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在位時窮奢極欲、窮兵黷武，雖然打下廣袤的疆域，但也把國家糟蹋的千瘡百孔、烏煙瘴氣，生活在這個時代的百姓，真是悲慘到了極點，尤其是農民。漢武帝為搜刮民間財富，曾頒布一項政策，結果使得農民生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大規模殺害嬰兒的事件。這現象，還要從漢武帝徵收“口錢”說起。
“口錢”又名“口賦”，即人頭稅，最初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秦國。不過前者是按人頭數徵稅，每人每年要繳納360文錢;而秦國則是按戶徵稅，每戶每年需出200文(“齊、秦皆有口賦。齊以丁計，歲三百六十文;秦以戶計，歲二百文。”見《史記·貨殖列傳》)。
“口錢”始於春秋，徵收對象主要是農民
徵收“口錢”的直接目的，無非是增加稅收以做軍費，同時迫使農民更加辛苦的耕作、增收糧食，懲戒無業游民使之從事生產，並限制豪門貴族豢養食客的規模，但其真實目的，在於消除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維護、增強王室的統治力。
漢初七十餘年間，承秦末戰亂之弊，為解決人口銳減、財政枯竭的大問題，從高帝劉邦開始奉行道家的“無為”思想，實行與民生息、厲行節儉的國策，通過減免農業稅、裁兵歸農等措施，大力恢復社會生產。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時期，“三十稅一”的制度保證了農業生產和人口生育的積極性，人口數量激增，大量荒田得以開發，社會上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文帝在位時，漢朝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但這“欣欣向榮”不過是一種表象，而百姓的實際生活依舊很苦。根據史料記載，漢代的賦稅約有二十種名目，主要的是“田稅”和“口賦”，此外還有各種名目的“徭役”。雖然田稅稅率極低，但口賦和徭役卻很沉重，以至於景帝時期重臣晁錯在《論貴粟疏》中談到，當下一個五口之家的農戶，每年辛苦耕種一百畝，在年景好的時候也不過剛夠溫飽，至於在災荒之年，難免會有流離之苦。
按照當時的規定，“口賦”的徵收對象是7-14歲的兒童，每人每年需要繳納20錢，14-56歲的人口則要繳納“算賦”，每人每年需要繳納40錢。雖然“口錢”和“算賦”的錢並不算多，但對於剛夠溫飽水平的農家來講，依然是筆沉重的開支。然而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這本已難以承擔的費用，到了漢武帝時期，竟會再度加碼。
武帝好大喜功，沒幾年便把國家折騰窮
原來漢武帝即位後好大喜功，不僅大修宮室、求仙封禪，還推行窮兵黷武、四處開邊的政策，卻匈奴、滅南越、吞朝鮮、並閩粵、開西南夷、“鑿空”西域，幾乎連年開戰。封建王朝都是以農立國，根本架不住窮折騰，結果沒幾年的功夫，漢武帝便將祖、父兩代留給他的龐大財政盈餘花的一乾二淨，而且還產生巨額虧空。在這種情況下，為維持帝國的運轉和各項政策的繼續，現實需要武帝加大對民間的搜刮。
武帝對於民間的搜刮可謂竭澤而漁、不遺餘力，具體到農民階層，便是提到“口賦”的徵稅標準。其中“口錢”的徵收對象下調至3歲，金額增至每人每年23錢;“算賦”的徵收對象不變，但金額卻猛增至每人每年120錢，足足是先前的3倍!
加重對口錢的徵收力度，讓農民生活難以為繼
農民辛苦忙碌一年，最多也就過上個溫飽生活，一文錢恨不得都要掰成八文花，如今被皇帝如此狠心地加稅，立時有種被拋入地獄的感覺。再加上此時農村的丁壯大多淪為戰爭的“炮灰”，從事農耕的多是老幼弱病之人，加稅在他們身上，無異於要斷絕他們的活路。
農民既拿不出錢來完稅，又輕易不敢造反，在衣食難乎為繼的困境下，除了自尋短見以外，便是拿家中的幼兒“出氣”，將他們無情拋棄或殺害。這一幕幕人間慘劇在各地頻頻發生，以至於到了漢元帝時期，御史大夫貢禹還曾在奏疏中不無沉痛地說到：“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見《漢書·貢禹傳》)。
武帝晚年對自己的政策頗為後悔
經過這連番的折騰，到了漢武帝晚年，江山已被他搞得千瘡百孔，生計無著的農民掀起的暴動席捲海內，大有摧毀帝國的勢頭。此時漢武帝才對自己的愚蠢政策感到懊悔，於是下令停止戰爭、減輕賦稅，意在緩解百姓的困苦。只是這“德音”來的實在太晚，帝國已無可挽回地走向“下坡路”，再也沒法完全振興起來。
漢武帝 春秋戰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