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提出變賣大內瓷器充軍費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蔭昌受命南下督師。時隔兩天，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便起用袁世凱，任命其為湖廣總督，節制湖北兵馬和各路援軍。
但袁世凱並未立即答應出山，他先以舊傷“足疾未愈”、又新添“左臂時作劇痛”為由婉拒，繼而又向清廷提出八項要求。得到滿足之後，才於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正式出山。
袁世凱袁世凱所提的八項條件之一，是籌措銀三四百萬兩作為軍費。為了表示對袁世凱的支持，隆裕太后先於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撥內帑銀20萬兩交袁世凱賑濟湖北災民，又於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撥內帑銀100萬兩給袁世凱作為軍費。
但面對各省、各處紛紛伸出要錢的“手”，支撐財政數月之後，隆裕太后再也無能為力。九月十三日(11月3日)，直隸總督陳夔龍以“津地重要，市面銀根奇緊”為由，請求朝廷頒借內帑銀100萬兩。度支部就表示難以答應，“未敢再行瀆請”。宣統三年，清宮檔案中關於頒發內帑銀的最後一項記載，是十月初一(11月21日)隆裕太后用內帑銀，給所有禁衛軍、左右翼巡警、武衛左軍各項兵丁著每名賞銀一兩，總數估計應該也就幾千兩。從上百萬兩的大手筆到只賞一兩，看來，慈禧積攢下來的宮中私房錢，已被隆裕花得差不多了。
外借洋款不成，內帑銀又告罄。如此一來，清廷財政“庫空如洗、軍餉無著”的局面，愈發嚴重。這樣的狀況，直到九月十九日(11月9日)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大臣之後，也無改善。
無奈之下，十一月十一日(11月30日)，袁世凱、紹英(時為署度支大臣，相當於代理財政部長)奏請將盛京大內、熱河行宮舊存瓷器發出變價出售，以救目前之急。
盛京大內就是今天的瀋陽故宮，從1625年努爾哈赤決定遷都瀋陽開始，直到1644年順治入關遷都北京，將近20年的時間，一直作為大金和大清的都城;熱河行宮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莊，自康熙朝起就成為清代皇帝避暑和處理政務的場所。究竟是誰向袁世凱等作的如此建議，目前已不可考。為何選中這兩地呢?首先是它們不如紫禁城那樣引人矚目，另一方面這兩地“舊存上等瓷器多件，均屬希世奇珍、全球罕見”。
大內藏品均是列祖列宗所遺留，在以祖宗家法為重的封建時代，按理說自應妥善保管。但變賣大內藏品，甚至是變賣瓷器，在清朝歷史上，袁世凱並非第一人。嘉慶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809年1月21日)，經嘉慶同意後，內務府廣儲司就曾發出公告，招商變賣大內圓琢瓷器15萬件、頭號高麗紙20萬張。公告中就說，有意競標者，先將價銀交到廣儲司銀庫後，然後再到倉庫領取物件。鹹豐三年五六月間，為了籌集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鹹豐帝還下令將宮中三口金鐘熔化，製成金條、銀條後變賣。根據負責此事的恭親王奕事後的報告，整個熔鑄工作自六月初六日開工，至十二月初七日竣工，統共實得金三萬二千四百九十七兩九錢。
趙爾巽估價盛京大內藏品值三千萬兩
按照袁世凱的構想，獲準後通知東三省總督、熱河都統並派妥員前往盛京和熱河承德避暑山莊，清點大內瓷器，再運至京城變賣。
十一月十一日(11月30日)上折，第二天，袁世凱接見了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在北京的代表，告知隆裕太后已經批准變賣盛京大內瓷器的計畫，並表示由於他本人遠在北京不易辦理，希望趙爾巽在瀋陽大力襄助。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的《趙爾巽全宗案卷》，趙爾巽在京城的代表將此訊息發電報告知趙爾巽的時間是“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八點二十五分”。由此可知，當天早朝隆裕太后一批准此項變賣，早朝結束，袁世凱就見了趙爾巽在京城代表。袁世凱當時變賣大內瓷器心情之迫切，可見一斑。
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十一月十七日(1912年1月5日)，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就此事第一次電奏內閣，提出將瓷器運送到京困難不少，希望在瀋陽進行登記和變賣等工作。在電報中，趙爾巽還說，盛京所存大件瓷器並不多，即使全部變賣了，也籌不到多少錢，進而提出將其他寶物也變賣的建議，“別項寶物亦祈奏準變價，或大款方能有濟”。從電報中可知，趙爾巽此時已經派人開始查驗盛京大內藏品，而且查驗的範圍並不僅僅局限於袁世凱在奏摺中所說的大件瓷器，還包括其他藏品。而電報最後的“並乞示朱司使”表明，此時袁世凱已指定人員(即朱司使)代表清廷和他負責盛京大內瓷器的變賣工作。
大內瓷器不多，這可能讓袁世凱深感失望。但接下來的一封電報估計會讓袁世凱喜出望外。它也表明，趙爾巽積極進行變賣準備，已經開始清點和估值。
十一月二十一日(1912年1月9日)，趙爾巽進一步報告了盛京大內所存寶物的數量和價值——數量超過萬件，價值3000萬兩左右。由於東三省是滿清龍興之地，盛京大內自然藏有眾多見證清朝創業以來之什器御物;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全國罕見、不易尋得的書籍等。尤為貴重的，還有如愛新覺羅氏佩劍、乾隆皇上所遺之石硯等。根據趙爾巽的估算，價值應在3000萬兩左右。為了變賣方便，趙爾巽還讓人編寫了一部藏品目錄。在這份電報中，他還賣關子說“寶物一部，今尚秘不發表”。
這封電報譯出時間為“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從信末尾“深望交涉司少注意焉”可推知，變賣大內瓷器一事由當時負責與外國人打交道的“交涉司”牽頭。這與十一月十七日趙爾巽發給清廷相關電報中提到的“朱司使”剛好吻合。同時我們也能明白：為什麼出面有意購買此批藏品的多是外國人。
清末北洋新軍清帝遜位，袁世凱叫停買賣
獲悉清廷要變賣大內藏品後，外國商人十分感興趣。
第一個表示出購買意向的，是法國商人李那兒。在法國駐瀋陽總領事貝鐸的陪同下，宣統三年十二月初，李那兒親自到瀋陽故宮參觀查驗，並請貝鐸從中說項。
李那兒不愧是精明的商家，雖然時間倉促，未能仔細驗看，但他還是統計出瀋陽故宮所藏各種瓷器約有十萬零三千件。根據十二月初七日貝鐸給趙爾巽的信函，李那兒表示願出價40萬兩，將此批瓷器盡數購買。同時提出，如果雙方同意成交，等瓷器運到天津交割完畢後，立即在天津付款。
接踵而來的法國商人魏武達的準備工作明顯不如李那兒，他沒能統計出瀋陽故宮所藏瓷器的數量，只好轉而請趙爾巽將瓷器逐件開列詳單以便開價。不過，魏武達同樣表示要將這批瓷器全部購買。
瀋陽故宮前文已述及，趙爾巽對這批瓷器等大內藏品的估價是3000萬兩，而法國商人只肯給40萬兩。這種過於露骨的趁火打劫行徑，讓趙爾巽無法接受，於是他復電拒絕，“惟李君所開瓷器價值相差太巨，未能允售”。至於魏武達想要藏品清單的要求，趙爾巽則予以滿足，給貝鐸送去了瀋陽故宮所藏瓷器清單——也就是他此前在給清廷的電報中賣關子“今尚秘不發表”的寶物。
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頒布退位詔書，“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袁世凱出任臨時總統，成為這個國家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來主張變賣瓷器的袁世凱立即轉而反對售賣這批瓷器。
剛剛擔任臨時總統第四天，日理萬機的袁世凱即追問瀋陽故宮這批藏品的下落。在聽說有人想私下將這批藏品賣給外國人的訊息後，二十九日下午一點十五分，袁世凱給趙爾巽發去緊急電報，表示“此事關係甚巨”，要求趙爾巽迅速查明究竟有無其事並立即回復。
臘月二十九日，舉國正在忙於中國一年中最隆重的春節，袁世凱在此時追問瀋陽故宮藏品的情況，可見此事之緊急與重要。接到袁世凱的電報，趙爾巽不敢怠慢。當晚，七點十一分，給予了回復，表示如此重大的事情，誰敢自作主張就賣給外國人，“安有私人敢主?外人從何至受?”同時，趙爾巽要求袁世凱告知要私下賣這批瓷器的“有人”究竟是誰，以便追查。
得到趙爾巽並無此事的答覆後，袁世凱在除夕夜回電錶示，既然沒有此事，那就不再追究了。袁世凱的這封電報旁邊，還標註：“宣統四年正月初一日下午十一點五十分，北京來電”——看來，由於正值除夕，工作人員放假了，袁世凱三十日的電報趙爾巽直到正月初一晚上十一點多才收到。
故宮瓷器發電追問瀋陽故宮藏品下落，或許只是精於權術的袁世凱試探趙爾巽的虛晃一槍。但袁世凱的追查意味著叫停了關於大內瓷器的買賣。不曉內情的美國人，還繼續打著購買的念頭。一九一二年三月初二日(1912年4月19日)，美國駐奉天(即現瀋陽)總領事給趙爾巽寫信，說遠在日本的美國駐日大使歐布賁獲悉盛京大內的皇宮寶器要變價出售的訊息，如今歐布賁奉命要從日本調駐義大利，離任之際，他也想買這批瓷器。
和法國商人盡數購買的大手筆相比，歐布賁的胃口要小許多，他只希望趙爾巽能幫忙留意，揀出兩三件上好瓷器。袁世凱已經不準售賣這批瓷器成了趙爾巽拒絕美國人的最佳理由，他明確告知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變賣寶器的計畫現在已經作罷。
之後，瀋陽方面變賣大內瓷器的工作再無下文。
承德避暑山莊是否也進行了類似的清點工作，目前沒有查到相關檔案。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這批《趙爾巽全宗案卷》至少說明一點：簡單而武斷地將袁世凱定為大內瓷器盜賣者，並不準確。身為大清內閣總理時，袁世凱“崽賣爺田心不痛”，提出售賣大內瓷器;搖身變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就主動叫停售賣大內瓷器。其實，不論是昔日的晚清還是斯時的民國，財政依舊還是那個緊張的財政，人依舊還是那個人，身份的改變卻帶來截然不同的政策。箇中的反差，令人深思。但無論如何，這些無價之寶沒有流出國外，總是值得慶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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