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馬福祥(1876——1932),字雲亭,回族,甘肅河州(今臨夏)韓集陽屲山人 。清光緒二十一年間(1895)與其兄福祿招募丁勇,組織民團,協助清軍鎮壓河湟地區各族農民起義,從此躋身仕途 。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武舉,1900年其兄馬福祿在北京正陽門與侵華八國聯軍激戰中殉國,馬福祥接統遺部繼續抗擊 。後奉旨護衛慈禧太后與光緒帝西狩,“積功以提督記名” 。辛亥革命積極通電贊成共和,擁護孫中山國民革命,後跟隨馮玉祥和蔣介石,先後任綏遠都統,西北邊防會辦航空督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故宮博物院理事,青島特別市市長,安徽省主席,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職 。1932年,病逝於天津,葬於北平三里河回民公墓 。
光緒時代
清光緒十四年(1888),13歲的馬福祥隨兄馬福祿到河州觀看陝甘總督楊昌浚閱兵,回家後遂生習武從戎之心,乃隨馬福祿演習刀槍弓馬,三年不廢。光緒十六年(1890)完婚,娶雙城鄉(今臨夏縣雙城村)紳女載德為妻,翌年與三兄馬福壽一同參加武舉考試。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三月初八,循化撒拉、回、東鄉、保全族等民眾近萬人在韓奴勒(撒拉族)率領下起義,清廷飛檄甘肅各地,準回族紳士招兵買馬,“練士勇以資防衛”。馬福祥與兄馬福祿招募士勇200名,稱“安寧軍”,分步騎兩營,馬福祿任督帶兼步兵管帶,馬福祥為騎兵管帶,歸河州鎮總兵湯彥和節制。
五月初五,河州循化義軍猛攻河湟要隘積石關,馬福祥兄弟率隊往援,解其圍。七月二十八日湯彥和軍潰於雙城堡,湯僅以身免,馬福祥兄弟率殘部拚死保護湯彥和竄逃甘南繞道進省城,得總督楊昌浚嘉許。起義軍以馬福祥兄弟“助官軍”,燒其“陽窪山住宅,以及親族廬舍蕩然無存”。
光緒二十一年(1895)河湟、海固起義漸成燎原之勢,朝廷急調新疆喀什噶爾提督董福祥督辦甘肅軍務,馬福祥兄弟率隊配合,與馬采哥戰於河州城(今臨夏)外圍,手刃馬采哥,河州圍解,董福祥贊其兄弟“真良將也”。授馬福祿記名總兵職,並將“安寧軍”編入簡練軍。
光緒二十二年(1896)馬福祥赴省參加武舉考試,以鄉試第二名考中武舉人。
光緒二十三年(1897)春,義和團起,馬福祿、馬福祥隨董福祥進京,駐防薊州。
光緒二十五年(1899)六月馬福祥統率馬步七營,駐防山海關。
八國聯軍從天津進攻北京,馬福祥兄弟偕漢中鎮總兵姚旺等,同時有義和團配合阻擊,在廊坊車站合圍侵略軍。馬福祥兄弟令騎兵下馬設伏,步兵兩翼包抄,敵近即放槍,敵人死傷甚眾。馬福祥兄弟“揮短兵闖入敵陣,喋血相搏”。敵人乘火車逃跑。八月十三日,侵略軍抵正陽門,馬福祥兄弟率部力戰,馬福祿陣亡,馬福祥統率餘部。八月二十四日京城失陷,慈禧挾光緒帝西逃,馬福祥隨駕扈從至西安,擔任宮廷警衛。
光緒二十六年(1900)馬福祥與慈禧近侍太監張蘭德結為金蘭,九月清廷屈辱簽訂《辛丑條約》,兩宮回京。馬福祥隨駕護送,慈禧、光緒以馬福祥“在京有戰功,沿途宿衛,亦著勞謹”,“著加恩,遇缺儘先即補”。光緒二十七年(1901),補為甘肅靖遠協副將,奉命回靖遠駐防。在此期間,馬福祥延請當地名舉人高炳辰教讀侄馬鴻賓、子馬鴻逵。自己也博覽群書,摹習名人法帖,其書法如人,謹守法度,剛勁有力。
光緒二十九年(1903)馬福祥調任甘肅莊浪協鎮守使。光緒三十年(1904),馬福祥調任陝甘督標中協。光緒三十一年(1905)升任西寧鎮總兵,不久又兼阿爾泰護軍使。清宣統元年(1909)升允將部分新軍編制改編為常備軍,共分馬步四標,馬福祥任步兵第二標標統。閏二月,馬福祥兼代巴里坤鎮總兵。是年冬,長庚任陝甘總督,將常備軍改為巡防隊,馬福祥任西路巡防統領,駐防蘭州。與彭英甲共同發起創辦“光明火柴有限股份公司”。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陝西革命軍起義回響。清陝甘總督長庚妄想在甘肅組織反革命武裝,撲滅陝西革命,即在蘭州召集官紳開會商議對策。有回族老將甘州提督馬進祥(字雲卿,固原人,系馬鴻逵、馬廷賢的岳父)首先反對說:“我在南方多年(曾任廣西、廣東提督),看清目前形勢。這次民軍起義,是革命性質,不是過去的一般變亂,要慎重應付。”馬福祥也認為:“甘肅財政困難,民生困苦,不宜再從事戰爭,目前的措施,唯有保境安民而已。”只有在籍的喀什噶爾提督馬安良認為是為清廷立功建業的機會,積極主張用兵攻陝,並揚言要“馬踏華陰廟,火燒長安城”。長庚即命他星夜向河州征撥門兵,編為西軍精銳軍十四營,任命他為“西軍精銳馬步全軍軍統”,自兼中軍,馬麒為前軍分統,馬占奎為左軍分統,馬麟為右軍分統,馬國禮為後軍分統,配合振武軍陸洪濤所部四旗一營,由隴東正面攻陝;另編靖洮軍馬國仁、驍武軍崔正午歸固原提督壯凱軍軍統張行志節制,由隴南進攻陝西,統歸陝西巡撫、督辦陝西軍務的升允指揮。馬福祥則以昭武軍駐守蘭州。
袁世凱任大總統後,電示各省以承認共和國體的為擁護,不表態的為反對。馬福祥與在省外求學的甘肅青年王之佐等人,多方聯繫,發動趙惟熙以清朝護理布政使的身份,聯絡紳士與甘肅省咨議局議長張林焱代表全省紳民,通電承認共和政體。袁世凱先電長庚暫時維持甘局,長庚堅持不乾。因趙惟熙領銜通電。遂任命趙為甘肅都督。
甘肅臨時省議會成立,選臨洮人李鏡清為議長,馬福祥與忠武軍統領天水人周務學等30餘人為議員。當時駐天水的清軍統領黃鉞起義自稱“甘肅臨時軍政府都督”,趙惟熙等人主張用武力解決,李鏡清、馬福祥等出面調解,黃鉞取消獨立,問題得到和平解決,天水人民免受一次兵災。
馬安良等各路軍回甘後,趙惟熙以攻陝“有功”並想拉攏回軍以自重,便大加封賞,請袁世凱任命馬安良為甘肅提督,馬麒為西寧總兵,馬麟為涼州總兵(後調任甘州鎮守使,馬廷勷為涼州鎮守使),馬占奎為中營協統,馬國仁為秦州總兵,馬福祥為寧夏總兵(不久,改寧夏護軍使)。這時,甘肅八鎮中回族人占其五,世襲相承。到北洋政府時代,只保留甘州、涼州、西寧、寧夏四鎮。
在回軍中獨樹一幟塵,馬福祥的身世和馬安良不同,作風也不相同。馬安良是由反清而降清起家的,馬福祥則是因保皇而飛黃騰達的。馬福祥的父親馬千齡在同治年間的回民變亂中,靠攏官府,辦理地方團練,保護鄉里。當撒拉族民由循化縣進攻積石關時,積極阻擊,保護漢藏村落,並以自己的糧食賑濟漢藏災民,建立起友誼關係,致引起反清回族的憤怒,燒毀了他家的住宅及親族廬舍。馬福祥的二兄馬福祿考中清朝武進士,馬福祥中武舉。馬福祿自北京回來,要求在馬安良部下任一軍職而不得,鏇在河州總兵湯彥和衙門當了一名“隨軍參贊”的掛名差事。他為了圖功報恩,與馬安良爭上下,在平變和鎮壓回眾方面特別出力,為清軍所信賴,為回民所憤慨。馬福祥以其先世辦團練以及馬福祿庚子之役為國捐軀為光榮,並以科甲出身自豪,鄙視馬安良系各首領。辛亥革命時,升允徵調回軍鎮壓陝西起義時,馬安良提出各分統人選,獨不提馬福祥。經升允提出,馬安良反對說:“馬福祥秉性怯儒,不能打仗。”而馬福祥也不願受其指揮,自請留在蘭州。迨這支反革命軍隊回來,趙惟熙論“功”行賞,以馬福祥保衛後方,擁護共和,首先提名為西寧總兵(馬福祥在清末任西寧總兵,丁艱在家),馬安良起而反對說:“西寧衝要,閣臣(馬麒字)去相宜。”鏇以外蒙獨立為藉口,提馬福祥任阿爾泰護軍使。馬福祥志在實權,當然不願去荒僻的邊疆。馬安良又推薦為寧夏總兵,說“寧夏為北番之地,雲亭去相宜”,趙惟熙照此發表。馬福祥失望,延不赴任。馬安良每隔十天半月,派小馬隊到馬福祥公館門口,吹號吵鬧,馬福祥問其原因,答雲“提帥(馬安良)聽說四大人(馬福祥行四)將上任去,特派來送行的。”雙方差官且故意製造事端,鬥毆傷人,被馬安良拘捕扣押。馬福祥在這種逼迫情況下,無可奈何地到寧夏去。不想,寧夏因此而成了他以後發跡的基地。
統治寧夏
馬福祥在寧夏八年,初到時,正值外蒙庫倫宣告獨立,綏遠(今內蒙自治區)西二盟的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回響騷動,以達拉特旗班達喇嘛旺德呢瑪為頭目,遣兵南下,盤踞河套,震動綏包。馬福祥親赴河套,設計誘擒旺德呢瑪,縛送北京。又擒俘偽皇帝達爾六吉。庫倫失援,包綏得寧。為北洋政府所重視,擢任寧夏護軍使兼寧夏將軍,並管伊克昭盟、烏蘭察布盟兩盟事務。護軍使職位,可以向中央直接言事,馬福祥向北洋政府條陳邊防大計,多中肯綮,迭獲嘉獎,由是聲望日隆。馬安良死後,他便成為甘肅回族軍閥中的翹楚。
五馬反張
1914年初,袁世凱為控制西北政權,派安徽人張廣建督甘。張廣建入甘之初,以巡按使名義帶有一個混成旅,武器精良,甘肅地方軍從未見過。到蘭後,分編為左右兩支新建軍,左軍駐省城東郊,安徽人吳攀桂為統領;右軍駐臨洮,安徽人吳桐仁任統領。另挑精壯千餘人作為衛隊,駐紮督署。時馬安良以提督名義駐在省城南關什字附近帥府街(今互助巷),所部分駐西關、河北、華林山一帶,張廣建感到威脅,想把馬安良調離省城,即請袁世凱任命馬為甘州護軍使,馬辭不就,張又想尋隙以達驅馬之目的,便慫恿所屬軍隊每與西軍在街頭、戲院、茶館打架鬧事。有一次從督署門前打起,馬部軍士節節退讓,經過南關什字,快要到馬之府第。馬容忍不肯下令還擊。經此一事,馬恐釀成事端,影響治安。遂帶隊返回原籍河州。1917年,臨洮護法運動發生後,因牽涉到馬安良,張廣建為了拉攏,任命馬的第三子馬廷勷為涼州鎮守使。
張廣建認為陸洪濤之任隴東鎮守使、孔繁錦之任隴南鎮守使是他保薦的,均是他的親信。為了籠絡地方回族勢力,又與馬福祥結為同盟兄弟。對馬麒方面則由西寧道尹黎丹斡鏇,信使往返,聯絡感情。馬麟拜張為老師,執門生禮。在軍事上彼此暫時相安無事。在政治上,張帶來了一批皖籍老官僚、舊政客把持政柄,橫徵暴斂,大肆搜刮,增收各種稅捐。並以龔慶霖為政務廳長,孔憲廷為蘭山道尹,許承堯為渭川道尹,蒯壽樞為榷運局長,洪延祺為財政廳長,鄭元良為警務處長。時人稱之為“四凶”、“八惡”。同時,還帶來大批安徽人,互相援引,委以優差美缺,據說有一理髮的也當了縣長,一時傳為笑柄。當時民諺說:“早上學會安徽話,晚上就把洋刀掛。”(指當軍官)張廣建利用民間舊存的煙土,低價收買,高價販運,並建立土藥、官膏局,稽徵、督察處等機關,名為禁菸,實際收稅。藉口軍政開支無著,巧立名目增加稅收達40餘種之多,激起寧縣、環縣等十餘縣農民“抗捐”“罷耕”鬥爭,平涼、武都、酒泉等地也相繼發生兵變。尤其是中華革命黨人,於1917年冬至在臨洮發動的甘肅護法運動鬥爭,震動很大,地方群起回響,旅京甘肅同鄉也表示同情。當初張廣建以巡按使名義督甘後,首先擴建署前牌坊,正中匾曰“憲綱文武”,左曰:“控制三邊”,右曰:“保障西域”。實際上已紀綱廢馳,威信掃地,自保不暇,遑論西域了。
1919年前後,國內一些愛國人士、學者和研究地方自治的人,有鑒於國家南北對峙,不能統一,軍閥割據,互爭雄長,使國家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狀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乃提倡實行地方自治制度,成了當時的時髦政治口號。北洋政府採納眾議,制定各項自治法規,令各省成立自治籌備處,北京成立自治講習所,由各省保薦人員參加學習。同時,有些省份的督軍,也回響贊同。如浙江督軍盧永祥,進而倡導“聯省自治”,訂出具體法規,派其兒子盧小嘉赴蘇皖各省聯繫,而其目的在利用聯省自治名義,達到聯防割據之目的。省外各地的甘肅同鄉也迎合潮流,打出“甘人治甘”的旗號。首先有旅滬的張宗海等通電呼籲在北京的甘籍議員、同鄉會和甘肅各鎮守使、道尹,倡議驅逐張廣建,民選省長,實行自治。馬福祥乘機於12月8日通電全國,作出回響。其餘各鎮內心贊成,但懾於張廣建的淫威,不敢公然表態。
同時北京的甘肅議員和同鄉,派系很多,有以賈纘緒為首的天水派,以秦望瀾為首的會(寧)定(西)派,以周之翰為首的河西派。還有臨洮附近各縣同鄉擁護張維,皋(皋蘭)、金(榆中)同鄉擁護王鑫潤。但對驅逐張廣建後的繼任省長人選,意見分歧,提不出一個適當人物,只各在本派系內提出一人,向國務院申請,並未引起當時政府的重視。由於馬福祥贊成“甘人治甘”,各方視線集中,馬福祥聯絡實力派的鎮守使派代表到銀川商討大計。西寧馬麒派朱繡為代表,涼州馬廷勷派張學仁為代表,甘州馬麟派蘇成章為代表,寧夏新軍司令馬鴻賓派喇承基為代表。還有北京同鄉會推汪青為代表,同時代表河州鎮守使裴建準。他們首先製造輿論,雲集銀川召開‘“公民大會”三天,馬福祥和各鎮代表及地方紳商學兵各界都參加大會。揭露張廣建禍甘罪狀,群情憤激。西寧、涼州鎮代表明確提出以“武力解決”。大會通過由馬福祥、馬麒、馬廷勷、馬麟、馬鴻賓領銜,通電全國,列舉罪狀驅逐張廣建,實行自治,這就是“五馬”驅張之由來。通電發出後,提倡地方自治的各省旅滬同鄉會,北京同鄉會和部分議員紛紛回響。但北洋政府國務院迄無表示。馬福祥和各代表商議進一步採取武力奪取政權的辦法,其戰略步驟是由寧夏、西寧、涼州出兵進攻蘭州。以寧夏為主力軍,俟寧夏軍到達一條山(今景泰縣),馬福祥率騎兵急行軍會師,和西寧、涼州兵同攻蘭州,估計蘭州駐軍不多,無力抵抗,逼張廣建讓位。計畫既定,馬福祥派馬鴻賓為先遣軍,行至中衛,有馬福祥之掌案(相當于軍需處長)蘭州人何朴,向馬呈送公文之後,馬福祥想聽取一些輿論,問他;“出兵驅張,外邊有啥輿論?”何答:“將軍(指馬)此舉,知道內情的人們說是為民除害,不知的人說回回又反了。”這句話觸及了馬福祥心弦,立即電令馬鴻賓停止待命,不得前進一步。因為他自認為是科第正途出身的人,平素以和睦民族,維持和平相標榜,生平最嫉把“造反”二字加在他身上。所以他寧可不當督軍,不願冒此逆耳之名。但事已發動,勢難終止,就放棄武裝奪取的辦法,改為和平進攻的方式。1920年12月24日,乃聯合各鎮通電聲明與張廣建脫離關係,不受節制,直接聽命北洋政府。
這時北洋政府大總統是清朝餘孽、北洋系支柱的徐世昌、馬福祥以乃兄福祿“效忠”清室陣亡的往事,向徐電陳,望他追念前勞,得一顧之情。原電大意“庚子之際,聯軍入侵,先兄馬福祿率兄弟子侄,保衛清室。前門喋血,以身殉職,忠骨累累,叢葬京師。……”,“福祥束髮受書,敬恭桑梓。乙未河湟變起,團結漢藏,毀家紓難。辛亥革命,翊贊共和,擁護中央。調停黃鉞獨立,餌患無形……”等語。同時,馬福祥又走了一條內線,庚子之役慈禧、光緒逃出北京,他扈駕行在,禁衛宮內,結識了慈禧的大宦官張祥齋(宮內稱小德張),訂為盟交。民國成立後張氏居住天津,當時馬鴻逵在北京總統府任侍從武官,每逢年節赴津探望饋贈,交誼很好。馬福祥在這緊要關頭,派馬鴻逵請張祥齋向徐世昌說項,自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張廣建看到地方自治呼聲很高,省內外反對他的聲勢浩大,勢難再戀棧下去,想利用馬安良和馬福祥之間的矛盾抵制馬福祥,邀清馬安良來蘭代理職務,希圖自己安全離甘。馬安良欣然就道,行抵鎖南壩(今東鄉自治縣所在地),舊病復發,急回河州後病逝。張廣建感到事與願違,又指使陸洪濤反對馬福祥,以密保陸繼任督軍為條件。陸在甘多年,熟習政情,不敢冒昧從事,怕引起民族糾紛,即嗾使外號“張狼”的幫統張兆鉀出面發難,成則自任督軍,張可繼陸任;不成則充其量將張另調他職。張兆鉀向以簡單粗暴著稱,以權利所在,不加考慮,通電全國說:“甘省漢回世仇,馬福祥不能當督軍”,並以“身率六十營健兒相與周鏇到底”來恫嚇。這才引起北洋政府的重視,不能再延。即調綏遠都統蔡成勛為甘肅督軍,調馬福祥為綏遠都統,以馬鴻賓代理寧夏護軍使,至1920年7月改為鎮守使。
北洋政府這一措施,在馬福祥雖未達到當督軍目的,但綏遠是一特別區域,轄制一道、四廳、八縣,兼管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等於一省的督軍兼省長,況又保持了一個寧夏舊地盤,感到滿意。但蔡成勛原兼第一師師長,帶兵入甘,地方確實負擔不起,無論省內省外,一致堅決反對。陸洪濤利用時機,積極策劃、蘭州各界舉行示威遊行,通電全國反對“蔡老虎”督甘。
陸洪濤系隨清新疆巡撫陶模來甘,由軍功漸升為振武軍統領,謹小慎微,為甘人所熟悉,因有張廣建的密保,北洋政府遂將蔡成勛另調江西督軍,令陸洪濤護理甘肅督軍。而省長職務,則令蘭山道尹陳誾代理,不讓陸兼任。
各鎮守使以驅張、擁馬、反蔡目的已達,無甚異議,但對張兆鉀通電中“漢回世仇”一語,實不甘心,分析當時的情況,認為授意的是張廣建,指使的是陸洪濤。張兆鉀僅是一個打手的身份而已。於是對陸洪濤採取既不歡迎也不反對的態度。惟對地方的行政、稅收,一手把持。當地的縣長、局長自己委派,稅收款項,自收自用。陸洪濤困守蘭州,一籌莫展,所部軍人叫囂武力征討,但無奈實力有限。而溫和派如督署參謀長魏鴻發(魏紹武)等,卻主張和平疏解,遂請前清老翰林劉爾炘出面調停,說什麼張兆鉀電文中侮辱挑撥之句,出於幕僚措詞不當,曲為解釋,各鎮也就見風轉舵,適可而止,復電回響。
甘州馬麟(玉清)是各鎮中野心不大,勢力最小的一個,抱著誰當督軍就服從誰的主意。張廣建當權時,他連鎮署中的一個參謀長都不敢自用,要請張委派,以表心跡。陸洪濤當了督軍,他自然也竭力服從,首先回響號召,進省表示誠意,並呼籲各鎮一致擁陸,“化干戈為玉帛,共維甘肅之大局”。經此一番斡鏇,大家言歸於好,還政於省。
馬福祥自寧夏到綏遠赴任,隨帶不多的昭武軍作衛隊。因幅員遼闊,武力空虛,他先改編地方武裝鄭金聲部為綏遠混成旅,鄭為旅長。又向北洋政府多所陳述,另編了一個混成旅直屬中央,(即第五混成旅),以其子馬鴻逵為旅長,武器由中央發給,兵源自己招募。馬鴻逵在他的原籍臨夏,招募農民子弟,重新訓練,將原來的昭武軍老兵,一律淘汰,因此引起了軍官中一些親屬的不滿。在訓練方面,請吳佩孚派來軍事教官羅震為參謀,請馮玉祥派趙守鈺為督署參謀長。訓練的方式完全採用馮玉祥的規章制度,又向馬麒借來馬步青的騎兵團來綏支援,所部共約六七千人,地方暫告平靖。
在政治方面,對曾經同意他反張的人,各予適當安置。在議員中,以吳本植為財政廳長,段永新為實業廳長,敏翰章為軍需處長(未就),范振緒為薩拉齊縣縣長。在軍代表中,以張學仁為土默特總管(等於地政局長),喇承基為馬鴻賓的團長。還用臨潭人、日本士官生包述銑為參謀長,聯絡蒙漢各方上層人士。馬福祥到綏後,處於直系曹錕、吳佩孚與奉系張作霖兩大勢力之間,為兩方所爭取。
1922年第一以自己兵力不足,地方遼闊,奔走於吳、張之間,說明不能有一臂之助,為兩方所諒解。及1924年第二次直奉之戰,因地勢關係,參加直方,派馬鴻逵帶領所部及綏遠地方軍,歸直系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指揮,取道熱河攻奉,行抵赤峰,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隨馮軍回京,站在勝利一邊。這時,綏遠劃定為馮軍勢力範圍,馬福祥探得其情,自請讓出綏遠,遂被任為西北邊防會辦,擴編馬鴻逵部為馮軍第七師,馬鴻逵任師長、第四路軍司令,歸孫良誠指揮,援陝攻豫,參加大戰。1926年春,馮玉祥在張作霖、吳佩孚聯合進攻下失敗,赴蘇聯時,馬福祥直送到平地泉,馮即向北洋政府推薦馬福祥為航空督辦。馬蟄居天津,並未到職。
投靠國府
1928年4月,蔣、桂、馮、閻聯合“北伐”時,馬福祥透過關係,從天津秘密南下,到徐州晉見蔣介石,陳述統一北方、安定西北計畫,蔣鑒其熟習北方政情,又與奉張、閻、馮及吳佩孚都有關係,且其子馬鴻逵正在為馮效力,其侄馬鴻賓又任寧夏鎮守使,為西北回族中的一個實力派。即任命馬福祥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開封、北平政治分會委員,編遣委員會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1929年5月,閻、馮聯合反蔣時,馬福祥於事前被蔣介石派往馮玉祥處疏通,希望和平協商,不要用兵,馬到華山馮的總部,正在斡鏇時,其子馬鴻逵聯絡韓復榘、石友三,突然率部10萬人反馮投蔣,通電“維持和平,擁護中央”,使馮的40萬大軍亂了部署,放棄京漢路戰線,這就使馬福祥的處境,十分尷尬。馬福祥甚感自危,又身在虎穴,急忙派人向駐防陝西朝邑的侄子、馮部軍長馬鴻賓通訊息。馬鴻賓經過縝密的考慮後,感到只有自己挺身而出,向馮玉祥面談,或可達到救叔之希望。自韓、石、馬叛馮後,馮玉祥已令宋哲元部隊向朝邑包圍,嚴密監視馬鴻賓部的舉動。馬鴻賓見馮後,首先說由於他們平常教育無方,發生了馬鴻逵叛逆罪行,願將部隊立即交出,請馮派人接管,自己在馮的身邊聽候差遣,以贖前愆。馮聽了怒氣稍平,說:“馬鴻逵的事,不乾你事,事實上你們父、兄也管不了他,我對你仍舊相信,不必顧慮,好好練你的兵。”接著馮玉祥召開高級將領會議,提出要“倒蔣”、“倒閻(錫山)”大家明知自己力量不夠,不能同時兩面作戰,但又不敢向馮當面提出。馬鴻賓毅然發言,分析了敵我力量,建議先“倒蔣”勝後再“倒閻”,大家相繼發言贊同。馮考慮後覺得有理,即決定派人去聯繫閻錫山,但一時想不出適當人選,馬鴻賓趁機建議說馬福祥與閻錫山是多年換帖弟兄,請考慮前往,馮即決定放了馬福祥,由馬鴻賓接去,前往太原,與閻錫山協商結果,馮玉祥通電下野,部隊交宋哲元統率,馬福祥平安回到南京。馮玉祥到太原後,卻被閻錫山軟禁在晉祠8個月之久。
到了1930年,蔣介石穩定北方局勢以後,準備向閻錫山動手,把大批部隊集結到晉北邊境和石家莊、娘子關一帶,閻錫山情急,才主動向馮玉祥道歉,商定再次聯合“倒蔣”。閻錫山任“總司令”,馮玉祥任“副總司令”,掀起蔣、馮、閻中原大戰。蔣介石擴編馬鴻逵為討逆軍十五路總指揮,在隴海、津浦各線作戰,為蔣出力不小,對蔣軍的取勝起了一定作用。馮軍潰敗後,所部投蔣、投張學良,意見不一,各方自覓出路。
馬福祥因以前曾任過馮玉祥的“西北邊防會辦”,又因馬鴻逵在馮部數年,善於交際,與馮部將領或結盟換帖或密切往還,如孫連仲等人對馬福祥都非常尊敬。馬福祥遂銜蔣命奔走閻、馮與各將領之間,勸說馮部將領接受編遣,各得安排。1930年1月,馬福祥被任命為青島市長⑶,當時紗廠工人因勞資關係,罷工對抗日本資方,馬福祥與日領事幾經協商,另訂新約,工潮始息⑷。鏇調任安徽省主席,在職7月,大半時間奔走於南京、北京、鄭州、西安之間,為蔣介石與各軍閥之間作聯絡調解工作,省政則由程天放代理主席,形成看守政府,無大措施。鏇調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他特别致力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工作,召開蒙藏會議,達賴喇嘛派人貢忱,班禪喇嘛不斷派員輸誠擁護。秋季辭職⑸,專任國民政府委員,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等職。馬福祥對甘肅政治本不想染指,但對當年所受陸、張之恥辱,耿耿在心,1931年1月,他向蔣介石推薦馬鴻賓任甘肅主席,不料馬鴻賓不諳甘肅政情,不能控制複雜局面,未數月,為國民黨政客與馮系軍人發動政變,失敗而去。馬福祥認為有傷他在中央的威信,因之抑鬱成疾,於1932年,在雞公山得病,在赴北京就醫途中,行抵琉璃河去世。
個人軼事
馬福祥好讀書,善書法,留心時政,喜歡接近漢族中上層人士。幕府中所延攬的人中,有擅長時文的,有長於研究金石書畫的,也有專寫電文書札的。他自稱“戎馬書生”,相識之人,詡為“儒將”。晚年,自書“賀蘭舞劍,青山立馬,滄海擢纓,長江觀潮”,敘其經歷。他長於交際,善於遊說,清朝的翰林、進士,北洋的督軍、省長,以及國民黨的顯要如戴季陶、何應欽、陳果夫等人,相與往還,或訂為金蘭,或親密結交,常語人:“生平無不可言之事,天下無不可交之人。”這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也取得了不小的幫助。他的處世哲學,崇尚黃老禍福相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說,嘗親書《黃石公素書》並以之規勸朋友,激勵部屬,訓誡子弟。他熟習歷史掌故、封建禮俗,在寧夏期間,好整以暇,繼志述事,給他父、兄請恤立碑,請名人書寫,精工鐫刻,在原籍建立碑亭,供眾瀏覽。並為其父做冥壽。
馬福祥在寧夏創立了蒙回師範,在北京資助成達師範、西北中學(一說西北公學),在蘭州、臨夏、包頭等地設立學校30餘處。他的遺作有《磨盾餘墨》、《蒙藏狀況》、《先哲言行類鈔》、《訓誡子侄書》等。為了供研究儒、釋、回、耶各種宗教的需要,曾刊印回教名人所著《天方典禮》,《天方性理》、《五功釋義》、《清真指南》等十餘種行世。
家族成員
長子馬鴻逵投靠蔣介石後,為蔣效命。取得信任。1932年,以第十五路軍總指揮(後改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兼任寧夏省政府主席,統治寧夏17年。次子馬鴻炳,曾任旅長。馬鴻逵統治寧夏時,委以寧夏省保全副司令的空銜家居。解放後,病卒於蘭州。
侄馬鴻賓在國民黨時期,曾任寧夏省政府主席,甘肅省政府主席。1949年9月在寧夏以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名義率所部八十一軍起義。解放後歷任西北軍政委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委員、甘肅省副省長等職。1960年病逝蘭州。
馬福祥的元配河州人馬戴德,生馬鴻逵。繼配蘭州人馬青嵐,生次子馬鴻炳。再配田溫如,太原人,擅長國畫,早亡無子。最後聘娶清末學部郎中成都馬漵午之女馬妝(字書城),能詩善書法,在當時回族婦女中,甚為著名,曾任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全國解放後去台灣病逝。
其三兄馬福壽,字靜菴,隨福祥多年,曾任昭武軍統領。馬鴻賓主寧時期,任民政廳長,並代理寧夏省政府主席。解放後,病逝於蘭州,終年90餘歲。其家支大族繁,子侄後代當年多保授大小軍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