢州的六代衍聖公和歷代五經博士,並一直保留著思魯閣,還懸掛起“東南闕里”“泗浙同源”等匾額,表達了強烈的思鄉之情。可見,它的內容遠比曲阜的孔氏家廟豐富。
由此可見,衢州孔廟同時具有官廟和家廟兩種身份。它從內容上涵蓋了曲阜的孔廟的家廟,它的官廟身份雖然比不上曲阜孔廟顯赫、榮耀,顯得遜色,但它的家廟身份卻遠遠超過了曲阜的孔氏家廟。
孔洙讓爵
南宋和金的長期割據和對峙,導致中國的長期分裂,也使得孔子裔孫南北隔離。這種同時並存兩個宗子、兩個衍聖公的分裂局面,長達150多年,但是積澱在中華民族深層的“大中華”“大一統”的思想,必然會促使分裂的中國,重新歸於統一。
元世祖完成統一大業之後,發現了關於孔子世家的兩個情況:其一,東平宣撫使姚樞起奏曰:“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壟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襲爵”;其二,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六月,元兵攻下衢州時,發現衍聖公孔子五十三世孫孔洙仍然健在。為了維護中國的禮儀和傳統,為了“大一統”的帝國昌盛,經過數年的調查和思考,元世祖明確了“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世孔端友子玠寓衢。……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一月,元世祖為統一孔子世家,下詔“江南衍聖公入覲,命歸曲阜襲封。”這項決定完全符合中國的封建宗法制度,有利於孔裔分離歸於統一。但是,在榮譽和利祿到來的時刻,江南衍聖公孔洙卻懷著仁義的信念,以衢州有家廟,有五代先祖的陵墓以及年邁的老母為由,請求朝廷讓他回歸衢州,率已經南遷在江南的眾多族人,繼續在衢州奉祀孔子等列祖列宗,懇請皇上將衍聖公爵位賜予曲阜的族弟孔治。元世祖同意了孔洙的請求,封孔洙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江學校事”,並且給他“護持陵廟的璽書”,對孔洙讓爵的高尚品格,元世祖十分感慨地讚頌說:“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
元世祖的決策,造成了南遷的孔子後裔具有兩重身份:一是仍然和過去一樣,具有一整套的宗族組織系統,讓了爵位的孔洙及其嫡長子孫,持有元世祖簽發的“護持陵廟的璽書”,仍然是這個特殊人群的首領。這個特殊人群,仍然以衢州家廟為祭祀場所,進行著正常的禮儀活動。因此,南北兩部分孔子後裔,雖然在元世祖的促使下互相認同了,但是孔子世家在實質上,仍然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曲阜,一部分在衢州。
從孔洙讓爵之後,南宗的正統地位被廢除。元朝統治者為了避免孔氏南北兩宗日後相互嫌隙而生爭執,更不允許南宗背忘孔洙讓爵之風,制訂了《整治孔氏弟子違犯家規》的典章,修訂了《孔氏南宗家規》,立有“遵制典”“端教源”“示勸懲”“防冒姓”“嚴詭寄”“守祀田”“責報本”等條款,“行令在衢子孫永遵制典,恪守祖風,有違者以不忠不孝論。置之重典,永有敘錄。”如此種種,格外嚴厲。這樣,南宗的政治經濟地位一落千丈,宗室逐漸衰敗。他們的衣冠禮儀如同平民;祭田須納課稅,家廟無力維修;族人難入仕途,只能沉浮於書院山長和儒學教諭之中。據《衢州東隅老執結為孔彥繩實系南宗嫡宗孫乞分豁祭田糧額事》記載,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因有民人王希達隨母改嫁來家(南宗家廟),相依住過,冒投同籍,本人為事累及,前田抄沒入官,改科重糧壹佰貳拾陸石零,以致子孫辦理納艱難,歲租不敷……”這種日見困苦的歲月,南宗世家經歷了六代200餘年。孔彥繩尚且如此,其他南宗孔裔更趨窮困潦倒,還有能力培養人才嗎?這樣,應該說,孔洙讓爵是南宗中衰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