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的國人對漢武帝滿懷膜拜之情，長恨此生不能生活在他那個“雖遠必誅”的時代，很想穿越回那個激情燃燒、洶湧澎湃的歲月，享受那無比榮耀的時光。然而他們不清楚，作為漢武帝的子民，無論貧富貴賤，其實都沒有多少活路。就以生存而論，漢武帝時期的三項政策，保準讓你一夜間破產！
文帝、景帝在位期間，漢朝迎來經濟繁榮
漢初七十餘年間，承秦末戰亂之弊，為解決人口銳減、財政枯竭的大問題，實行與民生息、厲行節儉的國策，通過減免農業稅、裁兵歸農等措施，大力恢復社會生產。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時期，“三十稅一”的制度保證了農業生產和人口生育的積極性，人口數量激增，大量荒田得以開發，社會上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生產上的繁榮景象，極大地充實了財政，使得國庫中出現大規模的盈餘。據《史記·平準書》記載：“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漢武帝在位時，出現大規模的財政困難
然而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不到二十年時間便把這龐大的財政盈餘，象流水般消耗殆盡，以至於出現財政枯竭、“縣官大空”（《史記·平準書》）的局面。為籌集戰爭經費，維持帝國正常運作，外加滿足享受，漢武帝能做的，只能是加強對民間的搜刮。漢武帝搜刮政策的對象不分貧富，連只求溫飽的農民也不能倖免。
根據史料記載，漢代的賦稅約有二十種名目，主要的是“田稅”和“口賦”，此外還有各種名目的“徭役”。雖然田稅稅率極低，但口賦和徭役卻很沉重，以至於景帝時期重臣晁錯在《論貴粟疏》中談到，當下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每年辛苦耕種一百畝，在年景好的時候也不過剛夠溫飽了，至於在災荒之年，難免會有流離之苦。
即使在“文景之治”時，農民的生活也苦
在寬徭薄賦的文景時期尚且如此艱苦，那么在橫徵暴斂的武帝時期，農人更是沒有活路。武帝對農人的搜刮，主要體現在提前徵收“口錢”方面。“口錢”是口賦（即人頭稅）的一種（另外一種稱“算賦”），專向未成年人徵收，漢初規定是7-14歲的兒童，每人每年徵收20錢。
但到了武帝時期，起征的年紀下調到3歲，每人每年增至23錢。而在14-56歲之間，每人每年則須向國家納錢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錢)，稱“算賦”。
武帝時期，農民紛紛破產，無以為生
提前徵收“口錢”，對普通農戶來講不啻於沉重的負擔，在衣食難乎為繼的困境下，各地頻頻出現“生子輒殺”的慘劇。漢元帝時期的御史大夫貢禹，曾在奏疏中談到：“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見《漢書·貢禹傳》）。
普通民眾生活難以為繼，有錢人其實也好不到哪兒去，漢武帝強令推行的兩條政策，分分鐘足以讓這個群體破產敗家。這兩條政策，一是“算緡令”，一是“告緡令”。所謂的“算緡”就是徵收民間的財產稅，其中的“緡”指穿錢的繩子，以一千錢為一緡。
“算緡令”規定凡屬有錢人，不管是否有無市籍（漢代商人另立戶口冊，叫做市籍），都要如實向官府申報財產及車船等擁有情況，並按規定交稅。其中，商人每二緡徵稅一算，手工業者每四緡徵稅一算；不是三老（鄉官，掌教化）和北邊騎士而有軺車（即跑運輸用的雙輪木車）者，每輛抽稅一算，商人而又有車的則徵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條船抽稅一算。
稅率如此之高，民間在叫苦連迭之際，難免不會滋生隱瞞收入和抗稅偷稅的現象。為對付這些“頑劣分子”，朝廷規定，對那些抗拒不交、隱匿財產或偷漏稅款的商賈，罰以戍邊一歲，並沒收其全部資產。同時，鼓勵百姓告發違法者，一旦坐實，告發者會得到違法者一半的家產，這便是“告緡令”。
武帝時期，民間破產者比比皆是
經過“算緡令”和“告緡令”這兩記“重拳”，在肥了朝廷的同時，民間破產敗家者比比皆是。《漢書·食貨志》曾以沉痛的筆調寫到：“楊可告緡，遍天下。中產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而《史記·平準書》則指出，經濟凋敝、破敗之象無以言表，出現“商者少，物貴”的現象。
由上可見，生活在漢武帝時期，不管貧富，但凡手中有點錢的，都沒有多少活路可言，那真是一個令人苦不堪言的壞時代。
漢武帝 文景之治 財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