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九月，江南著名才子、一代文豪高啟受蘇州知府魏觀案牽連，被腰斬棄市，一同被斬的還有同是文豪的王彝。此案因為一篇文章而起，掀開了明清兩代一系列充滿腥風血雨的文字獄的序幕。
朱元璋畫像
高啟被殺時僅僅是蘇州治下的一介草民，卻引起了軒然大波，被後世賦予了各種各樣的意義。因為高啟不是一般的平民，而是曾經的政治明星、發揮過標桿作用;高啟也不是一般的才子佳人，而被清代的趙翼讚譽為“一出筆即有博大昌明氣象，亦關有明一代文運，論者推為明初詩人第一”。高啟雖然是明朝初期的文壇代表人物，但出生於元朝末期的蘇州，主要文學成就是在元朝末期奠定的。張士誠占據東南時，高啟居住在吳淞江青丘，號“青丘子”，開始半隱居半高調地在文壇樹立了盛名。
明朝建立後，高啟對新王朝的態度就帶有了很強的象徵意義。很多人都盯著他看。
高啟一開始對新王朝的建立抱以“歡呼大慶”的態度，熱情稱讚朱元璋驅逐蒙元建立明朝的行為。在名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結尾中他對明朝統一天下大唱讚歌：“我生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為家，不用長江限南北。”高啟說自己“幸逢中國真龍飛”，對朱元璋的稱讚接近了肉麻的程度。
朱元璋也投懷送抱，王朝剛剛建立的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就招攬高啟參修《元史》。高啟從此進入了新王朝的權力高層，受詔入京修史時寫了《召修〈元史〉赴京師別內》，興高采烈地說：“宴安聖所戒，胡為守蓬茨?我志願裨國，有遂幸在斯!”不僅自己積極進入新王朝，高啟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動員有才能的朋友出仕。如“北郭十友”之一的余堯臣出任新鄭簿時，高啟作《答余新鄭》：“幸逢昌期勿自棄，願更努力修嘉名。”
高啟的態度得到了新王朝的肯定。他很快就被授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同時承擔了教授新王朝“諸王”文化知識的重任。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秋，朱元璋在朝堂上當眾擢升高啟為戶部侍郎。高啟剛剛當官一年，就像坐了直升飛機一樣，做到了侍郎的高位，令在朱元璋手下奮鬥進步了幾十年的老人們瞠目結舌。這也體現了朱元璋對高啟的肯定和器重。
可就在朝堂上，高啟拒絕接受戶部侍郎的任命。他的理由有兩條：一來自己年少，才35歲;二來自己一介文人，沒有實際政務經驗，恐怕難當戶部的大任。高啟的這兩條理由都還說得過去，朱元璋心裡雖然不快也不好說什麼。但高啟接著說了一番話，卻激怒了朱元璋。高啟說自己心力疲憊，請求解除本兼各職，“放歸山林”。
你年紀輕輕，才參加工作一年，就以幹不了為理由要回家養老?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你是對工作失去了熱情、不願意和同事們相處了。的確，高啟是對朱元璋交待的工作厭倦了，而且還對新王朝的政治失去了熱情和信心。
和所有的文人一樣，高啟內心積極入世，非常希望有一番作為。他的文采越飛揚、名聲越遠播，對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成就的期望就越高。高啟在詩《贈薛相士》中承認：“我少喜功名，輕事勇且狂。顧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長。”
高啟隱居青丘，並不是要做隱士，而是和諸葛亮一樣，在等待合適的時機出山而已，是靜觀局勢待價而沽。就是在隱居時，高啟也經常“登高望遠，撫時懷古，其言多激烈慷慨”。明朝建立後，新朝新氣象，吸引了高啟。高啟一開始和新王朝的合作，體現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態度，並非一個特例。
在南京的一年多高層政治接觸，讓高啟感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和不適應。
朱元璋等人是農民造反出身，依靠暴力得的天下，在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和皇帝的權力，在政策上採取粗暴繁重的方法。比如明朝初年對蘇州等東南各地採取打擊豪強、加重賦稅的政策，對一些不合作的富豪和文人大加撻伐。朱元璋對原來精英階層的打擊面很廣，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有人說“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之一二”。高啟雖然躋身於新朝新貴行列，但出身於舊的精英階層，不可能對新朝打擊故交名士的行為無動於衷。
對於朱元璋的高壓政策，高啟不贊同，但他權小勢微，無力反對。這個時候，文人的敏感和脆弱都表現出來了。高啟掙扎在不同的立場之間，難以自拔。而且高啟還有一些讀書人的虛榮，愛表現，“啟嘗賦詩有所諷刺，帝嗛之未發也”。
高啟在政治上不成熟，將聽到的或者看到的31落到了文字上，曾寫詩“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夜深宮禁”的事情，你高啟怎么知道的，又什麼時候輪到你來說了?此事牽涉到宮廷內爭風吃醋的醜聞，朱元璋看到高啟的詩後，不可能不往心裡去。
朱元璋對高啟等文人的構想是：支持新朝，有才能的人可以吸納進高層圈子為己所用，但要聽從指揮，不能搗亂。心理的煎熬讓高啟始終融入不了新朝——文人的矜持讓他拒絕同流合污，於是他決定回歸，重新去做一個單純的文人。
文字獄 高啟 洪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