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左良1929年至1934年，在武昌文華中學讀書。1939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外語系(原清華大學外語系)，留校任教，1947年赴英國牛津大學為攻讀英國文學研究生。
1949年回國後，歷任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英語系主任、副院長。
職務
中國莎士比亞學會、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第一屆副會長，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第一屆會長，北京外國語學院顧問兼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外國文學》主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著作
王左良王佐良先生是詩人，講詩、評詩、譯詩得心應手。他的不少著述是講詩的：《英國詩史》、《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蘇格蘭詩選》、《英詩的境界》、《英國詩選》、《英國詩文選譯集》、《讀穆旦的詩》，《英國文學名篇選注》等。
上中學時，他已在報刊上發表詩作多首。在西南聯大寫的兩首詩被聞一多先生選入他的《現代詩鈔》。上世紀40年代是他寫詩的旺盛時期，寫了《春天，想起了莎士比亞》、《異體十四行詩八首》、《去國行，1947》、《倫敦夜景》、《巴黎碼頭邊》、《1948年聖誕節》等詩作。
評說
王佐良先生學生時期就寫詩，並有英文詩發表，又有中篇小說《昆明居》為世人所知。五十年代起以雙向翻譯從事文化交流和文學研究，把中國戲劇文學名著《雷雨》等作品譯成英文，把英詩多種移譯為中文，主張以詩譯詩，存原詩風貌；研究英國文學的中英文論著，以文藝復興時期和現代詩歌兩個領域為主。集詩人、翻譯家、研究工作者於一身而各有成就。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與許國璋、吳景榮曾被譽為新中國的“三大英語權威”。他為新中國英語教育和英語翻譯所做出的貢獻，已有不少文章做過回憶和論述。
一、正統教育，不守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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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左良二、治學嚴謹，不容浮誇
1987年，我和卞之琳、王佐良等好幾位譯界學者赴香港出席“當代翻譯研討會”。會上，由於王佐良的英文報告要比卞之琳的中文報告受到更熱烈的歡迎，我在會議通訊中寫了“王佐良教授所做的主旨報告，獲得與會人熱烈的歡迎”。他發現後相當嚴肅地要我更正，他說，卞先生是在大會講，他只是在分組會上講；卞先生講了“五四”以來中國的詩歌翻譯，他只是講近些年部分英詩中譯情況，所以做主旨報告的，只能寫卞之琳而不能寫他。還有一次他告訴我，他著《英國詩史》書稿，壓在一家出版社快兩年了。我笑說：“您跟他們社長那么熟，打個電話催一下，還怕他不出？”他說：“越是熟人，我越不想靠關係來出書。我的書，全憑它的學術價值。”看他這么自信，我就進言：“把書稿給我看看，好嗎？”他爽快回答：“行。但你絕不要礙於我的人情。”後來書稿很快由譯林社出版了，還榮獲了“全國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的一等獎。
三、不擺架子，自視平凡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約了梅紹武、屠珍夫婦去清華園王家探望。王佐良住的還是老清華的舊式平房，冬天還靠燒煤爐取暖。我問他怎么還住這種房子，他笑答，北外那邊宿舍很緊，他老伴又在清華工作，老房子住慣了就湊合著住吧。在生活上滿足於低標準的“湊合”，這正是王佐良身居高位卻自視平凡的一種境界。我又回想起，1987年在南京召開全國外國文學學會年會，有一天傍晚，我請王佐良、李賦寧去夫子廟吃小吃。本與司機約好時間來接，哪知因出了交通事故車子被扣。那時南京計程車還很少，我只好帶著兩位老先生倒了兩次車回到飯店。事後那位司機要我帶著他去向兩位先生“賠罪”。王佐良聽後大笑：“這么多人都乘公共汽車，為什麼我們乘了你就有罪？我們也是普通人啊！”還有一次在香港，正巧我與王佐良同住一個房間。香港賓館客房裡一般不供應開水，需要的話，要打電話叫人送。可是王佐良常常是自己去熱水爐打開水，而且還替我多帶一瓶。每到用餐，王佐良找個乾淨、方便的吃處就行。在那不起眼的小飯館裡，人們想像不到，他就是週遊過許多國家、中英文都精通的大學者。
王佐良先生雖然走了，但他的學術風範和人格品德，將永遠銘記在後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