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一個發展過程。這個教育運動應當怎么搞，並不是一開始就有了一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黨的各級領導也在探索。在探索中，總會有不同的意見發生。隨著運動的深入進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運動的性質和工作方法上出現了分歧。
過程
參加四清運動的民眾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制定出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前十條”)。“前十條”對“四清”運動的任務、政策、方法作了規定，對農村形勢作了“左”的估計，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對黨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把反革命氣焰壓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為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檔案在黨內傳達。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工作會議，又討論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後十條”)。“後十條”在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同時，指出了團結95%以上的農民民眾和農村幹部的重要性，規定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以及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等政策。
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印發和宣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的兩個檔案的通知》。此後，各地在試點的基礎上、在部分縣、社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整頓幹部作風，解決幹部、民眾之間的矛盾，防止在中國發生修正主義和“和平演變”，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農村的社教運動開始以“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為主，城市的社教運動為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後期都發展成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四個方面，通稱為“四清”。
結果
四清運動批鬥會一貫愛窺視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陳伯達一夥早已看在眼裡，極力拉攏江青達成交易，林彪幫江青從部隊打開文藝界缺口，樹江青為全國“文藝旗手”；而康生則敏感地發現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聶元梓等人對學校黨委的不滿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開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軼歐到北大直接策動他們造學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貼出火藥味極濃的大字報，震動了中央高層領導。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強調“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內外有別”。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對少奇同志的表態極為不滿，暗地裡寫信向毛主席告狀，並以“絕密”件寄去大字報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國全世界播發了聶元梓他們的大字報。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他們一夥特意抬出“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名義點火造勢，終於以學校為突破口，以學生運動為“好形式”，在“橫
影響
四清運動評價
四清運動是介於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之間的一場政治運動，其起因與大躍進時期基層幹部的惡劣行為有關。在這場運動中，大批農村基層幹部受到衝擊，同時也讓飽受疾苦的農民出了怨氣。四清運動中重新劃分成份的做法，在擴大打擊面的同時，也消除了一些潛在的反對力量。四清運動的矛頭主要是對準農村幹部，其目的是加強中央對農村的控制，其潛在的作用是平息農民對大躍進和困難時期的不滿。四清運動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估計得越來越嚴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的這種嚴重估計，有力地引導了各地區、各部門的領導幹部，而很多地方和部門領導幹部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送的關於階級鬥爭形勢越來越嚴重的材料和典型經驗，反過來又促進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使他們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更加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