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他第一次決定出兵時就明確地設定了這樣的戰略方針——“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而且必須速戰速決。毛澤東以其與國民黨作戰的經驗盲目地認定，中國軍隊一個戰役即可消滅美軍幾萬人。40 得知蘇聯空軍要在兩個半月以後才能出動的訊息後，毛澤東只是調整了入朝作戰的部署，即只與南韓軍作戰，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區組織防禦，爭取時間裝備訓練，等候蘇聯空軍到來後再打。但這並不表明毛澤東改變了戰略方針。因為毛澤東緊接著又指出，“在六個月以後再談攻擊問題”，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對敵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之後，再去攻擊平壤、元山等處”。毛澤東還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
毛澤東
當戰場的實際情況不允許中國部隊阻擊待援時，毛澤東和彭德懷確定了以運動戰消滅敵軍的策略，但仍然沒有改變整體戰略。在列舉了不應準備進攻的平壤、元山、漢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後，毛澤東緊接著便指出：“待我飛機大炮的條件滿足之後把這些城市逐一打開。”儘管毛澤東這時提到了一個與後來戰爭命運悠關的問題，即“迫使”美國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的可能性，但他對這種前景似乎並沒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澤東看來，美國政策的改變只會出現在幾個美國師被殲滅之後。
總之，不管環境和條件如何，毛澤東在未與美國開戰之前就確定的戰略方針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消滅或驅逐美國軍隊，而事實證明，這一方針是中國軍隊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標需要的客觀限度。
1950年9月15日，聯合國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在麥金利山號巡洋艦(AGC-7)（英語：USS Mount McKinley (AGC-7)）上觀看仁川灘頭情況
當中國軍隊帶有某種偶然性地進行了兩次非常成功的運動戰以後，不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極大鼓舞，要求毛澤東按照其既定戰略走到底，就是毛澤東本人也產生了盲目樂觀的情緒。如同仁川登入成功使美國產生了輕敵思想一樣，志願軍首戰告捷使毛澤東毫不懷疑其戰略方針的正確性。然而，恰恰在這時，現實環境和客觀條件表明毛澤東設定的戰略方針是難以執行的。作為前線總指揮，彭德懷看到，經過兩個戰役後，部隊疲憊不堪，病員增加，沒有冬裝，彈藥和糧食也接濟不上。
因此，他在12月8日的電報中提出，如對敵人“不能給以殲滅性打擊”，即使能夠越過三八線或取得漢城也不宜這樣做，並建議在三八線以北數十里停止進軍，來年春天再戰。聶榮臻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後，也認為部隊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占絕對優勢，因而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但在彭德懷發出電報的同一天，金日成發表了告人民書，號召“向祖國解放戰爭的勝利總進軍”，把“美國武裝侵犯者和李承晚賣國匪幫送進墳墓”。莫斯科也建議中國應“趁熱打鐵”，繼續進攻。
這時，聯合國及印度、英國、瑞典等國代表不斷探詢中國接受停戰的條件。為了掌握主動，周恩來請示莫斯科，準備以書面方式遞交中國政府擬定的五項停戰條件。蘇聯政府立即回電，說史達林“完全同意”中國提出的條件，同時強調“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蘇聯又建議中國暫不要提出這些條件，而等美國和聯合國先提出條件。史達林甚至起草了中國應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具體表述方法。於是，周恩來確定對停戰談判採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針。
在這種背景下，北京當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懷暫停進攻的意見。毛澤東命令立即發起第三次戰役，迅速突破三八線。他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於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從毛澤東完全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後全軍主力就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的態度看，他下令越過三八線多少是迫於蘇聯和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壓力，但也必須注意到，毛澤東此時並沒有要改變其整體戰略方針的念頭。當志願軍攻占漢城後轉入休整時，毛澤東向史達林解釋說，為了避免重犯人民軍所犯過的錯誤，必須要有兩三個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終解決南韓問題”，“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51 顯然，毛澤東只是等待機會，以實現其內心的構想。正是毛澤東這種非要消滅或驅逐聯合國部隊的心態，使中國軍隊坐失了以勝利者結束戰爭的一次極其有利的機會。
1951年1月13日，即中國軍隊取得第三次戰役的勝利以後，聯大政治委員會討論並通過了“朝鮮問題三人委員會”在十三國提案基礎上提出的關於解決朝鮮問題基本原則的“補充報告”。該報告建議，立即實現停火;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恢復和平;外國部隊分階段撤出，並安排朝鮮人民進行選舉;為統一和管理朝鮮做出安排;停火之後召開一次由英、美、蘇和共產黨中國參加的會議，以解決遠東的問題，其中包括台灣的地位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這個事先幾個小時才通知美國政府的新議案使白宮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正如國務卿艾奇遜指出的，同意這個議案，將“失去朝鮮人的信任，並引起國會和輿論界的憤怒”;不同意則會“失去我們在聯合國中的多數支持”。而國務院最後決定支持這一議案，是“熱切地希望並相信，中國人會拒絕這個決議”。 對於中國來說，這的確是一次實現停戰的絕好機會。如果中國軍隊屯兵三八線附近，接受聯合國的條件，開始停戰談判，那么無論在政治、外交還是軍事上，都對中國極為有利。
韓戰期間的彭德懷與金日成
應該指出，毛澤東在確定戰略方針時的失誤，不僅在於超越了現實條件，還在於超越了現實目標。實際上，為解除中國在出兵朝鮮決策時所擔憂的三個問題，並不需要在整個朝鮮半島消滅和驅逐美國軍隊。當志願軍把美國軍隊趕過三八線時，毛澤東賴以決定介入戰爭的三層考慮基本上都已經變成了現實：美國此時接受停戰，就等於是以戰敗者的身份來到談判桌前，毛澤東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韓政權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擔心的引起美蘇直接衝突的遠東危機也煙消雲散，中國履行了其為社會主義陣營所承擔的責任和國際主義義務;有北韓作為緩衝地帶，毛澤東對中國安全和主權受到威脅的擔憂自然可以化為烏有，甚至台灣問題和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較為有利的解決。
然而，正像艾奇遜期望的那樣，中國的答覆恰恰是否定了這個聯合國議案，1月17日周恩來宣布了中國拒絕停火的決定，其理由在於“先停火後談判”只是美國尋找喘息機會以利再戰的陰謀。實際上，需要“喘息”的應該是已經成為強弩之末的中國軍隊，而中國所謂先撤軍再停火的主張，在執行起來顯然也是不現實的。至於說陰謀，恐怕只是中國拒絕停火的藉口。因為不難推斷，同拒絕贊成十三國提案的可能結果一樣，美國在朝鮮停戰後再捲土重來所面臨的聯合國及其盟國的壓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講，即使停火失敗，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願軍也可以合法地占據三八線以南的地盤，並獲得寶貴的時間以重建進攻的潛力。
相反，中國拒絕新的停火建議，一方面導致聯合國立即通過了指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國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動，一方面為美國軍隊繼續進行戰爭提供了合理的藉口，使中朝聯軍的軍事處境也十分危急。面對聯合國軍立即發動的大規模反攻，彭德懷立即想到了利用聯合國決議的問題，他於1月27日致電毛澤東說，“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可否播發中、朝兩軍擁護限期停戰，人民軍和志願軍從烏山、太平里、丹邱里線北撤15至30公里的訊息，如同意請由北京播出。”但毛澤東對美軍意圖和敵我力量對比做出了明顯錯誤的估計。當筋疲力盡、缺糧少彈的中國軍隊無疑應該力求停火以圖他謀的時刻，毛澤東卻命令彭德懷停止休整，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其目的是消滅2-3萬美軍和偽軍及占領大田-安東一線以北的地區”，史達林也表示支持這一主張。
事實表明，由於敵我軍事力量對比懸殊，在聯合國軍的強大攻勢下，中朝聯軍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戰役失敗了。彭德懷回國面見毛澤東，力陳志願軍的困難處境，使毛澤東認識到“韓戰有長期化的可能”，並決定讓敵人進至三八線南北地區，在志願軍後續部隊到齊後再戰。毛澤東就此與莫斯科商議，史達林亦表示贊同。直到這時，毛澤東還是不願改變初衷，還以為自己可以實現消滅美軍的戰略方針。其結果是，在此後幾個月的戰鬥中，志願軍雖竭盡全力，並付出了巨大犧牲和嚴重損失，也不過是將對手的進攻制止在三八線附近。1951年6月，當條件已經變得對中國極為不利的時候，毛澤東不得不請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戰談判。
人們會感到奇怪，毛澤東一向具有戰略眼光，在與國民黨鬥爭的幾十年中，軍事手段和統戰工作雙管齊下，在東北戰場三國四方的爭鬥中也遊刃有餘，周恩來則在與國民黨的長期談判中表現出傑出的外交才能，為什麼在韓戰中竟死死抱定一個軍事目標不撒手，而未能同時在外交戰線有所作為?為什麼中國沒有在暫時取得戰爭優勢後及時罷手，同時在聯合國為周恩來創造一個施展其外交天賦的舞台?究其原因，一、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得毛澤東在欣喜之餘產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為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不期而遇的韓戰和初戰勝利為他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二、美國軍隊意外地“不堪一擊”以及蘇聯空軍的及時參戰63使毛澤東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從而對戰爭總體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三、蘇聯、朝鮮施加的壓力使他無法在眼見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剛從山溝走進大城市的中國領導人缺乏在國際舞台上的外交經驗和知識，如此等等。可以想到的解釋也許還有一些，但無論如何，此時毛澤東心裡總算明白了，他為中國軍隊所設定的戰略方針是不現實的。
韓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