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儋州話，屬漢藏語系漢語粵語方言系統。分布地域為除儋州市東南角和幾個小鎮外的大部分地區，昌江縣北部沿海的南羅、海尾一帶和縣城石碌鎮西緣的一小部分地區，白沙縣北部與儋州市交界的村落，以及東方、樂東、瓊中、三亞的個別村落。
梁大同年間（公元535年－544年），世居高涼郡（今廣東陽江）的冼夫人領兵出征海南，冼夫人及其軍隊的官兵可說是把粵語帶入了海南島。當年的粵語發展成今天的儋州話和邁話。
當年瓊島建置珠崖儋耳二郡時，粵語曾遍布兩大郡的大部分區域內，但珠崖地域的粵語被後來的海南話所吞食，這也就是粵語方言系統為什麼今日主要集聚在儋州一帶的主因。
儋州話後來受漢語影響，從中又分出“文人書面語”和“農人口頭語”兩種語音。儋州話有個有趣的現象，在數字讀音中，其他數字只有一個讀音，惟獨“4”有5種讀音，這5種讀音不能隨意混用，但是居民運用起來，涇渭分明，沒有半點混亂。
次方言
儋州話有北岸音、水南音、晝家音、山上音、新英音、海頭音、五湖音之各區方言。
歸屬
儋州話，乃唐代改儋州時形成，研究認為中國流行的地方漢語方言當中，儋州話最接近古漢語，可以說與古漢語相通。這個觀點是台灣著名教授丁邦新通過儋州光村旅台人員王先生的發音研究結果，於1979年參加法國巴黎舉行的第十二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討論會時提出來。華南師範大學梁猷剛教授在《廣東省海南島漢語方言的分類》一文中指出：“粵語系統的儋州話，是本島漢語方言中僅次於瓊文話的一種方言”。
關於儋州話的形成，修編於明代的《儋州志》這樣記載：“儋州人來自舊高州、梧州兩府，儋州話保留著粵語的一些特點，但也滲透海南各地方言的一些共同特點”。
查考歷史，儋州的土著居民為黎族，漢族早期移民為符、黎二姓；五季之末，羊、杜、曹、陳、張、王、許、謝、黃、吳、趙、唐十二姓相繼遷儋，或以仕隱，或以戍謫，或以逃難。五季之末，為梁唐晉漢周期間。早期移民，土著講俚話，十四姓漢人，從譜諜所載，多從福建莆田、晉江、泉州等地遷儋，按說應講閩南話，被地方統一接受的語言尚未形成。到梁大同中，冼太夫人平定儋州，梁陳隋三代，儋州地區的大小官吏，均由冼太夫人的夫君馮寶從高州、梧州兩府調來，他們帶來的粵語體系，經過和本地流行語言的結合，到唐代時形成了儋州話。
由於這種語言由為官為吏傳開，非常講究字音和聲調，最大的特點是保留古代入聲調，如十、葉、急、濕、協、別、烈、結、節、地、北、冊、鑿、責、駁等字，字音口語均讀入聲。入聲的三組塞音韻：雙唇塞音（如甲、答、合、入、習），舌尖塞音（如：殺、達、八、缺、血），喉塞音（如：黑、落、刻、藥）較為整齊地與-m、-n、-ng三組鼻言韻相對應。我利用《新編古漢語字典》查找儋州山歌中部分無法用現代漢語文字表達的方言，就找出了三百多字。
儋州話還有一個大特點，就是字音和口語讀法不同，字音就是儋州人經常說的字眼。如：山—口語講dan，字音讀san；靜—口語講xiang，字音是jing，傳統的字音，就帶有古音色彩，可以準確審辯字的平仄，對習作格律詩詞或楹聯較為容易，儋州老幼皆識吟詩唱對，得益這種字音。儋州話還經常出現一字讀多音，按不同對象進行語言替換，如“四”字，按次序讀“1、2、3、4”里的“4”時，讀diang（生），也可以讀Dei（死），而讀“四五六”、“七七四十九”之類排列的“四”字，讀作“生”，但在五湖四海、四通八達、四平八穩的語中的“四”，又只能讀di（式）；而一句語中出現兩個“四”字，如四六二十四，第一個四讀式，第二個四讀生；對人的輩份稱呼如四女、四儂、四哥、四叔，只有讀chuong（長）；對單個數字稱呼，如四日、四人，又改讀二雙日、二雙人；但碰四十之類雙數詞，只能讀生拾，不可讀二雙拾。古代漢語，本義是一詞多形，而字音古今演變；音同音近，互相假借；轉義繁複，一詞多義多音，形音義連為一體。儋州話與此理論一個樣。
在中和、王五、長坡及那大老市區流行的軍話，屬漢語北方官語系統。《儋州志》認定其與南省官話正音相同，乃五代前士大夫以軍戍儋，遂相傳習，故名“軍話”。日本漢語方言家橋本也“構想這是一種官話方言”。有的網友提出軍話讀音像南寧話，是否當時戍儋軍人多從南寧一帶來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軍話決不是四川話，發音差距很遠。北宋蘇東坡之所以能夠溝通，因他多年在朝為官，通曉北方與南方的官話音是可以理解的。客家話是從潮州（老客）、嘉應州和恩平、開平（新客）傳來的
。臨高話亦稱翁貝語，丁邦新教授認為與“侗台語有親屬關係”。白話為粵方言，高州地區居民避亂到儋而傳。黎話是黎民族語言，苗話是苗民族語言，講黎話、苗話的民族同胞，基本都會講海南話。
發音舉例
方言，作為一方之言，是有其獨特之處的。它是中國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載者，是中國民間思想最樸素的形式，也是含義最豐富最深刻的語態。方言的產生，在原始社會多半是由於集體遷徙的結果。一個部落中的一部分人遷移到另一個地方，和原來部落失去聯繫，他們的語言也就逐漸發生變化。
比如：國語的“菜”和儋州話“彩”，還有手錶中的“表”，儋州話叫“鰾”~~~~~~多是同字母，但是不同音，不同之處也有。比如：國語的“手”，儋州話叫作“斗”還有“鞋”，儋州話叫作“害”~~~~~~
影響
儋州調聲，優美的曲調，有時候走著走著，不由自主地哼哼起來……筆者所哼的調聲，是最為純樸，最為原始的那些儋州曲調，並非現在什麼政府演唱會這些不入流爛貨。可以這么說，現在的儋州調聲，極品很少很少，爛貨多，主要原因還是，儋州政府文化局養了一群飯桶，正經事情不會幹，就只會打著頌揚儋州文化的幌子，儘是生產一些極品爛貨，污染環境。比如國土局集體調的《為了國家更富強》、稅務局的《國稅之歌》、《廉潔奉公》、《儋州無處不》、《儋州好儋州美》、《祖國花開百樣紅》……包括最近牛玉乾唱的所謂經典之作《瓊州西部儋州好》、《古稱儋耳是儋州》等等。這些山歌，曲調上，不算差，有些鏇律挺優美，但在造詞上，不堪入耳，扭扭捏捏。
其實，在中國這環境，作為政府，以歌頌為主鏇律有它的制度背景，根本沒有心情去憤世嫉俗這些。但是，近年來，以儋州調聲為主鏇律，在宣傳手法上，略顯愚蠢和粗糙。儋州話與國語，是存在很大差別，常說“儋州話多搬比”，儋州話有其深刻的底蘊，然而，目前很多調聲曲調，是用國語的書面語言作為儋州調聲曲詞，儋州話稱這些為“書字眼”，唱起來，總讓人感覺扭扭捏捏、渾身不舒服起疙瘩，出盡爛貨。而這些爛貨的泛濫，起因還是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因此，前面說政府文化局養了一群飯桶，一點也不過分。當然，不僅僅是政府組織編排的這些調聲，事實上很多非政府組織的新編調聲曲調，在作曲上，也和文化局一樣，飯桶一桌。
或許有人會質問，儋州調聲詞曲，過多的書面語言難道不好嗎?這不是與時俱進的表現嗎?
如果這樣做才是與時俱進，那么還是建議搞一些英語調聲、法語調聲等，更能突顯咱們與時俱進，事實上政府曾經有這樣乾過。其實，採用書面語言與否，與與時俱進根本沒有任何關係，效果甚反。
首先，從宣傳角度考慮。儋州調聲詞曲採用過多書面語編寫，儋州話唱，這一點從宣傳效果上，不但得不到很好效果，反而令人起疙瘩，用儋州話說是“新耳穴”。因此，新版的這些書面語儋州調聲，很多儋州調聲民眾不喜歡，會唱的不多，出現了民間一套與政府一套的局面。民間的調聲朗朗上口，曲調優美，過耳不忘，基本上每個人都會哼哼幾段，而政府為主鏇律的調聲，放著調聲影碟，男女在上面擺手擺腳，扭扭捏捏，詞曲不知所云。當然，也不是所有的政府為主鏇律的調聲都這樣書面語，比如《夢見儋州花映紅》就很優美，但主要還是曲詞上，根植儋州本土特色語言，而不是採用書面語。
退一步來講，即便是採用書面語儋州調聲為了向外面宣傳，筆者認為，沒有效果。試想，一個不會儋州話的人，聽了儋州調聲後他會分辨書面語與鄉土語言嗎?能體會到鄉土語言特色與非鄉土語言特色的韻味嗎?因此，如果非要以儋州調聲作為一個載體搞外面宣傳，根本就不需要採用所謂的書面語詞曲，如果非要這么做，那倒不如直接用中文、國語調聲更好。
其次，從藝術角度考慮。如果儋州調聲是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那么我們就必須得遵循它最為純樸最為本質的那部分非物質文化特色，從曲調創造上，要根植與儋州鄉土的語言、人文環境，這也是最為值錢的地方。遺憾的是很多人沒有這個意識，在調聲曲調上，書面語連篇，這本身已經脫離了儋州鄉土語言的特色，脫離了儋州語言、文化的某些韻味。能創作出老百姓過耳不忘的經典之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其實，儋州戲也如此，比如唐寶山演的《打工妹》，丈夫叫妻子做“老婆”，老婆叫丈夫做“老公”。事實上，儋州一般家庭很少有這樣叫法，老婆叫丈夫一般直接叫名或者叫“老”，很少叫“老公”，除非是說國語家庭。
說到非物質文化遺憾，可能有人感冒，拿趙本山二人轉來說事。東北二人轉都轉全中國，儋州調聲為什麼不能調全中國，書面語不是為了發揚儋州調聲嗎?其實上，並非這樣。會說儋州話的人就能感受到儋州話語言的那種獨特韻味，但改了書面語或國語之類，韻味就變了，那不叫儋州調聲了。但還是有點遺憾的是，由於語言的限制，儋州調聲、儋州戲不可能像趙本山的二人轉那樣要走出去，現在不可能，將來也不可能。
其三，經濟角度上考慮。從經濟角度考慮，那就更不用說了，搞這些亂七八糟的調聲節目，政府在文化方面的預算開支上，或許某些部門惠及一些，某些部門有點事情乾，比如文化局。但是，從整體來看，還是一個勞民傷財的過程。既然沒有藝術價值和宣傳效果，為什麼還要屢次勞民傷財搞這些活動呢?筆者建議要么要么扭正策劃、創作思維，要么只提倡不參與。
脫離鄉土特色，在儋州，本土老百姓不喜歡不提倡聽起來起疙瘩;在外面，沒有人會說儋州話，不知所云。儋州政府及一些人，就是搞這套，兩邊不討好，另起爐火，勞民傷財搞出垃圾一大堆。台下放影碟，台上幾個男男女女勾手，扭扭捏捏，罵他們蠢一點都不為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