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13年10月15日生於陝西富平縣淡村鎮中合村。
1926年5月在縣立誠中學高小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8年4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從事農民運動。
1930年1月被派往楊虎城部警備騎兵第三旅開展兵運工作。
1932年3月在甘肅兩當發動兵變,失敗後曾轉赴渭北、三原開展革命工作。
1933年3月起任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中共陝甘邊特委軍委書記、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副主席,參與創建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當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後叛變)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提出放棄照金根據地並南下渭(南)華(陰)失敗後,參與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1934年2月起任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中共陝甘邊特委代理書記、軍委書記,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參與領導軍隊反擊國民黨軍“圍剿”。
1935年9月在錯誤的肅反中被關押後獲釋。
1936年1月任中共關中特委常委、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同年6月參加西征,曾任中共環縣縣委書記。9月調回關中任中共特委書記、游擊隊政委。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關中地委書記、專員公署專員、軍分區和關中警備區第一旅政委。
1942年7月調任中共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
1943年2月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米(脂)警備區和獨立第一旅政委。
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同年7月任陝甘寧邊區集團軍政委,與司令員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爺台山地區反擊國民黨軍進犯。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
1947年起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副政委。協助彭德懷指揮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三戰三捷。繼又參與指揮隴東和三邊戰役。同年7月再次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與司令員賀龍統一領導西北地方武裝和後方工作。
1949年2月起任西北軍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
1952年9月,習仲勛同志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
1953年9月任政務院(後為國務院)秘書長。
1956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
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
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借小說《劉志丹》之事陷害習仲勛,把習仲勛等人定為“習仲勛反黨集團”,要把習仲勛置於死地。關鍵時刻,周恩來出面保護了習仲勛。周恩來在中央會議上提出,不能把習仲勛定為“敵我矛盾”,他還是我們的同志。 周恩來提出,可以把習仲勛安排到中央黨校附近,找個安靜的房子, 讓他住在那裡學習。 中央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
1978年3月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後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第二政委。同年12月被增選為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1979年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
1980年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同年9月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
1988年4月被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任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1993年後,不再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
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病逝。
工作履歷
1952年9月, 習仲勛同志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年9月後,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條例,為規範國家機關活動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他厲行節約,勤儉辦事,樹立了為人民當家理財的優良作風。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讚。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同志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他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徹底平反。
1978年4月後,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擁護黨中央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落實各項政策,增強了團結,穩定了局勢。他團結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贊同。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視窗、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習仲勛同志在這個歷史進程中,表現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革命膽略,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80年9月,習仲勛同志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後又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主持討論了許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他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處理了許多重大和複雜疑難問題。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幹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長期致力於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實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正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強工、青、婦民眾組織的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重視調查研究,密切聯繫民眾,認真批辦和接待人民民眾來信來訪。他還在實現祖國統一、反對分裂祖國圖謀,加強港、澳、台、僑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許多精力。
感情生活
夫妻革命兩地書
1944年4月28日,習仲勛與齊心從相識到相知再到相愛,在陝北綏德結為革命伴侶。剛結婚,習仲勛就憐惜要與自己一起共艱辛。
齊心深愛著丈夫習仲勛,但齊心更理解丈夫習仲勛,不能於丈夫多聚,就鴻雁傳書表達關心與愛意。
1944年到1949年,齊心大部分時間在綏德縣和延安的農村做基層工作,參加過歷次土改。這時習仲勛擔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常在延安,夫妻相隔幾百里,長時間不能團聚。習仲勛常常只能寫信給齊心,一方面傳遞思念之情,一方面鼓勵她安心基層工作。有一封信是這樣寫的:“農村是一個大學校,是學之不盡的知識寶庫,用之不竭的知識源泉。如果能做好一個鄉的工作,就能做好一個區的工作。”齊心的好友伍仲秋偶爾看到了這封信,驚訝而又好奇地說:“這哪裡是夫妻通信?簡直是革命的兩地書呀!”
1947年春,胡宗南部隊大舉進攻延安,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部署下,習仲勛協同彭德懷指揮作戰,取得了“三戰三捷”的勝利。五月十四日習仲勛出席在安塞縣真武洞召開的西北野戰軍祝捷大會。組織上為了讓齊心去看望丈夫,便派她隨慰問團去安塞。誰知一見面卻遭到當眾批評:“這么艱苦,你來乾什麼!”齊心對丈夫的批評十分理解,她心裡明白,習北的偉大鬥爭中去。參加了祝捷大會後,她高興地返回了工作崗位。
夫妻互相體諒
在與習仲勛相伴的日子裡,齊心一直把丈夫叮囑她“工作好、學習好、一切事情都處理好”的話,當做人生的座右銘。齊心常對人說,習仲勛既是一個好丈夫,又是齊心尊敬的師長和摯友。
1952年秋,習仲勛調到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兼黨組書記。齊心帶著女兒齊橋橋和齊安安於年底也從西安到北京安家,一家人說是團聚了,但卻不能天天在一起。齊心先是到馬列學院學習,後留中央黨校工作,單位離家遠,照顧不上孩子,於是把三歲多的齊橋橋送到北海幼稚園,每周只能接回一次。每當齊橋橋去幼稚園時都會哭個不停,不願離開父母,有一次竟哭暈在爸爸懷裡。小女兒安安基本上是吃奶粉長大的。1953年和1956年,兒子習近平和習遠平相繼出生,齊心一直在遠離市區的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緊張的學習和工作中哺育他們,直到十個月斷奶後才送回城裡家中。齊心既要照顧家裡管好孩子,還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都沒有忘記丈夫的叮囑:以事業為重,不耽誤工作,有困難自己克服。在那一段時間裡,齊心從來沒有想過利用習仲勛的關係把工作調換到離家近的地方。
1939年3月,年僅15歲的齊心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參加革命,同年在反“掃蕩”中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大的革命熔爐中鍛鍊成長,樹立了共產主義理想。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齊心顧全大局,堅持在基層工作,默默地奮鬥在組織安排的各個崗位上。習仲勛說自己是“戰鬥一生、快樂一生,天天奮鬥、天天快樂”,齊心同樣也是如此。
齊心竭盡全力營造一個溫馨的家庭環境,使習仲勛能夠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地為黨和人民工作。齊心從不干預習仲勛的政務,從不給習仲勛添麻煩,更沒有因為是習仲勛的夫人而自恃高貴,出風頭,生活上搞特殊化。
主要著作
題詞
習仲勛於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在韶山滴水洞景區的石刻區為韶山題詞:
“毛澤東思想是億萬人民革命意願和實踐的結晶,它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
《徐海東文集》習仲勛為徐海東題的“一身正氣”四字。
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五
書籍
《習仲勛革命生涯》
《在陶鑄同志悼念儀式上習仲勛同志的講話》
家庭狀況
祖父:習永盛,河南鄧州人,清光緒八年(1882年)受戰亂乾旱影響攜家眷遷徙到陝西富平。
父親:習宗德(習永盛次子)
母親:柴菜花(河南淅川人)
胞弟:習仲愷
前妻:郝明珠(與習仲勛育有5個孩子其中前2個夭折,後與習仲勛感情不和離婚)
妻子:齊心(與習仲勛育有4個孩子)
長女:習和平(母郝明珠,生於1938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次女:習乾平(母郝明珠,生於1939年)
長子:習正寧(母郝明珠,生於1941年)
長女:齊橋橋(母齊心,生於1949年)
次女:齊安安(母齊心,生於1951年)
次子:習近平(母齊心,生於1953年,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次子:習遠平(母齊心,生於1955年,現任國際節能環保協會會長)
圖冊“習仲勛與家人”來源:
重要發言
“深圳是小平同志種一塊試驗田,現在長的苗又壯又肥,這條路是對的,一定要走下去。”
“現在我退居二線了,就要在深圳住下去,在深圳恢復我的健康。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
相關評價
習仲勛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具有堅定信念,對黨和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雖幾經坎坷,身處逆境,但百折不撓,奮鬥不息,他始終堅定地與黨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堅持執行黨的基本路線。他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敏銳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關係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他堅持原則,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
習仲勛同志一生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顧全大局。他謙虛謹慎,任勞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不居功,不護短,愛護幹部,關心青年,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關心民眾疾苦,與工農民眾、民主人士、文化藝術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誠相見,廣交朋友。他辦事嚴謹,寬厚待人,實事求是,嚴於律己,為政清廉,生活儉樸,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他德高望重,高風亮節,在黨內外和廣大人民民眾中享有崇高威望 。
習仲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戰鬥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頑強奮鬥,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他的逝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奮鬥 。
誕辰百年
紀念會議
2013年10月9日,在隴南市兩當縣舉行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暨兩當兵變歷史 地位座談會,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王三運,習仲勛之子習遠平,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斯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周濤,陝西省委副書記孫清雲,分別從不同側面回顧了習仲勛同志的生平事跡和對黨、對人民作出的卓越貢獻。省委副書記、省長劉偉平主持會議。
紀念郵票
2013年10月15日,中國郵政向全國發行《習仲勛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郵票,郵票為1套2枚,分別命名為:兩當兵變前的習仲勛、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期的習仲勛,全套面值2.4元。
志號:2013-27為 的《習仲勛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郵票 | ||
圖 序 | 圖 名 | 面 值 |
(2-1)J | 兩當兵變前的習仲勛 | 1.20元 |
(2-2)J | 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期的習仲勛 | 1.20元 |
右邊圖冊為:《習仲勛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郵票。
上圖冊為《習仲勛在延安》畫冊》:
圖冊“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來源:
圖冊“習仲勛紀念郵票”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