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距離1942年的河南大饑荒已經過去75年了，然而，重讀劉震雲的這篇自述文，仍然心生感慨：因為歷史太沉重，因為這是一個泛娛樂化的時代，因為在這塊土地上發生過也正在發生太多災難，於是遺忘成了許多人的本能，而且是一種遺傳性的本能。
對於看客來說，《1942》是5年前曇花一現的熱點電影，對300萬河南人來說，1942是一場真實且無力抗衡的集體葬禮。
我是1942年河南災民的後代，卻曾經對1942年的災荒一無所知。
1942河南災民
朋友告訴我，1942年，因為一場旱災，河南餓死了300萬人。可我對300萬這個數字並沒有概念。於是，朋友告訴我，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迫害致死的猶太人是100萬人多一點。
我馬上就覺得事情嚴重了。於是，我回到故鄉河南，想把當年餓死的300萬人從1942年打撈出來。很快，我發現1942年饑荒的親歷者和他們的後代，已經把1942年和餓死的300萬人給忘記了，這也是我對1942年那場災難一無所知的原因。
我的姥娘就是1942年饑荒的親歷者。當我問她1942年的狀況時，她反問：“1942年是哪一年?”我說是餓死人的那一年。她馬上說：“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你到底說的是哪一年?”
除了集體失憶之外，我的另一個困惑是，餓死300萬人時，1942年的中國政府在做什麼?難道他們當時就把300萬人給遺忘了嗎?我告別了健忘的鄉親，獨自一人回到1942年，才發現問題遠比我想像得複雜。
1942年，日本人占領了大半箇中國，日軍已經包圍了河南。當時，中國是一個貧弱的國家，眼看河南遭受災荒重創，政府沒有能力救災，領導人倒生出了另外一種智慧：何不把災民當做包袱，甩給日本人?
於是，中國軍隊悄悄撤出了河南。但日本人看穿了中國政府的企圖，沒有上當，雖大兵壓境，但並不全盤占領河南。就這樣，河南成了中國政府和日本軍隊都不管的真空地帶，我的300萬鄉親，就是在這種政治真空中，在逃荒路上，一個個被餓死了。
在一個被自己政府和敵人都遺忘的地方，故事發生得再慘絕人寰，都是容易被人們和歷史遺忘的。但這場1942年發生的災難，又為什麼能在60年後被尋到些蛛絲馬跡呢?
這得感謝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當年，白修德和《泰晤士報》的記者結伴去過一趟河南，目睹了饑荒的慘象。他們看到人是如何被活活餓死的，看到野狗啃食人屍，還找到了人吃人的證據。
白修德
白修德回到重慶後，把所見所聞告訴了蔣介石，並把相關文章發在了美國《時代》周刊上，迫使中國政府救災。但救災的款項，又讓中國政府的各級官員給貪污了，餓死人的情況持續著。
白修德又把當年在河南的見聞寫進他的兩部著作中。我藉助他的著作，把300萬餓死的河南人從1942年打撈出來，擺在1942年饑荒倖存者面前。他們的記憶終於轉動起來，向我敘述了這300萬人面對死亡的態度。真正觸動我的，正是那些死難者面對死亡的態度。
我相信，如果是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遇到同樣的慘況，他們一定會憤怒，一定會追問：我為什麼要死?是誰把我餓死的?但是，我的鄉親們並沒有憤怒和追問，臨死時給世界留下的，是最後一次幽默。
逃荒路上，老張要餓死了，他沒有去想中國政府、日本人或整個世界，而是想到了三天前餓死的好朋友老李。他說：“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在餓殍遍野的年代，人吃人並不是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情。老張餓死了，老王扒下老張的褲子就要割肉。老張疼醒了，看著老王說：“我還行。”老王端詳一下老張：“你不行了。”老張想了想，自己是不行了，“哐當”又死了。
中國人，你為什麼這么幽默?你為什麼這么愛遺忘?我問起1942年饑荒時，我姥娘的回答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在中國的歷史上，餓死人和人吃人的情況實在太多了。對於餓死人成了家常便飯的民族來說，怎么面對這個嚴峻而平常的事實，也是個問題。
多少個世紀以來，一次次的災難使中國人用生命證明，如果用嚴峻的態度來面對嚴峻的現實，現實就會變成一塊堅硬的鐵。於是，用幽默的態度和失憶來面對災難，成了中華民族生存的秘訣。
為了忘卻的紀念，為了溫故之後的記住，有了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接著有了電影《一九四二》。
河南 1942 白修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