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吳景超先生著作《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吳景超先生（1901—1968），字北海，著名社會學家，安徽歙縣人。
1914年就讀於金陵中學，次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3年赴美，求學於明尼蘇達大學，1925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芝加哥大學繼續深造，先後獲碩士學位(1926)、博士學位(1928)；獲博士學位當年即回國，任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起任清華大學教授，1932年任清華大學教務長。
任教清華大學期間，與孫本文、許仕廉、吳澤霖等人一道發起成立“中國社會學社”，於1936年學社第五屆年會時當選為理事長。
1935年隨翁文灝赴南京，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參事等職。
抗日戰爭爆發，他先後出任行政院經濟部秘書，戰時物質管理局主任秘書即秘書長，以自己的學術專長，貢獻於抗日戰爭。1946年任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顧問。1947年重返清華園任教。
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撤消社會學專業，各院校社會學系也隨即撤消，先生調任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同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為中央常委、全國政協委員。
1953年起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歷經磨難。
1968年5月7日因肝癌病逝於北京，終年67歲。遺體火化後，骨灰由其一位堂弟帶回故鄉安葬，先生落葉歸根，魂歸故里。
1980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主要著作有《社會組織》（1929）、《都市社會學》（1929）、《社會的生物基礎》（1931）、《第四種國家的出路》(1936)、《劫後災黎》(1947)。
1957年,吳景超被錯劃為社會學界著名右派(1)。吳景超在其代表作《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中，提出了“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的理論。
他根據人口密度和職業兩個標準將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4種，認為中國屬於第四種國家，出路在於：充分利用國內資源；改良生產技術；實行公平分配；節制人口，並提倡“用機械的生產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產方法”。他是中國社會學界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側重於從經濟的角度來研究社會，特別是都市社會，還探討了理想都市等問題。
吳景超是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研究都市社會學最主要代表人物。他側重於從經濟的角度來研究社會，特別是都市社會。他在《都市社會學》一書中，闡明了都市社會學的研究範圍，介紹了西方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明確界定"都市區域"與"都市的區域"兩個概念的不同，認為都市區域不但包括都市的本身，還包括都市以外的附庸，而都市的區域主要指都市本身的情形。他還進一步探討了理想都市等問題。
注1: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最著名的大右派有:陳達、李景漢、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景超、吳文藻、費孝通等(按年齡大小排名),吳門三大右派吳澤霖、吳景超、吳文藻分別是中國民族學、社會學、人類學界的大師。
人物年表
吳景超（1901—1968年）中國著名社會學家。安徽歙縣人。主要從事都市社會學、經濟學和人口學研究。
1915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
1923年赴美留學，先後在明尼蘇達大學、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學習，獲碩士和博士學位。
1928年回國，在南京金陵大學教授社會學原理及都市社會學。
1928年組織成立東南社會學會。
1930年組織成立中國社會學社，歷任理事、副理事。
1931年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兼任清華大學教務長。
1946年任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顧問。
1947年在清華大學任教，井發起組織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1952年在中央財經學院任教。
1953年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
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
1968年5月7日，吳景超因肝癌去世，終年67歲。死後火化，骨灰由一位堂弟攜返故鄉歙縣安葬。
1980年10月17日獲平反。
人物佚事
執教生涯
吳景超1928年回國，在南京金陵大學任教，講授社會學原理及都市社會學課程，著有《都市社會學》一書。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批社會學者從國外學成歸國。他們認為社會學的理論分析和調查研究方法對於理解和處理中國的社會問題有很大的幫助，他們鼓吹在中國的大學裡設定社會學系，多開社會學課程；組織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工作人員成立社會學會——吳景超就是當時的倡導者之一。
他曾會同孫本文、吳澤霖、潘光旦、楊開道、言心哲、李劍華、柯象峰、許仕廉、陳達、吳文藻等學者先後發起組織“東南社會學社”和“中國社會學會”，並出版專業性的社會學雜誌。1931年中國社會學社成立時，第一屆理事只有九人（孫本文、許仕廉、吳景超、吳澤霖、陳達、陶孟和、潘光旦、游嘉德、錢振亞）孫本文為理事長，許仕廉為副理事長，吳景超為書記。當時中國社會學社每年開大會一次，分別在南京、上海或北平舉行。第五屆年會時吳景超為理事長。
吳景超在第一屆年會上宣讀的論文是《對於研究人類遺傳的批評》。吳景超早年在學術上的貢獻是他關於都市社會學的研究，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唐人街的。在這方面，吳景超可以說是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
吳景超所寫的《都市社會學》一書，曾受到孫本文這樣的評價：“我國關於此方面著作，經吳景超氏的都市社會學為最早。此書系拙編社會學叢書之一，於民國十八年八月由世界書局出版。全書四章八十四頁，雖篇幅不長，而內容極簡明扼要。”孫本文認為，吳景超的這本書有兩個特長。第一注重社會學的觀點。他開宗名義，就說明都市區域的概念，以及都市與附庸溝通的現象。使學者了解都市的存在與發展，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本身與其附庸區域交相作用的結果。又其討論都市內部的生活，時時注意環境與行為的關係。第二、注意研究方法。他以為研究都市，不是空談，而必須從實際研究下手。所以他舉出地圖記載，與發展史的調查，為研究都市必不可少的工具。欲使學者了解都市問題的解決，與理想的都市的實現，須從切實研究下手。孫本文說：“此可以知道吳氏此書的內容要點。吳氏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八年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Robert E·Park）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這書多少含有芝加哥學派的意味。”
早期學術重點
吳景超早年的學術工作，重點集中在對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思考上，由此他也特別注意對中國土地制度的研究，他在美國時曾多次和胡適談到過中國的土地制度和佃農等問題，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以前在北平時，我曾寫過好幾篇文章在獨立發表，提倡耕者有其田。近來思之，此並未抓到癢處。中國農民的根本問題，在農場太小（平均廿二畝，約英畝三畝半）在此處種小農場上，無論自耕或佃耕，對於生活程度均無法有顯著的改良。解決農民問題，應從別處著手。”在給胡適的另一信中，吳景超為胡適詳細解釋了中國的佃權問題：他的結論是“以上所舉的例，可以說明中國的社會中，頗有保護佃農利益的辦法，惜手邊沒有土地法，不知現在法律，對於永佃權是如何處置了。”吳景超早年的學術工作，思考的都是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問題，正是因為他學術研究的這個特點，胡適非常看重他。1936年1月26日，胡適在給翁文灝、蔣廷黻和吳景超的信中曾說：“我對於你們幾個朋友，（包括寄梅先生與季高兄等），絕對相信你們‘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總覺得此時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爭’的諍友諍臣，故私意總期望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領袖）的事業，鍥而不捨，終有效果。行政院的兩處應該變成一個‘幕府’，兄等皆當以賓師自處，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時以去就爭之，莫令楊誠齋笑人也。” 三十年代中期，曾出現過短暫的“好人政府”，據何廉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在翁文灝出長行政院長時，“還有兩三位秘書或參事遴選自大學教授中，這主要是在翁文灝出任行政院秘書長期間來的。一位是吳景超，是清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另一位叫張銳，是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大學的研究市政的專家，當時是南開大學教授。”
吳景超獨特的學術貢獻在於他對中國社會性質的準確理解和分析，他對中國社會階級的理解、對於中國農村土地、租佃及人口問題的判斷與解釋，現在看來是較為準確和深刻的。1935年，吳景超寫過一篇《階級論》。21在這篇文章中，吳景超認為：“我們所謂公平的社會，是不消滅階級制度，也可以達到的。這種看法，在共產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的眼光里，一定以為是錯誤的。他們的目標是廢除階級制度，照他們的見解，理想社會裡，是沒有階級的。”吳景超這裡主要批判的是馬克思和列寧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他通過對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英美德法等國的經濟和工業狀況的統計分析，認為“在平日，無產階級的生活，已經夠痛苦了，在不景氣的時期里，痛苦一定要加深，這種時期，便是產生革命的時期。這種說法，從歷史的觀點看去，顯然是不對的。”吳景超認為“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所標榜的理想社會，只有實現的可能，而無實現的必然。”他對於資本主義的評價是：“就是資本主義，並非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也時時在那兒修正，矯正一切大家公認的缺點。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失業，災難，國際衝突，分配不均等等毛病，資本主義者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也早在那兒想辦法。有的毛病，已經矯正過來了，有的還在矯正的過程中。假如新資本主義真能做到‘改過歸善’這一點，那么社會主義者對於現狀的攻擊，將失所作憑藉，而社會主義者的政策，也難吸引大眾的同情了。”吳景超說：“我們當然知道，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者，也把理想的社會，分做兩期實現，第一期內，工人的報酬，是看他的成績，第二期內，工人的報酬，是看他的需要。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便是共產主義者，也是留在將來實現的。但是如果我們細察人類無窮的欲望，同時再顧到地球上有限的物質，就知道‘各取所需’真是一烏托邦的理想，無論如何是達不到的。社會上有組織的生活，以及人類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階級社會的最後堡壘，就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大炮，也是毀滅不了的。”從吳景超在他文章中所引述的文獻看，他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著作都下過很大的功夫，非常熟悉。在當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像吳景超、吳恩裕等學者，他們對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的了解，從學術的角度觀察，是非常深入的。
四十年代末期，是吳景超學術生涯的又一個高峰，在這一時期，他又重回清華社會學系執教。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他參預了代表四十年代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治和學術顧問的《新路》雜誌的工作。我把這一時期前後，吳景超在《新經濟》《世紀評論》《觀察》及他為《大公報》等所寫的文章，都歸入《新路》時期的學術生涯。
四十年代末，較能集中反映當時大學教授對中國社會經濟問題認識的言論，以《新路》最有代表性。這本雜誌和它所屬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在以往中國現代史的研究中，基本是給予了否定性的評價，但從學術的角度觀察，當時這些教授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看法並非沒有道理，作為一種學術來評價，可能他們當年的建議對中國的發展更有參考作用。
思想轉變
吳景超五十年代的學術工作，與他早年的學術研究已不可同日而語。這一時期他最有價值的學術研究是他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一些看法，但這樣的學術研究，也沒有超出他早在二三十年代的學術思想。在時代的轉換過程中，吳景超選擇了他同時代絕大部分知識分子的道路，留下來期待為新中國服務。吳景超曾對一位從國外回來的清華校友說：“這是一個大時代，我們學社會學的人決不能輕易放過”。
吳景超五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轉變是發生較快的，在他當年的朋友當中，像周炳琳就沒有他那樣迅速，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材料來判斷，他對於新時代的順應過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完成了。
土地改革
1951年，吳景超參加了土地改革，對於這樣的經歷，他是這樣認識的：“在土地改革參觀回來以後，我再把解放前我所寫的關於土地問題的文章取出一看，使人感到非常的慚愧與不安。解放前我對於土地問題看法的基本錯誤有兩點：第一、我採取了超階級的觀點，既要照顧農民，又要照顧地主。第二、我採取了機會主義的觀點，以為階級利益的問題，可以用和平妥協的方法來解決，而不必用激烈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的方法來解決。”吳景超覺得，土地改革的教育，加深了他對抗美援朝的認識。他說：“在解放以前，我對於美國是有過幻想的。我在過去數十年來，曾寫過一些文章，鼓吹中國需要工業化；但我當時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對於自力更生的本領，發生懷疑。我研究各國工業化的歷史，看見除蘇聯以外，其餘的國家，包括英美在內，都曾利用過外資來發展工業。我沒有看到在帝國主義時代，十八、十九世紀那種利用外資的辦法，是行不通的；我沒有重視蘇聯的經驗，從蘇聯的經驗中，得到自力更生的教訓。我還幻想美帝可以用他們多餘的物質，來幫助我們進行工業化。我應當指出，這些幻想，在解放之後，由於學習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民經逐漸消滅了，但只是在參加土地改革之後，這個幻想才得到致命的打擊。”五十年代初期，在發動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之前，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是新政權讓許多大學教授去參加了土地改革，這可以說是後來發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前奏。許多大學教授不是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後才與新政權妥協的，而是在土地改革時就開始放棄自己的獨立性。
當時參加了土改的知名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孫毓棠、李廣田、蕭乾、胡世華、賀麟、鄭林莊、朱光潛、吳景超等，都寫過文章來檢討自己的過去。
迷茫與徘徊
1951年，翁文灝取道法國回到了中國，作為翁文灝當年的部下，吳景超在翁文灝最初回國的日子裡，幫助翁文灝做過一些重要的工作，特別是告訴翁文灝如何來適應新的時代。
1955年吳景超寫了《批判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這是吳景超在1949年以後所寫的較有份量的一篇文章。文章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吳景超早年對梁漱溟的中國鄉村建設理論本來就有不同的看法。其主要觀點是吳景超認為中國農村的問題主要是耕地面積較少，農場不大。他的主要思路是讓農村走工業化的道路，讓農村向都市化轉變。那時，吳景超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的評價只是學術上的。而現在這篇文章，吳景超對梁漱溟的批判就完全是政治上的了。這樣的文章在吳景超的學術生涯當中，是很大的敗筆。吳景超早年的學術訓練是非常嚴格的，我們看他四九年以前的文章，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他非常注意歐美現代學術研究的動向，他的學術文章很注重統計和史料的運用，他是從不說沒有根據的話的。在早年的學術生涯中，他也經常和他的同行有不同的意見，也不斷地發生學術爭論，但吳景超那時的爭論文章也是非常有風度的，從來沒有盛氣凌人。他早年在學術文章中特別喜歡運用歐美最新的學術研究資料來說明自己的觀點，這已成為的風格。但到了批判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時，吳景超的寫作風格完全變化了。這是一篇完全不講理的文章，斷章取義，缺乏邏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這篇文章中，吳景超還順便對胡適進行了批判，他認為梁漱溟的一些看法與“胡適的主張如出一轍”，說梁漱溟引胡適為同調。其實在二三十年代，胡適和梁漱溟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從思想觀點來說是相差較大的，真正和胡適思想一致的倒是吳景超。但在那樣的時代氣氛中，吳景超早年的學術氣質和風格已蕩然無存了。他在批判胡適的運動中，寫了《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一文，吳景超和他同時代許多知名大學教授一樣，違心地對胡適進行了潑污式的水批判，文章可能都是在政治壓力之下所寫的，吳景超說：“胡適，過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敵人。我要堅決與胡適所代表的一切進行鬥爭，不達到最後的勝利，決不罷休。”吳景超在他批判梁漱溟的文章中，一改他早年喜引歐美學者學術觀點的習慣，他批判梁漱溟，從頭到尾引述了如下人物的著作：《毛澤東選集》、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和《學習聯共（布）黨史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參考檔案》等等。當時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是，1949年以後，那些可以和過去簡單告別，完全和新時代妥協的學者，多數都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較重的，倒是那些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較深的學者，妥協起來就比較難，梁漱溟和陳寅恪是比較典型的，這其中有思想的因素，可能也有年齡和人格的因素，當時年齡較輕的學者更容易和新時代達成平衡。
這一時期，吳景超的另外一篇文章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工業發展速度問題》，文章中全部都是引述的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和蘇聯經濟學家古比雪夫和《聯共（布）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決議》及《人民日報》等書中的材料。
1956年2月號《新建設》發表了吳景超的一篇文章《從深入生活中提高自己》。這是吳景超的一篇學習體會。從中可以看出反右以前吳景超的思想狀態。從這篇文章說明，1949年以後，對知識分子思想進行改造，憑空構造的知識分子“原罪論”的觀點，此時已在知識分子身上發生了作用。五十年代，極端誇大工農對知識分子改造的作用，其基本的思路就是要打掉知識分子的尊嚴，特別是人格尊嚴，所以要特別貶低他們在思想和理論上的貢獻。
吳景超在文章中說：“黨對於改造知識分子，是採取了多種多樣方式的，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種方式，就是給知識分子以各種機會與實際生活接觸，從接觸中使知識分子改造自己。拿我個人來說，1950年我曾參加過湖南錫礦山的勞動保護調查，1951——1952年，我曾在西安及南寧兩處參觀及參加土地改革運動。1955年我曾花了一個月的工夫，在山西視察工廠生產及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在每一次的實際工作中，我都解決了若干思想上的問題，在感情上由逐漸與勞動民眾一直到近來便有打成一片之感。這對於我的幫助是很大的。”對工農民眾的簡單認同，是1949年以後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一個基本邏輯，這個邏輯的前提就是工農比知識分子強，其實這是非常荒唐的。
1956年11月號《新建設》雜誌還發表了吳景超一篇《我國第二個五年計畫的積累與消費》，這是純粹的應景文章。
1956年7月，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氣勢下，吳景超開始有限度地恢復他當年敢於說真話的習慣。
吳景超文集
1956年7月號《學習》雜誌在“百家爭鳴筆談”的欄目下，發表了吳景超的文章《“百家爭鳴”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吳景超雖然說話非常謹慎，但他還是委婉地把自己想要說的話表達出來。他說：“在我們的專業中，把我們對於科學研究的成果，毫無保留地貢獻出來，就是‘百家爭鳴’這一政策所要求於我們的。因此，我們不能再‘噤若寒蟬’，那時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缺乏責任感；也不要抱‘一鳴驚人’的想法，那是庸俗的名位思想在作祟。我們爭鳴的動力，是出於對祖國的熱愛，出於衷心擁護我國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政策。既然如此，‘爭鳴’的‘百家’，就應當歡迎批評與和我批評。在我們的社會裡，批評不應當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觀點出發，受批評的人也不應當把批評和個人的面子聯繫在一起來考慮。批評是與人為善；自我批評就是改正錯誤，提高認識，以便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有了這種認識，就可以在‘爭鳴’的過程中，避免無謂的人事糾紛，而使我們共同的事業，能夠迅速地走向勝利。”
1957年1期《新建設》雜誌在“一得之見”欄目下又發表了吳景超的《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這是吳景超在1957年受到批判最多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本來也是非常有節制地對1949年以後取消社會學提出了自己的一點看法。起因是1956年，吳景超在《真理報》上看到了蘇聯科學院通信院士費多塞也夫的一篇介紹蘇聯社會學命運的文章。不久吳景超和潘光旦、嚴景耀、雷潔瓊又和參加過當時國際社會學第三次會議的波蘭科學院的奧爾格爾德·魏得志有過一次談話。吳景超說：“這一切，使我想到中國的社會學往何處去的問題。”吳景超那時說話已經非常有分寸感，他是在先有了“資產階級的學者，以社會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進行對抗”的前提下，在說完“整個地說來，資產階級的社會學，其立場觀點與方法，基本上是錯誤的。”以後，才說了：“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我認為我國的哲學系中，還有設立社會學一門課程的必要。在這一門課程中，可以利用歷史唯物論的原理，對於資產階級社會學進行系統的批判，同時也儘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來豐富歷史唯物論。”吳景超說：“舊社會學還有其它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論與統計，社會調查（都市社會學與鄉村社會學都可併入社會調查之內），婚姻、家庭、婦女、兒童等問題，社會病態學中的犯罪學部分，都可酌量併入其它學院有關各系之內。開設這些課程，當然不能採用舊的課本，講授時也不能採取舊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但是以歷史唯物論的知識為基礎，來研究這些問題，對於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也還是有用的。”吳景超的這篇文章非常客氣，也非常小心，但就是這樣，他還是讓人抓到了把柄，成了著名的右派。當時在本期《新建設》雜誌“一得之見”欄目下共發表了三篇文章，另外兩篇是張岱年的《道德的階級性和繼承性》，李長之的《文章長短論》，這三個人在1957年全部成了右派。
1957年3期《新建設》雜誌發表吳景超《中國人口問題新論》一文。在文章中吳景超再一次得出了：“中國必須實行節育，降低人口的出生率，因而降低人口的自然加增率”。同時吳景超還對當時把主張節育認為是新馬爾薩斯主義的觀點進行了答辯。
1957年4月10日，《新建設》雜誌邀請在北京的部分社會學家，就開展社會學研究的有關問題，進行座談。
1957年7月號《新建設》雜誌發表了座談會紀錄摘要。在這次座談會上發過言的人，後來差不多都成了右派。他們是陳達、費孝通、吳景超、李景漢、雷潔瓊、嚴景耀、吳文藻、林耀華、袁方、張之毅、胡慶鈞、全慰天、王康、王慶成、張緒生、沈家駒等二十餘人。吳景超的發言題目是《一些可以研究的社會現象和問題》，發言很簡短，基本是重複他在《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一文中的觀點。在這次發言中，他還特別提出了像“宗教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知識社會學等，過去中國也沒有搞過，我看將來也可以搞搞。”的建議。
1949年以後，吳景超本來在學術研究上已消失了以往的銳氣。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下，非常謹慎地說了幾句話，但從此基本上結束了自己的學術生涯。在隨後到來的反右派運動中，吳景超成了鼓吹資產階級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代表。雖然他不得已做了《痛改前非，努力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的檢討，48但他個人的命運已無法改變。
1957年9月號《新建設》雜誌發表孫定國的長文《必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吳景超是其中的主要批判對象。
1957年10月號《新建設》雜誌發表關鋒的《“不通”和陰謀——斥吳景超的“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關鋒認為吳景超的文章是“章羅反動聯盟的大將們，公開談‘恢復’資產階級反動社會學的第一篇文章”。
1957年11月號的《新建設》雜誌又發表鄧初民的長文《從階級觀點剖析右派分子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政治陰謀》，在文章中，吳景超也是重要的批判對象之一。
1958年6月號《新建設》雜誌發表劉炯忠的文章《駁斥吳景超關於舊中國貧窮問題的荒謬觀點》。這篇文章集中批判了吳景超早年的社會學觀點，特別是吳景超早年關於中國社會的基本分析。五十年代對吳景超社會學觀點的批判，現在看來都是不值一駁的，因為在那樣的時代里，那些批判文章都是先認定了批判對象在政治上成為敵人，在學術上就更沒有說話的餘地的前提下寫出來的，因而那些批判文章都是蠻不講理的。
1958年9月號《新建設》雜誌，發表一心《駁斥吳景超關於國家的荒謬觀點》。這篇文章從國家的概念、起源、職能、類型和形式等方面，對吳景超早年的學術研究工作進行了全面的批判。文章是以當時主流意識形態為主的強調一切以階級為觀察社會事物的方法，文章認為吳景超早年錯誤的學術觀點，現在看來，正是吳景超在學術上有貢獻的地方。當時批判吳景超的重要文章還有許征帆的《揭露章羅聯盟的謀士——吳景超》一文。
劃為“右派”
據說，劃吳景超為“右派”的理由，包括：（一）民盟盟員；（二）鼓吹馬爾薩斯人口學說；（三）企圖“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四）提倡大學教授聘任制、不受政府委派等言論。從此吳先生便不許再事教書。隨著降級、減薪、思想檢討、自我批評、思想改造、集體學習等種種責罰，紛至沓來。其最富於諷刺意味的，即派遣景超先生再渡到社會主義學院去重新學習。吳先生從德文、俄文所研習到原始的馬列學說，均被棄如敝屣，認為是誤解，卻要再從不通外文的土共去學習‘逾淮之橘’。只有在這種反常的、一片如痴如狂的情形下，才能使人充分理解到當年屈子在行吟澤畔所哀訴的‘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沉重心情。”“這時吳先生因不準教書，仍希望能對文化科學，有所貢獻，遂利用外文知識，從事翻譯工作。幾年間，他翻譯了大量教材論文及講稿，經他翻譯出來的作品，當然都達到了極高的信、達、雅水準。一九六零年後，吳先生變成了‘摘帽右派’這個只有在中國大陸才能泡製出來 的怪誕頭銜。這時吳先生雖迭遭迫害，飽受衝擊，仍然堅持作全面調查，想為中國的富強盡力。就是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下，他仍然寫過《搞活區域經濟》的文章，提交政協討論。總之，由於景超先生高尚的節操，純潔的情緒，凡是對社會國家有利之事，總是想以全神貫注，不計得失利害。”
淒涼結局
吳景超一生的學術道路，以他早年在清華和國民政府時期最為順利。
1949年以後，他選擇留在大陸，結果使他在學術上沒有再出現曾經有過的輝煌。在吳景超那一代學者中，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很快能與新政權達成平衡並真誠地試圖放棄自己早年思想和學術精神的人，反而受到的傷害最重。
像吳景超、費孝通、儲安平、羅隆基、潘光旦、曾昭掄、吳晗、錢端升等等，他們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學者，對於新時代的到來充滿幻想，他們在一夜之間似乎就放棄了自己整個人生的信念，最終產生了那么大的悲劇。李樹青曾感慨地說：“這也算是樹大招風，盛名之累罷。”51與十月革命後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選擇和判斷相比起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支柱和理想信念，在多大程度上已內化為他們的人格力量，這還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1968年5月7日，吳景超因肝癌去世，終年67歲。死後火化，骨灰由一位堂弟攜返故鄉歙縣安葬，一代知名學者，在絕望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1980年10月17日才獲平反。
人物評價
吳景超的學術道路和他的人生道路都是不平坦的。
作為中國第一代的社會學家，他有一個非常好的學術開端，在他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時代為他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作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首創者之一，他在自己學術生涯的開始階段，就敏銳地選擇了一種雖然剛剛創立但卻有著廣闊學術前景的學科。
——謝泳
人物著作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吳景超文集
圖書封面作者：吳景超著
出 版 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08-12-1
版 次：1
頁 數：220
印刷時間：2008-12-1
開 本：16開
紙 張：膠版紙
印 次：1
本書收集了十六篇文章，都是我於過去數年內，在《新月》、《清華學報》、《社會科學》、《大公報》及《獨立評論》中發表過的。
書名似乎有點新奇，但也無需解釋，因為在本書第一篇文章里，已經把第四種國家的意義，講得很清楚了，中國不幸，就是第四種國家，如何改變這種不幸的境遇，就是本書所要討論的。全書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導言，全書的要義，已在於此，以後三章，不過發揮這些要義，但每章都有一個中心主張：第二章提倡機械化的生產方法，第三章提倡節制人口，第四章提倡公平的分配，這幾件事都做到了，是否中國便有出路，還請讀者指正。
作者簡介吳景超是安徽歙縣人，字北海。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生。幼年在家鄉受初級教育。1914年入南京金陵中學就讀。第二年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1923年夏天赴美國，入明尼蘇達大學，主修社會學。後入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1931年秋，任清華大學教授。1932年任教務長。1935年底離開清華，隨翁文灝等赴南京，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1937年國民政府遷至重慶。任經濟部秘書。1945年任戰時物質管理局主任秘書。1946年任中國善後救濟總署顧問。1947年重回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授。1952年調任中央財經學院教授。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為中央常委，全國政協委員。1953年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1957年以後成為右派，1968年病逝。
圖書目錄代序一 在紀念著名社會學家吳景超教授學術思想討論會上的講話
代序二 在紀念著名社會學家吳景超教授學術思想討論會上的講話
上篇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1936年版自序
第一章 導言
一 世界上的四種國家
二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徑
第二章 經濟建設
三 農民生計與農村運動
四 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
五 從佃戶到自耕農
六 地方財政與地方新政
七 近代都市化的背景
八 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九 再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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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第二章 經濟建設
三 農民生計與農村運動
文章節選
中國農民生計困難的原因，據我的分析，最要的不外下列數種。
第一，他們的農場太小，平均不過24畝左右，還有許多農場，不到這個數目。
第二，生產方法落伍，這可從農作物的收穫上面看得出來，無論是小麥、米、玉米或棉花，中國農民的成績，都遠不如他國農民。
第三，交通不便，以致農民的出產品，在市場上得不到善價。假如農民要把他們的農產物運到價格較高的市場中去販賣，結果因為舊式交通工具運費的昂貴，恐怕也得不償失。
第四，是副業的衰落，以前這些副業，是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現在因為許多副業的出產品，與外國工廠中的出產品或外國農場上的出產品相競爭，受優勝劣敗原理的支配而被淘汰，以致農民喪失了一筆重要的收入。這些副業，有的大約是不可挽救，如紡紗織布；有的還可以想法復興，如絲茶。
以上這些原素，都是使農民的收入縮小的。假如這點小小的收入，農民可以完全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他們的生活，也不致如現在那樣窮困。他們所以走到現在這種地步的，就是在農民的四周，還有許多剝削他們的人及機關。這些剝削的勢力，使農民的生活更加困難的，不外下列數種。第一是地主，中國土地分配的不平均，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人所公認的事實。一方面有窮無立錐之地的佃戶，另一方面有擁田數萬畝的地主。如最近農村復興委員會的調查，便發現江蘇的邳縣、阜寧、灌雲等縣，有五六萬畝以上的地主。這些人能夠不勞而食，便是因為另一方面，有許多苦耕而還免不了凍餒的佃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