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中國新時期文學的艱難啟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及其正確路線政策的實施，天安門事件獲得平反，加上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藝術民主浪潮的推進，文學藝術才出現嶄新的局面。1979年10月第四次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總結了中國30年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基本經驗教訓，提出了文藝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口號，重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充分肯定和調動了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老作家先後重返文壇；大批有才能的年輕作者雨後春筍般湧現，並產生了許多地區和少數民族的“作家群”。文學出版物也空前增多，全國僅省、市、自治區以上創辦的文學期刊便有近400種。這時期文學的題材、主題十分廣泛，不僅含義豐富的社會主義現實題材獲得大幅度開掘，而且長達數千年的歷史題材也獲得多角度的表現。
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歷程 新時期文學的發端可追溯到1976年4月的天安門革命詩歌創作。當時緬懷周恩來總理和革命先烈的大量詩文，輾轉傳抄，播及全國，強烈地反映廣大民眾對“文化大革命”及其錯誤路線的不滿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嚮往，給予後來新時期文學以深遠的思想影響。
概括
中國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學的歷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粉碎“四人幫”之後至1978年的“撥亂反正”階段；
1979年至1984年的全面復甦階段；
1985年至1989年的多樣化探索階段；
1989年至今的提倡社會主義主鏇律階段。
特徵
文學一直在表達著對生命的追尋（二）新時期文學風格的特徵之二，民族化和現代化。如果說"風格即人"，也可以說"風格即民族"。具有悠久文化傳統，具有強大凝聚力的民族性充分反映在新時期文學中。其文學心態表現出對民族興衰的強烈關注，對倫理道德的熱切執著，以及民族個體化、個體民族化的文學感知方式和表達方式。這使之體現出民族化的風格特徵。社會的發展、科學的進步、信息交流的迅速和頻繁，使"世界文學"成為一種歷史趨勢。久經屈辱的中華民族孜孜以求的就是民族的現代化，中國文化在匯入世界文學中也一直有謀求現代化的強烈衝動。新時期文學主體意識的覺醒、文學觀念的更新就是其風格特徵的明顯標誌。
（三）新時期文學的風格特徵之三，激昂與悲涼交織。一個備受欺凌、貧苦落後的舊中國，今天終於成為獨立自主、處於發展、強盛中的新中國。每當新時期文學表達振興中華、讓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一心愛的大主題時，"激昂"的風格色調便油然而生。我們"打開窗戶""睜開眼"，直面正視中華民族有那么沉重的歷史因襲、重載，而政治、經濟、文化、觀念的變革必然帶有一雙"沉重的翅膀"，全方位的改革勢必會產生歷史的"陣痛"時，"悲涼"無論是理智還是潛意識地就成為新時期文學的另一基本色彩。激昂與悲涼的交織，會激勵新時期文學的藝術風格更加鮮明、更加豐富、更加成熟。
詩歌
影響深遠的文學報刊《文藝報》自1976年至今30年的時間裡，新時期詩壇上主要出現過三個潮流，即現實主義的振興、朦朧詩的崛起和新生代的湧現。這三個潮流，不是像接力賽一樣，一個結束，另一個才開始，它們有先後，但有時又是並存的。
也有人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詩歌概括為三個時期，就是“恢復期”、“重建期”和“變異期”。這個分類也有些牽強。我們還是用教材上的結構。
（一）現實主義的振興
新時期是繼“五四”以後，第二個思想大解放的時期，這個時期的詩歌也面臨一個擺脫左傾思想的束縛，大解放和大發展這樣一個問題。而這個“解放”首先就是向新詩優秀傳統的回歸。有這樣三個重要的任務。
一、突破把詩歌當作“工具”的觀念，恢復詩歌審美、娛樂和教育的多種功能。
著名詩人艾青二、恢復“五四”新文學以人為本的態度，倡導個性解放和個性自由，批判“左”傾思潮對“人”的戕害與壓制。三、倡導多元化，鼓勵詩人大膽的藝術探索。
新時期現實主義詩歌的復興起點應當是1976年的4月5日的天安門詩歌運動，當時北京市民自發地用詩歌為武器，與“四人幫”作鬥爭。隨後就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但是一般認為，1976-1977因為沒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只能算是一個過渡期。
新時期詩歌的誕生一般認為有兩個標誌，就是1978年4月30日艾青復出在《文匯報》上發表了《紅旗》和同年12月《今天》的創刊為標誌。在1976-1977年這段時間出現了一批歌頌老一代革命家的詩歌，這類詩歌與“十七年”詩歌模式基本相同。
重要的作品有賀敬之《中國的十月》（1976、10）、李瑛《一月的哀思》（1976、12）、柯岩《周總理，你在哪裡？》（1977、1）白樺《群山聳立盼賀龍》（1977、5）等。
“周總理，我們的好總理，你在哪裡啊，你在哪裡？你可知道，我們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我們對著高山喊：周總理——山谷回音：‘他剛離去，他剛離去，革命征途千萬里，他大步向前不停息。’我們對著大地喊：周總理——大地轟鳴：‘他剛離去，他剛離去，你不見那沉甸甸的谷穗上，還閃著他辛勤的汗滴，我們對著森林喊：‘周總理——松濤陣陣，‘他剛離去，他剛離去，宿營地上篝火紅啊，伐木工人正在回憶他親切的笑語。”
文革結束後，一大批詩人走上文壇，這些詩人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所謂歸來的詩人。
“歸來的詩人”：粉碎“四人幫”以後，由於政治或其他原因而被迫輟筆的一批詩人重返詩壇，形成“歸來詩人”這一重要的創作群體。以艾青《歸來的歌》而得名。
這個群體包含了三個層次
①一是在1955年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受到牽連的詩人。也是過去的“七月派”詩人。包括曾卓、綠原、牛漢、魯藜、羅洛、彭燕郊等。
②1957年被劃成右派的詩人，主要有艾青、公木、蘇金傘、公劉、邵燕祥、白樺、流沙河等。
③40年代後期在西南聯大從事創作的詩人，也就是“九葉”詩人：辛笛、杜運燮、陳敬容、鄭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
“歸來詩人”詩作的特點是：自白性，在個人經歷的自敘中再度體驗時代的滄桑。反思性，對人生經驗的咀嚼上升為對歷史的反思。進取性，將失落與惆悵的情感轉化為希望與奮進。
這批詩人詩歌的個人色彩明顯加強，情感因素趨於複雜，詩歌風格由單純、明朗轉向深沉、凝重。
另一類是詩壇上新出現的詩人，主要有雷抒雁、楊牧、張學夢、熊召政等。
從1978年開始，詩壇上開始出現一些變化，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干預生活”的詩歌。主要作品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葉文福的《將軍，你不能這樣做》、熊召政的《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曲有源的《關於入黨的動機》，李發模的《呼聲》等，在當時的社會激起了強烈的反響。
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
雷抒雁（1942-）陝西涇陽人。曾經就讀西北大學中文系，1970年入伍，此前曾經有過詩歌創作。1979年，《小草在歌唱》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
張志新遼寧瀋陽人，文革期間因對文革不滿，反對個人迷信，而被“四人幫”的爪牙殺害。被害的原因，過去的說法是反對林彪、四人幫，其實是直接批評毛澤東的錯誤。她認為毛澤東建國後犯了“左”傾性質的路線錯誤。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６日，在一次犯人參加的批林（彪）批孔（子）大會，當報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極右路線”時，此時精神已失常的張志新站起來喊：“中共極右路線的總根子是毛澤東。”張志新因此被認定“仍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在勞改當中又構成重新犯罪”，被提請加刑，判處死刑，立即執行。１９６９年在一次批鬥會上，張志新烈士公開提出：“強迫自己把真理說成錯誤是不行的，讓我投降辦不到。人活著，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氣壯，不能奴顏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別人，也不許別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不管出現什麼情況，都要堅持正義，堅持真理，大公無私，光明磊落……”
在獄中，她被輪姦，被迫害導致神經失常，臨刑前割喉管時她的腦袋被四個大漢強按在磚頭上。
1979年，當張志新的名字出現在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各種媒體之中時，整箇中國震驚了！無數雙善良的眼睛面對張志新流下了淚水，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不能相信：僅僅是因為"思想"，思想者不但被殘暴地結束生命，而且在結束生命前竟然被割斷喉管！
另外一類詩是抨擊生活醜惡現象的。像熊召政《請舉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葉文福《將軍，不能這樣做》，我們來說一下後一首詩，這首詩是針對當時一件實事而發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解放軍某軍種的司令員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後，為了自己蓋樓房，下令拆掉一個幼稚園，並且為了樓房設備的現代化，他用掉了國家幾十萬元的外匯。
“給你月亮，/你嫌太冷，/給你太陽，/你嫌太熱，/你想把地球摟在懷裡，/一切，都供你欣賞，任你選擇。”
“餵過你小米湯的/那太行母親，/手中的木勺，/還在碗裡|攪拌著野菜，/當年為你包紮傷口的/洛陽大嫂/一家三代，/擠在一間六平方米的/小屋子裡”
最後作者發出了嚴厲地質問：“難道周總理/莊嚴宣告的/四個現代化，/難道黨和人民/忍住十年傷痛/在爐前/在田野/為之揮汗流血的/四個現代化/竟是你/打著飽嗝/信手彈給我們的油星和唾沫！”
此期現實主義詩歌的主要特色是：強化了詩歌的批判職能，由以往單一的歌頌變為歌頌與批判並重；恢復和加強了詩歌同社會現實和人民的密切聯繫；詩人成了人民的代言人；他們廣泛吸收借鑑現代主義和其他流派的藝術表現手法，大膽變革詩歌藝術，使現實主義詩歌面貌有了較大的改觀。
（二）朦朧詩的崛起
1、什麼是朦朧詩？
舒婷的《致橡樹》是朦朧詩的代表作
對詩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詩刊》朦朧詩的源頭是在文革中，也是文革“地下文學”的一部分。有兩個主要的源頭。第一是一個詩人食指（郭路生）。
郭路生，生於1948年，筆名食指。1965年就開始詩歌創作。文革開始時，他是北京56中學的高中生。1968年12月下放山西一個叫杏花村的地方，寫出在知青中轟動一時的名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在知青中廣泛傳抄。1971年參軍，72年出現精神分裂症。1990年以後，住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代表作除了《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還有《相信未來》、《魚兒三部曲》、《海洋三部曲》。
北島在一本油印詩集的扉頁上寫道：“我的啟蒙老師是郭路生”。
一位研究者也說過：“有人評論郭路生為‘文化大革命’詩歌第一人，應該說這是一個恰當的評價。是他使詩歌開始了一個回歸：一個以階級性、黨性為主體的詩歌開始轉變為一個人為主體的詩歌，恢復了個體的人的尊嚴，恢復了詩的尊嚴。”
朦朧詩第二個源頭是“白洋淀詩群”和《今天》雜誌。
1969-1976年，一批來自北京的中學生到河北白洋淀一帶插隊落戶。在這些知青中，後來形成了一個詩歌創作群體：“白洋淀詩群”。主要成員有芒克（姜世偉）、多多（栗世征）、根子（岳重）還有宋海泉等。除了插隊到白洋淀的青年之外，還有一些不在白洋淀插隊，但與這些人交往密切，經常到白洋淀來的一批人，這批人包括北島、江河、鄭義、陳凱歌等。這些人一般也算作“白洋淀詩群”中。
《今天》基本上是同人刊物。1978年12月由“白洋淀詩群”的一部分成員包括芒克、北島、江河、食指，再加上舒婷、顧城和楊練等人參加的《今天》雜誌在北京創刊。
一共出了9期，1980年停刊。開始就是以“大字報”的形式刊出，後來才變成16開本的油印本。刊物以等詩歌為主，也登載短篇小說、詩論和譯詩。北島、舒婷的一些很著名的詩都是先在《今天》上刊出，後來才上了正式雜誌。
1979年在新時期詩歌史上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這一年《詩刊》的3月號發表了北島的《回答》，4月號發表了舒婷的《致橡樹》，《詩刊》是中國最權威的詩歌刊物，《詩刊》發表他們的詩，說明詩歌界對朦朧詩的某種認可。
到了1980年朦朧詩迅速壯大，成為人們關注的主潮。
2、關於“朦朧詩”的論爭。
“朦朧詩”得到公開承認是在1979年，但是隨後也引來了一場較大的論爭。這個論爭的序幕也是1979年拉開的，這一年，公劉在一個詩歌雜誌《星星》的復刊號上發表一篇文章《新的課題——從顧城的幾首詩談起》，於是展開論爭。這個論爭大致可以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對朦朧詩本身的評價。這由《福建文學》研討舒婷的詩拉開序幕，在這個期間有一個叫章明的作者寫了一篇文章《令人氣悶的“朦朧”》，圍繞這篇文章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其後《詩探索》、《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刊物都加入了討論。
第二個階段是圍繞著三篇文章展開的，就是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孫紹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徐敬亞《崛起的詩群》號稱三個崛起。這三篇文章出來以後，這場論戰升級了，原來參加的主要是讀者、詩人，後來就有一些理論家加入了。
程代熙、潔泯、敏澤，這都是中國文壇上大名鼎鼎的左派理論家，這場鬥爭被看成了一場政治鬥爭，政治介入了，性質就變了。後來三人中最年輕的徐敬亞，被迫作了檢查或者說是自我批判，他寫了一篇文章叫《時刻牢記社會主義的方向》文中徐敬亞上綱上線地分析了自己的錯誤。
在這場論爭中，相當一批老詩人對朦朧詩表現出強烈的敵意和不滿，站到了反對者的一邊。
田間說：“朦朧詩能為人民服務嗎？能為社會主義服務嗎？文藝是有階級性的，不能因為古代有朦朧詩現在也就非有不可，”
北島的《回答》發表後產生了巨大反響艾青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不客氣地說，這是一些詩壇的‘打砸搶’派，他們一面抄襲我的作品，一面又要把我送進火葬場。比如那首有名的詩《生活——網》，其實源自我的《火把》。原詩是‘生活是一張空虛的網，張著要把我捕捉”。
4、朦朧詩的主要特點。
與建國後現實主義詩歌不同，朦朧詩具有鮮明的異質性；這個異質性就是現代主義。朦朧詩在思想上所具有的那種懷疑、自省和叛逆精神；在藝術大量使用象徵、變形手法，都是典型的現代主義詩歌的特點。因此可以說，朦朧詩是對建國前現代主義詩歌的延續。
（1）對傳統價值觀點表現出懷疑態度和批判意識，他們的作品顯示出一種冷色調。
北島、舒婷這一代，也就是知青一代被認為是受文革傷害最重的一代（文革開始他們被推向造反的最前沿，許多紅衛兵在武鬥中死去，文革後期他們絕大部分被趕往農村）。特別是在精神上，他們普遍經歷了一個理想破滅的過程。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使他們的理想徹底破滅，而且覺著受到了耍弄。北島、舒婷就是帶著心靈上的傷痕，帶著幽怨、苦悶和壓抑開始詩歌創作的。
北島《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詩人北島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已過去了，
為什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為什麼死海里千帆競爭？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宣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如果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一千零一名。”
（2）突出關注個人感覺與情緒的真實，用朦朧多義的表現代替直白潛露的抒情方式；他們大量使用象徵、通感、錯覺、幻覺、藝術變形等西方現代派的藝術手法代替傳統詩歌中明白曉暢的寫實手法，因此朦朧詩表現了細節形象鮮明，整體情緒朦朧的特徵。
顧城《遠和近》：
“你，/一會看我/一會看雲。
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雲時很近。
《弧線》：鳥兒在疾風中/迅速轉向//少年去撿拾/一枚分幣/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觸絲/海浪因退縮/而慫起的背脊。
在朦朧詩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應當是北島。北島原名趙振開。80年代中期出國，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1970年開始寫詩。在思想上對北島影響最大的是尼采。
尼采鼓吹的權力意志、超人哲學，蔑視民眾以及主張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的思想在北島的詩歌中都有所體現。因為受到尼采的影響，同時北島也代表了一代紅衛兵對自己經歷的集體反省，因此他的詩歌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反叛精神，與傳統思想和觀念徹底決裂的一種精神。在《無題》中，北島寫道：
對於世界/我永遠是個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語言/它不懂我的沉默。
在北島看來，歷史注定是悲劇性的，他的內心深處充滿了一種尼采式的悲觀主義。他懷疑一切，包括他自己。因此他的作品裡充滿了精神上的自我衝突，自我搏鬥，有著深刻的困惑和焦慮。
在藝術上，他比較多地使用了象徵、通感、變形等手法，打破了傳統詩歌四平八穩的節奏和結構，在藝術上帶來是非常大的變化。
朦朧詩的顯赫主要是1978-1984這一段，其後，主要朦朧詩人到國外去，留在國內的詩人創作的勢頭已經過去，朦朧詩轉入消沉。
（三）新生代的出現
南京出印的《他們》雜誌1、新生代產生的過程
1984年春，在重慶印行的《大學生詩報》首先向北島、舒婷發難，提出了要“Pass”他們的口號。其後，新一輪具有反傳統傾向的詩潮在南京、雲南、四川展開。有南京和雲南詩人成立的《他們》，四川的“整體主義”、“新傳統主義”、“非非主義”等。
1986年，新生代詩人在詩壇上已經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全國有2000多家詩社和十倍於此的詩人。他們油印和鉛印了無數的詩集、詩報和詩刊。
1986年的10月，安徽的《詩歌報》和廣東的《深圳青年報》聯合推出“中國詩壇1986年現代詩群體大展”。這個大展匯萃了當時詩壇上主要的現代詩派，除朦朧詩外，還有新傳統主義，莽漢主義、非非主義、“他們”派等60餘家詩派。
1988年5月，《詩歌報》在黃山舉辦全國性的“探索詩”和“愛情詩”大獎賽，據說有數萬名詩人和詩歌愛好者參加。另外還出現了非常多的各種民間詩刊。詩壇的繁榮為新詩史上所罕見。
在詩歌史上，新生代詩、第三代詩和後朦朧詩這三個概念大致是可以重合的。
新生代詩歌與此前詩歌的差異是：現實主義詩歌注重的“情感——想像”模式，以生活為基礎，在充沛感情的驅使下展開想像；朦朧詩注重的“體驗——感受”的模式，詩人強調的是內心的感受和體驗；而新生代詩人則要求“從刻意的體驗、感受進入到一種似乎是直覺穎悟的狀態。”主張回到口語，回到日常生活。
50-70年代中國詩歌主要特徵是現實主義，表現的是集體英雄主義；朦朧詩主要特徵是現代主義，表現的是個人英雄主義；新生代詩歌的特徵則是後現代主義，表現的則是非英雄(凡夫俗子)。
後現代主義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徵：消解深度模式—平面化，消解歷史意識—斷裂感，消解主體精神—零散化，消解審美距離—複製化。
新生代詩歌的特點：
①他們宣布放棄朦朧詩所堅持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認為詩歌表現的應該是“日常生活”和“凡人的心態”。
朦朧詩人有一種憂患意識和歷史使命感，就是以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為己任，他們的詩作也表現了一種崇高美。而新生代詩人創作的出發點則是個體的，即個人意識和個人的生命體驗；因此他們的創作遠離群體、遠離社會、遠離政治、遠離人們應有的責任感。
②他們對詩人的社會身份表示懷疑，尤其是被體制“圈定”的詩人的職責和義務難以認同。他們相信，詩人應該處在一種民間狀態，是主流文化之外的多餘人。
③在藝術上，他們反對隱喻、象徵和深奧等後期象徵主義的詩歌觀，主張用現代人明白、婉轉、充滿詼諧情調的口語來寫詩。
美國詩人弗洛斯特親切、自然的寫作風格，法國作家羅伯-格里葉“攝像機式”的對生活的掃描、記錄，那種客觀、中立的處理方式對他們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朦朧詩人一直反對直白的議論和抒情，主張將生活哲理和人生體驗溶解在意象中，用象徵和暗示表達自己的深層心理體驗。
而新生代詩人受後現代派的影響，主張用現代口語寫生活流和意識流，寫普通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和七情六慾，寫瞬間的無意識與潛感覺；詩風或平易樸實或奇崛深奧。
如于堅所說，“在這些詩歌中，我看到一種冷靜、客觀、心平氣和、局外人的創作態度。詩人不再是上帝、牧師、人格典範一類的角色。這些詩歌表面上看起來是冷漠的、非抒情的、毫無意義的，然而它在那些好的讀者看來，卻是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它的客觀性使讀者有可能從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呈現一種多義的審美效果。”
詩歌《大雁塔》何其不是對人精神意義上的解構韓東的的代表作：《有關大雁塔》
大雁塔原名慈恩寺塔，位於陝西西安慈恩寺內。慈恩寺始建於隋代。唐代以來，每逢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大慈恩寺內有傳統的廟會，俗稱“雁塔廟會”。塔前留有唐代至清代千餘年間的陝西舉人題名刻石。此外，文人還常登塔題詠。
唐天寶十一年（752年）詩人杜甫、岑參等同登大雁塔，岑參賦詩日：“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蹬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
大雁塔，是千載以來事業以及神聖、豪情的記憶，是巍然聳立在中國人的感情詩篇里的豐碑，是可歌可泣的英雄禮讚。然而在《有關大雁塔》里卻是另一番景象了。詩中的“很多人”是渺小、無聊的人，是不得意的人，無所事事的人。語言是口語化的，完全自然的語言。
這首詩中表現的歷史的虛無感和對英雄主義的解構帶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的特點。
在這首詩中，韓東以完全口語化的語言敘述種種無聊的眾生相，儘量縮小語言中能指和所指的關係，不搞隱喻、象徵。但是這種平面化的敘事卻對朦朧詩的深度模式構成了反叛和解構。
韓東（1961-）是“他們”詩人中有代表性的詩人之一。著名作家方之的兒子。生於南京，8歲時隨父母下放蘇北農村。1982年畢業於山東大學哲學系。創作始於大學時代，開始寫詩受到朦朧詩人，如北島的影響。大學畢業時創作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創作的口號就是“平民意識”和“口語化”。其特點是，首先，他剔除了詩歌中強加的偽飾成分，使之從概念語言回復到現實的本真語言。其次，他使詩歌藝術從矯情回到源頭，回到表意抒情的初始狀態。
韓東說，真正好的詩歌不是那種與詩人無關的語法和行文特點，而是內心世界與語言的高度統一。這實際上也是他追求的最高的目標。韓東的詩，一般比較節制、含蓄，基本沒有80年代許多詩人普遍存在的矯飾、誇張和過分渲染的毛病。另外，他的哲學訓練，也養成了他觀察世界和思考問題的獨特角度和敏銳、深刻的特點。但是90年代韓東的創作轉向小說，有《紮根》等小說。
西川有一首詩叫《體驗》，詩是這樣寫的：“火車轟隆隆地從鐵路橋上開過來。我走到橋下。我感到橋身在戰慄。因為這裡是郊區，並且是在子夜。我想除了我，不會再有什麼人，打算從這橋下穿過。”新生代詩人還說：“無聊也是藝術的一個生命要素。”
詩人西川進入90年代，新生代作家出現了明顯的分化。主要有兩個方向。
其一是“知識分子寫作”，主要詩人有歐陽江河、王家新、西川、張曙光、陳東東等。駱一禾、海子去世前也是這個陣營。
關於“知識分子寫作”，西川在詩歌同人刊物《傾向》“編者前記”中有一個說明：“《傾向》的作者們所倡導的知識分子精神，更多地體現在他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上。需知，擁有靈魂與智慧的知識分子永遠是少數，他們高瞻未來，遠瞻過去，不以任何方式依附於他人。……因此，《傾向》的作者們事實上是把他們的知識分子精神上升為一種詩歌精神。”
歐陽江河認為知識分子寫作包括兩層意思：寫作的“工作和專業性質”以及“典型的邊緣人身份。”
簡單地說知識分子寫作主要是指一種精神，它應該建立在“理想主義信念”、“使命感、責任感”和“少數”等思想的基礎之上。它所借鑑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資源；這類詩人也更傾向於從文化和哲學的層面探討世界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
其二是自稱站在民間立場的“民間派”，或“口語派”，其中又包含了若干個詩派，主要詩人有韓東、于堅、李亞偉等。這派詩人更典型地代表了新生代的特點，他們激烈地反傳統，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甚至反詩；主張詩的口語化和直白的陳述。
199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北京市作協在北京市平谷縣盤峰賓館召開“世紀之交：中國詩歌創作態勢與理論建設研討會”，會上兩派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後被傳媒戲稱為“盤峰論劍”。
小說
新時期小說流派及其特徵
青年劉心武新時期的小說流派紛呈，現代主義與後現代手法的借鑑，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被再認識，都使小說本身的藝術表現力得以加強。以下分類加以說明。
一、傷痕小說：批判與啟蒙
新時期文學的第一階段是以劉心武為代表的《班主任》開端，用現實主義手法對極左路線的專製作揭露和批判，繼承與發揚了“五·四”優秀傳統，啟迪著人們對文學的功能的再認識。
劉心武在《班主任》中，以不凡的勇氣和識見，通過兩個表面上的好壞分明，實質上都被極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學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極左思想對青少年的毒害。尤其是“好學生”謝惠敏的思想僵化，也達到了令人怵目驚心而非“救救”不可的地步。《班主任》控訴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隱患，並為真實地反映“文革”生活打開了通道。
於是一大批以“傷痕”為題材的小說問世，而把傷痕文學推向高潮的是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它不僅通過中國人歷來最牢不可破的血緣情感的破碎而把現代迷信的危害剖析出來；而且以真正的悲劇意識衝決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悲劇的藩籬。因而產生了更大的社會覆蓋力，從而代表傷痕文學的另一類：直接批判悲劇年代的悲劇。
由於傷痕文學出現在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初期（1997年始），它擺脫了虛假、誇飾，轉向真實的生活、真實的人、真實的情感的再現，作為一個有歷史轉折意義的文學現象，起到一定的先鋒作用，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政治與社會層面上。儘管當時有些作品還很粗糙，藝術上不盡完善，但它以過去的“十年浩劫”作為批判對象，揭露它在各個方面對人民民眾的傷害，剖析這種種傷害所造成的難以癒合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疤痕，把文革的反動實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時黨和人民民眾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的不屈鬥爭的真實再現，都使新時期的文學受到影響，這些都標明現實主義的復歸。“批判與啟蒙”是傷痕小說的特徵，雖然它的局限體現在政治的批判、道德的譴責、感情的衝動上，然而它以對真實性的追求，打動了無數讀者的心弦。傷痕小說在新時期文學發展初期占據著主流地位，並影響著後來文學的發展。
二、反思小說：思考與探索
1979年開始，反思小說集中湧現，標誌著文學的現實主義已經進入深化階段。它不再滿足於暴露與批判，而是由近至遠，由表及里地追溯極左思潮在歷史進程中的脈絡，並探究其原因，由於歷史哲學的思考進入了文學的層面，所以在總結歷史教訓的濃度和廣度也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反思”的視角多樣化，“反思”的視線不斷前移，一批更有思想、更有豐富閱歷的作家：王蒙、張賢亮、高曉聲等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口號的局限，提出了現實主義深化的主張，並以自己的實踐，寫出了一大批有相當思想深度和歷史深度的作品。作家以對歷史和現實的獨特感受和思考，對歷史經驗教訓的探究與認識，帶來了新時期文學發展新局面。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來肯定說反思小說是新時期現實主義小說一種深化，是繼傷痕小說浪潮之後的又一次思想更深刻、影響更巨大、意義更深遠的一種創作潮流。高曉聲就是其間最優秀的代表之一。他筆下小說大多是反映家農村勞動人民層面的生活。他的《李順大造屋》等揭示了極左路線給農村帶來的災難，作品對農民的弱點作了反思，正是“李順大”這樣一些人弱點性格為極左路線提供了社會基礎，這種“國民性”的弱點，是造成中國千百萬個農民災難的根源。作者的反思，是需要勇氣和力量才能達到，文學的真實有了內蘊深度。我們讚嘆高曉聲的同時，我們又似乎看到魯迅筆下的小說風格，高曉聲完成了中國第三代農民形象的再造，這也正是反思小說的累累碩果。
隨著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潮的不斷更迭，反思小說一踏上反思的新岸，就以全新的理念關注著社會的各個方面，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大的方面，還是小到個人瑣事，甚至於“性生活”都引起人們新的深刻思考，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全黨同志和我國各族愛國人民的政治覺悟是大大地提高了”的論斷。
極富感染力的小說《人生》三、改革小說：呼喚與實踐
與反思小說幾乎同時崛起的改革文學則把注意力提向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中國“四化”建設的現實。其發韌之作是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此後一大批有著個性特徵的代表著各方面改革性質的改革小說問世。一系列改革者的典型形象被塑造，讀者在獲得很大的精神滿足的同時又給人以有益的啟示。
改革的時代呼喚著改革的文學，新時期的文學走出“傷痕”之後，在文思中進行著改革，改革文學本身的實踐性民說明改革是時代的開拓性。
改革小說所反映的是我國各個領域改革的進程，反映的是改革所帶來的社會變化，人的心理變運的變化，它既是現實改革浪潮波瀾壯闊發展的審美反映，也是民族變革意識覺醒的集中表現。“新”與“舊”的交替中的痛苦與歡愉，崇高美與悲壯美的豐厚內涵，人生哲理的透視，不同階層的千姿百態的人心世相，風俗習尚，倫理關係，道德觀念都展示著改革文學從傳統的現實主義向著開放的現實主義演進。
這個時期的小說發展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發韌期，作者大都揭示舊的經濟體制與建設“四化”的矛盾，記錄著改革事業的艱難曲折的歷程，主要體現在寫城市經濟領域及其工業改革之中，以蔣子龍小說為代表，社會價值層面的意義
《人生》劇照從新時期的文學發展過程看，從傷痕小說到反思小說，再到改革小說，新時期文學走出了它的第一個歷史階段。社會啟蒙、歷史反思、改革實踐都說明，它們出色地承擔了批判極左政治的任務，使主題內涵及書寫空間較之從前更為擴大和豐富，現實主義得以復歸和深化，但是由於它們是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歷史情境之中進行的，所以思想路線之爭的敘事模式或隱或現地在敘事的過程中反映出來，審美的層次雖說是在從社會層面向文化層面推進，但基本的主題還是與當時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倡導一致，無論是理性、民主、人道的方面基本關切都頗為一致，因此藝術力的表現上缺乏深度，人物形象塑造單一化，缺少多層面的探究，好人壞人經緯分明，說明當時的小說其敘事目的主要是為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實踐進行“文學”的論證。
四、尋根小說：超越與重鑄
經典小說《棋王》超越社會政治層面突入到歷史的深處並對中國的民間生存和民族性格進行文化學和人類學的思考的尋根小說，它的產生不單單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必然和社會現實的需要，除卻文化討論為尋根小說提供了文學理論、創作原則外，一種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也為它的發展和確定起到推進作用——拉美文學的啟文。拉美作家的創作經驗與現代派小說結構為尋根小說的作者們所借用，“希望在立足現實的同時又對現實世界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謎”，能夠“跨越文化斷裂帶”重鑄民族文化的根。這已不再是單純的個人的文化追懷，而是一種渴望：用西方的觀念，做中國的文化教育，再現中國文化的輝煌。正因如此，尋根文學通過向傳統文化精神的回逆，探索著當代文化根基的重建，新時期文學的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棋王》劇照這一時期，尋根小說題旨含意多重，力避明確和單向，情節淡化，因果鏈被打碎，不重完整和集中；或滲透著現代哲學的意味，或創造神話色彩，或突出荒誕品格，或虛擬複雜意象。它們一面試圖超越前一時期文學集中在社會層面的局限，力圖在更為廣闊、更為深遠的文化背景上來考察我們民族性格心理的“來蹤”，一面則試圖進入人的潛意識，非理性層次，表現個性的新萌動。如果從表層的敘事話語看，似乎與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關係不大，但即使是對遠古的追尋或是對當今某些困惑的情緒的描寫，也仍然是現實人的躍動的思維的表達。
尋根小說大致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大約在1984年前，早期的尋根小說力主尋文學的根；第二階段是從韓少功發端而尋文化的根。其特點就是解剖民族文化，揭示深層的內蘊，從思想意向的表達上可分為三類：
A．以韓少功的《爸爸爸》為代表，沿著否定的方向來表現民族文化劣根性，這是尋根文學中的主幹；
B．以阿城的《棋王》、張承志的《北方的河》為代表，沿著肯定的方向，表現民族生命的活力，發現傳統的美；
C．以鄭萬隆《異鄉異聞》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說，阿城的《遍地風流》等為代表的偏重於表現民族文化的魅力和超脫的內在的自由性，對自由境界追求的精神。
但是，尋根小說在思想傾向上淡化了二元價值的判斷，在抒情性的描寫中偏重於古老文化的魅力和原始野性，過分地強調了自由文化的精神，因而在強大的否定性的權威批判的話語之下，很難進入文化尋根的主流，同時也制約了尋根小說的進一步發展，加之此流派的小說創作者內力的不足以及缺乏自信心，更因為尋根小說致力於批判而不善於構造，所以它懷著的重鑄的目地總不能得以實現，於是這類小說也就被先鋒小說所取而代之了。然而尋根小說寫作的藝術性，深邃的歷史文化觀照和整體象徵藝術的思維方式，對泥滯於社會寫實層面的突破與超越，吸納現代主義的創作表現方法，展示民族文化心理，鑄造社會群體性格，這些對多元化小說的局面的開啟有其現實的意義。
五．先鋒小說：借鑑與顛覆
先鋒小說是在尋根小說由高潮走向低谷時出現的一種文學形態，這是受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化思潮影而產生的新文學思潮，主要活動期於1986—1989年間。
現代主義認為文學不是再現生活，摹仿生活，而是自我表現，用藝術想像創造客觀，再現客觀從而表現主體，即作者不再通過在文本中注入自己的價值評判與精神情感來建立其它體性。尤其是後現代主義的“怎樣都行”的信條，帶著不確定性構方式，加之懷疑與否定的內在性的流動，由此顛覆了現實主義小說創作原則，先鋒小說形成了一種從自我存在出發尋求人生價值和意義的哲學文學思潮。
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認同個人選擇的無意義，而又把這個人生存的終極價值和意義轉化為荒誕的隨心所欲的追求。他採用“黑色幽默”的寫作方法：即用誇張變形的手法來表現人物，具有著反英雄的人物，不再是通過典型的塑造來反映現實，而是用各種奇異的意象來表現作者的意態：懷疑與否定現實，但又有一定的追求，反常態的敘述結構，無完整的故事情節。正是這種“鬧劇式”的形式表現了作品對人生的挑戰。
作為後現代派先鋒小說代表的馬原以《拉薩河女神》、《岡底斯的誘惑》、《虛構》等作品把讀者帶到“馬原式的敘述”中，而“局部邏輯全體不邏輯”的後現代派的敘事方式將讀者帶進一個不可確定的真實性或可能真實性的敘事圈套，並割斷和封閉了敘事的真實性發展，敘述成了目的。這種“敘事遊戲”中包含著對語言和敘事關係的重新審視，具有探索意義。
其它諸如格非的《迷舟》、北村的《者說》、洪峰的《極地之側》、余華的《河邊的錯誤》、孫甘露的《請女人猜迷》等先鋒小說也都在藝術形式上有了借鑑與模仿，在“意義裝置”被消解後，敘述的不確定指向變成了純技巧的操作，非中心化取消了傳統小說的建構模式，對現實主義的顛覆成了先鋒小說的特徵。西方的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文藝理論和創作方式向中國傳統的理性觀念和現實主義文學挑戰。張揚個性，強調冷敘述的藝術方式，敘事文體價值立場被消解，文本中心被陷循，只剩下文本的存在的這種先鋒小說給讀者帶來了閱讀與理解的艱澀。
其實這種“先鋒小說”被稱為“實驗小說”更恰當。中國新時期文學一直存在著一種巨大精神焦慮，擺脫影響，尋求創新，懷疑——否定——批判——建構，一直是新時期文學潮流更迭現象的內在動力，而就80年代後期看，本世紀小說潮流（指西方）都在中國操練過，唯有法國的新小說以及拉美的後現代派小說未曾有過表現，因此20世紀中國新時期文學以借鑑與驚羨，懷著顛覆自我的勇氣，導引了“實驗小說”的誕生，雖然它在藝術表現形式上，藝術理念觀上有突破性的超越，給作品帶來了不可多得閱讀方法，但也正是這種後現代小說的提前模仿以及那種激進的敘事實驗操作，加之對現實生活的距離感，對時代大潮的疏遠，都使之與處於喧騰複雜的實際生活進展中的人生有某種游離感，難以滿足讀者觀照生活、觀照自身的審美要求，從而在中國喪失了普遍的讀者基礎，“實驗”也由此終結，先鋒小說退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六．新寫實小說：回歸與創新
劉震雲《一地雞毛》
方方《風景》雖然從總體的文學精神上看新寫實小說仍應劃歸於現實主義的大範疇，然而已具有一種開放性，包容性，善於吸收，借鑑現代主義各流派在藝術上的長處。其代表作家劉恆的《狗日的糧食》、劉震雲的《塔鋪》、池莉的《煩惱的人生》、方方的《風景》等到既真切地展示一個個生活畫面，又立足於呈現一種文化心態的積澱：既展示生活的原生狀態和生命的體驗衝動，又不乏深刻的哲學思考和文化探索。
其實它早已悄悄地接受了先鋒小說的理念並且在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交叉地帶尋找創作的新途徑。應該說這也是現實主義的一種形態。它基本上保留了故事的情節鏈，但摒棄了首尾完整的故事模式和情節的戲劇化、因果化，形成擴散性的結構，把對客觀事實的敘述納入自然客觀的寫實語境中。由於這種小說中那些不規則、無序排列的故事可以還原，困而比先鋒小說更具可讀性。它們把遼遠的藝術目光拉回來，使染有貴族氣的先鋒小說讓位於對平民生活的關注，採用“局外人”的敘述方式，不再激情涌越作價值判斷，冷靜超脫地寫作，以生活自身的拙樸、以豐盈的生命血色，以探索人的生存本相作目的，展示原色魅力，直逼民族生存狀態，並把對原生態的審斷權讓給讀者。
厚重的《白鹿原》當新寫實小說從社會的邊緣的平面性的描寫轉向社會變革時期的人世心態和凡人生活時，人們欣喜地發現現實主義的兩個創作原則又一次被人們再認識，當然也不完全等同於舊的傳統，它以現實主義衝擊波的形態給新時期小說創作帶來新生力。我們在劉醒龍的《分享艱難（1996年-）》與李佩莆的《學習微笑》中看到“分享”變革的“微笑”。新時期文學發展的連續性在這“微笑”中繼續向前邁進。新寫實小說所保持的寫實小說的良好品格，將會帶來新的小說創作的豐收局面.
散文
散文是文學園地里的瑰麗奇葩新時期散文發展的基本線索
新時期散文在解脫了政治的束縛後向自己的本體回歸，散文恢復了自主權和獨立性。新時期二十年散文發展總的線索就是：從“本體復歸”，到“異向分流”。（異向分流指散文充分的多元化、充分的個性化。）
新時期散文大致可以分成兩段，即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一）七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散文
巴金：《隨想錄》散文是新時期文學中實現新與舊的轉型比較遲緩的一個領域。其原因在：這個領域因襲的擔子比較重。
但是變化緩慢不等於沒有變化。到了八十年代初，新時期的散文創作還是實現了自己的轉型。這個轉型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向個體和個性化的經驗回歸，表現日常生活與經驗。這其實是從建國後的散文向“五四”散文的回歸。
新時期的這個回歸，是由一些老作家打頭陣，例如巴金、孫犁、楊絳、蕭乾等。這批老作家知識視野更寬闊（不像有些年輕作家僅僅知道“十七年”散文）。
第二，在新時期，散文出現了一個“窄化”的趨勢，即縮小“散文”的外延，把報告文學、回憶錄等純敘事文體和雜文等純議論性文體從散文中剝離出去。把散文限制在“抒情散文”、“藝術散文”這個範圍之內。
這個時期，先後出現了這樣幾類散文。
1、悼念性散文（憶悼散文）
“文革”結束後，人們一方面批判“四人幫”，一方面悼念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於是悼亡之作大量問世。毛岸青、韶華《我愛韶山的紅杜鵑》、莫文驊《少奇同志給我一匹馬》、何為《臨江樓記》、寫這種文章自然也少不了巴金，他寫了《望著總理的遺像》；其後是悼念知識分子的文章，像丁一嵐《憶鄧拓》、樓適夷《痛悼傅雷》、宗璞《哭小弟》等。
悼念性散文在新時期散文發展中的意義是：
首先，它衝擊了“三突出”的八股文風，為散文的抒寫真情提供了範例。
其次，它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雖然其矛頭僅僅是指向“四人幫”，但是散文恢復了它的批判功能。
2、反思性散文
這類散文與文壇上的傷痕、反思小說相呼應，動機是相似的，就是對“文革”進行一種歷史的、政治的反思。
如巴金的《隨想錄》、丁玲《“牛棚”小品》、蕭乾《“文革”雜憶》、楊絳《幹校六記》等。巴金的《隨想錄》可以作為代表。
在文化大革命中，巴金受到造反派衝擊，他被批鬥。在文革中，他的夫人蕭珊去世，死於癌症。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巴金已經七十二歲，但他太恨文化革命了，於是決心拿散文作為武器搞臭四人幫，同時對自己的過去做一個真誠的反思。於是開始了《隨想錄》的創作。
《隨想錄》的寫作開始於1978年底，共寫了5集，150篇，大致是一年一本。
至1986年9月完成。這些散文基本上是在香港出版的《大公報》和《文匯報》上刊出，後結集出版。這個5個集子是《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無題集》。
《隨想錄》出版以後得到了高度評價。有人認為這部書“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是一部“講真話的大書”。有人說《隨想錄》是自魯迅以後又一座散文頂峰，說它代表了當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最偉大的散文巨著，是新時期最輝煌的文學收穫。
《隨想錄》的成就有兩個方面。
A、《隨想錄》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隨想錄》首先是真實地反映了巴金自己的心路歷程，在這個作品中，巴金被認為是嚴於解剖自己。而巴金的心態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又很有代表性，因此說這個書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巴金在《十年一夢》中說，自己在文革之初，完全是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他也會高舉右手回響。巴金曾認為知識分子應當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否則死路一條。在那段時間，巴金寫了很多思想匯報，因為態度認真，檢查深刻，還受到造反派的表揚。69年以後，蕭珊去世，巴金才看出自己受騙了。《隨想錄》較真實全面地記錄了巴金在文革中這種思想轉變的過程。
B、《隨想錄》開啟了新時期散文抒真情、講真話的先河。“十七年”散文最大的弊端就是不能講真話。因此爭得說真話的權利，在散文創作中就特別重要。在這個思想解放運動中，巴金髮揮了重要作用。
3、反映變革時代生活的作品
劉真《望截流》、鄧友梅《說說家鄉平原》、鐵凝《洗桃花水的時節》。這類作品乏善可陳。
大概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散文創作就呈現一種“異向分流”的趨勢，就是“題材”的概念不再重要，散文開始廣角度地反映生活，天文地理、地域風情、歷史典故、現實生活，什麼都可以入文，重要的是情真意切，言之有物，而不在乎哪一類題材了。
但是八十年代小說和詩歌太紅火了，散文是在它們的陰影里，顯得衰弱不振。
1986—1988年間，一些批評家對散文的情況表示了深切的憂慮，他們斷言：“毫無疑問，散文走的是一條下坡路，它確實落魄了，”有人甚至提出“散文解體”論。
余秋雨（二）九十年代的散文
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文壇上突然出現了一股子散文熱。一是散文選本和散文集熱銷。在各種散文選本中，20年代至30年代寫日常生活、帶有閒適情調的散文小品被重新發掘。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以及40年代的張愛玲、錢鍾書等的散文集大量出現在書店和小書攤上。二是散文刊物大量出現，像《散文》、《散文選刊》、《散文百家》等受到讀者的歡迎；另外一些大雜誌如《十月》、《收穫》開闢散文專欄，而報紙的副刊更是拿出相當多的版面刊登散文作品，被稱為“文化快餐”。
九十年代的散文創作有兩個特點：
其一是價值取向有較大變化。九十年代散文受市場經濟影響比較大，散文作為文化消費的特點被突出出來；八十年代重視的是散文純文學的特點，講究“文體的自覺”和散文的規範性，而九十年代則更多地迎合讀者的口味，認同現代社會的物質化和消費性追求。
其二是更多的學者介入散文創作，張中行、金克木、余秋雨等人的作品，比那些專業散文家的作品更受讀者的歡迎。
二、新時期散文的主要類別
（一）學者散文
學者散文和文化散文其實有一致之處，它們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散文”這個概念。“大散文”是1992年《美文》創刊時由該刊主編賈平凹提出的，這類散文有兩個大的主題：一是從文化的角度思考現實和歷史問題。所謂文化散文，實際上就是聯繫各種知識透視歷史和現實問題，使散文具有一種縱深感。
大散文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熱中於思考人類生命本體意義，就是生命的價值、生命的意義，追問人為什麼要生存這樣的問題。以後人們往往混用學者散文和文化散文這兩個概念。
王小波的雜文充滿思辯在這個方面有代表性的是王小波的散文。王小波是新時期一個比較特殊的作家，被稱為體制外的作家和文壇外高手。
王小波是北京人，父親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邏輯學教授。王小波1952年生，經歷比較複雜，曾經下放到雲南又到山東老家插隊，1978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學習商業管理，1984年至1988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讀碩士，回國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再後來成為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臟病突發辭世，終年45歲。
李銀河1952年出生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最近因在性學上激進的觀點引起社會關注。她認為換妻、交換配偶應當得到法律保護；支持一夜情、同性戀、多邊愛情，對亂倫表示理解。提出賣淫非罪化。
李銀河：“我是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同性戀、一夜情、虐戀、換偶，我們都不喜歡，但是我要強調，他們有權利做我們不喜歡的事情。”
王小波的思想特立獨行王小波的散文其實主要是一些雜文。有人說20世紀90年代是個雜文閒侃的時代，雜文家紛紛把雜文寫成閒適的小品文，追求知識性、趣味性，於是雜文自然也成了案頭的擺設和消閒的東西。雜文作為思想的投槍、批判的武器的功能基本上是消失了。
王小波的特殊之處就在於他在雜文中重新引入了思想性、哲理性，使雜文成為思想的旗幟，批判的武器；讓雜文成為智慧的源泉和思想交鋒的陣地。
王小波思想的核心大致可以這樣概括，就是他站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上，突出強調理性與啟蒙的重要；他強烈地反對愚昧與盲從，要求中國人警惕和拒絕一切意識形態和道德理想的灌輸，堅決捍衛個人的思想自由。
王小波的一個重要思想是反對絕對化，拒絕虛妄。他認為生活的道理或真理是多元的，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道理，每一種道理都有自己的合理性。西方社會就是一個多元社會，誰也壓不倒誰，有人說全球化好，偏偏就有很多人反對全球化。王小波曾經反覆引用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一句話：“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一個成熟的社會就是多元並存的社會。現代人必須學會寬容。
王小波對所謂的“國學”也是持一種批判態度。尤其反對從梁啓超開始的“東方中心論”以及“中國可以說不”這樣狹隘的民族主義。
他認為，舊國學就是儒家的那一套主要是些道德說教，不具有一種“學”的價值。
他曾經舉個例子。他在美國留學時，認得一位叫戴維的青年，和他處得不錯，就給他講中華文化的要義，主要就是儒家的忠孝仁義這些東西，戴維聽了沒有任何反應，漠然置之，還說：“這有什麼？我們也愛國，我們也尊敬老人”言外之意是這叫什麼文化？後來王小波也幡然醒悟。他指出，如果把這些人類共有的一般價值判斷也稱之為“國學”的話，那是太可悲了。一輩子只會縫扣子，卻要全世界都向她學習，這實際上是一種敝帚自珍的情結。
王小波雜文在寫作方面有兩個特點，其一是他說理的風格和說理的思路，就是他的雜文充滿了理性的思辯和無可駁辯的邏輯性。就是鞭辟入裡，層層推進，絲絲入扣，自然嚴密地推導出自己的結論。其二是他另類的寫作風格。比如他的反潮流，他的標新立異，在險處立論，別人看來是常識，在他看來卻是偏見。
所謂另類還在於，他的言語風格首先當然是嚴謹，但是他有的時候也會嘻笑怒罵，左拉右扯，有時把極俗的東西放入文章。有點黑色幽默。
王小波有一篇文章叫《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這篇文章有一個主題就是批判人類的一個壞習慣，就是設定制度，把其他人限制起來。這篇文章是批評人用“設定”把豬限制起來。
文章一開始就講在雲南插隊的時候，放過牛，餵過豬。他說這兩種動物沒人管的時候，活得很好，該吃就吃，該喝就喝，有的時候還有愛情。但是人來了就不同了，於是給牛的生活規定了主題就是幹活。豬的主題是長肉。於是豬的生活就變得非常無聊。
王小波談到了他曾經見過一頭非常特殊的豬，是一頭特立獨行的豬。這個豬的特殊就在於它的聰明。如果豬中也有貴族有英雄的話，這頭豬肯定是豬的貴族和豬的英雄。王小波開始飼養它的時候，它已經四五歲了。從名分上說，是一頭肉豬，專門長肉的。這豬長得又黑又瘦，但是生機勃勃。兩眼炯炯有神。一副高貴的樣子。這頭豬像山羊一樣敏捷，一米高的豬攔它能一躍而過；它能跳上豬圈的房頂。所以平時別的豬呆在圈裡，它則四處遊蕩。
作者說，這頭豬屬於農場所有，但一直是知青餵著，而且所有餵過這豬的知青都非常喜歡它，而這個豬，也特別聰明，它只對知青好。對知青它也允許他們走到踞它三米，要是別的人，它早就發威，或者跑掉。
然後，王小波說，他自己也非常喜歡這隻豬，而且結下了兄弟般的情誼。他說自己雖然比這隻豬虛長十幾歲，但是一直稱它豬兄。而且對這個豬兄非常好。每天餵食，王小波總是用細米和糠放在一起熬粥給它喝，等這隻豬吃飽了，才把糠倒在一堆野菜中餵其他的豬。而這些細米本來應當平均分給所有的豬。因此，王小波的這個舉動，引起了其他豬的嫉妒，一到餵食的時候，其他的豬一起嚷起來，整個豬場一片鬼哭狼嚎。但是王小波說：我和它都不在乎。這豬吃飽以後就跳到房頂上曬太陽。
這個豬有個絕活，就是能模仿各種聲音。它會學汽車的聲音，拖拉機的聲音，而且都很像。後來，它又有長進了，會學附近工廠的汽笛叫。但是這個長進給這個豬兄帶來了麻煩。
因為離工廠近，那個時候是生產隊，隊里的社員一般是以工廠汽笛聲為準開工和手工。工廠的汽笛一般是中午叫，農民正好收工。
但是這個豬兄，一般是一到十點就開始學汽笛叫。農民一聽汽笛叫馬上就收工。其實豬叫和汽笛叫還是有差別的，但是農民裝不知道，就回家。這下豬兄算惹下了麻煩。上邊的領導開了一個會，給這隻豬定了一個罪名，破壞春耕的壞分子。而且要對它採取專政手段。
知道這事以後，王小波說自己開始不在意，因為，這個豬兄過去也老是搞破壞，領導早就想殺它，但是奈何不了它，曾經有百十個人拿著繩子、殺豬刀來殺它，還帶著狗，根本沒用。它跑起來像魚雷，一下子能把一條狗撞一丈多遠。但是這次，指導員、副指導員動真格的了，組織幾十個人，把五四式手槍和火槍都拿出來了，兵分兩路，如臨大敵。
後來這隻豬的表現讓王小波非常佩服。這隻豬不慌不忙，任憑兩邊人喊狗咬，它就是小心的站在手槍與火槍的射程之外，而這個時候呢，手槍不敢開火怕打著火槍那邊的人，火槍同樣怕打著手槍那邊的人。就這樣連續兜了幾個圈子，它找到一個空子，一頭撞出去，跑得瀟灑之極。以後就成了一頭野豬。王小波後來還見過它，已經長出了獠牙，見了王小波還認識它，只是不容他走近。
最後，作者說：“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定。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定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定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懷念這隻特立獨行的豬。”
地壇公園一角
當代最重要的單篇散文《我與地壇》中國作家過去思考政治、社會問題比較多，對生命、生存價值與意義本身的思考比較少，但在新時期由於各種原因，作家在這個方面的思考加強了。在散文中張承志、周濤、馬麗華都有相當好的作品。當然最有代表性的還是史鐵生的《我與地壇》。
史鐵生主要是一個小說家，客串散文。史鐵生生於1951年，北京人，1967年中學畢業後赴陝北延安地區插隊，三年後因雙腿癱瘓轉回北京，在街道工廠工作；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主要作品有《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原罪-宿命》，長篇小說《務虛筆記》。
史鐵生的作品在新時期被認為是最有宗教精神、最接觸生命本體問題的。
史鐵生則逼真地描寫了殘疾人的世界。其小說比較多地描寫了殘疾人在走投無路時，對死的渴望。史鐵生本人曾有自殺的經歷，小說中的人物不斷想像各種死法。小說中還有很多對人的命運和災難的思考。
《我與地壇》是作者以往十年創作思想的藝術性總結，概括了他殘疾後15年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探索的艱難歷程，是他對生命意義思考的一個精華。
《我與地壇》有幾個關鍵的思想。
一、關於命運。他認為當一個人站在現在看未來，仿佛有無數條可能的路在敞開。但站在現在看過去，每個人的生命軌跡都是一條路，一條命定之路。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時己被投入某種生存境況之中，在命運面前人別無選擇。“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只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
作家史鐵生“我常夢想著在人間徹底消滅殘疾，但可以相信，那時將由患病者代替殘疾人去承擔同樣的苦難。如果能夠把疾病也全數消滅，那么這份苦難又將由(比如說)像貌醜陋的人去承擔了。就算我們連醜陋，連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們所不喜歡的事物和行為，也都可以統統消滅掉，所有的人都一樣健康、漂亮、聰慧、高尚，結果會怎樣呢?怕是人間的劇目就全要收場了，一個失去差別的世界將是一條死水，是一塊沒有感覺沒有肥力的沙漠。”
於是就有一個最令人絕望的結論等在這裡：由誰去充任那些苦難的角色？又有誰去體現這世間的幸福，驕傲和快樂?只好聽憑偶然，是沒有道理好講的。
就命運而言，休論公道。
三、生命的意義就是在於過程。走過漫長的寫作之路後，史鐵生終於發現了具有終極意義的精神寄託，這就是:“過程”。生命的意義就在於你能創造這過程的美好與精彩，生命的價值就在與你能夠鎮靜而又激動地欣賞這過程的美麗與悲壯。但是，除非你看到目的的虛無你才能夠進入這審美的境地。
最後史鐵生有了一種達觀的認識。就是生活雖然是荒誕的，但是人的欲望和夢想是真實的，人有人的尊嚴，人並不因為厄運而失去尊嚴。
（二）女性散文
女性散文可以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廣義的說，女作家寫的散文就是女性散文，狹義的則專指女作家所寫表達女性獨特心理經驗和感情的散文。
1、廣義的女性散文。
（1）張潔與《揀麥穗》
張潔是當代著名女作家，1937年生於北京。主要作品有《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祖母綠》、《沉重的翅膀》、《無字》等。張潔的散文作品不是很多，但質量卻比較高。
《揀麥穗》講述了作者小時候與一個賣灶糖老漢的感情，很有情趣。文章開始就說，在農村長大的孩子誰沒有揀過麥穗呢？她說陝西農村有一個風俗，就是女孩子揀麥穗，總是換成錢自己留起來，而這個錢家裡一般是不要的，總是讓女孩子攢起來，為長大了出嫁準備嫁妝。這樣女孩子們在揀麥穗時腦子裡總是充滿了幻想。然後作者筆鋒一轉就開始講到了自己。
作者說，自己小時候小名叫大雁，她三、四歲大，歪歪咧咧剛能走路，就提著籃子跟著大姐姐們下地揀麥穗，但是在地里，蝴蝶和小蟲總是比麥穗更能讓她感興趣，因此，她根本揀不到什麼麥穗。
有一天，她的一個遠房的二姨見她籃子裡稀稀拉拉的只有幾個麥穗，靈機一動，就有意逗她說：“吆，我們大雁也會揀麥穗了，”然後又戲謔地說：“大雁，告訴姨，你揀麥穗做啥？”這時候，女孩大聲說：“我要準備嫁妝。”二姨又問：“你要嫁給誰呀？”這時候女孩想了一想說：“我要嫁給那個賣灶糖的老漢。”於是引起鬨堂大笑。
這篇散文很好地表現了一種童趣。另外就是散文里表達了一種朦朧、複雜的感情，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溫情。
2、狹義的女性散文
唐敏的散文《女孩子的花》深受女性喜愛這批女作家所寫的大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她們經常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細膩表達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和體驗；最擅長的是家庭、愛情和婚姻問題。
她們經常寫女性在青春發育和婚戀中的心理變異，寫生兒育女過程中的生理和精神上的躁動，著意發掘女性深層自我的隱秘世界。
九十年代，女性散文曾贏得了廣泛讚譽，但後來也有一些批評。有人指出：女性散文的主要缺點是過於嬌弱，甚至是小題大做、無病呻吟。
有批評家指出：許多女性作家太多地沉溺於個人感情不能自拔，老是寫丈夫呀，兒子呀，反覆反覆寫婚姻、戀愛、生孩子、做家務，出門幾天，離開丈夫就感到寂寞呀等等。
唐敏原名齊紅，1954年生於上海，在福建省福州市長大，文革中下放，在農村7年，回城後在福建省圖書館工作，後調省文聯。1989年前後，唐敏寫了一篇文章《太姥山妖氛》，記實的，因為文章中用了真人真事，引起一場訴訟，結果唐敏敗訴，被罰款一千元，處徒刑一年。這是建國後第一個因誹謗罪入獄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