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心[習仲勛的妻子、習近平的母親]](/img/6/6b3/nBnauM3XwUTM4MzN5gDN3cDM0QTMxcjN2UDOyQTNwAzMwIzL4QzL3Q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齊心[習仲勛的妻子、習近平的母親]")
生平
習仲勛與齊心在工作中，青春勃發充滿革命熱情的齊心深深吸引了年輕的當地地委書記習仲勛，1944年春天，他們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婚後的齊心在丈夫的影響和嚴格要求下，逐漸成熟起來。
老年後的齊心常常以“老姐姐”自詡，關愛和照顧著老伴習仲勛，對從政的二兒子習近平所走的每一步，她都及時給與鼓勵和告誡。
齊心與習仲勛育有4個孩子：兩女分別是齊橋橋和齊安安，皆隨母姓；兩個兒子，習近平和習遠平。
大女兒齊橋橋1949年出生在延安，習仲勛非常疼愛女兒，在齊心所著《我與習仲勛相伴的55年》里記載：習仲勛工作之餘常常把未滿月的橋橋抱在懷裡，記得有一回，一不留神孩子拉尿了他身，見此，我尷尬得不知所措．仲勛卻笑著說：“子屎不臭，子屎不臭”。雖然疼愛，但並不驕縱。言傳身教，齊橋橋對父母也非常孝順。晚年的習仲勛臥病在床，齊橋橋離開部隊，專職照顧父親11年，直到父親去世。
人物自述
兩人相遇
如果把人生比作長河的話，相伴55年，可算是度過大半輩子了。
1983年，齊心與習仲勛在山東蓬萊隨著防奸運動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搶救失足者運動”的影響，一時間，逼供信、假坦白的氣氛也籠罩在綏師的上空。全校學生不被懷疑者所剩無幾。在仲勛工作的窯洞里，我們第一次看到掛在牆上的毛主席給他的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那題詞是用毛筆寫在漂白布上的。仲勛用深入淺出的話語提醒我們，應該對在搶救運動中出現的“偏差”進行抵制。
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談到了婚姻大事。1944年4月28日，星期六，在綏德地委後院的一個窯洞裡，舉行了我們的婚禮。婚後，仲勛對我說：“從此以後，我們就休戚相關了。但是，我不願意陷在小圈子裡”。我理解他的意思，在艱難的歲月里，作為革命的夫妻不可能要求彼此的過多關照。這一年的夏天，我在綏師剛畢業，就去農村基層工作了。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向陝北發動進攻。當時，我正在綏德備戰，因承擔了臨時任務，才回到西北局機關，5月14日正趕上西北野戰軍在安塞縣真武洞召開5萬軍民參加的祝捷大會，組織上為了能讓我和仲勛見個面，也讓我隨同以西北局副書記馬明芳為首的慰問團去安塞參加祝捷大會。當仲勛驚訝地見到我時，他非常生氣，當著眾人嚴厲地批評我說：“這么艱苦，你來乾什麼!”隨後，他還對我說：“如果戰爭十年，我寧可十年不見你。”此時，我不僅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他的批評，而且暗為他的偉丈夫的氣概而自豪。
孩子出生
1949年3月1日，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世了。這就是由我母親親自取名為“橋橋”(她出生在延安橋兒溝中央醫院，原魯迅藝術學院校址)的女兒。仲勛同志非常愛女兒，工作之餘常常把未滿月的橋橋抱在懷裡。1952年秋，仲勛先到了北京，任中宣部長，我帶著橋橋和安安(尚未斷奶的小女兒)於年底來到北京，一家人終於團聚了。1953年，我們把4歲的橋橋送入北海幼稚園，原因是我已在馬列學院學習，照顧不了孩子。為了我能安心工作和學習，仲勛硬讓小女兒靠吃奶粉長大。來京後，我又生下兩個男孩兒近平和遠平，他們都是10個月就斷奶送回家，由仲勛照顧的。那時我們的孩子都在住校或全托，這期間家裡沒有請保姆。照顧孩子，他視之為天倫之樂，尤其是當孩子們與他摔打著玩時，仲勛總是開心極了。也許是仲勛特愛孩子的緣故，所以他特別重視從嚴教子。我們的兩個兒子從小就穿姐姐穿剩下的衣服或者是花紅布鞋，記得近平因同學笑話而不願穿女孩子的鞋子時，仲勛卻對他說：“染染穿一樣”。就是在仲勛的影響下，勤儉節約成了我們的家風。我工作在頤和園附近的中央黨校，家卻住東城區。因此，我每周末回家一次，等到了家多已是8點鐘了，星期日晚上還趕回單位上班，也就不能和仲勛一起參加周末的文娛活動了，常常是他獨自帶著孩子們去參加周末活動。周恩來總理十分關心仲勛(習仲勛任國務院秘書長長達十年之久，可以說多數時間都是和周總理在一起的。)每當見到仲勛獨自帶著孩子們參加活動時，總理就要問：“怎么見不到齊心同志呢？”
丈夫遭陷害
1962年秋，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仲勛搞突然襲擊，誣陷仲勛勾結《劉志丹》
齊心與家人對於缺乏鬥爭經驗的我，聽到這一訊息後，有如晴天霹靂一般。仲勛看到我難以承受的樣子，立即要我安靜下來，正確對待。儘管他對這突如其來的不白之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眾所周知，康生迫害仲勛，是事出有因的。在1943年“整風運動”中，康生搞“搶救運動”，大搞逼供信，把在白區工作的地下黨打成“紅旗黨”等，仲勛曾堅決地予以抵制；解放戰爭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線，仲勛再次以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予以抵制。在“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面前，仲勛違心地承擔了責任。他在檢討中沉痛地寫道：“36年的恩情毀於一旦”。（他從1926年參加革命到1962年整整受黨的恩惠36年）由於承受了莫須有的罪名，他的內心所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當時，我深深地處在矛盾之中。一方面要完全站在黨的立場上，把他視為“反黨”，接受八屆十中全會對他的批判。另一方面，我對仲勛懷有深厚的感情。為此，我主動要求參加“四清”去了。
1963年，仲勛受隔離審查期間，組織上安排他在中央黨校(獨居在“西宮所”)學習。他利用空餘時間在後院空地上種了一大片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收穫多半交公。他準備回農村做個農民。為此，仲勛上書毛主席要求到農村去。主席讓中組部長安子文回復他說，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1965年，組織上安排仲勛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擔任副廠長。不想，從此一別就是8年。
艱難生活
緊接著便是“文化大革命”，仲勛受迫害長達16年之久。1966年冬天，正在與工人們談話的仲勛被衝進工廠的紅衛兵圍了起來。工人們見狀，想保護仲勛也把仲勛圍了起來。為了防止武鬥，仲勛對工人們講：“你們打傷了紅衛兵是我的責任，紅衛兵打傷了你們也是我的責任”。然後又對紅衛兵們說：“要走就快走。”於是，仲勛被帶到西安，批鬥後被關入西北大學。當他看到了一些打砸搶的行為後勸阻說：“難道革命就是為了搶幾部汽車嗎？”並希望他們自覺地維護正常秩序，不要妨礙生產，並上書毛主席，對“文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多項建議。因此仲勛深得一些民眾的信賴、保護和關照。仲勛被押到富平老家批鬥時，那裡的鄉親們卻說，我們不是來批鬥習仲勛的，多時不見，我們是想來看看他，要不是他在困難時期撥糧食給我們，我們早就餓死了。那次，鄉親們還自發地給仲勛做了一頓家鄉飯。
康生仍然不肯放過仲勛，陰謀把他拉到蘭州和延安進行批鬥，然而最終還是被身處逆境中的周總理制止住了。但此時仲勛的身體已有些支撐不住了。1968年1月3日，周恩來採取特殊保護方式，用飛機將仲勛從西安接回北京，交給衛戍區監護。
在仲勛受審查和受迫害的日子裡，我和孩子們也都受到了株連。“文革”中我因沒有和習仲勛劃清界限一直在受審查，被列入康生的500人黑名單。僅在“五七幹校”勞動就有7年之餘。三個大一點的孩子尚未成年就去兵團或插隊。
1975年春，仲勛被解除監護，組織上派我跟他一同去洛陽，是河南省公安廳的兩位同志把我們接去的。他被安置在耐火廠的宿舍區，在兩間房子裡，度過了三年的流放生活。沒有想到的是，這段時間是仲勛感到最為舒暢的日子。雖然深受冤屈，仲勛卻深深地感受到了來自人民的溫暖。
迎來希望
在得知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後，仲勛恢復工作的心情十分急切。黨的“十一大”召開之後，
1998年10月，習仲勛和夫人齊心在深圳迎賓館仲勛由於受命倉促，中央領導同志決定讓我們的女兒橋橋陪同他前往廣東。當時廣東所面臨的形勢是很嚴峻的。“以糧為綱，一網打盡”的極左路線使農業的優勢難以發揮，素有“水果之鄉”美譽的廣東，缺少水果，副食品極缺；因為割資本主義尾巴，老百姓連“三鳥”(雞鴨鵝)都不敢多養；菜籃子裡多是單一的“無縫鋼管”(通菜)。作為經濟基礎的農業尚且如此，工業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同年4月6日，仲勛去廣東，他一下飛機便趕赴中共廣東第四次代表大會閉幕會會場，出席會議。在去廣東之前，耀邦和李昭請我們去他家吃了一頓飯，並囑託我轉告仲勛同志，要調動幹部的積極性，抓好副食，特別是青菜。廖承志也約我去過家裡，專門和我談關於廣東省的華僑政策問題，要肅清“海外黑關係”等“極左”遺毒造成的不良影響。他曾提到海關把得過緊，有的華僑進關連襯衫多幾件也不行，這樣怎么行？總之，領導們都很關心仲勛到廣東的工作。這一年的盛夏，最怕熱的仲勛竟頂著酷暑一連跑了23個縣。
1980年11月底，仲勛調回北京後出任五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特別是在協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間，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結束後，回家要繼續接待來自各地的要求落實政策的同志。
回憶過去
時間飛逝，轉眼間我和仲勛相伴整整55個春秋了。在南方休息的仲勛給我打來了長途電話，慶賀我們的結婚紀念日。他在電話里問：“我們結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說：“我祝你健康長壽，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我感到他的祝詞分量很重，激動地說：“我對你照顧得很不夠啊!”他聽後著急了，說：“怎么這么說呢？你對黨對人民忠誠，一生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們的這次通話你要把它記錄下來，告訴孩子們，讓他們明白事理……”通話之後，仲勛對伴在身邊的橋橋說：“你媽媽是個優秀的共產黨員!”我按照仲勛同志的囑咐，記下了這次通話的內容，並把它抄給了兒女們留作紀念。歷史與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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