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早期
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創辦人為輔仁大學倡議者之一的英斂之,屬清末保皇黨。英斂之在創刊號上發表《〈大公報〉序》,說明報紙取大公一名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辦報宗旨是“開風氣,牗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英斂之主持《大公報》十年,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變法維新,以敢議論朝政,經常刊登北洋政府的公文,成為華北地區引人注目的大型日報。
中華民國成立後,1916年9月,英斂之將報館售予股東之一的王郅隆。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報》後,聘請有過辦報經歷的胡政之為主筆兼經理,胡上任後主持報館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館一個月後,《大公報》由書冊式改成了通欄式,將垂直的兩欄改成四欄,以後又經過幾次改革,改成六欄、八欄。在字號方面也進行了調整,各種字號大小間隔、搭配,改變了原來比較單調的狀況,使版面變得錯落有致。新文化運動期間,胡政之在主政時掌管言論,在張勛復辟、五四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報》發表過不少有影響力的文章 。胡政之也在採訪完巴黎和會後辭去經理職務。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關東大地震中喪生,安福系於次年垮台。難以為繼的大公報於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大公報》創刊時的大公報一直是書冊式,一個整版直排,分上下兩欄,欄之間留一空白,每欄都加了框線,對摺以後即可裝訂成冊。
新記大公報
1926年,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三人擬定五項原則: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專心辦報,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奉給的公職;胡政之、張季鸞二人以勞力入股,每屆年終,由報館送於相當股額之股票;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由三人共組社評審員會,研究時事,商榷意見,決定主張,輪流執筆。最後張季鸞負責修正,三人意見不同時,以多數決定,三人意見各不同時,以張季鸞為準。1926年9月正日,《大公報》復刊號由張季鸞執筆發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大公報續刊時發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漲至6000餘,同期廣告收入由每月200餘元增至1000餘,營業結算由每月虧損4000餘轉為收支平衡。5年後達到5萬份,1936年突破10萬份,成為全國一流的新聞類刊物和輿論中心。
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通電全國擁蔣入關兩大新聞,皆為《大公報》獨家發布。
1935年12月,吳鼎昌出任實業部部長,辭去社長一職。鑒於平津局勢緊張,《大公報》開始向南發展,1936年4月1日,《大公報》落戶上海望平街,創辦上海版。津滬版同時發行,《大公報》正式成為一張名副其實的全國大報。
1935年至1937年,連載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公開報導共產黨和紅軍。《大公報》出版部還結集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題為《中國的西北角》出版,並七次再版。抗戰初期,出版了范長江報導中共陝北根據地的通信集《塞上行》。
《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是1926年至1949年,該報“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為出名。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等報人讓它成為當時中國新聞界的翹楚。抗戰中大放異彩的《大公報》七七事變後,天津、上海相繼陷落。《大公報》力主抗戰,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別於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張季鸞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繼創辦漢口版(1937年9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和重慶版(1938年12月1日—1952年8月4日),胡政之率金誠夫、徐鑄成等先後創辦《大公報》香港版(1938年8月13日—1941年12月13日)和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1944年9月12日)。抗戰期間,《大公報》輾轉遷徙,財產損失嚴重,但由於經營管理得法,報館依舊獲得長足發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時發行,在規模和輿論影響力上,國內報紙難望其項背。
1941年4月,《大公報》收到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來函,被認為是“《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導,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最佳報紙稱號(密蘇里新聞學院獎是新聞界內很高的榮譽,先前亞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聞》和印度的《時報》得到過這個殊榮)。當日重慶新聞界隆重集會,以示慶賀;《大公報》發表《本社同人的聲明》,概括《大公報》的成功經驗為“文人論政”和“商業經營”。
1941年9月,張季鸞去世,國共兩黨以及全國各界幾乎一致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張季鸞逝世後,內部機構變化:成立董監事聯合辦事處,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員,統一領導各館;成立社評審員會,王芸生為主任委員,負責社評的選題、立論和撰寫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慶版發表《看重慶,念中原!》社評,對比河南災民慘狀,斥責重慶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國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紀念張季鸞逝世兩周年社祭會上,宣布董事會新近制定的《大公報同人公約》五條,其中第一條規定“本社以不私不盲為社訓”,第四條規定“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為社慶日,紀念創辦人吳達銓、胡政之、張季鸞三先生”。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抗戰勝利後,《大公報》著手停刊各版的復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繼復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報社總管理處。總管理處由總經理胡政之主持,總攬各館。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復刊。言論方面,基本上是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對國民黨,不滿和抗議其鎮壓學生運動和實行文化專制政策,國民黨《中央日報》稱王芸生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發起“三查王芸生運動”。
在國共爭奪權力的白熱化時期,《大公報》發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社論,主張中國走“第三條道路”,“文人論政”的《大公報》處境尷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離開上海,轉道台灣飛抵香港,親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發表《和平無望》,宣布改變立場,開始左轉。
1949年1月15日,解放軍攻占天津,津版改組為《進步日報》。4月14日,總經理胡政之病逝於上海。5月25日解放軍占領上海,王芸生等從解放區趕赴上海。5月29日,在國統區進步美術運動的中心與最前沿的上海,劉開渠、楊可揚、野夫、朱宣鹹、張樂平、龐薰琴、趙延年等國統區進步美術的先驅們代表以上海為中心的國統區進步美術力量在《大公報》發表迎接解放的“美術工作者宣言”,提出國統區美術工作者決心“為人民服務,依照新民主主義所指示的目標,創造人民的新美術”,該宣言的發表也標誌著國統區美術史和上海近代美術史從此翻開嶄新一頁。6月17日,滬版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宣布報刊歸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軍占領重慶,渝版繼續出版,1952年8月4日終刊。後中共重慶市委在其基礎上創刊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
1953年1月1日,滬版北遷與《進步日報》合併出版全國性的《大公報》,並於1956年9月遷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計畫經濟的模式,分工報導財經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大公報》於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為《前進報》,但是只辦了103天,也停刊了。之後原北京《大公報》部分工作人員參與創辦了《財貿戰線》報(即現在的《經濟日報》)。
1949年後的香港《大公報》
1949年之後,《大公報》在中宣部直接領導下和在中共港澳工委的直接控制下,在香港繼續出版發行。與《香港商報》、《文匯報》構成香港左派報紙的陣地。
《大公報》在歷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顯的觀點和態度。提供了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史料。《大公報》明顯支持中國共產黨,因此被認為是有官方背景,在財經新聞方面,也常發布有關北京政府對香港或中國大陸的相關政策報導。《大公報》會與香港一些親共社團舉辦相關展覽活動,例如:和平正義的偉大事業—紀念中國抗日戰爭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運動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覽。《大公報》和《香港商報》或《文匯報》的網站也是中國大陸少數“解禁”的香港報刊及相關網站。
由於該報擁有被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悠久歷史背景,在報導國際及兩岸事務時,往往站在中共立場,政治色彩濃厚等因素。
昔日《大公報》其下子報《新晚報》因發表武俠小說連載,一度洛陽紙貴。更成就了梁羽生、金庸等知名武俠小說作家。
市場定位
《大公報》網站自言以2008年1月數據,日均來訪人數近15萬人,在全球閱覽量中,中國內地占75%、香港占5%、美國占5%、其它占10%。2006年,《大公報》在向廣東省零售發行“商旅版”,售價人民幣3元。該版主要報導香港本土新聞為主,不報導除香港以外的新聞。
報刊編排
《大公報》首頁的右則,是為最顯眼的“大公報”隸書紅字,據傳出自清末著名思想家嚴復手筆,下方為英文拼音“TaKungPao”,表格最下方印著日期,星期,第XXXXX號,售價,以及出版地址和電話。其後為一個小廣告以及責任編輯。首頁間中為廣告頁,但通常為頭條新聞。《大公報》報紙的編排沒有什麼規定,視乎當日報紙出版頁數。
報紙通常分為A、AA、B、C、D版。
·A版分為要聞,香港新聞。
·B版為財經。
·C版為娛樂,大公園,小公園,教育,評論。
·D版/AA為波經。
逢星期日的大公報只有A、B、C版,財經會在A版裡面。
部分記者與評論員
·張季鸞(《大公報》掌門之一,長期擔綱總主筆,1941年去世)
·王芸生(《大公報》後期總編,後留在大陸,文革中遭迫害,1980年去世)
·徐鑄成(《大公報》記者,編輯,後擔任《文匯報》總主筆,1991年去世)
·蔣蔭恩
·陸詒
·蕭乾(長駐歐洲的中國記者)
·范長江(著名通訊記者,後與《大公報》分道揚鑣,文革中自殺)
·楊剛(《大公報》駐美特派員,1957年反右運動中自殺)
·彭子岡(大公報左派記者,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
·徐盈
·曹谷冰(報導中蘇建交後蘇聯情況)
·朱啟平(報導日本受降儀式,其通訊《落日》已經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經典)
·高汾(抗戰勝利後進入《大公報》,與丈夫高集一同成為民國著名夫妻報人,後被劃為右派)
·陳紀瀅(抗戰期間曾主編過《大公報》有影響的《戰線》副刊,在漢口參與籌備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後被選為理事之一。後定居台北,多發表回憶錄)
爭議
希望帶旺攤位“墮胎”
2010年12月2日,《大公報》有一篇〈一年一度工展會維園舉行營業額可望倍增〉的新聞中,內文提及“位元堂回響廠商會的“一元産品大優惠”,在展期首星期推出一元即食翅,每日售一百五十份,希望帶旺攤位墮胎,吸引更多市民購物。”這使一些網民以為位元堂發明可作墮胎之用的即食翅,並在工展會中促銷。有網民解釋指,以上文字的原意是“希望帶旺攤位人流”,由於簡體中文的“人流”代表“人工流產”(墮胎),報社將簡體字自動轉為繁體字時便出現錯誤轉換。
商場新春“墮胎”生意較去年同期錄得增一成
2011年2月6日,《大公報》再度犯下“墮胎”的錯誤,發布一篇題為〈商場新春墮胎生意較去年同期錄得增一成〉,文中更出現多次“墮胎”字眼,不但再次成為網民熱話,更於翌日上報。
誤報新聞
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報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習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一文,被大陸媒體廣為轉載。後大公報發布聲明稱此報導為虛假新聞及向讀者致歉。
事件
總編遭台女間諜策反拋妻棄子赴台
2014年12月2日,台灣媒體轉引《博訊》雜誌的報導稱,香港《大公報》助理總編輯王善勇對台灣收集情報,卻被台灣女間諜策反。由於王善勇是家中唯一經濟支柱,突然出走,令妻小生活頓時沒著落。有訊息人士指出,在王妻的要求下,香港入境處從出境紀錄查獲,王善勇疑似登上前往台灣的飛機。但台灣移民署1日表示,此新聞報導真實性有待驗證,真實性為何不得而知,“移民署”不能依據此報導就違反個資法進行旅客資訊查詢。
現年(2014年)50齣頭的王善勇,1982年從位於福建泉州的華僑大學畢業後即到香港,曾先後在香港多家平面媒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