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出生於小地主家庭。1918年,考入長春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讀書,開始接觸新文化、新思想。1921年,畢業回伊通縣立第一國小當教員。1926年,升任伊通縣立第十二國小校長。1929年,懷著“以法治國”的想法考入北平(今北京市)朝陽大學法律系。學習期間,加入進步組織互濟會,初步確立革命思想。大學畢業後,應在河北當縣長的好友邀請去該縣當“幫審”。黑暗的現實使他“以法治國”的幻想破滅。1931年春,回到長春省立第二中學教史地課。不久,發生“九一八”事變,借教學機會進行抗日救亡宣傳。1932年初,受聘到吉林市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執教。同年夏,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救災募捐和反經讀書鬥爭中發揮積極作用。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更加積極地組織學潮,宣傳抗日,引導一大批愛國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以無比忠誠贏得黨的高度讚譽和信任。
主要事跡
1933年3月,中共吉林特別支部改組時,省委巡視員指定由他擔任特支書記。同年5月,吉林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前往哈爾濱向中共滿洲省委報告情況,經組織決定留哈工作,參與編輯《抗日民眾報》。1934年初,任哈爾濱市抗日救國會負責人,發展團結了一大批抗日積極分子。同年7月31日,帶領大批進步工人舉行“飛行集會”,震動了日偽最高統治者。1935年,任中共滿洲省委秘書長,承擔黨的交通和檔案發行工作。1936年春,他的行動引起敵人的注意,轉移到安東(今遼寧省丹東市)負責黨的工作。1936年5月,不幸被敵人逮捕。敵人妄圖用重刑逼他說出中共滿洲省委的情況,未能得逞,遂於同年8月將其秘密殺害。
革命歷程
李世超於長春二師畢業後,回到伊通家鄉執教,後任縣立第十二國小校長。這期間,他的父母相繼去世,他已娶妻成家立業。時值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大革命風暴席捲南方各省,反動軍閥政府行將崩潰。1927年4月12日,由於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新軍閥戰爭又不斷發生,各地軍閥橫徵暴斂,窮兵黷武,造成兵災匪患、饑荒,廣大人民民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李世超不滿封建軍閥的反動政策,棄職拋家,到北京考入朝陽大學法律系讀書。學習期間,他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宣傳影響和進步青年幫助下,擺脫了苦悶情緒,思想進步很大,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革命互濟會,閱讀馬列著作和進步報刊,初步確立了民主革命思想。大學畢業之前,李世超在家鄉的妻子拋下幼女病故,他寫信給妹妹,要她撫養照顧自己的女兒小英子,“爹娘留下的土地、房產,全部給你做陪嫁,我要自食其力”。從此,他同封建剝削家庭脫離了關係。李世超的再婚妻子石正芳,生長於北京西城區的官宦之家。頗有些房地產業和浮財。他們的結合,李世超是以“不入贅”、“不寄人籬下”為先決條件的,這足以證明他同封建家庭決裂的決心。李世超大學畢業後,為履行“自食其力”的諾言,應在河北省某縣當縣長的同窗的邀請,任該縣幫審。舊中國天下烏鴉一樣黑,貪官污吏比比皆是。工作一段時間,李世超發現這位縣官朋友,也是為虎作倀、搜刮民財的勢利小人。他厭倦了仕途生涯,憤然辭職離去。
失業後的李世超,決心不再與貪官污吏為伍,把所學的知識報效家鄉父老。1931年夏,他偕同妻子石正芳回到東北,應聘到吉林省立(長春)第二中學任教。秋季開學不久。便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東三省。學校關閉,師生流亡。面對山河破碎,滿目瘡痍的故土,李世超痛心疾首,自己是一介書生,何以救國?他從揭桿而起的反日義勇軍、抗日游擊隊的鬥爭精神看到了希望。1932年初,李世超應同鄉、時任吉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李靜肅女士的邀請,到吉林女師任國文教員,決心以教員身份為掩護,進行抗日救國活動。
李世超個子高,稍有駝背,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經常穿件長衫,每天除上課外,平時話語不多。從外表看,是位因循守舊的老學究。女師學生看他呆頭呆腦的樣子,都取笑他,背地裡叫他大傻瓜。時間長了,“大傻瓜”的綽號便在學校傳開了。然而,李世超卻從不計較這些細微末節的小事,而是把他當做隱蔽自己的鬥爭策略。後來,他曾對中共吉林黨組織負責人說:“革命者做地下工作,同敵人不能明爭,只能暗鬥。在強敵面前我們不能擺出一副革命者的架子和面孔,必須善於隱蔽和保護自己。只要對革命工作有利,我情願當傻子,個人吃點虧算什麼呢!”李世超知識淵博,講話生動、幽默,常在課堂上講古論今,串插一些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抗擊外辱的鬥爭故事,逐漸扭轉了女師學生對他的看法,學生們開始主動找他解答學習中的疑難問題。通過接觸、觀察,李世超把學生分成三種類型,思想激進的、平庸的和保守落後的。因此,他同學生談話,則選擇不同的內容和方式。對思想進步學生,多講革命理論問題和抗日鬥爭形勢,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培養積極分子。
李世超的言行舉上引起中共吉林地下黨組織的注意。經人引薦,李世超同吉林地下黨負責人李維民相見,二人一見如故,成為志同道合的摯友。1932年秋,經李維民介紹,李世超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經常學習黨的檔案,鬥爭目標更加明確,抗日救國的鬥爭意志更加堅定。黨組織交給他的第一個任務,是起草一篇形勢宣傳提綱。他在文中揭露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喪失了東三省的大好河山,是禍國殃民政策。並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決不是最終目的,它的狼子野心是妄圖滅亡中國。提綱還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呼籲人民民眾團結起來,行動起來,積極進行抗日救國鬥爭。提綱完全符合黨的鬥爭方針、政策,擊中敵人要害。後以中共吉林支部的名義印刷,並廣泛散發。接著,黨組織分配李世超負責革命互濟會工作。他藉助當教員的便利條件,廣泛聯繫師生民眾,團結愛國進步青年,吸收他們參加組織和活動,然後把經過鬥爭考驗的優秀青年,輸送給黨團組織。由於他的出色工作,革命互濟會組織得到很大發展,進一步贏得廣大學生對他的敬重和信賴,不僅女師學生,就連吉林一中、吉林一師的愛國學生,也都慕名來訪,向他請教唯物辨證法和政治經濟學上的難題,探詢抗日鬥爭形勢和國家命運問題。
1932年11月上旬,中共滿洲省委代理軍委書記楊靖宇(化名張貫一)來吉林巡視工作,他在給省委的報告中說,鑒於吉林黨團組織半年來發展很快,建議省委將吉林支部改為吉林特別支部,直屬省委領導。同時,將吉林團支部改為團的特別支部。省委同意楊靖宇的建議,很快派巡視員張弓到吉林幫助工作,全面考察了吉林黨團組織狀況。李世超在總結髮展組織的經驗時說:“發展組織要象鐵匠打鐵一樣,要緊拉風箱勤燒火,等到火候夠了再下榔頭。火候不夠下榔頭早了就不易成材,你想打把快刀,結果反倒是鈍的。”
李世超雖然是新黨員,但是,他卻積累了地下工作的豐富經驗,具有很強的組織才能,工作講究方式方法,遵守秘密工作紀律和原則,得到黨團員的信賴、擁護和上級的讚譽和信任,認為他是吉林黨員中的“優秀同志”,“對黨對人民極其忠誠”,“不但行動無產階級化,思想也沒有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1933年3月,滿洲省委巡視員張弓再次來吉林,主持改組了吉林特支,指定李世超擔任特支書記。從此,他更加盡心竭力工作,秘密召開黨、團特支委員聯席會議,學習黨的檔案,整頓思想作風,強調組織紀律,糾正懶散、自由主義壞毛病等等。他部署鬥爭任務,根據省委指示,動員黨團員和愛國人士為磐石游擊隊募捐,購買藥物和生活用品。4月,由黨團員組成慰問組,將募集的物資,通過吉(林)海(龍)鐵路秘密交通員的掩護,安全送到磐石中心縣委和游擊隊在玻璃河套的根據地。當時滿洲省委工作指導上,受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存在嚴重的“左”傾盲動主義傾向,不切實際地要求所有黨組織一律執行“紅五月”活動方案。因此,吉林特支決定5月6日(星期六)晚8點,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統一行動,上街貼、撒反滿抗日的標語、傳單。在李世超的組織和省委巡視員的指導下,整個準備工作儘管很嚴密,但仍有特支委員金景撒傳單時被警察逮捕。金景在憲兵隊受審時,未等敵人用刑,只是威嚇幾句,就供出了所知道的一切組織機密。
5月7日清晨,李世超得知金景被捕,又見日偽憲兵、警察到學校抓人,立刻意識到形勢的嚴重性。他不顧個人安危,同敵人搶時間,把突然變故告訴尚未知情的同志,通知他們馬上轉移隱蔽,儘可能減少一些損失。他先到特支委員關芝忱家(他們夫妻都是黨員),又匆忙趕到省委巡視員張弓的住處,簡單說明情況後,到了同鄉宋慎德家。宋慎德是永吉縣中學教員,是李世超培養發展的共產黨員,同他單線聯繫,金景不知內情。李世超要宋暫停活動,提高警惕,注意隱蔽。待形勢好轉時由他負責聯絡未暴露的黨員,重新恢復吉林黨組織。最後,李世超在宋慎家換了服裝化了裝,北上哈爾濱,把吉林黨團組織遭到破壞的原因、損失情況及其經驗教訓向省委作了報告。
中共吉林特別支部遭破壞後,李世超同省委巡視員張弓一起脫險,轉移到哈爾濱,同省委接上關係,報告了吉林特支被破壞的情況,請求組織審查、分配工作。省委派他負責哈爾濱“革命互濟會”和“反日會”工作,指示他到碼頭工人中開展工作,發展會員。李世超換上一套粗布衣褲,背著一個小行李卷,來到道外街靠近松花江邊的小客店投宿。他駝背,滿臉絡腮鬍須,似有50多歲。店薄上登記的名字叫吳德祿,職業是私塾先生,因家鄉鬧土匪、災荒,流落到哈爾濱謀生。除行李外,他還從舊貨市場買一部古書、一方墨合和幾支毛筆。這家客店簡陋,店費便宜,住店的多是碼頭工人。
李世超白天在附近溜達,熟悉環境,把警察經常出現的地方記在心裡,晚上回到小客店裡同工人談活計,嘮家常,了解他們的家庭、身世和生活情況,經常替工人寫家信,解答他們提出各式各樣的問題。同工人熟悉以後,晚間給工人講《三國》、《水滸》和說岳全傳等古書,啟發他們的愛國思想,培養抗禦外辱的民族意識。有位工人患了霍亂,上吐下瀉無錢住醫院。李世超不嫌髒,不怕傳染,用偏方給予治療,用兩個銅錢沾鹽水刮背,使這個工人脫離了危險,病也逐漸好了。他千恩萬謝,說吳先生救了他的命。其他工人也都深受感動,說讀過大書的吳先生瞧得起窮工人,夠朋友。李世超取得了工人的信任和尊敬,便進一步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向他們宣傳抗日救國主張,講工人、農民和愛國士兵團結起來,推翻舊社會的革命道理,把政治品質好的工人發展為革命互濟會員,帶領他們參加反日民眾活動。李世超做民眾工作有經驗,取得很大成績,受到省委的表揚。省委又派他到道里做偽警察的工作,他吸收了20多名警察參加反日會。這些警察會員在掩護黨的活動方面,發揮了特殊的作用。
1933年秋,省委決定讓李世超負責交通和檔案發行工作。他的愛人石正芳在北京為母親守喪後,變賣了祖上遺產,帶著兩個孩子、錢款和一些金銀手飾,來到哈爾濱同李世超團聚。他們以家庭為掩護,更便於檔案的印刷、發行工作。石正芳理解、支持丈夫的工作,在李世超教育影響下,她已不是原來的貴族小姐,而鍛鍊成長為一名出色的秘密交通員。1934年4月,團省委書記劉明佛被捕叛變,省委考慮到秘書長馮仲雲的安全,調他到珠河中心縣委工作,決定李世超代理省委秘書長,負責省委秘書處工作。他把家搬到馬家溝潔靜街一處較偏僻的房子居住,這裡也是秘書處機關。每周都有中央或省委制發的檔案,李世超利用夜間刻鋼板,油印出來,叫石正芳化名“大貞”、“達征”,同其他交通員分送到各處接頭點,再由外勤交通員傳遞到外地黨的組織。有時,李世超還讓僅八九歲的女兒小英子傳送檔案、訊息。每逢交通員忙不過來,急件必須馬上送出的時候,李世超就給女兒小胳膊上塗滿紅藥水,用紗布把檔案纏在“受傷”的胳膊上,讓她先到街心公園玩一會,瞅準了沒有“壞蛋”的時候,再穿過馬路,把檔案送到指定的地點。
當時省委的經費異常困難,李世超動員石正芳,從她的存款里拿出3000元,單立存摺供組織使用。後來,不管何時用錢,石正芳都慷慨解囊。李世超幽默地說:“你這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對革命的一點貢獻嘛!”
1935年,省委代理書記楊光華離任之前,將在省委機關工作時間較長的同志,分別派往游擊區或外地工作。李世超被派到安東(丹東)負責黨的工作。1936年2月,安東地下黨組織遭敵人破壞,由於壞人告密,李世超被捕入獄。他在敵人的嚴刑拷問、利祿引誘下,凜然正氣,堅貞不屈,經受住了最後的考驗。同年8月被敵人秘密殺害,時年32歲。
李世超的一生,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民政部追認李世超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