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由主義
超自由主義與普魯東的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相關的。普魯東是將財產視為“一束權力”的先驅，
他的經典論著《財產是什麼？》對“統一財產”進行了徹底的批判。有一點很重要，
那就是安格爾方案中有關經濟的學說，在某種意義上，即是對普魯東、拉塞爾和馬
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性綜合。從普魯東和拉塞爾的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理論中，安
超自由主義
格爾吸收了經濟的分散多元化對經濟效率和民主政治均有益的重要觀點；從馬克思
主義對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批評中，安格爾認識到了小商品生產自身的兩難困境
和不穩定性。這一認識促使安格爾改變了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對國家政治的由來已
久的憎惡。他發展了政府與企業之間多元協作的觀點，並把這個觀點與儘快打開政
府各部門僵局以加速民主政治、提高並維持制度化的政治動員水平、加深並普及公
民社會自我組織獨立性的改革聯繫起來。
從自由主義的傳統來看，安格爾的方案代表著對經濟分散多元化和個人自由的
進一步發展。在當今高度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經濟分散多元和革新已經
成為保護資本投資利益和發達工業部門勞動者的犧牲品。安格爾方案，比目前新自
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更真實地保持了自由主義那種分散的協作與革新的精神。
傳統的，在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義把完全統一的財產權當做所有其它權利的典範。
安格爾則以在不同類型的權利擁有者之間重新分配財產束的各種成分這樣一種構想，
既摒棄又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安格爾認為左派應當重新詮釋而不是完全丟棄關
於權利的語言。他超越了普魯東、拉塞爾、馬克思以及自由主義的傳統，建立了包
括豁免權、市場權、否定既得利益權和團結權這4種權力的新的法學理論。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安格爾有時將其方案說成是“超自由主
義”的而不是反自由主義的了。讀過穆勒（JohnStuartMill）《自傳》一書的讀
者是會發現“超自由主義”－－通過改變自由主義的老一套的形式而實現自由主義
的理想－－與穆勒的精神危機後的新思想，頗為神似。穆勒的自由主義強調通過累
積的廣泛制度改革來維持民主實驗主義的生命力，而今日的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義
則滿足於再分配稅收。安格爾迫使我們正視這兩種自由主義間的差異。
由此，我們可以將安格爾的這種行動綱領視為對激進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傳統
的綜合。這一綜合至少在三方與未來民主建設相關：
第一，這一對普魯東、拉塞爾、馬克思主義及自由主義的綜合，孕育出了一項
稱為“民主實驗主義”的計畫6。這個計畫要求擴大自由主義者、左派及現代派藝
術追隨者的範圍，從而代表了一種代替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的、政治
的選擇。在冷戰後的時代，安格爾這一理論揭示了另一種前景，並有力地將我們從
歷史已經終結這樣的沮喪中解救出來。
第二，這一綜合有利於富國和貧國的左翼重新進行社會變革的策略思考。馬克
思主義為指導的左派所面臨的一個難題，是體力工人階級從未成為人口中的多數這
樣一個歷史事實。害怕左派和組織起來的勞動者，不僅常常將“中產階級”與工人
和農民分離，且使“中產階級”轉向右派。安格爾對普魯東－拉塞爾－馬克思主義
與自由主義傳統的這一綜合，可能會被證明為是激進民主主義轉變過程中擴大聯盟
的有力的動員武器。
第三，這一綜合賦予“人為社會”以新的涵義。安格爾的社會理論代表了欲將
“雜亂的經驗”理論化的努力。他試圖鼓勵實際的和情感的人類聯繫形式的多樣化，
突破傳統上與不同國家、階層、團體和社會角色結合在一起的人類交往形式。通過
這種世界範圍的重新組合和革新，我們拓寬了對可能性的認知，而這個擴大了認知
力又有助於保持“民主實驗主義”的活力。這樣，安格爾的制度方案連同他對個人
交往方式變革的認識，得以互相加強。
安格爾的理論是欲將“人為社會”（societyasartifact")的論點推向極至而做的努力。安格爾說：“社會是被人創造和想像出來的，與其說社會是自然秩序的一種表述，倒不如說社會是一件人工的製品。”“人為社會”的觀點起源於歐洲啟蒙運動。然而，它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卻尚未得到淋漓盡致的發展：大多數現代社會理論家想要建立一種與“人為社會”觀點相左的“歷史科學”，這就阻礙了將“人為社會”這一理論推向極至。這股反“人為社會”趨勢，其思想根源的形成比較複雜，此處不欲做全面的剖析。這裡，需要特彆強調的是現代西方社會思想是在後基督教的情境下產生的。“人為社會”理論至少暗示了：人類歷史並非是神的傑作，而是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建造和重新建造的。在早期的現代社會思想中，發現對人的能動作用多有表述，霍布斯(Hobbes)的論點即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認為“自然權利”（naturalright)並非從“自然法”(naturallaw)中獲得。如此，現代的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理論開始摒棄中世紀自然法概念中的神學內容，而試圖去發展基於“人為社會”這一觀點的社會理論。維科（vico）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他認為在“懷疑的汪洋大海中，有一小塊盡可以堅定地站立其上的陸地”，這一小塊陸地就是：這個市民社會的世界是由人類建造的。不過，現代社會思想卻沒能把“人為社會”這一觀點充分展開。究其原因，有些人認為是由於對基督教末世說的過度回應。當現代思想拋棄基督教末世說之時，他們仍想去建設一種“哲學或歷史學”，似乎他們期望證明：現代思想可以回答任何由基督教引發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現代社會理論開始“重新占領”中世紀基督教之創造論和末世論曾擁有的領地。這樣看來，托克維爾認為民主的無法抗拒的進程乃是神的旨意的觀點，就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暗喻了。
這種解釋是否具有歷史的真實性，尚待辨析，此不贅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對“歷史法則”的探討已經將現代社會理論引入“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歧途。安格爾以馬克思為例來說明“深層結構社會理論”(deep-structuresocialtheory)，但他也清楚地表明：在社會理論的另外兩位經典思想家杜克海姆（Durkheim）和韋伯（MaxWeber)身上也具有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特徵。
理論步驟
第一，要在每一個歷史環境中分辨出結構性構架(formativecontext)和它所決定並再生產的常規活動（routineactivities)；第二，將特殊境況下的結構性構架，作為可重複的不可分割的社會組織（如資本主義）的例子來說明；第三是要訴諸根深蒂固的約束和發展規律，以此來建造那種可反覆但不可分割的結構性構架的“必然”系列。
安格爾揭示出，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現已呈現出分崩離析的狀態。歷史與現實的實踐經驗顯示，深層結構社會理論已經越來越不能履行對以上三個理論步驟的承諾了。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是對這種不可信的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一個回應，它全盤否定“結構性構架”和“常規活動”之間存在區別。但安格爾認為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對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回應是錯誤的。由於否認結構性構架與常規活動之間的區別，社會科學家只是在現存制度和想像的構架之內，去研究常規性的衝突與妥協。
只要結構性構架是穩定的，它對於常規活動的影響就可能會被忘記。對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中不同群體選舉行為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裡，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家便忽視了關於現存制度和想像的基本構架本身的衝突。他們最終就視現存的結構性構架為理所當然的，並以一個“袖手旁關的局內人”的眼光來審視社會。因此，一方面是自稱將要成為“歷史科學”的“深層結構社會理論”；另一方面是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社會科學。陷在這二者之中，現代社會理論“既部分地瓦解又部分地恢復了自然主義對社會的解釋”。安格爾的理論工作，簡言之，就是努力從“人為社會”的觀點出發來建立一個激進的反自然主義的、反必然主義的社會理論。在這個意義上，安格爾的社會理論具有雙重挑戰性：既反經典社會理論中功能主義和決定論的傳統，亦反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
制度拜物教
安格爾不贊同“深層結構社會理論”，也不贊同“實證主義社會科學”，但他絕不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認同“深層結構社會理論”中的第一個理論步驟，即對“結構性構架”與“常規活動”之間加以區別。但是，他反對“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另外兩個理論步驟，即，反對將每一個“結構性構架”均視為不可分割的和可重複的類型，反對支配這些類型的“一般規律”的存在。這種有選擇的認同，將安格爾與那些徹頭徹尾地接受深層結構社會理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區分開了，也將安格爾與那些否認結構性構架與常規活動之間存在區別的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家區別開來。同時，這亦使他有別與後現代的“解構主義”學派中的一些虛無主義者。
安格爾理論創新中最為獨特的地方，是他深刻洞察了"結構性構架"可被修正(參照人類自由而言)的程度。正如安得森(PerrryArderson)所指出的那樣：“安格爾的結構性構架被明確地用以替代馬克思傳統中的生產方式這個概念，生產方式因其過於僵化和可重複性而被棄之不用。結構性構架是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一種偶然的相對穩定的復體，在分配重要資源時，它協調正常的期望與常規的衝突”2。儘管不能完全擺脫“結構性構架”的束縛，但卻可以使之更加開放地面對挑戰和修正。安格爾認為，結構性構架“開放”和“可修正”的程度是在歷史中變化的。例如，古印度的世襲等級、封建歐洲的莊園、當今的社會階級及將來的“意見的黨派”（partiesofopinion)，表現了這些“結構性構架”越來越開放（或可稱作“可塑性”）的特點。安格爾使用“否定能力”這一概念來表達一種“結構性構架”之開放及超越既得利益。
著名詩人約翰•紀慈（JohnKeats）在1817年12月28日的一封信中最早使用了“否定能力”這個詞語。安格爾概括並擴展了詩人使用該詞時的原意。它表示活躍的人類意志及其－－通過在思想與行動中對“結構性構架”加以否定－－超越“結構性構架”的能力。提高“否定能力”，意味著使制度的“結構性構架”更加開放地接受修正，藉此縮小結構與常規之間、革命與點滴改良之間、社會運動與制度化之間的鴻溝。安格爾珍視對否定能力的強化，因為這種強化既是目的本身－－人類自由幅度的擴大，又是作為達到其它目標的手段。安格爾強調：對“結構性構架”的“否定能力”的提高，有助於物質文明進步與個人解放之間的可能重疊。
制度拜物教的另一個典型例子被安格爾稱為“私人權力的神話般的歷史”。根據這一神話般的歷史，現行的西方財產契約的立法系統體現了市場經濟與生俱來的邏輯。與這一觀點相反，安格爾堅持認為市場經濟並無固有的唯一的法律制度。現行西方財產與契約法則的反常情況與趨勢－－如“信賴的利益”（relianceinterests)就不是建立在契約各方充分的意志表達之上的－－已經顯示出市場經濟的新型制度安排的因素。安格爾的建構性社會理論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分析財產與契約體系的創新的。他揭示出應如何通過在現行的權利體系內重新調整和擴展反常趨勢，以達到建立新體系的目的。
行動綱領
市場經濟當今的世界迫切地需要安格爾的行動綱領。偽科學的關於制度收斂（convergence）的理論已經得到世界範圍理論界的推崇。這種收斂論認為，世界市場經濟和民主代議制正在集聚到一套最好的制度－－北大西洋已經建成的民主政經體制。這種論點標榜“新自由主義”，在第三世界和前蘇聯，這種論點有時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其實是徹頭徹尾的“制度拜物教”。例如，一方面，收斂論者誇耀美國、德國和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結構間的差異正在消退；但另一方面，他們卻不願承認或認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差異。
在其最為抽象的和普遍的形式中，新自由主義或者說"華盛頓共識"強調通過財政收支平衡來達到正統的巨觀經濟穩定，而財政收支平衡的獲得是通過遏制公共支出而不是提高稅收來達到的；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化，而這種自由化的獲得是通過自由貿易（指商品與資本而不是勞動力的自由流通）來實現的；新自由主義還主張私有化，但其私有化既被很狹窄地理解為政府從生產過程中的撤出，又被很一般化地理解為是對西方標準的私法的照搬；而其“社會安全網路”則被用以抵消其正統綱領之不平等社會後果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主要論點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於其與經典的社會民主的社會保險方案的合流。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社會民主主義的理想已經長久地丟失了其自身激進的鼓舞人心之處。社會民主的方案沒有能向現行的市場經濟和民主代議制的具體制度安排進行挑戰和改革，僅僅只是尋求緩和結構的分裂和等級制度所造成的社會後果。保守的社會民主主義保護在資本集中的大工業生產中的勞動階層的相對優越的地位，但這是以無組織的“第二經濟”中的一大批“局外人”為代價的。
從自由主義的傳統來看，安格爾的方案代表著對經濟分散多元化和個人自由的進一步發展。在當今高度組織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經濟分散多元和革新已經成為保護資本投資利益和發達工業部門勞動者的犧牲品。安格爾方案，比目前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更真實地保持了自由主義那種分散的協作與革新的精神。
傳統的，在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義把完全統一的財產權當做所有其它權利的典範。安格爾則以在不同類型的權利擁有者之間重新分配財產束的各種成分這樣一種構想，既摒棄又豐富了自由主義的傳統。安格爾認為左派應當重新詮釋而不是完全丟棄關於權利的語言。他超越了普魯東、拉塞爾、馬克思以及自由主義的傳統，建立了包括豁免權、市場權、否定既得利益權和團結權這4種權力的新的法學理論。
綜合建設
第一，這一對普魯東、拉塞爾、馬克思主義及自由主義的綜合，孕育出了一項稱為“民主實驗主義”的計畫6。這個計畫要求擴大自由主義者、左派及現代派藝術追隨者的範圍，從而代表了一種代替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的、政治的選擇。在冷戰後的時代，安格爾這一理論揭示了另一種前景，並有力地將從歷史已經終結這樣的沮喪中解救出來。
第二，這一綜合有利於富國和貧國的左翼重新進行社會變革的策略思考。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左派所面臨的一個難題，是體力工人階級從未成為人口中的多數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害怕左派和組織起來的勞動者，不僅常常將“中產階級”與工人和農民分離，且使“中產階級”轉向右派。安格爾對普魯東－拉塞爾－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的這一綜合，可能會被證明為是激進民主主義轉變過程中擴大聯盟的有力的動員武器。
第三，這一綜合賦予“人為社會”以新的涵義。安格爾的社會理論代表了欲將“雜亂的經驗”理論化的努力。他試圖鼓勵實際的和情感的人類聯繫形式的多樣化，突破傳統上與不同國家、階層、團體和社會角色結合在一起的人類交往形式。通過這種世界範圍的重新組合和革新，拓寬了對可能性的認知，而這個擴大了認知力又有助於保持“民主實驗主義”的活力。這樣，安格爾的制度方案連同他對個人交往方式變革的認識，得以互相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