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以十餘騎退敵數萬,為進諫噴皇帝一臉口水,死後還享一日國喪

書生以十餘騎退敵數萬,為進諫噴皇帝一臉口水,死後還享一日國喪
古時的諫官在大多數時候都形同虛設,因為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會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去挑戰皇帝的權威,唐朝時期的唐太宗和魏徵算是一對特例 ,唐太宗深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魏徵忠肝義膽,為民上諫。而在宋朝時期,文功武治的宋仁宗鼻尖也曾有兩次沾上大臣的唾沫,一次是包拯,另一次則是諫官余靖乾的。

據史書記載,一次,仁宗準備修一座寶塔,為了防止大臣反對,他早早退朝。此時,余靖站了出來,大聲責備仁宗大錯特錯,並請求他當即改正自個的過錯。仁宗身為九五之尊,當然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

余靖毫不給宋仁宗留臉面,對著宋仁宗就是一通指責,說他固執己見,不聽群臣意見等等,這宋仁宗也是好脾氣,只得退讓,收回興修寶塔的決定。余靖說得激昂,唾沫四濺,猶如下雨。仁宗臉上被濺滿唾沫,好氣又好笑地道:“被一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余靖不只敢諫,他在交際上也頗有建樹。仁宗時,國家分裂嚴重,西夏、遼與宋朝屢次發作戰役,民不聊生。余婧毛遂自薦,自願出使遼國,獲取和平。然後,余靖帶著十餘騎前去見遼興宗。他長長一揖,誇誇其談,直辯得遼國君主啞口無言。

三方談判,終究是磕磕絆絆,當西夏國主元昊提出和解條件為歲幣26萬,滿朝一致同意時,余靖卻敏銳地看出其間的危機:當年澶淵之盟,宋予遼歲幣30萬,這次給西夏26萬,遼國傳聞後,一定會請求添加歲幣的,“無厭之求,自此始矣”。

可見,余婧身為諫官,不僅精通外交手段,政治敏感度高於普通群臣,宋仁宗得此一臣,如獲至寶,怎敢還怪罪他的激進諫言呢?

1064年,英宗登基,拜余靖為工部尚書,但余婧早已不復當年的神采飛揚。但是,他仍鐵骨錚錚,立志效國。第二年,它仍堅持回京述職,年事已高的他路染風寒,在他鄉長別於世。舉國為此沉痛,皇帝特意為他輟朝一日,以示悼念,這已經達到了當時國喪的級別。

雖然余靖離開了他深愛的大宋王朝,但他對於宋朝的君主和臣民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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