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海上絲綢之路比陸上絲綢之路歷史更悠久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海上航線之一，中國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自古便成為國際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交通大動脈。廣西少數民族先民的足跡遠渡重洋，最遠到達了美洲大陸，比哥倫布宣布發現美洲早了2500多年。海上絲綢之路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形成主因是因為中國東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內部往來不易，因此自古許多人便積極向海上發展，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兩條主線路，南海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東海起航線始自周王朝建立之初，比起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更為悠久。
重要貿易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僅運輸絲綢，而且也運輸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貨物，和香料、藥材、寶石等進口貨物。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起點是福建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在陸上絲綢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絲綢之路。它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動脈。自漢朝開始，中國與馬來半島就已有接觸，尤其是唐代之後，來往更加密切，作為往來的途徑，最方便的當然是航海，而中西貿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這就是我們稱為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是絲綢，所以大家都把這條連線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的出口漸漸成為主要貨物，因此，人們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還由於輸入的商品歷來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稱作“海上香料之路”。
絲綢之路是當時對中國與西方所有來往通道的統稱，實際上並不是只有一條路。除了陸上交通以外，還有一條經過海路到達西方的路線，這就是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當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國內運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於是海上絲綢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巔峰。鄭和之後的明清兩代，由於實施海禁政策，中國的航海業開始衰敗，這條曾為東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貢獻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消亡了。
發展史
海上絲綢之路秦代：海路西探，到達東南亞諸國，並且到達印度。
兩漢：最早、最詳細記載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的是著名的《漢書・地理志》。西漢初年，漢武帝平南越後，即派使者沿著百越民間開闢的航線遠航南海和印度洋，經過東南亞，橫越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的東南部，抵達錫蘭（今斯里蘭卡）後返航。漢武帝時期開闢的航線，標誌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端。
三國：三國時代，東吳雄踞江東，竭力發展經濟，開創造船業，訓練水師，以水軍立國，並派遣航海使者開發疆土，與外通好。東吳時期因為同曹魏、劉蜀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積極發展水軍，船艦的設計與製造有有了很大的進步。
孫吳武裝船隊出海百餘艘，隨行將士萬餘人，北上遼東、高句麗（今朝鮮），南下夷州（今台灣）和東南亞今越南、柬甫寨等國，吳國滅亡時，有戰船、商船等5000多艘。據有學者考證，當時孫吳造船業已發明了原始水密隔艙。孫吳發達的造船業對後世出海遠航造成了更為有利便捷的條件，由於航海術的提高，三國孫吳多次派使者出海遠航，成為開拓性的壯舉。東吳黃武四年（225年）扶南國王范旃遣使來吳國，歷時四年，在229年到達東吳，獻琉璃。孫權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國。黃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吳國首都建業（今南京）。法顯陸上西行，海上歸國，由印度多摩利底經獅子國、耶婆提、到山東牢山。
魏.晉.南朝：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時期。在這一時期，廣州已成為計算海程的起點。通過廣州來中國經商的國家和地區大為增加．有15個之多。
隋.唐.五代：與中國通商的國家：赤土、丹丹（今馬來西亞吉蘭丹）、盤盤、真臘、婆利等。中唐之後，西北絲綢之路阻塞，華北地區經濟衰弱，華南地區經濟日益發展，海上交通開始興盛[3]。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獅子國、丹丹、盤盤、三佛齊。
航路：由泉州或廣州啟航，經過海南島、環王國（今越南境內）、門毒國、古笪國、龍牙門、羅越國、室利佛逝、訶陵國、固羅國、哥谷羅國、勝鄧國、婆露國、獅子國、南天竺、婆羅門國、新度河、提羅盧和國、烏拉國、大食國、末羅國、三蘭國。同時，唐代即有唐人移民海外。其中，2001年韓國林氏到泉州惠安彭城尋根謁祖更傳為佳話，唐林氏始祖渡海韓國繁衍至今120萬人。
宋代：據中國古典文獻記載，在宋元符年間（1098年-1100年），中國海船已經用羅針導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羅針導航；當時掌管船隻航行方向的舟師都備有秘密的海道針經，詳細列出從廣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針路。宋朝先後在廣州、杭州、寧波、泉州、膠州、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蘇州、溫州、江陰、海鹽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中後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之一、東方第一大港。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理、蒲哩魯、遏根陀國、斯伽里野、木蘭皮等總計五十八個國。 出現了《嶺外代答》、《諸蕃志》，記載與中國通商國家情況的專著。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由於連年對外征戰和失敗，因而先後進行了四次海禁。第一次“海禁”發生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年初。第一次海禁從公元1292年到1294止。第二次海禁1303至1308年止。第三次海禁從1311年到1314年止。第四次海禁從1320年到1322年結束。1322年復置泉州、慶元（寧波）、廣州市舶提舉司，之後不再禁海。中國大航海家汪大淵，由泉州港出海航海遠至埃及，著有《島夷志略》一書，記錄所到百國。
明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為了抵制蕃貨，“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銷泉州、明州、廣州三個市舶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為由，禁瀕海民私通諸國。洪武二十三年（1390），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一律禁止民間買賣及使用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發布命令禁止下海通番。
鄭和下西洋，《明會典》記錄了130個朝貢國，其中海上東南夷有62國。
清代：清廷入關之後，清廷為了禁止和截斷東南沿海的抗清勢力與據守台灣鄭成功鄭經的聯繫，以鞏固新朝的殖民統治，曾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布禁海令；並於順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頒布“遷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
1683年清軍攻占台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時日本的德川幕府為了防止中國產品對日本的衝擊，對與清廷的貿易也採取嚴格的限制。因此，此時的海外貿易與明末相比，已經大為衰弱。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一開始是四口通商，到後來只有廣州開放對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壟斷其進出貿易。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完全阻礙了清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使清國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為後來清國百年積弱落後埋下伏筆。當時西洋的科技發展蓬勃，漸漸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為首的伊斯蘭世界和以清國為首的東方世界。
東海航線
海上絲綢之路航線東海起航線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鮮傳授田蠶織作技術。箕子於是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走水路抵達朝鮮。這樣，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通過黃海最先傳到了朝鮮。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國時，齊、燕、趙等國人民為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和隨身養蠶技術不斷泛海赴朝，更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
漢代
據日本古史記載，西漢哀帝年間（公元前6年），中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已傳到日本。公元三世紀，中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隋代，中國的鏤空版印花技術再次傳到了日本。隋唐時期，日本使節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他們在浙江台州獲得青色綾，帶回日本作樣板，仿製彩色錦、綾、夾纈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國唐代的名稱，如：絞纈、臘纈、羅、綢、綾、羽等。
唐代
唐代，江浙出產的絲綢直接從海上運往日本，絲織品已開始由禮物轉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當時日本的首都，可以說是中國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倉院則是貯藏官府文物的場所。此後，正倉院已逐漸成為日本保存中國唐代絲織品的寶庫，其中的很多絲織品即使在大陸也很難見到，諸如彩色印花錦緞、獅子唐草奏樂紋錦、蓮花大紋錦、狩獵紋錦、鹿唐草紋錦、蓮花紋錦等，還有不少中國工匠當時在日本製作的、兼具唐代風格與日本民族特色的絲織品。
宋代
海上絲綢之路商船殘骸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國絲綢被運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寧波、泉州、廣州、上海、澉浦、溫州、杭州設定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龍緞、蘇杭五色緞、花宣緞、雜色絹、丹山錦、水綾絲布等。明代則是日本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時期，這一時期日本從中國輸入的生絲、絹、緞、金錦等不計其數。
清代
清初（1644年），統治者擔心國內人民出海與明末抗清志士勾結，於是採取海禁政策，後由於國內外的強烈反對而陸續開放。此時，日本仍繼續大量進口中國生絲。1633~1672年間，日本每年進口的中國絲仍在20萬斤以上，這是由於日本人民服用絲綢十分普遍，而當時的日本國戰亂連連、蠶業衰退，國內生產的生絲數量銳減、品質不良的緣故。此時還有山東、陝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從事海上貿易活動，遠航至日本等國，以中國的綢綾等換取椒、檀、銅、藤等貨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國政府為了換取日本出產的銅，允許中日官方往來，進行絲綢貿易。此後，中國的絲綢更源源不斷地被運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同時，積極引進中國的桑種、蠶種和先進技術，並於1868年前後確立了振興蠶絲業的基本國策，積極學習歐洲的蠶絲實驗科學，訂立獎勵專利政策，興辦科教機構，蠶絲業從此欣欣向榮。
南海航線
南海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之一。在陸上絲綢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絲綢之路。
先秦時期
先秦南和越國時期嶺南地區海上交往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嶺南先民已經利用獨木舟在近海活動。距今5000～3000年期間，東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陽平原，已經形成以陶瓷為紐帶的貿易交往圈，並通過水路將其影響擴大到沿海和海外島嶼。通過對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銅鼓和銅鉞的分布區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
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根據出土遺物以及結合古文獻的研究表明，南越國已能製造25～30噸的木樓船，並與海外有了相當的交往。南越國的輸出品主要是：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輸入品正如古文獻所列舉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
漢代時期
隨著漢代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絲織品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乳香（薰爐）和家內奴僕（托燈俑）乃以往輸入品中所未見。由於兩漢版圖擴張到今東南亞的部分地區，政府加強了海上絲綢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聞“置左右候官，在縣南七里,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也出現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商業城市，例如番禺、徐聞、合浦（今合浦附近）、龍編（今越南河內）、廣信（今梧州）、布山（今貴港）和桂林（今桂林）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嶺南與內地的水路和陸路交通也由此顯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南北朝時期
孫吳政權黃武五年（226年）置廣州（郡治今廣州市），加強了南方海上貿易。有史料可稽，東晉時期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對外貿易涉及達十五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諸國，而且西到印度和歐洲的大秦。經營方式一是中國政府派使團出訪，一是外國政府遣使來中國朝貢。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輸入品有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銀寶器、犀象、吉貝（棉布）、斑布、金剛石、琉璃、珠璣、檳榔、兜鑾等。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易的發展，致使對外貿易收入成為南朝各政權的財政依賴。
明清發展史
海禁主因
海上絲綢之路古代中國不論政治還是經濟，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帝國廣褻的土地與豐富的物產造成一種完全自足的農業經濟，加上自古以來儒家思想重農抑商，因此，海外貿易對統治者並沒有實際需要和吸引力。宋元時代之所以主動發展海洋，很大程度是因為宋朝武弱，歲貢需要以及後期偏安對海外營收的依賴，而元是外來民族建立的政權。
因此，在宋元一段非常文化多元主義大航海貿易時代結束之後，從明代開始，以理學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儒學建立霸權地位。理學的意識形態體系也使官方對商業產生極大的戒備心理，對海內外的貨物的流動採取否定，直接促使明朝廷放棄立國以前十分發達的官商貿易，而為了防範民間商業對正統意識形態的衝擊，也變本加厲地限制私商貿易活動。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於明代迴光返照。
海禁在明清兩代是基本國策，幾次有限度開禁是無奈被動的權宜之策，是丟車保帥的妥協，通過開放控制某一兩港口來化解因海禁形成的全局性走私貿易猖獗，有限度開放是為了更好貫徹實行全國性的海禁。
鄭和下西洋
雖然明朝永樂年間有鄭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壯舉，從表面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雲帆蔽日”，浩浩蕩蕩，但從實質上看，卻是“孤帆遠影”，它的後面沒有也不許跟隨民間海商的船隊，船隊七下西洋期間，“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厲行；造船出海、市番貨、用番貨，一律繩之重法，官方組織的畸形的海外擴張空洞而難以為繼，所有的努力和輝煌在歷史中曇花一現。鄭和下西洋，明廷意不在海外貿易，而在於恢復異邦他國對中華帝國的官方朝貢關係，以示“懷柔”。鄭和之下西洋與之前海上絲綢之路性質完全不同，船隊遠航並不是為了通商，而為在外族面前顯示中華帝國的威嚴，所以船隊每次都“厚往薄來”，把大量財物奉送海外王公貴族，爭取他們對中華帝國的尊重和承認。慷慨激昂的車駕郎中劉大夏，憤然將航海資料全部燒毀。他有許多正義的理由：遠航勞民傷財，幾十萬錢糧幾萬人的生命，換回來的是帝王的奢侈品，奇珍異寶於國家何益？[10]。
鄭和遠航並不是始創性探險，他的航路上已走過無數中外海舶。鄭和遠航也不是海上絲綢之路貿易高峰的開始，而是高峰的結束。另一條西歐人開創的新型海上貿易之路將在不久取代它，民間的貿易訴求和朝廷的禁令將使中國被動消極參與，然後在禁海和開禁中夢魘中輪迴。
私商貿易
由於實行海禁，因此民間海外貿易只能被迫轉型為走私性質的私商貿易。由於宋元時代的官方大港如泉州廣州等港城受官府嚴格控制，走私只能在沿海小港口進行。因為官府控制不力，加上地方商軍官三者為了牟利形成一定的聯合勢力，使私商貿易有足夠的生存空間成長土壤，走/私像野草般逆勢生長形成規模。從貿易範圍來看，私商的地區性貿易對象，北部以山東地區為重點，東部以江浙地區為重點，南部以廣東地區為重點，對外通商對象包括日本和歐洲殖民勢力。私商之所以能夠獲得大量利潤，主要是因為他們所處地理位置正好介於農、工、商業發達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和東西洋海上勢力之間。
這時期，儘管宋元的市舶官商制度已經為民間私營商業所替代，但民間商業的海上開拓力量已經大大下降。在宋元時期，泉州等中國海商能夠主動出擊，勢力波及歐亞非洲沿海，而明清時期活躍於海上的商盜沒有國家政治和軍事支持只能被動地應戰，利用來自東西洋的日本和歐洲海上勢力與中國朝廷之間的空間缺環來展開貿易活動。
面對沿海商民依託地理優勢進行頻繁的走私活動，明朝政府試圖通過掌握某些港口來控制化解其他走私港口的非法貿易，其中的漳州月港便在官府有限度的幾次開禁張弛中興起做大，成為東南沿海第一大私商大港。
倭寇之亂
明朝時期的日本1477年至1583年處於“戰國時代”，封建主之間連年戰爭不斷，為了支持戰爭的開支或彌補戰爭中的財力不足，另一方面，一些破產的人民為了求生紛紛到海外掠奪財富，而中國成為他們掠奪的主要目標。從日本來的倭寇自十五世紀即已相當強悍，到十六世紀更因為明朝的抵抗不力而長驅直入，威脅中國沿海。但掩蓋在倭寇之亂中的真相是，倭寇有兩種，一種是真的日本倭寇，但更大的一種倭寇是東南沿海商民。在海禁及重農抑商政策的壓力下的中國東南沿海的商人在無法開展合法的商業貿易情況下，只能依靠走私和“海盜”行為來組織貨源和交易。有時，兩股勢力會合流一起對抗明朝政府，嘉靖年間衝擊泉州沿海城鄉地區的“倭寇之亂”的一部分便是當地沿海商民。後來明朝政府發現：開放私商貿易時，海盜的數量即下降，大量人口轉入私商；當海禁嚴厲時，海盜數量就大幅度上升。所謂“私商”與“海盜”的界線並不明顯，其差別只不過是名義上的，他們可以隨朝廷政策的變化而改頭換面，因此，這也成了後來明朝隆慶開海，開放月港的重要原由。
月港時代
1567年明政府被動開海，自漳州月港發舶東西洋，月港的海上走私貿易在嚴格的限制中合法化。每年約150艘中國帆船從這裡領“引票”放洋。“引票”註明海商姓名籍貫、販洋去處（禁往日本）、往返時間。朝廷用意除了稅收管理外，開海實際上是有限度的，一是限定發舶地；二是限定每年發舶數量；三是限定過番時間；四是限定海船式樣與軍器裝備：嚴禁打造遠洋雙桅大船，嚴禁在商船上裝置火炮。從開海政策上看，明朝政府對海上貿易和擴張的態度始終是否定消極的。南洋華商網路
月港時代也是東南亞近現代華商網路和華僑社區形成的階段。雖然唐宋時期就有很多商人船員等中國人移民南洋，包括百年來走私經商的移民，但經過明朝不停禁海剿海開海，早期那些移民不是凋零殆盡便已徹底本土化。月港時代，大帆船不停往來於中國與菲律賓之間，貿易不斷。西班牙從墨西哥運到菲律賓的白銀經由中國海商源源不斷地流向中國，而中國商品、移民則流向菲律賓。華商網路和華商社會開始形成。官方禁航日本無效，日本實行“朱印船”制度後，月港時代的中國海商全盤代理了日本的海外貿易並很快掌控菲律賓與中國、日本間的大帆船貿易。西洋航線中的印支馬來半島的航運貿易也掌握在華商手裡，巴達維亞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挑戰華商網路失敗之後也曾想與華商謀求貿易與航運上的合作。但很快，在西方人發現華商和背後母國大陸是矛盾衝突的關係後，華商將很快付出血的代價。
這些華商都是無政治軍事組織的經濟性移民，原本就是沖禁出洋的商人，已被明朝政府視為棄民。面對大航海後軍事商業高度合一的西方殖民勢力，沒有政治軍事武裝政治組織與理念的中國海商是沒有競爭力的，他們每次做大就會遭到西方殖民政府的清洗屠殺。海外每隔二三十年一輪的屠殺駭人聽聞，家鄉政府不聞不問視為罪有應得。但華商一旦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又無法見容於中國內陸政權，面臨的將是雙面剿殺。只有後來一個時期是例外：鄭氏時代。
著名的海盜李旦於16世紀末本於菲律賓經商，因與西班牙統治者不合轉至日本九州島定居，後藉由日本海盜集團幫助，籌組武裝船隊專事中日走私貿易並成為當地華僑領袖，成為東亞海域重要的海上勢力。
鄭芝龍原是李旦手下，在李旦死後兼併繼承其大部分產業，一躍成為東亞海域舉足輕重的人物。自立門戶後，鄭芝龍離開了急速滑向“鎖國時代”的日本，來到台灣建立新的根據地，不僅建立了一支實力強大的私人海軍，而且效仿明朝在台灣設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規模的割據政權。鄭芝龍海上勢力的快速擴張引起明朝統治者的恐懼，但是多次派兵追剿均告失敗。明政府無力剿滅鄭芝龍便轉而招安，企圖利用他與荷蘭人在台灣和海上貿易的矛盾與之抗衡，同時利用鄭來鎮壓其他海盜[2]。
鄭芝龍接受招撫，明朝內陸政治軍事力量被迫與民間海商海盜勢力結合，而中國海商們則第一次擺脫大陸朝廷的追剿，完成集團化集權化過程，以一個具有政治組織軍事武裝的重商主義力量，重出外洋挑戰西方的勢力。
1633年的料羅灣海戰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鄭芝龍在鄭和船隊退出南中國海200年後，重建了中國的海上霸權，並成為東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強權，海氛平靖，商舶出入都懸掛著鄭氏的令旗，荷蘭人也開始向他納稅。
海外華商及移民第一次得到民族政治軍事實體的支持，可以與西方人在東南亞海上展開對等的競爭。
但好景不長，不多久改朝換代，大明王朝轟然倒地。1646年，一度扛起反清復明大旗的鄭芝龍最終降清，只有其子鄭成功以水軍之利占據泉州的金門廈門兩個海島苦守抗清。
圍海遷界
自1647年1月在小金門起兵抗清後，鄭成功轉戰浙閩粵等東南沿海，在北伐南京失敗後，鄭軍元氣大傷且面臨軍糧不足的問題；為了解決大軍的後勤給養問題，鄭成功決定收復由荷蘭殖民者侵占的台灣島，以台灣為基地開拓生存空間。為切斷鄭軍與內地的聯繫和物資供應，早至1654年，清廷便厲行海禁遷界令，俗稱“辛丑播遷”，早在1647年，廣東已先行海禁。鄭軍清廷爭奪沿海地區，使海禁實際上無法全面執行，直到南京之役鄭軍敗走，1660年才進行正式的遷界，勒令閩浙粵等沿海居民分別內遷30里到50里，盡燒沿海民居、船隻片板不得下海，村社田宅被毀無數，沿界築牆戍卒，百姓顛沛流離。禁海使桅桿林立的港灣空空蕩蕩，遷界使千裏海岸無復人煙。
1661年，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後鼓勵軍民墾荒，大力招徠失地貧困的閩粵沿海百姓移民墾殖台灣。在中國近千年的東南海外移民歷史上，拓殖台灣是唯一一次在政治組織、軍事武裝實體支持下的民間海外擴張活動，其直接成果是，台灣與東南亞其他華人移民區不同，它徹底併入華夏文明的政治文化體系內，後來成為中國領有主權的地區。
台灣成為鄭氏海上中國參與東南亞海上競逐的基地，但他們將重新面對雙重壓力：大陸的征討與西方的擴張。鄭成功的構想是以台灣為基地，以領海統治領土，建立一個覆蓋整個東南亞各華人移民區的中華海上王國。收復台灣只是第一步，下一個征討目標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賓，可惜英年早逝。其子鄭經利用清廷三藩之亂空隙出兵福建，占領廈門又再次失去，這次西征使鄭氏海上勢力受損巨大，以後只能求自保。
1683年，清康熙帝在前鄭成功部將後投清的施琅再三請求下，乘台灣鄭成功之子鄭經病卒、鄭經其子鄭克爽年幼初立和台灣本土出現內訌之際，成功收復台灣，幫滿清政府解決了一個心頭大患。清廷並不想要台灣這塊地方。康熙說：“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清廷對台灣棄留猶豫不決，施琅上書力爭，最後從守土的角度說服康熙皇帝設一府三縣：’台灣是大陸江浙閩粵四省門戶，“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
清廷收復台灣後，遷界復還了，海禁復開了，但後者是被動的應對之策，是應付那些糾纏不休請求通商貿易的西方人，而且只允許一種方式：走廣州道，這是為了保證能讓那些外夷儘量遠離中國經濟腹地和中國的海岸，而廣州已是中國最南的大港，丟車保帥，有限度開放廣州仍然是為了更好的實行全國性的海禁政策。此時，和明朝海禁時期的情況差不多，走私一直在各港口存在著。乾隆年間，正式確認只留下廣州海關，允許西方人通過廣州進行通商貿易直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
一口通商後，民間商舶則又可以藉機開始在嚴格的限令下出海了，但船大只能在雙桅500石以下，火炮則不得超過兩位。民間私自出海販洋，嚴格仍屬非法。出洋的中國海商又成為“背叛帝國的移民”。
文明興衰
後海上絲綢之路時代，從明朝伊始的海禁政策導致了民間貿易外拓訴求力量和中央朝廷政策的衝突矛盾，在世界進入海權的時代，明清兩朝的海禁導致中國退出海洋競爭，直到鴉片戰爭後國門被外夷強行打開。鴉片戰爭只不過是幾百年海禁的結果，早晚之事。“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稱霸海上才能稱霸世界”這番道理，中國皇帝或許要到幾百年後，從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可悲教訓中獲得。海禁是個歷史錯誤，但絕非偶然，它根植於“中華帝國”的政治理念與體制本身。面對世界海洋的競爭，中國的內陸皇朝與民間海商力量相互抵消，是中國的災難，西方的機會。自15世紀葡萄牙船隊到來起，一撥又一撥西方列強的船隊沿著海上航線東來，一步步靠近中國海岸，從試探到有實力發動戰爭，不過300年，而這300年間，西方不斷壯大，而中國消極對待海洋不斷積弱落後。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做大了的西方紅毛夷、佛朗機們凶焰甚熾，清廷只能被迫割地讓權。又過了100年，大規模的“倭寇”終於進犯，中國再次瀕臨滅亡的邊緣。
至於宋元海上絲綢之路重要另一端，阿拉伯世界，他們在蒙古浩劫之後迅速復興，建立了三大穆斯林帝國（莫臥兒帝國、薩菲帝國、奧斯曼帝國），再次覆蓋了從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廣袤大陸。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滅亡東羅馬帝國，將東方擴張推向最後的高峰，也更進一步促使葡西兩國加速探尋通往東方的新航道。15世紀下半葉，鄭和遠航停止的同一世紀，葡萄牙艦隊繞過好望角來到印度洋，輕鬆擊潰了無武裝的阿拉伯穆斯林船隊，取代穆斯林們控制了西亞南亞貿易網。接著來到亞洲海域，中國正在海禁，南海一片權力真空，葡萄牙人迅速以海權優勢制定規則建立新的海上秩序。
阿拉伯的統治者們在這之前一樣不重視海洋，從未想過對它加以利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是東西航海與貿易的樞紐，莫臥爾帝國被征服後同樣不予理會，面對葡萄牙人的挑戰，巴哈杜爾的蘇丹說：“海戰是商人之事，無關國王尊嚴。”此後，三大穆斯林帝國先後出現停滯與腐敗，退出了海洋競爭。
東西消長，大國興衰，一切都決定於那200年，1450到1650年，東方退守內陸，西方向海洋擴張
申辦世遺
海上絲綢之路輸送的陶瓷器皿2008年7月世界遺產中心向世界遺產委員會第32屆會議提交審議中國與中亞國家的絲綢之路申遺概念檔案。鑒於絲綢之路線路漫長、涉及國家眾多，應分段申報世界遺產，首先由中國和中亞國家聯合推進絲綢之路沙漠之路申報世界遺產。“絲綢之路”中的“沙漠之路”於2010年申報世遺，中國與中亞五國聯合跨國申報，中國初步確定48處遺產點。
2011年10月，北海、廣州、泉州、揚州、寧波、蓬萊等6個城市代表達成一致意向，將“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聯手向聯合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社會評價
所謂“海上絲綢之路”是相對陸上絲綢之路而言的，作為古代中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早在中國秦漢時代就已經出現，到宋元時期達到鼎盛，宋元時期東西方世界格局的變化，航海技術的突破和空前經濟貿易訴求使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中國的絲綢、陶瓷、香料、茶葉等物由東南沿海港口出發，經中國南海、波斯灣、紅海，運往阿拉伯世界及亞非其他國家，而香料、毛織品、象牙等等物產則從海外帶到中國。人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所進行的活動內容也非常廣博，包括航線的拓展，航海技術的交流演進，外來僑民的流動，官方使節的往來，宗教、音樂藝術的傳播，異域物種的擴散等等。
元朝時馬可波羅由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又由海上絲綢之路的泉州港返回義大利，他的遊記深刻影響了中世紀還在蒙昧時代歐洲對東方的嚮往。海上絲綢之路對西歐大航海和地理大發現產生了直接促進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自明朝海禁後就走到了盡頭。從海絲的興衰史中，我們能看到中國古代航海事業的傑出成就，也能看到其與國家興衰榮辱相伴的經驗教訓。
從海上絲綢之路的演變上，我們可以以史明鑑，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貿易對大國和文明興衰的深刻影響，也可以看出商業力量是如何推動國家政策的變化，以及國家和民間商業力量如何合力應對國際間的競爭，這些對當前國家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啟發上尤其有當代意義。
主要作用
絲綢之路不是具體的一條路，而是後世對中國與西亞、中亞、西方所有來往通道的統稱。最重要的兩條是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唐中期前，對外主通道是陸上絲綢之路，之後由於戰亂及經濟重心轉移等原因，海上絲綢之路取代陸路成為中外貿易交流主通道，在宋元時期是範圍覆蓋大半個地球的人類歷史活動和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的重要載體。海上絲綢之路的雛形在漢代便已存在，目前已知有關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史載來自《漢書·地理志》，當時中國就與南海諸國就已有接觸，而有遺蹟實物出土表明中外交流或更早於漢代。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仍是絲綢，所以後世把這條連線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出口漸成為主要貨物，因此又稱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由於輸入商品歷來主要是香料，因此也可稱作“海上香料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是約定俗成的統稱。
海上絲綢之路涵蓋了中國的港口史、造船史、航海史、海外貿易史、移民史、宗教史、國家關係史、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等諸多具體內容[4]。“絲綢之路”一名是德國地貌學地質學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原指中西陸上通道，因為主要貿易是絲綢，故名。此名出現後，學術界又延伸出海上絲綢之路。最早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是法國漢學家沙畹。中外很多學者都對海上絲綢之路做了很多研究。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說法源自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1年海絲綜合考察中對泉州保存的眾多豐富多元的海絲歷史文化遺存及其在海絲高潮期歷史作用的肯定，是象徵性的榮譽認定，而非學術概念。學術上用‘起點’易起分歧，實際上要用“某時期的主港”來準確描述。海上絲綢之路是由當時東西洋間國際主港，支線港餵給港，中轉港，補給港等分工緊密組成的洲際貿易網，在高潮期中國沿海很多港口都是其組成部分，分擔相應功能，當時貨物產品由內地匯聚到海岸線上的各大小渡口港口，然後再集中到泉州、廣州等主港裝上大船再運往海外。
海絲概念雖已被學術界廣泛接受，但還沒對之進行權威性斷代界定，範疇容易被寬泛化，大部分學者都傾向於斷代於明初，之後的中西方間貿易應該用新的名稱以區別前後性質內涵的不同。
官方研究機構：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相關博物館：中國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南海一號（廣東陽江），中國航海博物館（上海）。
航海技術
據中國古典文獻記載，在宋、元符年間（1098年-1100年），中國海船已經用羅針導航，到了明代海船普遍用羅針導航；當時掌管船隻航行方向的舟師都備有秘密的海道針經，詳細列出從廣州或泉州往返西洋各地的針路。貿易對象
朝鮮、日本、琉球位於今中南半島上的國家東南亞沿岸島嶼南洋阿拉伯人歐洲各地，因為此海上絲路多隻到阿拉伯，因此其他到歐陸的物品須經由阿拉伯人轉運。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 說明 | 按照《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規定，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預備名單》是申報世界遺產的先決條件，至少每10年修訂一次。最新一版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於2012年11月17日正式公布，共有45項不同類型的文化遺產被國家文物局列入。 |
| 文物類 | 陰山岩刻|瘦西湖|鼓浪嶼|花山岩畫|哈尼梯田|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京杭大運河|靈渠|白鶴梁|蜀道|坎兒井|志蓮淨苑|南蓮園池|奉國寺大殿|應縣木塔 |
| 遺址類 | 西夏陵|統萬城|遼上京城遺址|紅山文化遺址|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金上京遺址|良渚遺址|青瓷窯遺址|潞簡王墓|黃石礦冶工業遺產|鳳凰區域性防禦體系|釣魚城遺址|萬山汞礦遺址|杏花村汾酒作坊|成都水井街酒坊遺址|瀘州老窖作坊群|古藺縣郎酒老作坊|劍南春酒坊遺址|宜賓五糧液老作坊|紅樓夢糟房頭老作坊|泰安作坊|牛河梁遺址| 魏家窩鋪紅山文化聚落遺址|紅山後遺址|興城城牆|南京城牆|台州府城牆|壽縣城牆|明中都皇城遺址|荊州城牆|襄陽城牆|西安城牆|唐崖土司城遺址|容美土司遺址|老司城遺址|海龍屯|金沙遺址|古蜀船棺合葬墓|三星堆遺址|南越國宮署遺址|普洱景邁山古茶園|芒康鹽井古鹽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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