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乃是人類社會五大基本形態之一(奴隸社會也是如此)，有了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當然就有君王(國君或皇帝)，有了君王當然就有了臣下，有了君臣當然就有了相應的見面禮儀。公元1792年，早已經崛起於西方的英吉利王國派專使出使大清帝國，這本來是一件促進東西方交流的大好事，可當時的清朝乾隆皇帝卻堅決不準英國專使晉見，原因極其簡單，因為英使馬甘尼不肯對皇帝(當然是大清國的皇帝)行下跪叩頭的大禮。
這個在現代人看來根本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卻被乾隆皇帝看得重於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在乾隆看來，上下幾千年，縱橫全天下，哪有臣下見君王不叩頭不下跪的理呢?
事實情況果真如此嗎?
“再拜”與“促膝談心”
皇帝雖然是“金口玉牙”，但他的說法或看法卻並不總是有理。
且不說當時的“泰西諸國”——英吉利、法蘭西等國屬臣見君主根本無“下跪叩頭”之說，就是“下跪叩頭”大禮發源地的中國，也不是從古到今都下跪叩頭的。
中國古代有確切文字記載的歷史是從東周時代開始的(孔子的《春秋》上限是公元前722年，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從公元前403年寫起的)，從東周到秦漢上千年的時間，我們並沒有發現有關“下跪叩頭”的記載。
春秋時代臣下見君王，其禮儀是怎樣的呢?我們不妨走進“諸子百家”之中，聽一聽看一看這些當時的文化名人們是怎樣記敘君臣相見之禮的。
《呂氏春秋》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歷史：魏文侯去見當時的賢能之士段乾木，站得疲倦了卻不敢休息。回來以後見翟黃，箕踞於堂上跟他談話。翟黃很不高興。文侯說：“我禮遇段乾木，是因為讓他做官他不肯做，給他俸祿他不接受，現在你想當官就身居相位，想得俸祿就得到上卿的俸祿。你既接受了我給你的官職俸祿，又要求我以禮相待，恐怕很難辦到吧。”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最值得注意的是翟黃對他侍奉的君主箕踞於堂上與他說話表示的不滿，這與漢代以後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看過拙著《中國帝王私生活百態》的人想必還會記得南北朝時代劉宋王朝前廢帝劉子業為了尋開心，竟命他手下的大臣劉昱趴在地上用餵豬的槽子學豬吃食的故事。
晏嬰是春秋時代有名的賢臣，也是被時人和後人一致推許的最懂禮儀的人，我們不妨看看他是怎樣見他的國君的。
故事之一：
齊景公飲酒飲得很高興，對臣下說：“今天我願意和各位大夫痛快地暢飲，請不必講究禮節。”
晏子聽後馬上進言，認為“人之所以比禽獸高貴，就是因為存在禮節”。
景公沉醉於飲酒之中，不聽晏子的勸誡。
過了會兒，景公出去，晏子沒有起立，景公再進來時，晏子卻搶先喝酒。景公生氣發怒，臉色大變，怪晏嬰不講禮節。
晏嬰離開了座位，鞠了一躬回答說：“我怎么敢跟您言行不一呢?我是想用自己的舉動讓您看看無禮對人的傷害!”景公說：“要是這樣，就是我的不對了。請您入席，我聽從你的勸諫。”(《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晏子生活的時代，君臣之間還是比較平等的——不講禮節可以隨意飲酒，講究禮節臣子也有座位可坐。
那個時代臣下見君王還是要拜的，但絕非下跪叩頭，而且行拜禮時多是在特殊的情況下(主要是祝賀)。
再看一個故事：
齊景公掏雀窩，看到窩裡的鳥兒太小，就又把它送回到窩裡。
晏子聽到這件事，不到上朝的時間就去見景公。
景公感到很奇怪。晏子問景公：“您做了些什麼?”景公就把發生的事說了。晏子後退，面向北兩次行拜禮祝賀道：“我的國君具有聖王的品德了!”
在這個故事中晏子給國君行禮，那是因為景公有了仁義之舉，要向國君表示祝賀。
在另外一個故事中，晏子用行拜禮(注意：絕非“下跪叩頭”)來匡正君王的過失，我們不妨再看一看。
齊景公一連喝了幾天酒，感到非常快樂，便摘下帽子，脫掉衣服，親自擊缶奏樂。他問身旁的人說：“仁德的人也喜歡這樣嗎?”梁丘據回答說：“仁人的眼睛耳朵，也像一般人一樣，為什麼會不喜歡這樣呢?”景公說：“快駕車，把晏子接來同樂。”
晏子穿著朝服來到，接過景公所賜的酒後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兩拜。景公說：“我非常喜歡這種娛樂，想和您共同分享，請免去禮節!”
“您的話錯了，”晏子回答說，“群臣都希望去掉禮節來事奉君王，我恐怕您不願意。現在齊國五尺高的兒童，力氣卻都超過我，也勝過您，如此卻不敢做亂的原因，就是敬畏禮節。上邊如果沒有禮節，就沒有辦法役使下邊;下邊如果沒有禮節，就不能夠事奉上邊。那麋鹿因為不懂禮節，所以父子同配一頭母鹿。我聽說，君王如果不懂禮，就沒有辦法治理國家，大夫如果不講禮，官府的差吏就不會有禮貌;父子之間不講禮，那家庭肯定不吉利;兄弟之間不講禮，就不能長久和睦。《詩經》中說：‘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所以禮節不能免掉。”
景公說：“我愚笨不好，身邊的人迷惑我，因此到了這種地步，請讓我殺了他們。”晏子答道：“您如果不講禮，那么喜歡禮的人就會離開您，不講禮的人就會來到您身邊;如果您喜歡禮，那么講禮的人就會到來，不講禮的就會離去，殺了身邊的人是沒有什麼用的!”景公說：“好，請讓我更換衣帽，再聽教誨。”
晏子走開，站在門外，景公讓人灑掃池地，撤換蓆子，衣帽整齊地召見晏子。晏子重新進門，辭讓三次後，登上台階，三次獻酒行禮，然後喝酒。行兩次禮，告別盛宴而出——(《晏子春秋·外篇上第七》)
春秋時代君臣之間相見比較隨便，那么戰國時代又如何呢?
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傳》中提到商鞅去見秦孝公時以“強國之語”，說得秦孝公入了迷，“不覺膝之前於席也”，座位對了座位。這表明那時的國君並不像後代的皇帝那樣擺臭架子。
那時，一些想要有所作為的統治者不但不要群臣給他們叩頭，相反，他們倒常常給臣子叩頭，這絕非筆者危言聳聽，有《史記》為證。
《史記·刺客傳》載：“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太子乃國之儲君，“跪”是下跪，“頓首”就是叩頭。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掃平六國，自以為建不世之奇功，也只不過是把自己的名號由王改為皇帝，自稱為“朕”，制命為“詔”，車同軌，書同文而已，並沒有定下“下跪叩頭”的臣見君之大禮。
《史記·秦始皇紀》“(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群臣並沒有對這位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三拜九叩。
有文字可查的歷史延續了這么長的時間，我們尚未發現臣下見君主要下跪叩頭。那么，“下跪叩頭”的大禮究竟始於何時呢?誰又是它的始作俑者?
叔孫通一個該釘在恥辱柱上的名字
讀過一點古書的人想必不會忘了這樣兩句話：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這是兩句詠史詩，雖然詠的是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但也從另外一個側面告訴人們，推翻秦朝的劉項——劉邦和項羽兩個人原是都不讀書的。
項羽我們暫且不必管他，劉邦可是個拿著儒生的帽子當尿壺的主兒，奪取天下的過程中，他依靠的幾個謀士也不是什麼正宗的儒生——韓信是個市井無賴，蕭何是個刀筆小吏，張良是黃石公的門徒，陳平有“盜嫂”之嫌，就像是“一不留神”就把個天下給弄到手了。
“幸福和滿足只在過程之中”這句後世從西方進口的“舶來品”，劉邦當時可能並不知道，但他稱帝後卻很*到失望：他手下的那班大臣如樊噲、夏侯嬰等人差不多都是他當初混跡於黑社會的狐朋狗友，這些販夫屠狗者流雖然當了大將軍，有的甚至被封為王侯，卻仍是暴發戶一個，根本不懂得什麼叫禮儀，什麼叫規矩。他們在劉邦的皇宮裡，就像過去在劉邦的家裡一樣，胡吃海喝，喝醉了就扯開嗓子吼上一段，有的甚至還拔出刀劍砍皇宮裡的柱子助興。
這種局面，讓劉邦感到厭惡。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敘當時的情景時寫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就在這種時候，有一個人挺身而出，幫劉邦解除了煩惱。
這個人名叫叔孫通。
叔孫通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本是秦朝的“候補”博士(“以文學征，待詔博士”)，陳勝、吳廣起義後，訊息傳到鹹陽，當時的皇帝秦二世就此事詢問諸博士儒生，那些“呆頭書生”們都認為陳勝、吳廣是造反，應立即發兵*，只有叔孫通摸準了秦二世的“駝鳥”脾氣，答曰：“陳、吳等人不過是‘鼠竊狗盜’罷了，不足掛齒。”二世聽了很是受用，一面命御史把那些“呆頭書生”全部定罪，一面“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並把他由“候補”轉正為博士。
後來，叔孫通又先後投靠項羽之叔項梁、義帝楚懷王等。公元前205年，叔孫通又投靠時任漢王的劉邦。第一次與劉邦見面時，叔孫通穿了一件儒服，見劉邦不喜歡，他馬上換了一身楚式短打扮。當時，由於叔孫通在“知識界”小有名氣，所以有一百多名儒生跟著他，令這些儒生感到氣憤的是，當劉邦詢問哪些人可以重用時，叔孫通推薦的淨是那些“江洋大盜”(大猾)。有人就此事質問，叔孫通答道：“漢王現在正冒著矢石爭天下，你們這些書生哪個能斬將奪旗?推薦你們，那會讓你們白送命的!”但他保證不久的將來，一定讓這幫“書生”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的乾乾。
現在，機會來了。
於是，叔孫通就去見劉邦，他對劉邦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他說他願意幫劉邦定出一套規矩來。
劉邦半信半疑地說：“好吧，不過可不能太複雜了!”
叔孫通又解釋說：“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他說他要博採眾家——夏、商、周及秦之長，訂出一套禮儀來。
見他說得頭頭是道，劉邦也不能不叫他試試。
叔孫通馬上派人徵集了一批魯國的儒生——這其中又出了個小插曲，有兩個魯國的“呆頭書生”不肯來為叔孫通捧場，而且還說了很難聽的話，他倆說叔孫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汸我!”——強采的瓜兒不甜，叔孫通明白這個道理的。所以，他只好帶著願意給他幫忙的人西入長安，與他原來的上百名追隨者們會合在一起，引繩為綿，立表為蕞，在長安城外“操練”了一月有餘。
然後，叔孫通去見劉邦，請他下令手下的文武百官也都“隨班就讀”——接受儒家禮儀的訓練。
這些出身於下屬社會的大臣們可不是好教的，也不知叔孫通用了什麼法子，竟把他們一個個都給教得人模人樣的。
公元前200年，西漢王朝的長樂宮落成，叔孫通向劉邦建議，正式啟用他修訂後的“朝儀”，劉邦無可無不可地答應了。
整個朝儀如下：
文武官員由禮儀官引導，順序進入殿內，分為左、右兩班，跪於兩廂。皇宮近衛軍站在文、武百官之後，然後是今天影視作品中經常能夠見到的“鏡頭”——一大串的官員一連聲地高喊“皇帝駕到”，聲音由遠而近，劉邦也在眾人的簇擁之下，坐著輦車緩緩而出。一見皇上駕到，文武百官立即各按官職的大小，背出一套聽起來叫人肉麻的賀詞，然後，酒宴開始。與以往“醉或妄呼，拔劍擊柱”的情況迥然有別，那些文官們就不用說了，那些平日裡桀驁不馴的大將軍們也一個個都趴在地上，再仰頸抬眉往上看(讀者不妨與晏子、商鞅見國君時的情景比較一下)，整個宴會進行過程中無人敢高聲喧譁，樂得劉邦連聲說：“我到了現在才知道當皇帝的威風!”
上面這段絕非筆者杜撰，有司馬遷的《史記》為證。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漢(王)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廬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殿上者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喧譁失禮者。於是高帝(即劉邦——引者)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金。”
台灣一位著名的史學家就此寫道：“從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貴的大臣，也都被這種儒家最得意的傑作‘朝儀’，隔開了一段距離。戰國時代那種君臣間面面對坐，膝蓋碰著膝蓋長談的時代，不再在中國出現，帝王政體遂走進一條永不能回頭的死巷。西方專制君主和東方專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說“西方專制君主和東方專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未免有些絕對。漢代以後，一直到宋朝，有兩種大臣見君主時是可以不下跪、不叩頭的。這兩種大臣是：年高德劭、或位加九錫者，如曹操、司馬懿、高歡等人;再有一種是皇上的老師，即那些“侍讀學士”。前一種人可謂“不世出”之人物，哪個王朝若是攤上，那也就離亡國不遠了，後一種大臣雖然免除了下跪之勞，但一般也都是站著給皇上講課的。據一位學者考證，“侍讀”的“侍”用的就是其“站立”之意(此說當然不很準確，不過，卻有新意)。
但是，就像柏楊先生所說的“醬缸文化”，“醬”味越來越濃一樣，宋代以後，隨著中國封建社會步入其中晚期，它僅存的那點“人性”也蕩然無存了。
從明朝開始，侍讀學士都改為“跪讀”學士了，他們給皇上講課時都只能跪著，而連站著的資格也沒有了。
據史料記載，清代有名的大學者紀曉嵐曾因在陪太子讀書時未採用下跪的姿態而遭到了皇帝的訓斥。紀曉嵐尚且如此，別的人見皇帝的處境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人們，至少是當代人，承繼文化傳統時一般都是取近不取遠的，而且往往是錯誤地把近處文化的沿襲，當成亘古不變的信條，所以，才有了以今證古的錯誤。
最後需要說明一點的是：古人尤其是漢代以前所說的“拜”不等於“下跪叩頭”。為便於讀者辨別，我們不妨再說上幾句。
宋朝人王楙在《野客叢書》中說過這樣一段話：“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註：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手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耶?”這段話說得深入淺出，有興趣的人不妨思之。
古代 帝王 皇上 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