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戰結束後180師倖存戰士榮辱60年 歸來背負“人民的罪人”

180師是抗美援朝戰爭中失利最嚴重的部隊,傷亡3000餘人,被俘3900餘人。“全軍覆沒”的說法流傳甚廣。

180師的失利被定性為政治動搖。1954年,180師參謀長王振邦曾向軍部提出失利原因主要是兵團指揮失當,不能全推到180師頭上,卻被批評為已有定論。

歸國戰俘們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壯士”的高標準對照自己,交代錯誤。領導嚴厲的說:“被俘回來就是人民的罪人。”

老兵們以筆為武器,出書寫文章為自己正名,但從未被正規出版社接受。“不會再有人寫了,都老了。”馮志誠說。

2013年7月24日,在韓戰停戰60周年的成都老兵紀念會上,81歲的180師老兵汪元昌最終憤怒了,原因是“原本受邀與會的領導一個也沒來”。一百來個在台下昂著白頭的老兵,在3個小時的會議時間裡也沒收到一句對其個人的致敬和感謝。

“這么不重視還開什麼會呢?”汪走到簽到席把名字一筆劃掉,扭頭便走。這引發了風波,很多昔日戰友都看到了這一幕,但最終沒有人去勸這個倔強的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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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理解,也很無奈。”一位180師老兵說,“抗美援朝勝利60年了,我們卻仍活在失敗的陰影里。”

在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戰爭中,180師是一個特殊的群體。由於孤軍深入和執行錯誤指令,180師11000多人傷亡3000餘人,被俘3900餘人。這是志願軍成建制失利最嚴重的一次,六十多年來也在多種歷史敘述中被稱作“韓戰中唯一全軍覆沒的隊伍”。

倖存的180師老兵的餘生因這次失敗而改變。他們在政治運動中被視作恥辱而屢遭衝擊,或在異地他鄉忍受著奚落和冷遇。然而六十多年來,這支頭頂“污名”的敗兵之師從未放棄過對歷史真相的追尋和維護。

從1991年起,老兵們以筆為武器,出書寫文章為自己正名,同時出版了二十餘本集體或者個人回憶錄,總字數達數百萬。但時光的敵人仍過於頑強——在慣有認知的影響下,這些文字從未被正規出版社接受。

如今,一本名為《我們沒有全軍覆沒——180師在朝鮮》的書準備在北京出版,由《瀋陽日報》記者關捷採訪一年而成。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用最後的力量再一次講述他們所執守的“正確歷史”。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戰”。

“把我埋了”

現在,81歲的原中國人民志願軍180師老兵肖德元住在成都一個叫九如村的小區,愛好中醫養生,擺弄自製藥酒。62年前,肖德元在這個城市參軍,成為180師538團的一名普通戰士。

但和平沒有持續太久。1950年12月10日,肖德元和180師1.1萬名戰士一起接到通知,奔赴3000公里外一個陌生的國度——北韓。這個半島在一年前爆發內戰,戰火還一度燒至鴨綠江邊。中國組成志願軍支持他的社會主義兄弟。

在從成都到朝鮮漫長的旅途中,年輕人們義憤填膺,一路高聲唱著《志願軍軍歌》。

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海外作戰,“抗美援朝”標誌著新生共和國從人民戰爭到國防戰爭的過渡。在肖德元抵達前線的半年內,四次戰役已經相繼展開,中朝軍隊與聯合國軍逐漸形成拉鋸,志願軍司令部決心發起一次更大規模的戰役,打破僵局,爭取主動。

1951年春夏之交,志願軍決定“即使付出五六萬人的代價,也要消滅敵人幾個師”。17歲的肖德元早已等不住了,他聽說,美國人就要被趕下海了,再不去就沒機會啦。

在這樣的樂觀氛圍中,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打響,雙方共80萬人相持於北緯38度線附近。美軍不斷後撤的磁性戰術推高著中國軍隊的信心。180師領到的任務是從中線直插敵陣,割裂美軍和東線韓軍的聯繫。在五天的進攻中,180師前突了一百多公里,順利割開美軍陣地。

此時第一個危險信號出現了——180師的乾糧和彈藥已告罄,突進也過遠。情況很快得到驗證,5月22日,隨著聯合國軍全線反攻,戰場態勢瞬間逆轉。美軍利用志願軍補給困難的致命弱勢,開始收“口袋”,180師首當其衝。

打還是撤?師長鄭其貴強調要聽從兵團指揮,顧全大局,但兵團下達一個事後證明是非常錯誤的命令——就地阻擊敵人,掩護兵團主力和傷員轉移。

這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538團戰士賴富柏躲在山道旁的樹叢中,看著美軍坦克在滾滾煙塵中如入無人之境,志願軍戰士拿著爆破筒衝上前去。一天的阻擊,整個連隊只剩下他一人。“他們有坦克飛機,我們什麼都沒有。”

一天之後,所有的友軍已經撤退了,180師卻等來了美軍機械化部隊。在無路可逃的情況下,兵團電令部隊向鷹峰撤退,說到了那就有接應,可到達後,卻發現敵人的照明彈已經將山谷映成一片慘白。

鷹峰標高1436.9米,這一天,細雨如絲,雨點落在身上,異常寒冷。

這是斷糧的第5天,一萬餘人的180師只能集合起一千來人,靠野菜和樹葉勉力維持,重機槍因為搬不動被丟棄,剩下的二十餘挺輕機槍,只有一挺還能打幾分鐘的子彈。

張城垣是師部的宣教幹事,他聽見師長鄭其貴在喃喃自語,“完了,完了。”隨後,師長命令機要科長將聯絡密碼全部燒掉,這位一直在機關工作的老知識分子嚇得哭了起來。

28日,剩下的人決定翻過鷹峰再次突圍。在一條山溝下,他們發現了數百名傷員。重傷員在死前大喊“把我埋了,把我埋了”,他們卻只能在死者的臉上覆上樹葉。

馮志誠在山腳的另一支突圍隊伍里,他是180師539團的作戰參謀,集合起一百多人,下意識地朝北走,團政委韓啟明負傷掉隊,選擇自殺,甚至沒人注意到。

肖德元掉隊了,他站在北漢江邊,江水茫茫,手邊只有一支蘇制步槍。江對岸,群山之中,炮聲隆隆,那裡有他被圍困的戰友。

一個朝鮮老婦人站在木屋前,不斷說著什麼,他聽不懂,大概明白是讓他帶走屋子裡的一具戰士遺體,遺體的頭上蓋著紅布。

這個新兵無法理解眼前的一切了,他在心裡喊著:“毛主席啊,這個仗怎么打成這樣?”

戰俘營

炮擊終於停了下來,敵軍開始搜山。180師538團衛生員鍾俊驊就是這時被俘的,他在溪邊喝水充飢,槍口忽然捅到了腰間。

張城垣和吳成德一直留在山裡,吃光了山溝里的青蛙後,他們決定下山找糧。晚上,張帶著四個士兵溜下山,毫無意外地被敵人發現,他們跑啊跑,黑暗中看不清,紛紛墜落懸崖,等他醒過來,兩個士兵已經死去,活著的小聲告訴他,張幹事,我們被俘了。

直到一年後,他才知道180師政治部主任吳成德在山裡又堅持了一年才負傷被俘,成為志願軍被俘的最高級別將領。

張城垣被送往巨濟島上的志願軍戰俘營。在五次戰役之前,志願軍戰俘不過兩千餘人,五次戰役之後,陡增至一萬五千人。

作為宣教幹事,他原來在部隊中負責氣節教育,第一條就是不能被俘,想到如今的處境,感到非常羞愧。他在戰俘營認出了許多180師的士兵,對方卻低著頭不願看他。

180師的被俘軍人成為戰俘中堅決回國的領導者。按照《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戰俘不等於罪犯,戰俘營中實行戰俘自治。利用這條規定,1952年,他們在戰俘營里成立了共產主義團結會,發展了兩千餘名團員,張城垣任副書記兼宣傳委員,還有一張機關報《訊息報》,用以鼓舞教育被俘同志。

戰俘營是另一個戰場,這裡有各色人等。從台灣過來的國民黨特務混進戰俘營策反,甚至強行在戰俘身上刻上反動口號,讓他們不敢回國。如果抵抗就被淹死在廁所。

180師的幹部們也針鋒相對發起打擊叛徒的運動。“經我批准處死的叛徒就有17個。”張城垣說。

1952年4月8日,在美軍正式“甄別”被俘人員遣返意願之前,180師的士兵們趕製了一面五星紅旗,材料是脫膠了的雨布,原本打算各人獻血染紅,但收集了一斤後卻發現鮮血凝固變黑,最後用的是醫務室的紅藥水。

鍾俊驊被選定為升旗手,清晨,戰俘們集合起來高唱國歌,許多人熱淚盈眶,他們說這是兩年戰俘生涯中最光榮的一天。

“當時有兩條原則,如果交換戰俘就堅決回國,不然就自己解放自己。”60年後,張城垣說,“我們是軍人,為了榮譽也得回去。”

從朝鮮戰場歸來後,鍾俊驊一直和戰友保持通信,互訴人生際遇,半個多世紀來已達上千封。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從朝鮮戰場歸來後,鍾俊驊一直和戰友保持通信,互訴人生際遇,半個多世紀來已達上千封。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已有定論

第五次戰役後,兵團決定嚴肅處理180師,對其進行了長達一年半的內部整肅。

敗軍的名聲很快在軍內傳開,打飯時,師傅問戰士石敦豪,你是哪個師的?得到回覆後,圍觀者開始起鬨:“就是那個吃屁火的嘛。”

1951年10月,志願軍對失利作出了正式結論,“180師突圍並沒有經過嚴重戰鬥,但是一個師損失殆盡,給黨和人民招致不可彌補的損失”,不能從軍事指揮上找原因,而是“政治上動搖逃跑,貪生怕死,把一個師讓敵人消滅了”。

隨後,師長、副師長被撤職,團以上幹部黨內留黨察看,行政上一律降職、撤職。軍部甚至一度考慮撤銷180師番號。

539團政治部主任李全山,因為在檢討中表示自己曾有“萬一負傷被俘,也要堅持鬥爭”的思想,被軍部嚴厲批駁,認定“一個團級政治幹部,竟準備屈膝作俘,是叛變行為”,給予黨內外雙重處分,調離軍隊轉業地方。

1952年,對180師的問責再次升級。中共志願軍黨委發出檔案,強調了“180師全師被殲滅”,該師各級幹部犯了“右傾逃跑主義錯誤”。

539團戰士童志安參加了團里的排以上幹部“180師受挫學習會”,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師會背上政治動搖的惡名,“當時不敢說,許多人都是違心做檢查”。

後來,539團團長王至誠無可奈何地說:“這種情況下,我們滿身是嘴也說不清。”1954年,180師參謀長王振邦曾向軍部提出,失利主要是兵團指揮失當,不能把責任全推到180師頭上。這被批評為已有定論。

韓戰最後一年,整頓後的180師被重新帶回戰場,用“一切為了翻身”做了動員口號。

肖德元記得一個連長就死在打翻身仗中,他沖得太急,腳下踩了地雷,“怕是憋了一肚子氣吧。”賴富柏再次參加了阻擊戰,堅守陣地三天三夜,沒有水時,甚至只能喝尿。

作戰參謀馮志誠終於有了用武之地,通過他設計的作戰方案,攻克了韓軍的陣地,一直打到停戰那一天。

第三兵團司令許世友隨後宣布,“180師打了翻身仗”。但這個喜悅隨即被更大的喜悅衝散。1953年7月27日,停戰協定簽字生效,韓戰正式結束。

人民“罪人”

韓戰結束後,180師一部分官兵隨部隊駐防南京,一部分士兵轉業復員。180師的戰俘,營以上幹部轉業地方,連以下幹部戰士保留軍籍者全部復員還鄉。

肖德元轉業回到成都一家木材公司,報到時,經理聽說他是180師的,大吃一驚,“就是那個全軍覆沒的啊。”

賴富柏也回到了四川安縣老家,重操理髮舊業。“文革”中,他因為開理髮店被打成當地最大走資派,在一次批鬥會上,一個曾經的戰友突然站出來,揭發他所在的180師打了敗仗,他是其中的逃跑分子。

“你們說,這樣的人該不該斗?”戰友喊。“該斗,該斗!”民眾們揮舞起拳頭。“

嚴汝賢則是禍從口出。這個180師539團的文教員,戰爭結束後進入樂山第五絲織廠。反右時,他和單位同事在茶館聊起抗美援朝。同事說,打敗美帝國主義指日可待。可嚴汝賢多嘴,偏要用自身經歷潑冷水,告訴他180師失利的事實。

當時同事不說話,直到有一天單位開大會,領導在會上突然點名批評,“某人竟敢污衊志願軍,居心叵測。”隨後,嚴汝賢被單位開除,打成右派,只好回家務農。

曾經的俘虜,日子更不好過。戰爭結束後,一共有六千餘名志願軍戰俘回到祖國。他們被統一安置在遼寧昌圖的歸國戰俘管理處。

在歸管所,戰俘們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壯士”的高標準對照自己,交代錯誤。張城垣的處理意見上寫著,“受敵嚴刑拷打較多,是否有失節行為,要在今後長期工作中考察”。他不服,跑去找歸管處的領導,領導嚴厲地說,“被俘回來就是人民的罪人。”

吳成德則被定性為叛黨、叛國,開除了黨籍、軍籍,分配到東北的農場。“他是被俘的最高領導,180師打了敗仗也要算在他頭上”,張城垣跑去看他,兩個人坐在屋子裡無話可說,吳成德突然哭出聲來,那一年他已經48歲。

六千餘名志願軍戰俘,隨後在他們的檔案袋裡,都加上了“特嫌”、“控制使用”等字樣。

由於戰俘身份,復員回到地方後,張城垣先後被縣廣播站、鄉信用社開除。“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現行反革命,只能在村里放羊為生。

80歲的鐘俊驊如今已經垂垂老矣,1954年,當20歲的他回到成都,街坊鄰里慢慢都知道了他的戰俘身份。女友的母親逼他們分手,“她家裡人說,難道你想和一個歷史不清、政治動搖的人在一起嗎?”這句話,折磨了鍾俊驊十多年。

“180師是個悲劇,戰俘更是個悲劇。”張城垣無奈地說。

兩岸書

1988年,山西聞喜縣桃溝村的史興福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一個不認識的人從台灣寄信過來,詢問自己是否還在人世。

他讓二兒子回信過去,“還活得好好的”,然後問問,是誰呢?

下一封信時隔數月後寄到,署名已經換成了他熟悉的名字——史興貴。他失蹤四十年的弟弟。

1953年,由於身上的刻字,史興貴不敢回大陸。戰爭結束後,和其他一萬四千名戰俘去了台灣。他被編入炮兵營,駐守台南,1969年退役,搬到眷村。

退役後,史興貴加入了一支由大陸戰俘組成的榮工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台灣經濟騰飛的時候,他們給高速公路打地基,也給鐵路鋪設枕木,一乾又是十二年。

當年,和他一同下山投降的180師戰俘一共8人。他們時常約著假期里見面,說一說近況,不覺間就都老了。

8個人中沒有一個能夠在台灣結婚成家。

“在部隊不準結婚,退役了年紀大了,人又窮,哪有人要呢?”史興貴所在的眷村,大陸戰俘有二十多戶,只有兩戶結了婚,一個娶了瘸子,一個娶了啞巴。孤獨的戰俘們唯一的消遣就是打麻將、賭博。史興貴有時一輸就是幾千台幣,他也不在乎。

也有人給史興貴說媒,對象是一個山村的寡婦,拉扯著幾個孩子。他拒絕了。“成家了就回不來了。”

1949年,他參軍離家的時候,家裡有一個兄長,妻子才17歲。他想妻子應該改嫁了,哥哥應該還在等著他。

1987年,台灣開放了赴大陸探親。史興貴決定給家裡去一封信,詢問他的哥哥是否還在人世。署名時,他耍了一個心眼,用上了假名。他想,若是哥哥不在了,那么其他人也無須知道他還活著。

收到回信的那一天,史興貴就決定無論如何要回到老家,再也不離開。

1991年,69歲的史興貴娶了同村一個63歲的寡婦,成了家。他的哥哥將第四個兒子過繼給他,為他送終養老。

“不會再有人寫了”

1982年,留在成都的180師老兵韓戰後第一次聚會,地點選在肖德元的單位,一家蔬菜公司下屬的職工學校。

話題總離不了180師。這么多年過去,大家心裡一直不服氣。“我們也是為了榮譽而戰,卻背了這么一個惡名。”

老兵們最不能容忍的是把戰爭失利的責任都推到180師身上,扣上“政治動搖”的帽子,“180師只是棋盤上的一顆棋子,怎么動,不是我們能決定的。”童志安說。

在山西和北京,另一撥180師的老兵行動了起來。他們決定出一本180師自己的書。書名取為《歷史的回音》。張城垣受邀擔任該書的執行主編,請各地的180師老兵寫自己的經歷。“就是為了給180師正名。”張城垣回憶道。

書成後,他們讓北京的老首長去請了薄一波作序。薄老評價180師“是一支有光榮傳統的老部隊”。1993年,張城垣拿著書稿找到一家出版社,希望能公開出版,對方卻以事涉歷史太過敏感,不肯合作。

“我們只好自己籌錢出了,第一次印了1000本。”他們通過北京的戰友將書送給軍內高層,也沒收到什麼回音。

《歷史的回音》首開180師老兵寫書的先河,包括集體書寫和個人回憶錄,如今已有了二十多本,成都老兵出的集體回憶錄,名叫《烽煙人生》。

“不會再有人寫了,都老了。”早已從國防大學教授任上退休的馮志誠指著桌子上的一堆書,有些落寞地說,志願軍司令部早已解散,180師的番號也在1960年代被撤銷,180師的失利,到底是誰的責任,軍內已經不關心這段歷史了。

在成都,一起寫書,讓180師的突圍和被俘老兵重新建立了聯繫。每年成都老兵的聚會,戰俘都會受邀參加,雖然早已平反,但後者願意前來的還是寥寥無幾。

“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英雄。”童志安肯定地說。

2011年,180師的年度聚會正式取消,每一年都有老兵過世,健在的年紀也越發大了。

如今,180師的後代積極地想為自己的父輩正名,他們在網上抱團,建立QQ群,在網站發帖,與攻擊180師的網友對罵,聯繫媒體採訪,甚至還有一個建立180師博物館的願望。

“應該記住這些老兵,他們做出了這么大的犧牲。”石敦豪的女兒石京秀是180師後代群的主要組織者之一。

但在做韓戰口述史的張鳴(化名)看來,這樣似乎有些徒勞,“在美國,這場戰爭叫做被遺忘的戰爭,在中國,也快被遺忘了吧”。

“這可以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石京秀為父輩的歷史尋找到宏大的敘事,但在韓國,她驚奇地發現,他們的父輩戰鬥過的鷹峰,如今已被改名為“戀人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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