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柯慶施柯慶施（1902年—1965年），1902年生於安徽歙縣南鄉水竹坑，192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學（現安徽省休寧中學）讀中學，因從事學生運動被開除，後轉學至南京；曾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和青年團工作。
1923年被派到安慶，1924年春調到上海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同年冬赴蘇聯海參崴做華工工作。
1926年春回國，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秘書長，發展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組織；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東南從事兵運工作；同年12月起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秘書長；1930年6月起任紅三軍團八軍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線委員會書記，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書記，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1935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部長、軍事工作負責人。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0月起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民政處處長、復員委員會副主任、財經辦事處副主任、河北省石家莊市市長；1949年5月起任南京市副市長。
主政上海
柯慶施於1954年秋由江蘇省委調上海，接替陳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後整整10年。訃告中稱他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系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級的規格。多少年來，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還發專文紀念柯慶施“逝世十周年”，稱之為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為魯迅遷墓柯慶施與許廣平、宋慶齡、茅盾等為魯迅扶靈。柯慶施是一位老資格的共產黨人，1922年入黨，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見到過列寧的高級幹部，30年代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要職。抗戰時期到延安工作之後，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風審乾期間挨過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殺。
建國後，柯慶施在短短數年間由南京市委書記擢升至江蘇省委書記。1954年2月，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因被定為與高崗結成的“反黨結盟”而垮台；同年9月，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內定為外交部長的人選。這樣在一兩年間，華東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繼空缺，柯慶施成為事實上的第一把手。
說到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鼓吹，人們總以為林彪或康生為始作俑者，然而拔頭籌的卻是柯慶施。1958年春，這位“封疆大吏”竟在中央會議上鼓吹:“跟從毛澤東要到盲從的地步，相信毛澤東要到迷信的地步。”
柯慶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臨的是兩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國黨代會期間發生的“潘楊事件”，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被誣為“內奸”；另一件是緊接著發生的“胡風事件”。這兩件事均系毛澤東的決斷所致。這兩件大事對上海影響很大。柯慶施刻意挽留奉調《人民日報》的張春橋，使之成為自己的類似政治顧問一類的角色。
石家莊第一任市長柯慶施柯慶施極善揣摩領袖的心態，長於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這又有賴於擅長舞文弄墨的張春橋。
被毛澤東賞識
毛澤東在1957年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對1956年的反冒進已有微詞，並明確批評“八大”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的構想。在這年年底召開的中共上海市一屆二次會議上，柯慶施作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備受毛澤東青睞。《人民日報》在1月25日將長達3萬字的該報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轉載，並加長篇按語。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措辭嚴厲地批周恩來、陳雲力主的反冒進。他取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除了檢討，周恩來別無選擇。用與會者李銳的話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
在5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幾次大會講話中，屢屢稱讚“柯老”，而周恩來和陳雲則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進當眾檢討。在大會結束後舉行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柯慶施和譚震林、李井泉成為政治局委員。
《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當外界盛傳毛澤東一度想用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的時候，心細如髮的周恩來在給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文字中，婉轉地提到擔任總理職務是否合適的問題，但以周恩來的才幹和威望，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的總理職務，柯慶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這位封疆大吏認準了一條：緊跟毛澤東就是“勝利”。這一條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再次得到驗證。
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逐漸察覺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產生的諸多問題，著手有限度地糾“左”。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初衷，也還是適度糾“左”。因而他上廬山時所準備的全是關於糾“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澤東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題，將彭致他個人的信批轉與會者。柯慶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領袖的脈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華東組會上，張聞天系統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
柯慶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果不其然，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大會，對彭德懷等人嚴厲指責，發出“反右傾”的號令。
取悅毛澤東
因為反對蘇共的“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從大躍進的挫折中轉向對階級鬥爭的密切關注，特彆強調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柯慶施的關注熱點也隨之從經濟領域轉向思想文化領域。
柯慶施1962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和階級鬥爭。柯慶施向毛澤東進言:《海瑞罷官》借古諷今。世人多以為誣陷《海瑞罷官》的禍首是康生和江青，殊不知柯慶施與之“所見略同”。如果說誣陷《海瑞罷官》是“破舊”的話，那么鼓吹“大寫十三年”便是“立新”了。1963年1月初，柯慶施在經過精心準備之後，借上海文藝界元旦聯歡會的機會，告誡與會的作家、詩人、劇作家、音樂家、美術家:解放13年來的巨大變化是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里，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繪畫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柯慶施強調: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於是，這位“好學生”標新立異，喊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
從上世紀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澤東的“文藝哨兵”自居，開始染指文藝界。無奈她在北京確實吃不開，不用說彭真不把她當作一個人物，周揚等人也不願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則如魚得水。柯慶施已經從毛澤東注意力的轉移中，領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讓自己的心腹張春橋成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視上海為“基地”。後來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舊恩，一再稱道“柯老”當年的支持。
1958年柯慶施陪同劉少奇在安徽農村視察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來、賀龍和柯慶施陪同，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觀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是一個重要的跡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個月之後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首次會議上，柯慶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在16位副總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員的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之前。
假以時日，柯慶施或許真能得到毛澤東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願，自1964年春發現肺癌並手術切除後，柯慶施便在病假療養之中，延至次年4月9日在成都終於不治。
猝死之謎
柯慶施追悼大會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柯慶施追悼大會，國家主席劉少奇主祭。這一切都說明，柯的死一切正常。誰知一年多之後，西南的紅衛兵造反小將拋出"重磅炸彈"，揭指是"賀龍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狼狽為奸，勾結起來，共同謀害了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弄得舉國上下一片譁然。
據《書報文摘》刊文，柯慶施是應賀龍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賀、李宴請柯慶施後，當夜12時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後猝死。這一切似乎為柯慶施被"謀殺致死"的說法蒙上了一層難辨真假的迷霧。"柯慶施謀殺特偵組"是張春橋親自點將由"三結合"班子組成的，頭頭是個軍人。這個所謂的"三結合"特偵組卻只有一個專門技術人員。特偵組一班人從上海悄然抵達成都。此時一切都已時過境遷，柯慶施的屍體早已成了灰燼，當時的現場、死者接觸過的物件都已蕩然無存，有關當事人也被當時已在全國傳得神乎其神的"謀殺"說嚇得似驚弓之鳥。
因此，特偵組的調查只能從外圍入手，查明柯慶施之死的前因後果和搶救治療的大致過程。特偵組經過調查，訪問了一些當時出席宴會的人，也見過賀龍夫人薛明，並對柯慶施整個搶救治療過程的方案細細審視甄別，認定此中一切準確無誤，絕無一絲技術性差錯，也沒發現絲毫疑點。經過反覆調查，特偵組認為柯慶施猝死的經過是這樣的：1964年，醫生髮現柯慶施患肺癌，由上海華東醫院切除了致癌肺葉。
此後，柯的身體已很虛弱，但這一切都是當時的"絕密"，連"柯辦"的人都不清楚1965年春，應正在成都療養的賀龍元帥和西南局書記李井泉之邀，柯慶施於3月13日到成都。4月5日是清明節。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領導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設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賀龍和柯慶施都是宴請的主賓。 這種宴請通常都是主賓雙方和夫人共桌。臨開席不知誰提議：今天的晚宴男女賓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議一出最受男賓歡迎，於是立即安排夫人們另開一桌，柯慶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賓席。為此柯慶施高興異常。原來柯夫人知柯慶施有病，宜吃清淡飲食，忌油膩、菸酒。遵醫囑，她平日裡對柯慶施的飲食生活管束甚嚴。這晚柯慶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點"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圍，大家盡興而飲，一醉方休。宴會從下午6時開席，至晚9時許才盡興而散。
柯慶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檔案，臨睡還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慾極好。幾小時後，大約午夜12時多，柯慶施腹痛，柯的保健醫生胡允平當即趕到作了常規處理，一直到凌晨2時，病情不見緩解。胡允平立即給上海專管高幹治療的華東醫院掛長途電話，向薛邦祺院長匯報了柯慶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慶施的病情繼續加重，連秘書也慌了神，便直接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幹醫護人員到成都診治。這時，雖然柯慶施身邊圍滿了四川方面許多優秀的醫生，但柯慶施自己和家屬卻更信任上海的醫生。中午時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領著上海一流的醫護組趕往成都，立即投入會診、搶救。可是雖經幾天的努力，依然無效，柯慶施於4月9日下午6時30分死亡。如果柯慶施真有取代周恩來之心，大概也會發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嘆了。倘若假以時日，柯慶施必將受到毛澤東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願，自1964年春發現肺癌並手術切除後，柯慶施便在病假療養中，延至次年4月9日終於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黨史上早有定論的革命家幾乎無一倖免，李大釗、瞿秋白、王若飛，不是被誣為“叛徒”，就是被斥為“機會主義分子”。但是有一個例外，就是被稱為毛澤東的“好學生”的柯慶施。“文革”中江青曾於1967年兩次讚揚已經去世的柯慶施。
人物評價
兒女評價
毛主席與爸爸媽媽常對我說：“你爸爸的嘴太嚴。”爸爸說話一貫謹慎，在家裡從不談論工作，從不議論上級、同事與部下。毛主席到上海的事，他也從不告訴家人。
友誼電影院位於中蘇友好大廈北側。我和媽媽在冷氣開放的劇場的右側邊就座，神奇華麗的頂燈在進行燈光表演，忽明忽暗、忽紅忽藍、絢麗多姿。顯然，是在等待重要的客人。忽然，後面的觀眾站了起來，接著全場觀眾們都起立熱烈地鼓掌。
我看清與爸爸並肩步入劇場的、身材同樣高大魁梧的那位重要客人是毛主席。這是在我記憶中的首次見到毛主席。從小就會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全場觀眾激動的氣氛，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燈光轉暗，戲要開演了。秦叔叔走來說，爸爸要找我過去。我走到毛主席的座位前，在他身旁就座的爸爸見我激動地說不出話來，便微笑地說：“給毛伯伯行禮。”
我輕聲說：“毛伯伯好！”並向他行禮。
毛主席慈祥地向我微笑，親切地握住了我的手問：“你叫什麼名字？幾歲了？”
那晚演出的是什麼戲，一無所知。事隔十幾年後，遇到市委招待處的一位職工，他又向我提起那晚的事，說大家當時誰也不在看戲，一心只想多看看毛主席，所以連我去向毛主席問候那一小會兒功夫的事也看在眼裡。
柯慶施與家人1959年春節前，爸爸從北京開會回來，他十分滿意地走進了我們的第六個家，上海南部近郊的東廟工人新村。東廟一村早已住滿工人住戶。我們住在東廟二村一幢三層樓房，一層住的是警衛員秦尚荷和司機郝俊兩家人，秘書陳文一家住在三層。我們家在二層，房間都不大，會客室里擺不進沙發，但爸爸就是喜歡這樣的家。
時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黨委書記的史堅叔叔來看望爸爸，他問：“柯老，你為什麼要搬到工人新村來住？有人有意見的。”
爸爸說：“你不知道上海是什麼地方。黨員幹部的作風，不抓不行。”
東廟一村與二村之間，未築高牆，未設門房，工人們都知道鄰居是市委書記們。難得一個星期天，爸爸興致勃勃地走出家門，工人新村裡的沙土路尚未平整，新栽的小樹苗嫩生生的。他一手牽著一個孩子，在春光明媚的工人新村里輕鬆漫步。工人們的家庭近在咫尺，一扇扇窗戶敞開，傳出孩子們的歡笑聲；收音機里播放的滬劇，唱腔悠揚動聽。下班回家的工人與市委書記相遇，互相致意，鄰里之間暖融融的。爸爸有時帶全家人走出工人新村，馬路對面就是一片接一片的農田。到了5月，金黃色的油菜花一眼望不到邊，在陽光下閃耀著歡樂的光芒，傳送著豐收的訊息。
孩子們也喜歡東廟工人新村的家：這裡的鄰居多，小夥伴也多，可以開心地在院子裡追跑打鬧；這裡沒有高牆的限制，沒有門衛的盤查；一出門就是公共汽車的終點站，上車就有座位。經常有孩子來找我們玩兒，家中總是熱熱鬧鬧的。
工人新村有家小商店，媽媽常常帶我們去買東西。這家商店真好，不像淮海路上的商店人擠人。三八婦女節的那天，我和五四商量要送媽媽禮物。沒錢買怎么辦？只好向媽媽“借”。女售貨員熱心地推薦那些印著可愛的小娃娃的兒童手絹，我說這是送給媽媽的，售貨員更加和藹可親。花了兩角五分錢，神秘地買下一條天藍色提花女式手絹。用一張花紙精心地將手絹包好，工整地寫下：“祝親愛的媽媽節日愉快！”將這份禮物興奮而隆重地獻給了媽媽。
我們的家庭溫馨、和睦、融洽。
媽媽總是無微不至地照顧著爸爸的生活。午休時，爸爸安心地睡著了，因為有媽媽替他掌握時間。快到上班時，媽媽就會輕輕地倒杯開水或走上幾步，用這些精心設計出來的些許動靜，把爸爸從疲乏的睡夢中慢慢喚醒。猛然地被吵醒，容易產生心慌。夏天的中午，媽媽就派我們用竹桿驅趕窗外樹枝上吵鬧不休的知了，讓爸爸能靜靜地休息一會兒。
爸爸常說：“家常便飯最可口。”為了讓爸爸吃到可口的飯菜，媽媽經常親自下廚房，她能將平平常常的豆腐、青菜做得有滋有味。有時爸爸工作到深夜，媽媽就為爸爸和他的同事們下碗熱呼呼的麵條。
每年爸爸過生日，媽媽不顧自己有風濕性心臟病不能勞累，親自去廚房為爸爸做他最愛吃的北京風味打滷面。先要做拉麵，這是個細巧活，又是個力氣活，面要和的硬一些，要用力地揉麵團，直到十分滋潤；要用力地反覆在面板上抻拉麵條，直到被拉的很長卻不斷。這種做法抻出的麵條吃起來既筋道又滑爽。煮熟一塊有肥有瘦的豬肉，切成薄片加上冬菇、木耳、黃花菜用小火熬成濃湯。臨出鍋時再勾芡打入蛋花、淋入花椒油，香噴噴的滷子就做好了。媽媽坐在爸爸的身邊，看著他用筷子挑起長長的麵條，吃得津津有味，她笑了。
孩子們過生日也吃打滷面。爸爸會微笑著對小壽星說：“你今天長尾巴了！”家鄉的習俗，孩子長一歲就叫“長尾巴”。
媽媽從不會忘記給全家每一個人過生日，唯獨記不起她自己的生日。有一次，爸爸乘車下班路過花店，忽然想起今天是媽媽的生日。他想買一束鮮花為她慶賀，一摸衣袋內分文皆無，只有媽媽為他準備的手絹、香菸盒與火柴。爸爸從來就身無分文，連人民幣都認不全。爸爸一回到家就說起了這件事，我們一聽都樂了。但我想，媽媽一定收到了這束美麗芬芳的鮮花。那天晚上，家裡洋溢著節日的歡樂氣氛。
我第一次見到爸爸送給媽媽的禮物，是爸爸出差時，買的一條有著兩千年悠久歷史的四川蜀錦絲織被面，墨綠的底色襯托著銀色的團花，高雅大方。
媽媽珍藏著幾封爸爸寫給她的信。
爸爸在一封信中說：
“寄來的毛褲收到了。北京這兩天已經冷了，上海如何？”
“會議開始幾天比較緊張，又要開會，又要準備發言稿，這幾天已好多了。有可能我就抓緊休息。所以來北京後雖然經常有晚會，我只去過兩次，也沒有去街上跑。我身體很好。”
“六六來信收到了，我很高興。要她不要同妹妹弟弟打架，等會議完了之後，我去看看有什麼好東西買些帶回來。祝你好！”
爸爸在上海工作十年，經常搬家。除了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由於爸爸不喜歡獨門獨院的花園洋房，他認為國家尚處在一窮二白的經濟條件下，住這種房子脫離民眾，心中很不踏實。
住在工人新村雖然很合爸爸的心意，但作為市委辦公廳存在不便之處。我們又要搬家了。
1959年冬天，媽媽與上海市公安局黃赤波局長等同志一起尋找房屋，她選中康平路165號的愛棠公寓。我們在這裡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自從1960年初，我們家搬到康平路之後就再也沒有搬過家，直到1983年12月底，我們隨媽媽離開寒風刺骨的上海，搬到室內溫暖如春的北京定居。
愛棠公寓在1940年代，是法國工程技術人員的公寓。我們搬進來以後，這裡成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的集體宿舍和市委辦公廳。
爸爸非常滿意這個家：住房面積不大，上下班不用坐車，與同事們互為鄰居。
樸素無華、占地不大的三層辦公樓在北院。走進辦公樓是處小巧的前廳，地面鋪著墨綠與紫紅色雙色相間的方形草墊。樓上的過道也鋪著同樣的草墊，走上去的感覺雖然遠不如羊毛地毯，但同樣可以消除腳步聲，保持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辦公機關的寧靜與莊重。
柯慶施同志宴請訪華的蒙哥馬利走進家門，有屋三間，面積基本相同，約十多平米。當中一間是餐廳，有一張圓餐桌、靠牆有一台蘇聯外賓送的黑白電視機和一架租借的立式鋼琴。爸爸和媽媽帶著四個年紀尚小的孩子，六口之家圍桌而坐不顯擁擠。
我們家樓下三間屋的另外兩間，最裡面是客廳。靠近大門的那間是“多功能廳”。說“廳”太誇張，“多功能”，就很確切。屋內窗前擺著一張雙人寫字檯，是工作人員的值班室。爸爸的秘書、衛士、司機，只要聽到爸爸的召喚，一律有力而利索地回答：“有！”始終保持著軍人的作風。
這間房又是爸爸的會客室。下班後，一些中央來的同志或本市的局長、部長們找爸爸談工作，分別坐在雙人寫字檯的兩邊，爸爸與來客一人一杯茶、一支煙，面對面傾心交談。
這間房還是爸爸的休息室。晚上難得閒暇，爸爸坐在寫字檯前玩幾把撲克牌。他的牌局有固定的人選，他與司機郝俊打對家，秘書陳文與警衛秦尚荷打對家。人手不夠時，固定的替補隊員是同院住的市委辦公廳的副主任蘇超或方揚。孩子們可以站在一旁觀戰，但是要嚴守觀牌不語的原則，更不能做小動作。爸爸最容不得的事情是不光明正大，背後做小動作，他稱之為：搞鬼！
值班室寫字檯上有黑、紅兩部電話機，黨中央、華東六省和上海市都通過這兩部電話，同爸爸時刻保持聯繫。
1960年代初，台灣經常派遣小股軍隊進犯華東沿海地區，造成傷亡，破壞當地人民的和平生活。陳文叔叔晚上在這裡接到了有關方面的電話匯報，立刻向爸爸報告。我聽到之後，一種危機感油然而生，也許這是原因之一，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結束得比較早。
有時，孩子們陪著爸爸在康平路大院裡走走。康平路的院子，被市委行政處管理科花園班的師傅們，打掃修整得既乾淨又美麗。從龍華苗圃調來的蔣思遠師傅心靈手巧，人又勤快，使得院子裡的草坪青蔥，花兒盛開，樹木枝繁葉茂。
辦公樓北側，有一塊綠絨絨的草坪，被孩子們稱作前花園。由於靠近辦公區，全院幾十名孩子們從不到這裡來喧譁。
放學回家，一走進康平路的大門，若發現在通向辦公樓的道路兩旁擺放著一盆盆盛開的鮮花，辦公樓大門兩側也有美麗的盆花，我就知道爸爸要在小禮堂會見外賓或內賓。
在我們家的門外也有一塊草坪，孩子們習慣稱作後花園。後花園裡有棵高大的玉蘭樹，草坪四周圍種著常綠植物。花園裡的鮮花四季開放：春天盛開嫩黃色的迎春花，初夏盛開潔白噴香的梔子花，秋天盛開隨風送香的桂花，冬天盛開怡人清香的臘梅花。白天后花園裡靜悄悄，下午放學之後就成為孩子們的樂園。國小生們有的連書包都來不及送回家，就跑進草坪和小夥伴們追跑起來。後花園裡，甜美的歡笑聲直上雲霄。
一天下午爸爸要出發，當他走出家門臨上車時，朝喧鬧的後花園草坪望去，發現小弟正被小夥伴騎在了身上。半個月後，爸爸從外地開會回來，一下火車就問去車站接他的小弟：“被人騎在身上的滋味好受嗎？你為什麼不反抗？”
後來，媽媽經常提起這件事，說：“你爸爸心中雖然裝滿了工作，但是小弟'胯下受辱'之事一定引起他很多思考。出門半個月，心中還惦記這件事。”
市委辦公廳南門外面對著一條小徑，兩旁栽種著各色花草與綠樹，這是爸爸上下班必經之路。夜幕降臨，孩子們常常站在小徑南頭的路燈下，緊目丁著北頭的辦公樓，大家稱它作小禮堂的那扇透明的玻璃門，眼巴巴地等待爸爸下班回家一起吃晚飯。
等得實在又餓又煩，只好跑回家拿起電話，請總機王阿姨接通一號分機--爸爸的辦公室。是秘書陳文叔叔接電話，麻煩他去催催爸爸下班。總機班王阿姨業務熟練。爸爸晚上在家裡有時想找同院住的同志談事而秘書不在身邊，就自己拿起電話對總機說要找誰誰。我在一旁好生奇怪，爸爸不知道分機號怎么也能馬上接通？總機真有本事！也不知道陳文叔叔幫不幫助傳個話，反正還是要待到望穿秋水之時，才見小禮堂的那扇玻璃門被衛士秦叔叔推開，爸爸高大魁梧的身影終於出現了！孩子們奔跑過去，撲向爸爸懷中。爸爸一手牽著小弟一手牽著小妹，孩子們蹦蹦跳跳地回家了。
我們家的餐桌可以說是反映中國國情的一隻小小的晴雨表。爸爸立下嚴格家規，誰也不許違背：老百姓家裡吃什麼，我們家就吃什麼。爸爸吃飯時，常向炊事員詢問市場當天的菜價和供應情況。他把上海人民的一日三餐，時時記掛在心。
爸爸吃飯從不講究，媽媽更是如此，所以孩子們也就不知道什麼叫挑食。記得我發明過一道高湯，用開水沖雪裡蕻鹹菜，喝起來味道蠻鮮的。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們家的餐桌上不見了葷菜。
一天中午，我們姐弟放學回家正圍在餐桌吃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阿姨來了。她見桌上只放著一碟青菜就對媽媽說：“你給孩子們吃得太簡單了，會影響孩子長身體。”媽媽告訴光美阿姨：“柯老要求很嚴格，不許在生活上搞特殊化。他連供應我們家的雞蛋都不許買。”
爸爸常說：“作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我們一定要使自己心裡沒有什麼個人得失，沒有自己小天地的得失，只有整個革命的利益，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他堅決反對黨員幹部脫離人民民眾，堅決反對以權謀私。他以身作則，從一點一滴做起，去外地、去基層視察工作，堅決不允許設宴招待他；下鄉蹲點，堅決不接受生活照顧；沒有人敢給他送禮；他召開家庭會議，減少按照規定為他配備的工作人員。幾年中，家裡沒有炊事員。直到他去世，家裡沒有公務員。國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為了早日渡過難關，毛主席帶頭減少自己的工資，爸爸也減少自己的工資，直到他去世也沒有恢復。
媽媽完全理解和支持爸爸。媽媽的行政級別和工資水平，自從50年代初國家實行薪金制時給她定下行政級別後，始終沒有變動過。直到80年代初，國家制定幹部離休制她辦理離休手續。因為每到媽媽工作的上海市委辦公廳的幹部們要晉級加工資時，爸爸總會同媽媽商量：“你還是再把提級的機會讓給其他人，好嗎？”1980年，媽媽的心臟病情加重，心動過速，心率不齊，出現了“房顫”，住進上海市華東醫院北樓（原上海市公費醫院）內科普通病房。一間病房內住著近十位來自工廠農村的病人，與媽媽鄰床的是一位來自江西的女工。這位女工三十多歲，身患重病，她的丈夫日夜守候在病床前。媽媽見他一天三頓飯都不捨得買菜，只吃乾饅頭，就把自己那份飯菜先給他盛出一半。
爸爸以前能喝點酒。1954年到上海後，他心臟不大好，就很少喝酒了。宴請外賓時，服務人員專門為他準備一瓶白開水，以水代酒。
後來，爸爸只喝媽媽為他泡製的酒。媽媽每年都要親手泡製一瓶枸杞酒，在酒瓶上註明泡製時間。當這瓶白酒變成晶瑩美麗的深紅色，就可以喝了。望著那杯酒漂亮迷人的顏色，不知為什麼覺得一定又甜又香。
爸爸說：“嘗一口才知道啊。”
我接過杯子，聞到了酒的醇香。抿一口，哎喲，真辣！
爸爸開懷大笑！
小弟、小妹也想嘗嘗了。
爸爸拿起一根筷子放進酒杯中點了點，讓小妹嘗了嘗筷子頭上的酒滴。
年幼的小妹立刻皺起秀麗的雙眉，迫不及待地也學著爸爸樣子，長哈一口氣。
爸爸又笑開懷！
每當爸爸晚上要親筆起草文章或報告的提綱時，他總要倒上一小礙枸杞酒，就著一小碟花生米，有滋有味地喝著。只此一杯。他先淺淺地抿一小口酒，接著就會誇張地揚一下眉頭，長哈一聲，表示對酒的讚美，和對媽媽的讚美。一見到餐桌上擺放那隻小小的刻花玻璃酒杯，就知道爸爸又要加班了。
媽媽為了讓繁忙勞碌的爸爸能得到片刻的放鬆，總是建議他出去散散步。媽媽說，這是讓他換換腦子，意思是希望爸爸暫時把工作擔子放下來歇一歇，換個肩再繼續挑。直到1998年8月，我在黃山目睹挑夫們不時地停下來，把擔子換個肩挑這一情景，對媽媽的話才有了領悟。否則，挑夫們無法堅持走到目的地。
媽媽有時陪著爸爸從康平路的大門走出去，沿著竹籬笆院牆外的人行道散步。一般都是在晚上九十點鐘出門，馬路上的行人和車輛都少了，秦叔叔不遠不近地跟隨在身後，他獨自一人，就能擔負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夜間出行的警衛工作。據說他的槍法在警衛處里數一數二的。
社會評價
蓋棺未定柯慶施在人們的心目中，似是一個蓋棺而未論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說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雖沒有什麼十分重大的貢獻，但勤勤懇懇奉獻了一生；另有人說，不，他搞極“左”，專門整人，還勾結“四人幫”，如果不早病逝，肯定會是“五人幫”了。對人的評價，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作為歷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觀存在，不是任由評者可以隨意抹紅或抹黑的。
柯慶施是中共一位老黨員，1922年入黨，據說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和列寧握過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蘇聯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柯的仕途並不順利，延安整風時被康生誣陷，妻子跳井自盡。建國後，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其時，可謂權傾一時，威震一方。由於柯個子長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時人們叫柯慶施為“大個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後，柯地位升遷很快，加上他一臉嚴肅，不苟言笑，走路蹣跚，背又有點駝，人們又改稱他為“柯老”，連毛澤東在中央開會時也對他戲稱“柯老”，從此“柯老”就成了對他的尊稱，其實那時他只有五十多歲。
我於1957年因“嚴重思想右傾”，被撤掉《勞動報》社長兼總編輯職務，調去籌備創刊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誌，並擔任評論員。1963年任市委副秘書長。在1958年到1965年的七八年間，除每半個月為《解放》雜誌寫一篇評論員文稿外，大部分時間為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等幹活，曾為他們起草講話、工作報告、理論文章約六十餘篇，並五次隨從他們一起去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又多次跟柯慶施到基層單位調查研究，與他們有比較多的接觸。我不了解柯慶施的全部歷史和全部活動，也不想涉及對柯慶施的全面評價問題，本文只是就我和柯慶施在1958年到1965年間的接觸中，如實講述一些具體事實，供讀者了解柯慶施的若干情況。我所記憶的事實並不連貫，確切日期也難記清，但這些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
緊跟毛澤東
柯慶施到上海後，很快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主要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上海市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這份報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寫成後，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審閱，毛要胡喬木、田家英作了較多修改，浙江陳冰和上海張春橋也一起參加，最後由毛澤東親自定稿。報告的題目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它是依據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精神起草的。報告提出，上海雖然面對台灣海峽，要加強戰備，但要利用和平時機，發展生產，發揮老工業基地的作用，報告概括為“充分利用，合理髮展”的八字方針，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一方針。特別是報告提出要“鼓足幹勁，乘風破浪”，更切合毛澤東當時醞釀要全國大躍進的心思。毛澤東對柯慶施說：“你們這個報告寫得好，乘長風破萬里浪，搞革命，搞建設，就要有這種精神狀態。”毛澤東還把上海一個地區的黨代會報告批給新華社，要全國報紙轉載，這在當時是從未有過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想把這個報告作為動員全國大躍進的一個輿論準備。而上海黨代會報告的報告人是柯慶施，柯慶施從此聲名大振。這個“八字”方針對上海建設工作確有重大轉折的積極意義，也使柯慶施進一步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運動，柯慶施對毛澤東的“領導意圖”也是心領神會的。他和陳丕顯一起，一面成天召開各界座談會，按毛澤東的布置，“硬著頭皮聽”各界人士的鳴放意見，一面在內部排隊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年3月20日，我聽了毛澤東在上海友誼電影院向全市黨員幹部的講話，至今記憶猶新。毛澤東在會上大講特講“不要怕”，“讓人鳴放，天塌不下來”，還在主席台上大聲對柯慶施說：“你們放得不夠”，“只有三十分，頂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點頭。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進網裡，毛澤東表揚上海執行中央指示“很堅決”。當時上海不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還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見的老同志，如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以及一批地下黨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書記處討論到巴金時，柯慶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說他不僅是老牌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在《解放日報》寫的雜文(按：指《有啥吃啥》)有發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情緒，陳丕顯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則堅決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說巴金在廣大青年中影響很大，抗美援朝表現很好，不應該把他划進去，柯後來才作罷。柯慶施這時表現出來的是，凡是毛澤東講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著腳也要緊跟。
“大躍進”的號角一吹晌，柯慶施“左”的思想也膨脹起來。上海本有大中小鋼鐵廠，其產量在全國占有不小的比重。柯為回響毛澤東全民大煉鋼鐵的號召，在市區也要搞小高爐煉鋼。那時我在《解放》雜誌，是市委機關黨委的一個支部。柯慶施要市委機關幹部起模範帶頭作用，在機關大樓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爐，機關幹部每天分三班勞動。沒有鐵如何煉鋼？柯說城裡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於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強行拆下來煉鋼，出現了高樓大廈旁冒黑煙，小弄堂煉廢鋼的怪現象。
這期間，毛澤東到上海鋼廠和機械廠視察，提出“趕美超英”的口號。柯慶施也緊跟著到工廠作動員。由於上海是工業大城市，西方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後，許多原材料進口不了，發展生產遭到嚴重困難。在毛澤東發憤圖強、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號召下，廣大職工發揮了極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大協作，自力更生地造出萬噸水壓機，用小的動力機加工製造出百噸、幾百噸大型機械設備，工人說這是“螞蟻啃骨頭”、“猴子騎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確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毛澤東參觀後，大為欣賞，馬上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全民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不講條件，用政治掛帥代替實際需要，把廣大工人的積極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誇風，廠廠、人人大搞車子化、超音波化，勞民傷財，搞了大大小小許多設備，在生產上派不了用場。這樣做的後果，把科學技術簡單化了，把人的主觀能動性無限制誇大了，正確的東西反而變成謬誤。柯慶施是安徽歙縣人，讀過簡易師範，又在北京和東北一些大城市做過地下工作，有一些見識，但對於搞工業、辦經濟卻不在行。在“大躍進”那個年代，他以為政治掛帥可以代替一切，推動一切，用搞運動的辦法來指揮生產，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這種“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領導人的錯誤思想和路線指導下，也不能都歸咎於地方領導人。
大搞一言堂
由於柯慶施是市委第一書記，在當時黨政體制下，第一書記有最後決定權，往往一錘定音，一個人說了算，造成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兩名中央委員，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補委員陳丕顯。柯為了顯示“第一書記”的重要性，經常以批評別人來突出自己的正確。陳丕顯分工抓農業和基本建設，在上海建設衛星城鎮的規劃中，閔行區是大工業區，有製造電站成套設備的大廠，貨運繁忙，在上海與閔行之間需要建造一條一級公路，占用了一些農田，這本來是必需的，無可非議的。不料，柯在視察後大發雷霆，藉此大做文章，批評說，你們要不要吃飯了，占用了農田，天上會掉下糧食嗎?馬路造得如此之寬，是典型的大少爺作風。他在市委會上反覆批評，還召開全市幹部大會，要市委一位副秘書長代表作公開檢討，實際上是整陳丕顯。現在看來，隨著經濟的發展，這條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寬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按：即七千人大會)，為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參加會議的各省市代表團，在討論劉少奇報告時，都相繼開會，由主要領導人帶頭檢討，可柯慶施知道毛澤東不滿意劉少奇的報告，他遲遲不表態，也不肯檢討。陳丕顯只好寫了一個檢討稿，送給柯看。這份檢討是陳在會議期間要我起草的。討論時，柯看到講話稿中有一句話“我發揚民主不夠”，十分惱火，故意當著陳丕顯的面，狠狠地批評我：“你們這樣寫是什麼意思，你們是要發揚無產階級民主還是什麼民主?”可能在陳丕顯的心中，有借這句話揭柯的瘡疤的意思，但這樣講是符合實際的。柯為這一句話，指桑罵槐，訓了我們半個多小時，真是霸氣十足。其實這個所謂的檢討，什麼也未檢討出來，連“發揚民主不夠”這句話也成了犯忌的話了。
有一次，我為柯慶施起草一篇機械工業部在上海召開全國現場會上的講話，會議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要開的，並指定柯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講話稿我改了幾遍，柯認為滿意，可是，在最後一次討論稿子時，他突然發火了，而且火氣很旺，說：“馬達，你看過主席批示的電報嗎?你知道開這個會是誰講話嗎?你說，你說……”我頓時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氣批了二十來分鐘，我坐立不安，渾身冒汗，等我冷靜下來，把講話稿拿過來再看一看，喔，我明白了，原來講話稿開頭，只寫了他是市委第一書記，未寫政治局委員，因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講話的，由於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這時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這也是身不由己，為名所累啊。
從許許多多事實來看，柯慶施完全是按毛澤東那套“左”的思想體系去思想和行動的，有些方面在全國起著帶頭羊的作用。柯慶施搞一言堂，愛整人，推行“左”的錯誤路線，在上海乾部中是有議論的。不過，在中央內部體制的過分集中和缺乏監督，黨內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必然會產生，而且也難以自行糾正。這種“左”的錯誤，儘管給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危害，但這種錯誤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或者只表現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領導幹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因而對這種錯誤的清算，不能只追究個人的品質和責任，而要從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上糾正錯誤及其影響，從改革體制和制度上去解決。
要全面評價一個人確實是不容易的，一個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質，像一副多稜鏡，不是那么簡單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觸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點點滴滴而已。有人說“上海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柯慶施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說“柯慶施在1965年就勾結‘四人幫’”，我認為這種種說法，既缺乏事實根據，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人物作品
1957年10月，柯慶施陪同毛澤東在上海國棉一廠看大字報柯慶施同志（1902—1965）生前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
1902年柯慶施出生於安徽歙縣南鄉的竹溪村。
柯慶施同志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工作。1920年，他加入了當時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1922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2年1月，柯慶施作為中國代表之一，參加了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共產國際號召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奮起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鬥爭；遠東各國代表介紹了本國革命運動的情況。柯慶施興奮地聆聽著、記錄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各國革命運動的經驗。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雖未出席大會，但仍在百忙中親切接見了柯慶施等人。柯慶施早就聽說過列寧的大名以及他的傳奇經歷，當這個成功地領導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導師和中國代表親切握手時，柯慶施激動得熱淚盈眶。列寧平易近人，詳細地向中國同志詢問了中國的情況，對中國革命提出了重要的意見。柯慶施同志是中國最早見到過列寧的人之一。
1924年，柯慶施被派至安徽工作，他積極開展建黨、建團工作，推動工農運動的發展，並開展學運工作和兵運工作，同時爭取到國民黨左派的合作支持，對國民黨右派的挑釁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回擊。
1927年“四·一二”事變發生，蔣介石公開叛變革命。自1927年5月起，柯慶施同志開始主持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的工作，積極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以及開展農運工作。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巡視員尹寬到達安徽。尹寬一到安徽，就以欽差大臣自居，指責前一階段省臨委工作“嚴重右傾”。由於尹寬的家長作風和盲動主義，給安徽地下黨的工作帶來嚴重的不利影響。在1929年3月召開的安徽工作會議上，柯慶施等同志據理力爭，使尹寬的盲動主義、命令主義的錯誤受到了批判（尹寬後來因追隨陳獨秀從事分裂活動被開除出黨，後來成為托派頭目，解放後被捕——作者注）。
1929年12月初,柯慶施同志受當時的黨中央委派，前往湖北省通山縣的黃沙鎮，擔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冶部主任、秘書長。同月，成功組織大冶兵暴，一舉攻下了大冶城，俘獲了一千多人，繳獲九百多條槍。被譽為“模範的大冶兵暴”。
1930年6月16日，中國工農工軍第五軍在湖北大冶縣召開軍委擴大會議，紅五縱隊擴建為紅八軍，柯慶施同志擔任了政治部主任、軍黨委委員。此後他前往黃梅、廣濟一帶，整合部隊，積極地開展民眾工作，機智靈活地打擊敵人，接連打了幾個勝仗，受到當地民眾的熱烈擁護。與此同時，他還積極開展兵運工作，先後成功地策動了駐武穴川軍某部和廣濟保全隊的兵暴，從川軍中拉出兩連人，從廣濟保全隊中拉出一連人。隨後還組建了紅十五軍。
1930年底，柯慶施同志調到中共長江局工作，並被派往平漢線（河南許昌）策動夏斗寅部、唐生智部的兵暴，因故未成，被調回上海工作。
1933年初，柯慶施同志被派到河北，任中共河北省前委書記，積極推動“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抗日鬥爭。國民黨蔣介石政權與日本帝國主義相勾結，力圖取消抗日同盟軍。時任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的馮玉祥於1933年8月5日通電“忍痛收束軍事”，9日宣布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柯慶施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依然堅持鬥爭，反對馮玉祥取消抗日同盟軍的決定。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前委在張北縣二井村召開會議，會議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抗日同盟軍。在此期間，柯慶施同志與張慕陶等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鬥爭，於9月將張慕陶等人開除出黨（張慕陶曾是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的積極追隨者，後來又站到托派一邊——作者注）。柯慶施同志曾試圖使部隊開往河北省中南部開闢蘇區，但途中受阻於國民黨軍高樹勛部。此後“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曾一度兵臨北平，但遺憾的是後來終因國民黨反動派的重兵圍剿而失敗。
1934年秋至1936年3月，柯慶施同志在擔任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兼平津地區工作部長期間，與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鬥爭。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劉少奇是個老右傾機會主義，是個老機。”也正因為如此，柯慶施同志成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的眼中釘。抗日戰爭期間，劉少奇、彭真等人在審乾和搶救活動中藉機迫害柯慶施同志，企圖將其置於死地。後來江青同志發現這一情況後及時向毛主席報告，柯慶施同志的冤屈才得以平反昭雪。
1947年，柯慶施同志擔任了華北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石家莊的市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全國解放後，他曾擔任南京市委書記。1954年9月，柯慶施同志出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56年，柯慶施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58年又被增選為中共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60年9月，柯慶施同志出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
1957年，柯慶施同志領導了上海的反右派鬥爭，反擊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揪出了一批堅持反動立場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時又注意防止反右派鬥爭中的擴大化傾向。這與劉鄧集團起初包庇縱容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後來又在民眾中大肆“抓右派”形成了鮮明對此。
1957年12月25日，柯慶施同志作了名為《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著名報告，批駁了自1956年底出現的“反冒進”思潮。提出了發揚革命朝氣，打掉官氣，實行勞動鍛鍊、深入基層、聯繫民眾的制度，以及培養又紅又專的紅色專家等重要措施。
1958年大躍進期間，柯慶施同志積極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以極大的熱情支持了民眾運動。
柯慶施同志慧眼識英才，積極支持張春橋這樣的革命左派。1958年，上海正是“資產階級法權問題討論”的發源地。以柯慶施、張春橋等為代表的革命者，為了貫徹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舊上海市委內以陳丕顯、曹荻秋等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了長期的鬥爭。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反黨集團在蘇修赫魯雪夫集團的慫恿和支持下發動突然襲擊，否定三面紅旗、否定民眾運動，並含沙射影地誹謗毛主席。柯慶施同志堅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與彭德懷、張聞天等反黨分子激烈地交鋒。彭黃張周集團視柯慶施為“‘左派’司令部的掛帥人物”，對其恨得咬牙切齒。但“無可奈何花落去”，在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斷然反擊下，彭黃張周集團篡黨奪權的陰謀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柯慶施同志與江青、張春橋等一起，積極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同劉鄧集團及其在文化界的代理人——周揚資產階級文藝黑幫進行了堅決鬥爭，並熱情地保護和支持新生的無產階級文藝。早在1958年1月，柯慶施同志就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勞動人民一定要成為文化的主人》一文，指出“文化革命是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要戰線”。江青同志同志倡導的京劇革命得到了他的積極支持。1963年1月，他鮮明地提出了“寫十三年”的戰鬥口號，周揚、林默涵等對此百般阻撓，張春橋同志站在柯慶施一邊，與周揚一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此後，柯慶施同志作了於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作了《大力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戲劇，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的重要講話，進一步闡述了“寫十三年”的思想，指出了在社會主義時代戲劇要為社會主義服務，為社會主義時代的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戲劇革命“不僅是戲劇界、文藝界一場尖銳、複雜的鬥爭，而且是一場‘興無滅資’和移風易俗的革命鬥爭，是一場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1963年，江青同志組織對“有鬼無害論”的批判也是在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進行的。吳自立在華東大肆活動，籌劃拍攝《怒潮》為彭德懷翻案，也是他覺察後及時報告給毛主席的。1965年初，已經身染重疾的柯慶施同志支持了《評新編歷史劇的《海瑞罷官》》的撰寫工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爆發作出了貢獻。
柯慶施同志厭惡上層建築領域那些被資產階級“專家”統治的“龍鬚溝”。他積極倡導工業戰線的民眾運動和技術革命，為建設一支工人階級科技隊伍作出了貢獻。毛澤東時代上海的工業戰線曾取得輝煌的成就，並為支援“兩彈一星”工程作出了重要貢獻。這裡面就凝聚了柯慶施同志的心血。
1962年，劉鄧集團利用暫時的經濟困難大刮“三自一包”黑風，妄圖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這時也聞風而動。柯慶施同志站在毛主席一邊與這股黑風進行了鬥爭。上海的“包產到戶”就是由於柯慶施同志覺察後的及時干預被制止的。
1965年4月9日，柯慶施同志逝世。其悼詞稱他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他是無愧於這一稱號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歷任領導
| 市委書記 | 任職時間 | 市長 | 任職時間 |
| 饒漱石 | —— | 陳毅 | 1949年5月28日—1958年11月 |
| 陳毅 | —— | 柯慶施 | 1965年11月—1967年2月 |
| 陳丕顯 | —— | 曹荻秋 | 1965年11月—1967年2月 |
| 張春橋 | —— | 張春橋 | 1967年2月—1976年10月 |
| 蘇振華 | —— | 蘇振華 | 1976年10月—1979年1月 |
| 彭沖 | —— | 彭沖 | 1979年1月—1980年3月 |
| 陳國棟 | —— | 汪道涵 | 1981年4月—1985年7月 |
| 芮杏文 | —— | 江澤民 | 1985年7月—1988年4月 |
| 江澤民 | 1987年－1989年6月 | 朱鎔基 | 1987年—1989年6月 |
| 朱鎔基 | 1989年8月－1991年4月 | 黃菊 | 1991年4月－1995年2月 |
| 吳邦國 | 1991年4月－1994年4月 | 徐匡迪 | 1995年2月－2001年12月 |
| 黃菊 | 1994年4月－2002年10月 | 陳良宇 | 2001年12月－2003年2月 |
| 陳良宇 | 2002年10月－2006年9月 | 2003年2月－ | |
| 韓正（代理書記） | 2006年9月－2007年3月 | ||
| 習近平 | 2007年3月－2007年10月 | ||
| 俞正聲 | 2007年10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