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賈植芳生於1915年，山西襄汾人。中國現當代文學學者、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之一。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在北平讀書時就是《大公報》 、 《申報》等報刊的活躍投稿人。
賈植芳1936年，因為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賈植芳首度入獄。
1936年出獄後，賈植芳流亡日本，入東京日本大學社會科。抗戰爆發後，賈植芳從日本棄學歸國參戰，以戰地通訊、散文和小說名世。
1945年，賈植芳因從事抗日策反被日偽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後出獄。
1946年，賈植芳任上海時事新報副刊《青光》主編。
1947年，賈植芳因為給進步刊物寫文章，被中統特務機關逮捕，1948年出獄後以著譯為生。1952年調入復旦大學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風案入獄，達11年。
1966年3月，賈植芳被法院定罪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判處有期徒刑12年。1980年平反。早年主要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建國後，歷任復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專於中國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著有《外來思潮和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影響》、《獄裡獄外》、《劫後文存》、《雕蟲雜技》、《餘年筆墨》等。
新中國成立後，賈植芳在復旦大學以教書育人為業。2004年出版的4卷本《賈植芳文集》 ，記錄了他一生的豐碩成果。他既是著名作家、翻譯家，又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的開創者之一，為中國學術界培養了一批中堅力量。
和許多同時代的文化學者一樣，賈植芳留給後人的遺產還有知識分子的鏗鏘風骨。他沒有屈打成招，沒有趨炎附勢，沒有因一次次磨難而失掉自我。他曾在回憶錄《獄中獄外》中說：“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難歷程。值得安慰的是，我並沒有失掉自我，我還是我，苦難反而深化了我對各國歷史和現實的認識和思考，淨化了我的靈魂。”
2008年4月24日晚6點45分，賈植芳病逝於上海第一人民醫院，享年92歲。
四進監獄
賈植芳賈植芳曾經說過：“我覺得既然生而為人，又是個知書達理的知識分子，畢生的責任和追求，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端正些。”他自己也委實“寫”得夠端正的，以至於一生似乎“像《西遊記》里的唐僧取經一樣，命中注定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知名學者錢穀融說：“我和賈植芳在1950年就認識了，他是我的朋友，是我最欣賞的朋友之一。在我看來，他是一個真率、風趣的人，這樣的人不多了。”他的學生、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則說：“賈老師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三言兩語實在無法說清。
由於天生傲骨，賈植芳一生曾經四進監獄，加上改造時間，前後達25年之久。第一次進監獄是因為參加了1935年那場著名的“一二·九”運動，當時的審判是“危害民國、就地正法”。賈植芳後來回憶說，那是他第一次“很氣派”地坐小汽車、旁邊還有“保鏢”前呼後擁；在監獄裡他也一直是個“刺頭”，獄監給他吃跟刑事犯一樣的一伙食，他竟然怒砸飯碗，大叫“我沒犯罪，不吃這個，我要吃好飯”，硬是讓看守所所長給他換了一伙食。這件事情後來甚至傳到了“蔣委員長”耳朵里，引起了“蔣委員長”的“關心”，他的伯父嚇得趕緊用1000銀元、50兩鴉片煙的代價把他保了出來，還花錢為他買了一張大學法科經濟系文憑，送他赴日本留學。
在日本期間的賈植芳，與郁達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交往，思想依然激進。到日本還不到一個月，就有警察登門“拜訪”說：“您以後在日本的生活就由我來照料，請多多關照！”後來日本警察甚至由對他暗中監視變為了明目張胆的搜房。在日本呆不下去之後，賈植芳就回國參加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留日同學訓練班，後來在徐州搞策反時，終於被抓進了日偽的牢房。1947年，他又因為給進步學生刊物寫文章，被國民黨政府關押了一年多。
當賈植芳第三次走出監獄大門的時候，賈植芳拒絕了仕途的誘惑，選擇了回復旦大學教書，擔任中文系主任、專職教授，被譽為“革命作家”。
第四次進監獄，是因為胡風。
賈植芳最早是在日本通過書信與胡風結交的。他在神田的內山書屋，看見了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人與學習叢刊》 ，賈植芳就將小說《人的悲哀》投給了叢刊，不久，他收到了30日元的稿費和主編胡風的來信，從此跟胡風有了書信往來。回國後，賈植芳輾轉各地，跟胡風始終緣慳一面，但書信從未斷過。直到1939年，賈植芳到重慶一家報館謀事時，胡風跑遍了重慶大大小小的報館，終於找上門來，並帶來了賈植芳在抗戰前線時所寫文章的稿費，兩人從此建立了友誼。
在重慶期間，賈植芳寫了一系列短篇小說和雜文，矛頭大多指向國民黨政府。1947年，賈植芳被國民黨政府關押時，在獄中就有特務以“提供胡風地址”為釋放條件引誘賈植芳屈服，但賈植芳堅持說他根本不認識胡風。在“該”認識胡風的時候他說不認識，而到了1955年“不該”認識胡風的時候，他又偏偏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風是朋友，還吟詩說是“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
賈植芳中國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時候，一天，當時的上海高教局局長兼黨委書記和市委秘書長把賈植芳叫到了辦公室，問他對胡風的思想作何表態？賈植芳回答說，胡風只是為了文藝事業的繁榮，向黨提意見。局長大怒說，“你還為胡風辯護！你跟胡風是什麼關係？”賈植芳針鋒相對地說：“我跟胡風是寫文章的朋友，在舊社會共過患難，他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幫助過我，就是這么個關係！”高教局長最終宣布:“賈植芳停職檢查，到公安局去交代。”
此後10年，賈植芳一直被關押在上海的第二看守所。直到1966年，賈植芳的問題才被當作了“人民內部矛盾”，但賈植芳自己並不知道。一天，賈植芳忽然被帶上警車駛向法院，在法院裡他聽到法院宣判說“首犯胡風罪大惡極，已經伏法”，他不知道自己會被判幾年，也不想知道，甚至一個字都沒看，就在自己的判決書上籤了字。此後，賈植芳終於走出了監獄的大門，但還要在復旦的印刷廠改造，一改造就是13年。
賈植芳晚年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當年的“胡風分子”都是些理想主義者，他們正直、真誠、善良，為了理想而活，“我是胡風的朋友，我覺得非常光榮。”
獄裡獄外
摘自《獄裡獄外》一書，內容記錄如下：
“文化大革命”期間，
賈植芳又一次提審時，審訓員問賈植芳：“賈植芳，你怎么認識某某人的？”賈植芳說：“你說的這個人我不認識。”審訓員似笑非笑地說；“你真會狡辯！你不認識他，他怎么認識你，還給你送書？”說著，他拿出一本書來，上款寫著“賈植芳先生教正”，下款寫著“某某敬贈”。賈植芳說：“這是我們學術文化界的一種習慣和風氣，認識不認識的同行人總互相贈送著作。”賈植芳這么一解釋。審訓員就惱火了，拍著桌子大聲申斥說：“你還在繼續狡辯！這本書定價兩元多。他不認識你，平白無故地把兩元錢的東西送給你，這誰會相信？我們是乾什麼的？告訴你，騙不了人的！他這么一發脾氣’，賈植芳只好自認晦氣，心裡只好說，這些同志是農民，上帝原諒他們吧！而因這類問題受審就有好幾次！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賈植芳先生經過十多年的監禁和勞改生活的苦日子，反倒沒有了過去的文弱的書生氣，變得比過去更壯實了，賈植芳不像學校里那些被揪出來的“有問題”的人（當時稱為“牛鬼”）那樣的神情沮喪，畏首畏尾。他走起路來挺著胸脯，邁著堅定的步子，像個正常人。他沒有罪，問心無愧，所以雖然長期身處逆境，但能處之泰然，仍然保持著開朗樂觀的性格，面向恐怖陰暗的現實，無所畏懼。
人物評價
一生坎坷，幾度牢獄，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賈植芳的文化建樹。他將自己定位是“大時代里的小角色”。然而，這個清醒而自謙的“小角色”，卻贏得了文化界的尊敬。他無兒無女，晚年卻有兒女繞膝般的幸福；無錢無勢，家裡卻總高朋滿座。
賈植芳任教的復旦大學賈植芳身材瘦小，性情豪放，自稱“江湖中人”，晚年更對一切求學問事者敞開家門，“三教九流”，有求必應。他在復旦大學第九宿舍的家，有一張大圓桌，有好多年，每逢周五，便是幾代學生加上各種聞名登門者的聚餐日。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分上下大小，在隨興閒聊中，常有專業研究的火花，更有為人為學之道的潛移默化。
“沒有賈先生，我不會走上今天的道路。這是一種整體的影響，學術研究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他待人處世的態度，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理解，他的堅持……”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思和教授說。
20世紀90年代因重新編纂《中國文學史》而廣受關注的章培恆教授說：“當年，在賈植芳先生等人影響下，我才走上一條獨立思考的學術道路。”
“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窪窪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生平最大的收穫，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比較端正。”賈植芳自我總結的這句話，四下傳播，成了常被人引用的名言。賈植芳的確做到了將“人”字寫得大氣而端正，直到最後一息，去得平靜無憾。有人評價說，這位老人見解深刻，達觀生死，像近年來陸續辭世的不少“文化老人”一樣。在許多人看淡文化的時代，實在需要這樣的文化典範，一些把“人”字寫得端端正正的人……所謂學術人格，是指能夠立足於學術本位，敢于堅持真理，不為現實得失所擾，不為名利所羈絆，乃至不惜為之獻身的殉道精神。賈植芳的一生彰顯了學術人格的意義。
代表著作
《人的證據》、《人生賦》、《近代中國經濟社會》等，譯有《契訶夫手記》、《契訶夫戲劇藝術》、《俄國文學研究》
代表性論文：《人文視野下的“大文學”觀討論》
中國著名人物
|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有很多著名人物，他們始終把自己的理想與祖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本次任務將完成40位國內著名人物的介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