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乾嘉學派乾嘉學派是清代乾隆、嘉慶時期思想學術領域逐漸發展成熟的以考據為
主要治學方式的學術流派。因為此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採用了漢代儒生訓詁、考訂的治學方法，與著重於理氣心性抽象議論的宋明理學有所不同，所以有“漢學”之稱。又因此學派的文風樸實簡潔，重證據羅列而少理論發揮，而有“樸學”、“考據學”之稱。
清代乾嘉學派的出現，一般認為是清朝統治階層殘酷鎮壓和籠絡羈縻臣民政策的產物。雍正、乾隆時期，清朝的統治獲得了相對的穩定，對文人採取了嚴酷的統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時期，屢次禁毀書籍，大興“文字獄”。當時的文人學士不僅不敢抒發己見，議論時政，即使是詩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殺身滅族慘禍的危險，而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尋章摘句，逃避現實。乾隆即位後，大力提倡經學的考據，一些達官貴人如阮元、畢沅等，也出而倡導經學。
考據，作為治學的一個內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時至清代初期方專業從事考據，把學術全部納入考據的軌道，甚至在考據和學問之間劃一等號。乾嘉時期學人反對宋明理學好發空論言之無物的弊病，走上從書本上尋找疑難問題進行考據的務實道路。所以在思想發展史上，他們建樹不大，在學術研究方面，卻有一定的造詣和貢獻。
乾嘉學派的奠基人，學術界有多種說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學者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閻若璩、胡渭和毛奇齡等人重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顧炎武被公認為是開了清代考據學的先河。但至乾嘉時期的考據學家，遺其大而傳其小，他們沉溺於故紙堆中，脫離實際，放棄了顧炎武經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學派，一般說來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影響最大。吳派的學風即蒐集漢儒的經說，加以疏通證明。它的特點是“唯漢是信”，即推崇漢代經說，遵循漢代經學研究，重視名物訓詁、典章制度的傳統。凡屬漢學，就一概予以採納而加以疏通解說。吳派的主要學者有沈彤、江聲、余蕭客、江藩、王鳴盛等。皖派則重視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中名物制度的考證。此派的特點是從音韻、國小（即文字學）入手，通過文字、音韻來判斷和了解古書的內容和涵義，即以語言文字學為治經的途徑。他們在文字、音韻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貢獻。此外，皖派也頗重視思想和理論，如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就是例證。戴震的學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最為有名。
乾嘉學派乾嘉學派重視客觀資料，不以主觀想像輕下判斷，廣泛收集資料，歸納研究
，有著細緻、專一、鍥而不捨等可貴的治學精神。清代之前，舊有的學術研究長期致力於對於古代經典的闡述，處處講求微言大義，而對於經典本身的真偽卻不聞不問。至清代時期，古代的“疑古”學風達到一定的高度，學者在梳理舊有經典過程中，證實了很多被前輩學人奉為圭臬的經典為前人偽作，開一代學術疑古之風氣。他們對古代經典的細心整理，為後來學者的學習研究工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乾嘉學派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點：脫離實際、煩瑣細碎。脫離實際主要表現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們考訂問題，用形式邏輯的歸納法，把同類材料羅列一起，旁徵博引，然後得出結論，只講證據不講道理。結果在細微末節上功夫很深，涉及全套的需要說明解決時，就無能為力，造成了不通世務，不切實用，考據愈細愈是無有物惡果。煩瑣細碎主要表現在許多考據家的作品，都是以繁為貴，一字的偏旁、音訓考證動輒千言。為了標新立異，解釋一個字的古義，疏至盈千累百，議論不休。結果是雜引衍流，不知所歸。學者們畢生的精力，耗於一字一句的正訛，一名一詞的淵源，造成很大的浪費。嘉慶以後，有人從不同的角度對考據學派提出異議和批評，乾嘉考據學也開始由極盛轉向衰落。
中國清代的學術，稱漢學、樸學、考據。因其在乾隆、嘉慶兩朝達於極盛，故名。惠棟、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吳、皖二派之分：吳派創自惠周惕，成於惠棟；皖派創自江永，成於戴震。
乾嘉學派乾嘉漢學家繼承古代經學家考據訓詁的方法，加以條理髮展，治學以經學為主，以漢儒經注為宗，學風平實、嚴謹，不尚空談。以古音學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古字古音以明古訓，明古訓然後明經，為其共同的學術主張。此風自清初顧炎武開其端，中經閻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闡，至惠棟、戴震、錢大昕而張大其說，迄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遂臻於極盛。這一學派首重音韻、文
字、訓詁之學，擴及史籍、諸子的校勘、輯佚、辨偽，留意金石、地理、天文、曆法、數學、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諸經的校訂疏解中，取得了超邁前代的成就。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較大貢獻。長於考據，這是清代漢學家樸實力學的傳統。但清初漢學興起之時，有濃厚的反理學內容及反民族壓迫的思想，而考據只是藉以通經致用的手段。顧炎武關注社會現實，反對理學，進而主張以經學去取代理學，目的就在於“經世致用”。顧氏之後，此風漸趨蛻變。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以下，更是遠離社會現實，止於訓詁考據。因此，乾嘉學派是清初之學的倒退。清初，為確立封建專制的政治統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極為酷烈的專制政策（見文字獄）。在文網羅織之下，學者無不噤若寒蟬。惟有埋頭考據，才有立錐之地。然而就其為學的特色及其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言，乾嘉學派又是清初之學的發展。這一學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學者對宋明理學進行批判和總結的必然結果。清初之學，以博大為其特色。乾嘉漢學，則以專精而揚其幟。乾嘉學派諸學者，無論在經學、史學、音韻、文字、訓詁，還是金石 、地理 、天文 、曆法、數學等方面，都取得了當時最好的成就。其平實、嚴謹的學風以及精湛的業績，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後，清王朝搖搖欲墜，加以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問社會的現實問題。於是，學術風氣久經醞釀而發生了一個較大的變化，沉淪千餘年的今文經學得以復興。一時學者遂多捨棄文字訓詁，而從事於“經邦濟世”之學。同治、光緒之世，漢學於窮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孫詒讓諸人堅守壁壘，在古籍整理上同樣做出了值得稱道的成就。而章太炎重倡顧炎武“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之學，以伸張其政治主張，是漢學的一個光輝結束。
概述
乾嘉學派清代的文字獄對乾嘉學派的研究影響較大
乾嘉學派的主要創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其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閻若璩、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
學派研究的對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規章制度的細節，但是總體特點是避免涉及與明、清有直接關係的事物。一般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清代的文字獄盛行，研究前朝或當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來殺身之禍。到了學派發展的全盛期時，其研究的話題基本已經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完全脫節，與明代朱張等理學學以致用的情況大相逕庭。
嘉慶朝以後，清朝面臨內憂外患，對於思想學術等的高壓統治則不得不放緩，之後的學者於是放棄了只致經典不問世事的姿態，乾嘉學派逐漸淡出歷史舞台。
雖然學派有一定的壓抑新思維和脫離社會的缺點，但是由於百餘年間一大批飽學之士刻苦鑽研中國傳統文化，學派對於研究、總結、保存傳統典籍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算學研究
乾嘉學派乾嘉學派的算學研究活動，對十九世紀中國數學發展造成極深遠的影響。通過他們的輯失、校勘與考證等工作，失傳五百年之久的古算典籍《算經十書》 ，乃至宋金元四大家的傑出作品，才得以重見天日，並進一步成為十九世紀中國數學家所憑仗的主要研究資源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談天三友”：焦循（1763～1820年）、汪萊（1768～1813年）和李銳（1768～1817年），在方程論和符號代數上的成就，為中國傳統古算可以更新，留下了最優美的一個腳註！
不過，乾嘉學派的過度醉心復古，卻不可避免地在算學的認識上造成了一些局限，他們對汪萊的算學創新無法賦與恰當的評價，可以說是相當顯著的例證之一。由於汪萊的《衡齋算學》概以“西法”立論，而且多半無關“興復古學昌明中法”的宏旨，因此，汪萊被批評為“尤於西學太深，雖極加駁斥，究未能出其範圍”，當然就很容易了解了。
這個例子發生在乾嘉學派大儒錢大昕、阮元以及傑出數學家李銳身上。錢大昕先是從《隋書律曆志》 ，獲知祖沖之的圓周率π值的估計：
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以圓徑一億為一丈，圓周盈數三（刻本作二，誤）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朒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幕、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
圓周徑率，自劉徽、祖沖之以來，雖小有同異，大要皆徑一周三一四而已。溉亭獨創為三一六之率，與諸家之說迥殊。余考秦九韶《數學九章》 「環田三積術」，其求周以徑冪進位為實，開方為圓積，是九韶亦以三一六為圓率，與溉亭所創率正同，蓋精思所到，闇合古人也。江寧談教諭秦，今之算學名家，曾作一丈徑木板，以篾尺量其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奇，以為溉李之說，至當不可易也。
針對這樣的斷言，乾嘉學派的算學家似乎都不曾提出評論，有意見的，反倒是些熱衷西學的算學家，譬如曾任江蘇巡撫的徐有壬（1800～1860年）即以“內容外切，反覆課之,其說遂破。”
有關徐有壬的這一辨駁，並未刻入現傳的《務民義齋算學》，上一段引文出自諸可寶撰著的《疇人傳三編》，但無法知道原始數據為何。不過，稍早的董佑誠（1791～1823年）已經發難在先了，在他的《董方立遺書》中，論文《圓徑求周辨》就是為此目的而寫。
董佑誠字方立，江蘇陽湖（今常州市）人，少年時工為駢體文詞，繼通數理、輿地之學。晚清張之洞的《書目答問》（1875年）曾把他歸類為駢體文家和中西法兼用算學家。其實，我們光看他的算學著作如《割圜連比例圖解》（1819年）、《堆垛求積術》、《橢圓求周術》和《斜弧三邊求角補術》（後三種都撰於1821年），即可斷定他比較熱衷西學。
董佑誠的《割圜連比例圖解》 ，是在北京友人朱鴻處見到明安圖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抄本以後，“反覆尋繹，究其立法之原”而寫成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納入“西士杜德美圓徑求周諸術”，因此，董佑誠對於杜德美的π近似值當不陌生。然而，董佑誠在他的論文《圓徑求周辨》中，卻隻字不提杜德美，反倒是口口聲聲劉徽，利用劉徽的“割圓術”和它的改良形式「今割圓術」，來證明阮元、錢大昕、錢塘乃至李銳的謬誤！
學風
乾嘉學派的學風：立義必憑證據、援據以古為尚，孤證不為定說，隱匿或曲解證據為不德，剿襲舊說為不德，文體貴樸實簡潔，辯詰不避本師，不出本題，詞旨務篤實溫厚等。
乾嘉學派與稷下學派的學風一陰一陽，互為極點。相較於“重行思而不離考證”的稷下學派，乾嘉學派的“重考證而不廢行思”，雖然是清中期以後正式定型的，其源流卻可遠追秦漢；二者雖然定名相差千年，其各自的成型與共存，卻已延續今古。
歷史局限
乾嘉學派從總體上看，其治學宗旨和治學內容仍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封建文化，這就注定了其不可克服的歷史局限。它的治學宗旨和特點，決定其治學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它研究考證的問題，幾乎全是書本上的問題，缺乏新鮮的、現實的實際內容，確有脫離實際的傾向。
乾嘉學派觀察和思考問題的角度是向後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論證問題的過程和方法也過於機械和煩瑣，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由於乾嘉學派的治學內容是以儒家經典為中心，其治學方法是以考據為特點，一些乾嘉學者認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越符合經書的本來面目。甚至認為對儒家典籍的註疏，也是唐勝於宋，漢必勝於唐。這種觀點使他們觀察和思考問題時，走上復古、佞古傾向。特別是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者，抱著“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的態度，具有明顯的復古，泥古毛病。
黨同伐異、壁壘森嚴的門戶之見，這是乾嘉學派的另一突出弊端。乾嘉學派，公開打出漢學的旗幟後，以恢復漢學為己任，而排斥宋學。在清代堅持宋學立場的，也不屑與漢學家為伍。在整個有清一代漢、宋學之爭，此伏彼起，一直不絕如縷。在漢、宋兩派的對立鬥爭中，無論是漢學和宋學，都有很深的門戶之見。
代表人物
乾嘉學派顧炎武
顧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以慕文天祥學生王炎午為人，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學者尊為亭林先生。江蘇蘇州崑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知識淵博，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為明末清初三大儒。
炎武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原為顧同應之子，過繼為堂伯顧同吉為嗣。寡母王氏未婚守節，獨力撫養顧炎武成人，教以岳飛、文天祥、方孝孺忠義之節。十四歲取秀才，即入復社。與同鄉歸莊友好，個性特立耿介，時人號為“歸奇顧怪”，以“行己有恥”、“博學於文”為學問宗旨。
清兵入關後，炎武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務。清軍攻陷南京後，又轉投王永祚義軍，又與歸莊聯合吳志葵、魯之嶼軍隊，欲解崑山之圍，終至功敗垂成。母親王氏遭清軍斷去右臂，絕食而亡，遺命炎武終身不得事清。
安葬王氏後，炎武棄家遠遊，曾受隆武帝封授官職，領導義軍，屢經失敗。後北上考察山川形勢，聯結反清人士，至晚年遍歷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等地。
炎武后致力於學術研究，留心於經世致用之學。對宋明所傳心性之學，深感不滿，主張“著書不如抄書”。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考訂古音，分古韻為10部。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他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成果纍纍；他對切韻學也有貢獻，但不如他對古韻學貢獻多。
1678年，康熙帝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朝遺民，炎武以死堅拒推薦。1679年清廷開明史館，炎武以“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回拒熊賜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韓姓友人家，上馬時不慎失足，嘔吐不止，初九醜刻卒，享年七十。
炎武學術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的玄學，而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提出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開一代之新風，提出“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清代中期許多學者以此發端，崇尚研究歷史典籍，對中國歷史從天文地理到金石銘文無一不反覆考證，被稱為“乾嘉學派”。顧炎武則由於其經史考證的嚴謹學風，被普遍認為是學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顧炎武強調做學問必須先立人格：“禮義廉恥，是謂四維”，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知錄》卷十三：“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乾嘉學派錢大昕
錢大昕（1728年—1804年）是中國清代史學家，語言學家。字曉征，一字辛楣，號竹汀。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早年以詩賦聞名江南，獻賦獲賜舉人。乾隆十九年中進士，曾在鐘山、婁東、紫陽等各書院講學。對於音韻學和訓詁學很有創見。首先注意到了古聲母的研究，證明了古代沒有輕唇音和舌上音的分別。錢大昕考證，上古無輕唇音（唇齒音），“無”發成“模”，又轉為“毛”。“毛”的古音為“謀”，所以模能轉為毛。錢大昕撰《廿二史考異》一百卷，以顧炎武之歷史考據方法，拾遺規過，最享時譽。曹聚仁說：“錢大昕推許戴東原‘實事求是，不主一家’，儼然是科學家的頭腦了。
假如他們研究的對像是自然科學的話，他們便是達爾文、法布耳那樣的科學家了。”他還稱讚說：“這（考據學）便是牛頓、達爾文的治學態度。”（《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錢也寫過〈奕喻〉這樣的文章，他在下棋時，領悟了一些道理：“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知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
近代史學家陳寅恪獨服錢大昕，稱之為“清代史家第一人”。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所謂“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考證當時“江州司馬青衫濕”的白居易，雖名義上為“從五品下”，然卻是“將仕郎守江州司馬”；據此，陳寅恪得出以下結論：“樂天此時止為州佐，固唯應依將仕郎之階品著青衫也。”。陳垣曾說：“《日知錄》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還不是第一，第一應推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趙翼的《廿二史札記》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與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合稱清代三大史學名著。
相關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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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http://www.sf108.com/bbs/viewthread.php?tid=131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