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普及一個人種常識，即黑人在世界的分布不僅限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同樣在東南亞、南亞和澳洲也有數量可觀的黑種人存在。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種人被稱為尼格羅人種，而分布在後一個區域的黑種人被稱為尼格利陀人，也稱“矮黑人”。而最早進入中國的黑人，便屬於尼格利陀人。
黑人何時進入中國在歷史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春秋戰國時期成書的志怪地理《山海經》給出了一些線索，這本書列舉若干黑種人部落的名稱，如梟陽國、厭火國、勞民國等等，對他們的外貌和風俗都有相關記載，其中最突出的特徵便是膚色黝黑、身材矮小、捲髮闊口，極符合尼格利陀人特徵。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推測，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東南亞、南亞一代的黑人便已經進入中國境內生活。
在先秦、兩漢時期，中國將黑人統稱為“僬僥”或“僬僥氏”，也即矮黑人的意思。在先秦時期，有關“僬僥”的記載屢屢出現，由此可以推斷當時黑人的數量一定不少。而在兩漢時期，關於黑人的記載比較少，唯一的記載見之於《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書中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可見當時仍有境外黑人歸附中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史書中鮮有黑人的詳細記載，不過我們倒是可以從印度史書的記載中，一窺當時黑人在中國的現狀。據記載，當時的崑崙(中國古代對印尼、大馬等地的稱呼)自公元3世紀以來便成為亞洲最大的奴隸市場，其販賣的黑奴大都流向中國，而且這種黑奴貿易一直持續到明代。由於大量的黑奴從崑崙販賣而來，於是在中國便有了“崑崙奴”的名稱。
黑人在中國活動的極盛期是在唐朝，大都充當奴僕和藝人，另外還有一部分黑人充當水手、馴獸師和農夫的角色，職業定位可謂五花八門。黑人在唐朝被繼續稱為“崑崙奴”，但其來源絕非僅限於奴隸貿易，主要有4種途徑：外國進貢給唐王朝充當官家奴婢的“貢品”;由西亞各地轉賣到中國的私家奴婢;作為土著“蠻鬼”被掠賣到沿海或內地的奴隸;跟隨東南亞或南亞使節入唐被遺留者。唐代的黑奴依然大部分屬於尼格利陀人種，也有一部分輾轉來自北非，稱為“僧祇奴”。一般認為“僧祇”是馬來群島和唐人對非洲黑人的稱呼，“僧祇”即桑給巴爾人。
“崑崙奴”的數量在唐朝非常可觀，且極受歡迎。當時僱工屆流傳著一句行話，叫做“崑崙奴，新羅婢”，新羅的婢女類似於今天的菲傭，因為受過專業訓練，乖巧能幹，很受歡迎。而“崑崙奴”因為體格健碩、性情溫良、踏實耿直、忠誠勇敢，在豪門貴族家庭非常吃香，往往成為搶手貨，而當時上街能帶兩個“崑崙奴”保鏢陪伴，是一件相當“拉風”的現象。也正是在唐朝，“崑崙奴”開始正式走進中國的文學，在大量的唐詩、傳奇中對他們都有描繪，其中裴鉶創作的傳奇小說《崑崙奴》對其形象刻畫的最為生動，時至今日仍不失為佳作。
兩宋及元朝，與海外諸國的交往非常密切，人員往來頻繁，中國境內依舊存在著相當數量的黑人，尤其是在元朝。至於明朝，情況比較複雜。明初朱元璋頒布“禁海令”，中斷與海外的交往並驅逐外國人，黑人數量銳減。
然而等到成祖朝，政策為之一變，鄭和下西洋密切了與印度洋沿岸和非洲東岸國家的來往，這些地區的商人來中國經商的很多，並帶來一定數量的黑奴。這些黑奴或在船上服役,或贈給官方,或賣給私人作奴僕，因此明朝時期廣州、南京等地有較多黑人定居。然而，宣宗朝政策再變，重拾嚴厲的“禁海令”，黑人的命運再遭挫折，或被迫離境，或融合於漢族之中，再沒有大規模輸入的現象出現，黑人逐漸在中國銷聲匿跡。清朝因襲明朝的“禁海令”，情況大致也是如此。
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國門的打開，黑人在中國再次出現，並主要聚集在廣州。這些黑人主要來自中東、非洲等較落後的國家，一般從事外貿生意，主要從廣州倒賣落後的數碼、電子產品和服裝皮革到他們國家。開始他們只是暫居廣州，但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和他們生意的擴大，逐漸變為定居，同時將老家的親屬也帶過來，使得廣州的黑人數量呈“爆炸式”增長態勢。據統計，在廣州的黑人數量已經超過1.6萬，並以每年以30%-40%的速度遞增!
廣州黑人數量倍增的背後，是一系列的管理和種群融合難題，黑人與當地市民的隔閡在不斷加深，而對黑人的體味、生活習慣和外形作風的不接納，構成了這些隔閡的主要基礎。有抽樣調查數據稱，有69.8%的黑人採訪者不願意和當地人同住一小區，82%的採訪者對現在的居住環境不滿;而國人一面，有86%的廣州白領和65%的學生對黑人持排斥態度，有82.9%的市民表示不願意和黑人同住一個小區，而在小北路、三元里一代居住的中國人，認為黑人是治安隱患的基本上成為坊間的共識。當然，除了這些，與黑人間失敗的涉外婚姻令許多中國姑娘處境尷尬，這些新聞屢見報端，更是增加了國人對黑人的反感。
難題如何解決，值得管理者深思。
唐朝 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