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溯源
來源打雞血來源：雞血療法流行於1967年的一種保健術。前後歷時大約10個月左右。各地流行（從大都市北京到窮鄉僻壤的西雙版納）的起訖和流行的具體時間、長度略有不同。方法是抽取小公雞（也有說4斤以上重的純種白色“來航雞”最好）的雞血幾十到100毫升，注射進人體，每周一次。
相關傳說據傳，這是1965年流行於某省“上層社會”一種的時髦。其“緣起”是，某國民黨“中將”軍醫被我公安機關抓獲判了死刑，行刑前獻出這個“秘方”以求自保。稱，其療效可以強身健體，延年益壽，治癒百病；在台灣的蔣介石就靠雞血活著。不但當地行政首長依法辦理，還有一幫效仿的下屬。文革中該首長被批鬥，在催逼追問下坦白了打雞血的事情。於是被當作“延年益壽，搶班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深揭狠批，並印上傳單，廣為流傳。造成了打雞血的大流行。
據考，雞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靜脈注射）里，液體蛋白進入人體所引起的免疫反應，對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療效。一些人有進補後的感覺，渾身燥熱，臉色紅潤。在醫學、醫藥條件相對低下的當時，可能具有某種類似替代性作用。但它的療效和適用範圍，顯然被極端誇大了（一種誇張說法稱它對半身不遂、腦中風、婦科病、陰道瘙癢、不孕症、牛皮癬、腳氣、脫肛、痔瘡、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療和預防的作用）。而且由於雞感染的疾病較多，雞血的質量情況也不明確，帶來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有人注射後病亡的案例）。雞血療法本身的科學性沒有得到理論和臨床的證實，使用它的除了個別正規醫院外，多是城市的街道診所、縣鄉醫院。高潮時候還需要排隊注射。
一時間竟造成了小公雞因緊俏而漲價，在低工資、高就業、物價穩定的當時，成為極罕見的現象。據稱，被抽過血的公雞瘦骨嶙峋，烹飪、食用時沒有香味。
文革激發的非理性認知模式，使中國老百姓在作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面前，產生認同感、親和感。打雞血的流行便顯得順理成章了。大量非正常死亡、流血，使人們意識到生命的脆弱、易逝，因此特別重視肉體生命的保全。只是藉助於西洋注射器械，又有了些“洋為中用”的科學色彩、現代意味，似乎愈發增加了可信度；在從眾心理的驅使下，一哄而起、應和者特別地多。1980年代，相聲演員姜昆曾創作《紅茶菌和打雞血》對其進行諷刺，其師傅馬季的相聲《一陣風》中也曾塑造過打雞血崇拜者“趙全信”的形象。
1959年5月26日上午8點，上海永安棉紡三廠(次年8月轉為上海無線電三廠)，一個叫俞昌時的醫生，在依約而來的病人眼前，給自己打了一針鮮雞血。五年後，他回憶這次“當眾表演”時說，“不到三小時，就感覺奇餓，中午吃了八兩飯”。
醫生的親身示範消釋了病人們的疑慮。從下午1時開始，四十多人讓俞注射了雞血，奇蹟立刻顯現：“頻頻咳嗽者，注後五分鐘即愈；喘息數月不能睡者，當晚即睡得極甜；胃痛者即止；癤腫大者即消”。
這已經不是俞第一次打雞血。在過去幾年裡，堅信“雞血療法”對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時已經暗自搞了一些實驗，而“大躍進”的到來，更讓他覺得有了“攻關”的動力。只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看似不可思議的“雞血療法”，竟然會伴隨著狂熱歲月的激情，得以四處蔓延，並最終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於安徽南陵的俞昌時，有一份紅彤彤的革命簡歷。19歲時，在上海醫科大學讀書的他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年半後轉為中共黨員。“五卅運動”期間，他活躍在上海總工會。1926年底，回南陵創立中共南陵特支並擔任書記，在南(陵)蕪(湖)一帶領導農民運動，還曾在武昌被捕入獄。
據俞昌時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衛生工作的他，偶然從雞肛門量了量雞的體溫，竟在42℃以上，又測了好多隻，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斷，雞的“常溫如此之高，當然是其神經中樞的調節作用，和血液的發熱機能特別高的原故”。在中醫傳統文獻里，有很多內服或塗敷雞血以治病的記載。俞冒出一個大膽的猜想：如果把雞血注射進人體呢？
1950年代初，中國各地學習、推行蘇聯的“組織療法”，把人體的某些組織，如皮膚、肝、腦、胎盤等作為注射液，或將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雞血也是一種組織，可能有同樣作用。”俞昌時決定先在自己身上試試看。他從一隻公雞的身上抽了1.5cc血，注射進左臂三角肌，結果“一點也沒有感覺——不痛，不癢，不脹”。其後一兩天內，他覺得精神舒適、食慾增加，三四天后“發現奇蹟”，腳癬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時痊癒了。
“於是，我就大膽地再打了幾次，又打到別人身上。”俞的試驗對象，包括自己經常腹痛的15歲的女兒，一個大腿發炎的農民，一個患陰道癌的婦女，“都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很好的療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迎接新的更偉大的勝利”的社論，肯定195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4月1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說：“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計畫，是一個繼續大躍進的計畫。”在這場報告中，周恩來強調，“……計畫規模是宏偉的，任務是艱巨的。但是，決不能說，我們的潛力已經挖完了，計畫指標再不能夠超過了。在生產和建設中，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俞昌時的機會來了，藉著大搞“技術革命”的東風，1959年6月，已經進入上海永安棉紡三廠的他開始在職工中試驗，“一個月多的時間內，打了三百多病例，都只打了一二針，最多的五六針，就發生了許多的奇效和顯著療效”。
靜安區衛生局調查證實，俞的確用“雞血療法”治過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資料分析：對月經過多、胃潰瘍、偏頭痛等主覺症狀有改善者達65%”，但同時也指出，“其中有36%發生高熱、尋麻疹、淋巴結腫大等反應”。據此，衛生局認為需要進一步實踐，經過時任區委書記李梅生同意，組成包括俞在內的研究小組，設定實驗室。
後來風卷中國的“雞血療法”，便肇始於此時。被納入研究小組的俞昌時激情滿懷，準備大幹一場。
試驗
研究實驗研究小組首先進行動物實驗，“初步印象”是，鮮雞血有血清反應，但比馬血清弱。半年之後，“就在有搶救休克準備的條件下開始了臨床套用”。到1962年為止，共治療1320多人。
上海市衛生局的調查報告顯示，根據兩年多試驗積累的688個病例分析，近期內療效較好的是：月經過多，有效率達97.8%；其次是消化系統潰瘍，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後食慾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轉等。但是不良反應也較嚴重。打過4針以上雞血的980例病人中，發生反應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雞血治療後第五至七天發生反應，包括畏寒、發熱、腹瀉、淋巴結腫大、蕁麻疹、局部紅腫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數為發熱反應。反應程度與注射劑量成正比。而且，還出現了6例休克反應。病人注射雞血後，立即發生胸悶、氣愈、頭暈、眼花、四肢無力、面色蒼白、兩眼球結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況。但報告特彆強調，“經急救恢復”。
由於鮮雞血過敏性血清反應嚴重，靜安區衛生局與上海生物化學製藥廠協作，將鮮雞血製成脫敏雞血粉，“經試用觀察，未見任何反應”。於是，在1962年下半年開始，該局就停止使用鮮雞血，改用雞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試用15000多人次，均無反應，“並具有一定近期療效”。
俞昌時十分不滿，認為是個別專家“誇大反應”，否定療效，使雞血的研究機構工作停頓。而制雞血粉，“不僅大大失去療效，且仍有反應，而且製造繁複，成本高昂，正與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據俞自述，從1959年搞雞血起，他堅持每隔一兩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時每天注射，毫無不良反應。“我是拿它當最好的營養品來滋補身體。長期套用下去，可以達到‘有病可以治癒，無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還童”。他還讓愛人以及一些老友試用，“都獲得了很好療效”。
據他統計，自己5年來親身注射雞血的療效至少有24種，膽石症、絲蟲病、腳腫、心臟病、老花、腹瀉、睪丸硬化、凍瘡、褥瘡、脫皮、脫髮等病痊癒，而且精神健康樂觀，視力增進，抵抗力強，面色紅潤，不怕冷，性慾旺，睡眠佳，大便暢，無任何病痛。
上海衛生局後來的調查報告稱，不願和研究小組繼續合作的俞昌時，讓病人到他家中治療。打著“技術革命”的旗號，俞昌時聽不進任何勸阻。“陳中偉斷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麼，我也會做，雞血療法才是真正超國際水平的”。
報告稱，俞還向全國各地印發大量誇大療效的宣傳材料。據不完全統計，有二十七個省、市(縣)的醫療單位或個人收到了俞的宣傳資料，鮮雞血療法被說成“能治六十幾種痼疾的鮮丹神藥”。在俞散發的材料中，一是標榜“雞血療法”“國際領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揚有很多“老幹部”私下使用。在他印製於1964年8月的《雞血療法》一書中，輯錄了一百多個病例，其宣傳方式與現今充斥電視和報刊的各類神奇“秘方”幾乎如出一轍。在信息閉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幹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說具有很強的蠱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國各地流傳很廣，影響很大，有的民眾抱著雞求醫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衛生部門也紛紛來信或者派人來滬了解求治，情況相當混亂”。 上海衛生局後來的調查報告說。
堅持打了幾年雞血後，俞昌時“老是感到我的力氣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總想試試一拳頭打通牆壁那樣的猛勁。……又有些同事們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到，如果真的話，我想也可能是經常打雞血的原因——由於雄雞好鬥！”
1964年，一肚子怨氣的俞昌時開始爆發。他在一份材料中訴說自己的委屈：雞血療法創立五年來，日夜操勞，每晨五時左右即起身，養雞養兔、掃清潔，夜間給病人注血，給自己和愛人注血，又給兔子靜脈注血。又經常跑老遠給病家注血，寫雞血材料，和各地搞雞血的同志們通信及往來聯繫。自己的糧食不夠吃，還勉強支持供應雞飼料，所有用品和飼料，都是自己貼錢。
“當此，黨中央號召全國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運動的大學之年、大比之年和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時節，我要把隱忍5年偷研雞血的痛苦心情和實際情況，向黨和政府申訴出來，要求黨和政府中心領導，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協作共同研究，為創造祖國新醫藥學派而共同奮鬥。”他在這一年5月寫道。
12月12日，俞昌時給衛生部寫信，要求：早日組織中央雞血研究會，調他到京做“高深的雞血療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國各高級醫療院校組織雞血療法研究組，研究並臨床套用。而同一天，俞還寫了一封致“中央科學院郭院長並轉諸位首長和同志們”的信，要求其組織人員，調查研究後大力支持並倡導“雞血療法”。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衛生局召開了專家座談會，堅持認為：鮮雞血是有異性蛋白過敏性血清反應存在，不安全，“目前雖未發生死亡事故，但如繼續套用下去，意外事故勢所難免，特別鮮雞血治療對象均為慢性病，該病本身無多大危險性，而治療卻冒著危險更值得考慮。”半月後，衛生局寫了《關於雞血療法的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呈送衛生部，稱將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給病人注射鮮雞血試驗的行為。
7月23日，衛生部下發了《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衛生局調查報告的看法和處理意見，通知強調，“今後，應禁止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病人治病，以免發生過敏危險。民眾要求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予治療者，應加以勸阻。對於民眾中流行的各種傳說，應進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釋。”“僅以對婦科月經過多的療效，可以達到100%，這難道不是對人類的貢獻？”在俞的自述中，“雞血療法”當時也得到了“醫務界許多正直而前進的人士”一致“公認”。尤其在中醫界，一些有名望的中醫，認為它是祖國醫學的固有遺產，應發揚光大，作為創造我國新醫藥學派的重要項目之一。
而且，俞昌時並不滿足於肌肉注射雞血，而是“現已成功地發展到對人作靜脈注射”，雖然尚在縝密試用中，“但望其前途，將是對人類更大貢獻的發展方向”。
對於衛生部的禁令，俞當然不服氣。
10月5日，《武漢晚報》“科學與衛生”版上刊載了一篇署名“紅光”的文章，題目為”鮮雞血注射真能醫治百病嗎？”副題為“鮮雞血注射非但不是萬靈藥而且危險性很大”。 俞昌時對這篇文章進行了反駁。
“老實說，我當醫生這些年來，還是第一次聽過這個方法”。針對紅光的第一句話，俞反駁說：這句話看來很容易誤會，以為紅光同志的思想中一切未聽說過的新事物，都是要不得的，那么毛主席最近的“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指示，紅光同志難道沒有學過？
而紅光文中所說請教老醫生、查資料，俞反駁說：最近黨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並且希望也讓別人來趕趕我們。我們醫藥衛生界也更應該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圖書館查資料，找老中醫而不去民間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實踐，甚至還禁止別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義+舊框框+洋框框=保守主義思想嗎，還怎么能突破常規，有所前進呢？
對於紅光提出要尊重“科學依據”，俞認為，和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一樣，科學依據是不斷發展的，“祖國醫學，絕大部分還不是沒有科學根據嗎，如果處處要宣傳科學根據，那樣你就當不成醫生了。”
“醫務界一般說安全第一，療效第二，藥理上看，反應超過5%就不能臨床套用”。對於紅光文中重申的這一常識，俞反駁說，“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也不能一概而論，也是舊框框，根據辯證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醫理論內經上說，服藥不發生反應的話，那病也不會好。很多針灸老醫生說，有暈針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療效很好，反應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發生。還是推薦臨床。”他甚至舉例說，如果對史達林的評價是功大於過，說他是對革命有貢獻的領袖，那么，如果有利於大多數人的事業，即使有些人犧牲也應該做，“對醫藥衛生事業也應該作如是觀”。
俞昌時還憂心忡忡地說，如果強迫禁止，“打雞血”將有可能轉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事實證明，俞的憂慮並非多餘。
月之久，與文革最瘋狂的時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熱之間的神秘呼應，至今仍是一個難以索解的懸謎。”
一個網名叫“金師爺”的北京市民回憶，1971前前後，到西雙版納插隊兩年的他獲得了第一次回家探親的權利，回家後第一天的凌晨，就被雞叫給驚醒，“全國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怎么北京人竟敢私自養雞隻？”聽父親介紹後，他才知道是為了治病救人。當時一個廣泛流傳的秘方是，白色、一點雜毛都沒、叫聲好聽、體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雞可治百病。“因為我在西雙版納生產建設兵團當衛生員，所以街坊四鄰聽說我回京後就請我給他們打雞血。”“金師爺”說，起初他還猶豫不決，怎么能將雞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專門到宣武醫院了解情況，看見注射室門前排成長龍，人人懷抱公雞等待注射，“這就增強了我為人們打雞血的信心”。
“金師爺”先為鄰居郭大爺打了雞血，回到西雙版納後，“前後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還回憶，除了打雞血外，他還用過當時流行的土法子，將一些中藥蒸煮過濾後，“直接扎進病人屁股”。而不良反應，“怎么可能沒有？那個時候，人們一是膽大，第二確實缺醫少藥”。
餘音
直到2004年，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教授出版的《一萬封信》里，還收錄了一封“騙子”來信，此人向她推薦攻克愛滋病的良方：“俞昌時大夫發展為肌肉注射，我改為穴位注射，在雞心臟採血，每次采50，間隔一天再采，雞不會死。”
1990年代，學者桑曄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會”中開始流傳“打雞血治百病”的謠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軍統中將醫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換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雞血。到一九六六年春，這“秘方”，秋風掃落葉一般，“接著，全中國的小公雞遭了殃”。後來，許多人提到“打雞血”一詞的來源，都引自這篇文章。
桑曄寫此文的由頭，是三本宣揚特異功能的氣功大師的書，其中一本附著錄音磁帶，據說那磁帶已被大師“注功”，氣已轉換成磁；買回家塞進錄音機一放，磁又轉換成氣，治癌，沒癌治雜症和消滅“隱生癌細胞”。這篇題為《國人夢已醒？》文章發表於1992年4月。文末，桑曄說，“我想已經說得夠多了；只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國人夢已醒’之後，醒了就練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可別真像那壞笑話所言：有人問上帝為什麼要造一個中央大國，上帝說：‘為的是在我寂寞時看看他們在玩兒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