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型焦慮症: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最多

傳染型焦慮症: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最多
在這個全民焦慮的時代,如果說低收入者是為了解決生存與生活的基本需求而焦慮,那么高收入群體的焦慮大多是來自生活掌控感的缺失。所有人似乎都得了一個叫做傳染型焦慮症的病,人們聚在一起“不再”歡聲笑語,聊的都是更高的物價、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車子、更優質的教育…

小南是一家外企文員,每個月5000左右的工資,工作節奏屬於整體清閒,偶爾加班。

“開始我還挺享受的,朝九晚六,雙休和節假日不用加班,平時的工作只要細心就行。每到周末,要么約三五好友聚餐遊玩,要么自己晃蕩,找家漂亮的咖啡館,去個適合發獃的地方。”

“直到發生了一件事,讓我覺得自己的心態開始起了變化,更慢慢的開始焦慮。”小南說。

“上半年我身體不好住了一次院,為了不讓父母擔心,我沒有通知家人,好在有同事幫忙。這不住院不知道,一住院嚇一跳。每天大把大把的鈔票往外流,而且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從藥物到點滴都分好多檔次,價格不等,據說效果也不一樣。我躺在病床上第一次認識到,哪有什麼歲月靜好?我生平第一次覺得自己太無能了,我突然感到了一陣焦慮,這種焦慮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小南說。

“不只我自己這樣,身邊的朋友們也慢慢變得跟我一樣。隨著時間推移,我們聚會的時間越來越少,即使偶爾聚會,聊天的話題也逐漸轉到了收入、職位、房子等等現實性的問題上,似乎所有人都開始越來越忙碌。”

“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生存狀態雖然無憂無慮,但一旦遭遇變故,就會讓人感到束手無策,之前構築的“不慌不忙”的幻象抵不過現實殘酷的一擊,於是人們開始直面心中的欲望和未來的種種可能性,並為了不可預知的未來想要提前做好金錢或物質的準備,在這之中就會不斷的對自己是否能夠實現目標的“疑神疑鬼”,陷入不斷的焦慮中。

“當想要的東西多了,想買的的東西多了,我開始意識到現實世界其實是一個物質世界,雖說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的。”小南說。

“問題在於,賺多少錢才能保證起碼的衣食無憂同時也能具有基本的抗風險能力呢?如果這個標準是一個收入安全線,那么每個月賺多少錢可以讓我內心‘安定’呢?”

大志認為自己處在“收入安全線的範圍內”。作為一名房產銷售經理,他有著二十萬左右的年薪,福利待遇穩定良好,家庭情況也足以支撐他在自己的城市過上體面的生活。

“我在沒錢的時候拚命賺錢,如今做到了一定職位,收入也綽綽有餘,可不知為何,我的內心還是會感到莫名的焦慮。”大志說。

“因為我這看似體面的收入,和自己本身並沒有太大關聯,這份收入大部分得益於公司的平台,根本無法體現自己的能力。如果哪天公司倒閉或者大環境不景氣,我還需要重新面臨轉行或創業的選擇,而這份工作給我帶來的信心並不能支撐我能夠去跳槽或者創業。”

“工作之外,我就要面臨結婚的壓力。現在在這城市結婚怎么也要個大幾十萬的花銷,如果再要買套新房,買輛車的話壓力就馬上來了。更別說生小孩了,學區、教育、奶粉錢…一想到這些我就頭大。”

“我的工作在外人看來還行,但自己知道現在正是瓶頸期,上不去下不來,不知道未來何去何從;生活上看似沒壓力,但一旦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發現手裡的錢根本不夠。”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一份調查結論顯示,6萬元-50萬元是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計算)的標準,即所謂的社會中產,中高收入人群。在更廣泛的認識中,中產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上看,他們均居於現階段社會的中間水平。那么,中產階級具有哪些特徵呢?英國雜誌《經濟學人》在專題報導中稱,“中國中產是世界上最焦慮的一群人”。智聯招聘發布的報告顯示,有1/3的新銳中產經常感到焦慮,可能一不小心就會得抑鬱症,而經常焦慮或偶爾焦慮的人群比例更高達95%。

中產階級有著對現狀的清晰認識和對未來的無限迷惘,雖然不菲的收入與體面的工作能給中產帶來一些欣慰,但對“更好的未來”的不安與焦慮才是最戳心的痛點,加班太多、子女教育焦慮、失業恐懼、資產縮水恐懼、房貸車貸壓力、養老醫療壓力…這些無時不刻不讓像大志這樣的社會準中產階級焦慮。

老顏是一家世界500強企業的地區老總,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他都能說是一位人生贏家:年收入上百萬、資產豐厚、有房有車、家庭情況良好…可依然逃脫不了焦慮的情緒。

“去年下半年,我經常心慌多汗,嚴重時還會出現手抖的情況。去檢查發現結果都正常。內科醫生建議我去精神心理科才發現,原來是壓力大引發焦慮症。一個月前體檢,我被檢出輕微高血壓及心動過速,心理科諮詢後發現我有輕微焦慮。”

“公司上百名員工,每年每季度的業績壓力,家庭的責任,對更有品質生活的追求…收入越高,身上的擔子越重。中國人不像老外那樣看得開,中國人講求勤奮,所有的工作和生活都要不斷地往前進步才行。”

“我甚至都不覺得自己有錢,我還想為子女換一套更好更大的學區房,想要經常帶家人出國旅遊,想投資一些自己的事業,想要在職位上更前進一步。”老顏說。

有關數據統計,大城市中高收入者中有32%表示他們承受著巨大壓力。甚至衍生出了“高薪貧困症”這一名詞。高薪貧困症是都市白領群體的焦慮症之一。從社會學角度來說,可以理解為白領薪水高,但因為各種過高的債務和生活成本,常有收入不抵支出的“相對貧困”及由此帶來的緊張焦慮感。從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的角度來說,可以理解為部分職場中擁有較高的收入,但職業價值感不足,職業規劃不清晰,內心訴求未得到滿足,因而產生了職業心理焦慮。

寫在最後

普遍性的焦慮像傳染病一樣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對生活現狀抱有焦慮的傾向——“路怒症”、“恐婚族”、“低頭族”、“產前抑鬱”、“子女教育焦慮”、“跳槽族”…這些近些年的新興社會現象多是由焦慮產生,最後泯然於焦慮。

數據上來說,這種好似整個社會都在傳染的“焦慮症”在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人中最多。但不管怎樣,傳染型焦慮症就像一個真正的頑症,正在影響這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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