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教學
正文
漢語教學應當包括漢語作為母語的教學,國內各少數民族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教學(見少數民族漢語教學)以及漢語作為外國語的教學(見對外漢語教學)。本文只講漢語作為母語的教學,並且遵從一向的習慣稱之為“語文教學”。語文教學及其歷史 "語文"是一個整體,包括“語”(語言)和“文”(文字、文學、文化)兩個方面。
語文教學的內容和方法決定於 3個因素:語言因素──語言、文字的特點;社會因素──社會制度、教育政策、文化背景;科學因素──語言科學、教育科學及其他相關科學的發展水平。
從殷周到春秋戰國時代,教育已經相當發達,先後建立過官學和私學。《禮記》里的《學記》以及《荀子》里的《勸學篇》等,表述古人的相當成熟、完備的教育和教學思想。孔子授徒, 有“文學”科和“言語”科。他整理刪訂的《詩》 300篇,是作為教材使用的。他說,讀《詩》可以多知道草木鳥獸的名稱;又說,不學《詩》就不善於言辭。從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學作品、諸子百家的著作、幾種史書上記載的各諸侯國互相派遣的使節的辭令來判斷,當時的語文教學相當發達,對於培養人們的語文能力很重視並且是卓有成效的。
秦漢以來2000 多年的語文教學可以分作 3 個時期。①從秦漢到清末是一個綿延不斷的傳統時期。雖然各個時期也有發展變化,但總的看來,是量變不是質變,從教學思想到內容到方法,都以封建主義為主導。②從清末,尤其是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1949年,是一個變革的時期。這幾十年間,由於國內要求變革的思潮的興起以及受國外的影響,語文教學發生了激盪,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新的作法。語文教學的面貌,有了改變。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語文教學在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傳統的語文教學 識字教學 從秦漢到現在,漢字教學一直是語文教學的一個重點和難點。是重點,因為學好漢字是學習語文的基礎。是難點,因為漢字不是字母文字而是一種獨特的文字型系。漢字是形、音、義的結合體:每個字有由某些筆畫構成的固定的形體,表示一個帶調的音節,表示語言裡的一個語素。構成字的筆畫很複雜,有二十幾種,形狀不同,走向不同。每個字的筆畫, 少的只有一兩畫, 多的可達二三十畫或更多。字的數量多,《康熙字典》收字 4萬多,現代一般字典、詞典收字也多在1萬以上。據統計,現代常用的字有7000 多,其中最常用的有3000多。此外還有多音字、多義 字、異體字、形似字、音近字、義近字等種種複雜問題。因此,在初學階段,認識、理解、書寫都有相當的困難。為了對付這個重點和難點,教育工作者設計了許多行之有效的辦法,取得了不少可貴的經驗,主要表現在識字教材方面。
漢語是非形態語言。漢語的語素以單音節為主,寫出來是一個漢字;在古代漢語裡,單音節詞占的比例很大。古人利用這些特點,採取幾個字一句的整齊押韻的辦法編寫兒童識字教材,便於朗讀記誦。從西漢史游編的《急就篇》,到南朝梁武帝時周興嗣編的《千字文》,宋初人編的《百家姓》,相傳為王應麟編的《三字經》,到元明以後的各種識字教材,都採用這個辦法。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千字文》),“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百家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三字經》)。這些教材在教兒童識字的同時,也附帶教一點知識。清代末年廢除科舉,興辦新學堂。初期的“國文”教科書, 包括民國初年的,仍舊不同程度地採取這種傳統的辦法編寫,如“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天,地,日,月;父,母,男,女”(《共和國新國文》第一冊)。30、40年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也曾用類似的辦法進行掃除文盲和普及初級教育的活動,例如辛安亭在延安編寫過《兒童三字經》等教材。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從宋代起形成了互相配合的整套識字教材,通稱《三百千》,在全國範圍內使用了1000多年。《三百千》的總字數是2720,把重複字作為一個字計算,大約共有2000單字。史游的《急就篇》是2016字,東漢人增補了 128字,現在所見的傳本是2144字。清代的文字學家和國小教育學家王筠認為,教兒童先識2000字左右,就可以打下初步閱讀的基礎(據近年統計,最常用字中的前2400個,在現代白話文著作中的覆蓋率可達95%以上)。
另有一種流行於一時一地,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和行業色彩(如農業、商業等),用字用語也更為通俗以至十分接近口語的識字教材,叫做“雜字”。起源不晚於《三百千》,而品種極多。這種教材主要流行於中下層社會,不被重視,流傳下來的很少。現在能夠見到的約有二三十種。
圖文對照,看圖識字,這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流行的一種識字教學方法。中國現存兩種《對相四言雜字》(圖1)、(圖2)就是採用這種辦法編寫的教材。一種刊印於明太祖洪武辛亥年(1371),另一種稍晚,小有修改。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看圖識字教材(根據內容考證,此書產生於南宋, 元、明、清歷代有略加增刪的多種復刊本,現存的是其中的兩本)。 書法教學 漢字結構複雜,兒童初學寫字有困難,古人設計了一整套的訓練方法。①先學寫大約 5厘米見方的所謂中楷,把筆畫的安排組合充分掌握之後,才學寫小楷和大楷。②分幾步訓練。開始學寫字是“描紅”(圖3),把印好的紅字按照教師指點的筆順描成黑的。第二步是“影寫”,用比較薄的紙鋪在印好的或者教師寫好的字樣上描摹。第三步是寫"米字格"或"圓格"紙,便於安排筆畫。第四步是在白紙上印好的方格里寫。最後脫格。③在學寫字的入門階段,寫字和識字分開進行,不求同步前進。例如,讀《百家姓》的“趙、錢、孫、李”等,這些字複雜難寫,因此,開始時學寫筆畫很簡單的“上、大、人”等, 逐漸複雜, 逐步與識字結合。從上述的第四步開始臨摹名家碑帖。先臨摹楷書,進而臨摹行書以至草書,有的甚至學寫隸書和篆書,逐步進入學習書法藝術的階段。
讀書教學 兒童的語文教學,在識字教學告一段落之後,進入讀書階段。首先讀的是《四書》,依次序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些是儒家的根本經典,每個學童都要讀,不論他將來是讀書應科舉還是從事其他職業。這以後,如果他將來要讀書應科舉,他就要誦讀《詩經》、《尚書》、《周易》、《禮記》、《春秋經傳》(合稱《五經》)。還可以進一步讀其他經書如《周禮》、《儀禮》、《爾雅》,史書如《史記》、 《漢書》, 子書如《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等。
如果不準備應科舉,另有一些讀物供兒童和少年閱讀。就內容而論,主要有兩類。第 1類是按照儒家思想進行倫理、道德、待人接物的教育。最早的有相傳是管子編的《弟子職》,東漢班昭編的《女論語》。以後有宋代、明代理學家編的 《性理字訓》、 《國小韻語》、《小兒語》等, 以及明代、 清代人編的《昔時賢文》、《弟子規》等。第 2類是歷史知識性的讀物。流行最廣的有宋代黃繼善編的 《史學提要》, 明代趙南星編的《史韻》和清代王仕雲編的《鑒略》等。第 3類是講各科知識以及各種掌故趣聞、名言語的讀物,始於唐代的《兔園策》和《蒙求》,以後有宋代方逢辰編的《名物蒙求》,明代、清代人編的《龍文鞭影》,《幼學瓊林》等。
與此同時進行的初步文學教育有兩種項目,一種是教兒童讀詩。唐代胡曾的《詠史詩》作為兒童教材,內容既有歷史故事,也有不少文學性的傳說故事。宋代以後有《千家詩》,選唐宋名家的優秀小詩編為讀本。這本教科書長期廣泛流行,和《三百千》相提並論,合稱《三百千千》。另一種是教兒童讀散文(文言的)故事,大致始於明代,從明嘉靖(16世紀)之後,陸續出了好幾種這類教材,一般稱為《日記故事》(即每天讀記一則故事之意), 並且多為圖文對照本或插圖本(圖4), 現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熊大木校注本, 此後也有稱為《書言故事》、《黃眉故事》、《童蒙觀鑒》等名稱的。(見彩圖)
有志於讀書應科舉的兒童、 少年, 除讀《四書》、《五經》外,往往也同時讀以上這些讀物。
作文教學 如果一個兒童是讀書應科舉的培養對象,一般在讀完《四書》之後開始學做八股文。還要學會對對子,這是學做試貼詩的準備工作。八股文和試貼詩都有各種選本供學生仿效,更有書商選取歷科考中舉人、進士的考卷,印成閱讀教材,稱為“闈墨”,被不少教師學生視為應考的捷徑而爭相教、學。年齡稍大一點就要在八股文之外學做“古文”,在試貼詩之外學做其他詩體。為學習作文和作詩提供範本,有各種詩文選。詩的選本如果從《昭明文選》、《玉台新詠》算起,那是很多的, 但流傳最廣、 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清初人選的《唐詩三百首》,甚至有“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之說。在散文方面,從宋代就已經出了多種專作教材使用的古文選本,如真德秀的《文章正宗》,謝枋得的《文章軌範》,呂祖謙的《古文關鍵》。以後又有若干種。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清初人編的《古文觀止》,選編從先秦到明代的 200多篇有名的文章。《唐詩三百首》和《 古文觀止 》這兩種選本廣泛流行了 200多年,直到現在還有人使用,其影響之大,沒有別的選本可以相比。各種選本大都有或繁或簡的注釋, 解析、 評點。教師逐字逐句串講,要求學生熟讀成誦。不準備應考的學生,除了念念《古文觀止》以外,還要念些在生活上有用的書,如各種《尺牘》以及《事林廣記》之類的書。
1919~1949年的語文教學 清末廢除科舉,1904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在全國開辦新學堂。新學堂的學制、課程以至教材,大都從東西方先進國家引進。唯有語文一科無從引進,因此,只是取消了八股文的教學,代之以國文教科書,形式不同,在內容和方法上沒有實質性的變化。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語文教學才真正受到了一次大的衝擊。識字教學和閱讀教學經歷了較大的變化。
①國小里設“國語”課,全用白話文(合乎或接近當時口頭語言的書面語),從一開頭就學簡短的白話句子以至短小的文章,如兒歌,故事,等等。“國語”課把識字教學和閱讀教學結合起來 , 一邊識字一邊閱讀,從閱讀中逐步識字。閱讀教材,除了語言用接近口語的白話文之外,內容也與兒童的生活和學習興趣比較接近,並且逐步增加了文學性,如選用一些當代的兒童文學作品或用白話翻譯的外國兒童文學和中國古代的寓言故事之類。
②識字、 閱讀工具的改進。隨著國語運動的開展,逐步產生並且廣泛推行了注音字母,為識字教學創製了一種較好的工具。中國古代沒有很方便的表示字音的辦法,只有直音法,如“虹,音紅”,反切法如“虹,胡翁切”。這兩種方法都有缺點。20世紀初葉 ,隨著國語運動的展開,出現了許多拼音方案,最後總結為“注音字母”,由當時的教育部頒行全國。此外,供中國小生用的字典和詞書也越來越多,供少年兒童自由選讀的各種課外讀物也多起來了,並且有了專為兒童和中學生編的期刊,如《兒童世界》、《學生雜誌》、《中學生》,等等。
③閱讀範圍逐步擴大,白話文和文學教學的分量也逐漸增加。1949年以前,中學裡仍設“國文”課(有一段時間,有些初級中學也同國小一樣稱為“國語”課)。初級中學的“國文”課,仍以文言文為主,但是白話文所占的比例逐漸增加,並且大都是“五四”前後的新文學作品,如蔡元培、魯迅、 葉聖陶、 謝冰心、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以後漸及於茅盾、 巴金、朱自清、老舍等人的作品,並逐漸選讀早期白話小說的節錄,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鏡花緣》、《老殘遊記》,等等。高級中學的“國文”課大都全部學習文言文,不過艱深古奧的古代經典減少,清淺優美的唐宋古文以及史傳、傳奇小說、筆記小說等等逐漸增多。與此同時,提倡課外閱讀,有的學校指定若干種著作為必讀書,如梁啓超的《飲冰室文集》、《胡適文存》,等等。出版了適合於中學生閱讀的綜合性刊物和文藝刊物,如《新青年》、《小說月報》、《東方雜誌》、《新中華》、《生活周刊》,等等,其中不少在引導學生自由閱讀之中介紹了一些新的思想觀點,有助於活躍學生的思想。
④教學理論和教學法的研究。20世紀初有人開始引進東西方現代教育學理論, 翻譯了一些專著 ,出版了《教育雜誌》,“五四”運動以後,教育學、教育心理學方面的研究更加發展,推動了語文教學理論和教學法的探討 , 逐漸為傳統的語文教學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這期間從事這方面研討的人很多,其中影響比較大、比較長遠的有陶行知、夏丐尊、 葉聖陶、 王森然、阮真、朱自清、浦江清,等等。他們共同的主張是:反對以閱讀古代經典為主,提倡讀白話文,讀與社會生活接近的作品,包括文學作品和有實際套用價值的文章;反對注入式講解和讓學生呆讀死記;提倡鼓勵學生廣泛閱讀,獨立思考,學以致用。他們中間多半都有實際的教學經驗,有的探討理論,如王森然,有的長期從事課程標準、綱要的制定和教科書的編寫工作,並編寫了多種使用廣泛的課本,如葉聖陶、夏丐尊,此外還有傅東華等人。葉聖陶、夏丐尊二人從30年代後期就提出過“語文”這個概念,提出了語文教學應當擺脫盲目性,力求科學化的構想,並且合編了《國文百八課》的教材來體現他們的主張。可惜教材只編出了 2/3就因爆發了抗日戰爭而中斷,實驗也停止。
⑤“解放區”的經驗。20年代在東南地區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30年代以後在西北等地區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這些地區的語文教學,更徹底地實現了“五四”運動前後提出的主張,同時並結合地區和戰時狀態的實際,創造了一些經驗。主要是在成人識字教學(掃盲)方面推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辦法,既適當利用了傳統方法,也利用了拉丁化字母的辦法。其次是結合語文教學進行思想教育。教材既重視語文本身的系統性,教學步驟的科學性,又密切結合實際。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編的《中等國文》可為代表。主持解放區的語文教學改革和教材研究的有胡喬木、徐特立、辛安亭等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語文教學 這個時期的語文教學有幾項重大改革和實驗。
①1949年以後,從國小到高級中學,這門學科統稱“語文”, 不再劃分為“ 國語”和“國文”兩個段落。整個基礎教育(或稱普通教育,即從國小到中學的教育)階段都有語言教育的任務,不再把“語”的教育局限在國小階段。
②對識字教學進行了多種實驗。主要的有 3種。一是“分散識字”。把國小階段應當學會的字有計畫地分配在國小幾個年級的閱讀材料里,隨課文教識字,以減輕國小初期階段識字量大的負擔,把注意力更多地用於說話、閱讀等訓練。二是“集中識字”。利用漢字大多數是合體的特點,選定造字能力強的字(即本身可以是其他若干字的構成部件的)作為基本字,把基本字相同的一批字放在一起集中學習。一般可以在兩年或稍多一點的時間使兒童認識2500個左右的漢字,為閱讀教學打下基礎。三是充分利用漢語拼音幫助識字和讀寫,首先提高學生運用漢語拼音方案的能力,用漢語拼音閱讀和作文,讓學生的口語能力得到充分的發揮。然後在閱讀和作文中逐步引進漢字,最後達到全部用漢字閱讀和寫作。目前一些學校正在進行這種實驗。
③改革閱讀教學的內容。隨著社會制度和教育方針的變革,閱讀教學在思想內容和語言方面都有不少變革。國小語文, 不僅全用白話, 而且更加接近於日常口語,但是必須合乎規範;此外,也選用少量清淺短小的舊體詩詞和近代白話小說的片段。初級中學仍以白話文為主,選入少量文言文。高級中學, 文言文的分量稍有增加,白話文的選材面有所擴充,除文學作品外,也選入一些科學性、政治性和套用性的材料。文言文的選材面也有所擴充,除了歷來膾炙人口的名家散文之外,歷史上著名科學家的傳記等等也在入選之列。
④一次重要的改革實驗。50年代中期 ,中學語文教學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實驗,把語文科分為"文學"和“漢語”兩科,分別進行系統的文學教學和漢語知識教學。為此選派專業人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內設立了專門的編輯機構,負責擬訂兩科的教學大綱,編寫兩科的教科書。文學科,在葉聖陶、吳伯肖的指導下,由張畢來擔任主編,編出了國中和高中用的全套文學教材。國中教材按照文學體裁分為故事、散文、小說等幾部分,每部分主要是選文,並有介紹有關這類文學體裁知識的課文。高中前兩年按照文學史的順序教學中國文學,選文之外有介紹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學發展史和重要作家、作品的課文;高中第 3年講授外國文學。漢語科,在呂叔湘指導下,由張志公主編,編出了漢語課本,主要用於國中階段,按照語音、辭彙、語法、修辭的順序系統地介紹這些知識,並附大量的練習作業。當時的多種語法著作中所用語法體系很不一致,為此草擬了一個《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作為編寫漢語教材語法部分的依據。文學和漢語的分科教學於1955年在少數中學進行過試驗,1956年在全國中學實行。1958年,兩種教科書停用,恢復了語文課。《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繼續使用,並且對部分高等學校的語法教學、語法研究產生了一定作用。根據多年使用的經驗,吸收教師們反映的意見,1984年重新擬定了《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試用)》,取代《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
⑤語文教學研究的新進展。1949年以來,語文教學的研究工作有了新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a.正確處理“文道關係”。語文是人們生活、學習、工作的基礎工具。語文教學必須教學生學好、用好這個工具;語文教學又是向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個重要渠道,如何處理好這兩個方面的關係,是研究語文教學的一個重要課題,人們把這種關係稱為“文(語文工具)道(思想,文化)”關係,一般認為“文”與“道”應當統一。在語文教學中,“道”的教育應當寓於“文”的教育之中,並且通過“文”的教育來實現,不能妨礙了“文” 的教育,也不能忽視“道”的教育。b.對傳統語文教育的研究。中國有很長的語文教育歷史,60年代起,有人對傳統經驗進行了整理和探討。c.對國外語文教學的研究。50年代對蘇聯語文教學的研究進行的比較多,特別是如何把教學論的原理運用於閱讀教學,打破了以往多數教師慣用的" 串講" 法(逐句講解)。近年來研究的範圍擴大了,對國外語文教學的各種學術流派的理論以及課程設計等等進行研究的人越來越多,促進了對中國語文教學研究工作的開展。
結束語 在語文教學中,漢字教學始終處於一個重要的地位。加快速度,提高質量,把這兩個方面統一起來,是從古到今教育工作者一直在研究和實驗的課題。目前,無論在理論研究上或在教學手段上都比以往具備更多更好的條件。
語文教學中還有一個中國特有的問題,即文言文的教學問題。所謂文言文是秦漢以下逐步定型了的、與實際使用中的活語言脫節的一種書面語,在歷代的官府和文化教育界一直作為標準的書面語使用了2000多年。中國悠久的文化遺產主要是用文言文記載的,要保存和繼承民族文化傳統不能不理會文言文;但是由於它與現代實際語言脫節太遠,教學困難,而收效往往不大。因此,幾十年來,文言文在基礎教育階段如何處理始終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變化比較多,起伏比較大。至今,這個問題仍在繼續研討之中。
語文教學本應包括聽說和讀寫兩個方面的訓練。從先秦到漢魏,聽說能力以至捷辯能力很受重視。唐宋以後,自從科舉考試,以文取士的制度逐步確立之後,語文教學形成了識字→讀書→作文章這樣一個程式,口頭語言的教育被嚴重忽視。這個傳統歷時久, 根深蒂固,一直影響到當代。隨著現代化通訊技術的發展,信息技術的革新以至人工智慧研究的開展,口語能力的重要性越來越大,從事語文教學工作的人對這個方面越來越重視,正被作為一個重點課題在進行研究和實驗。作文教學,由於受到持續了幾個世紀的八股文傳統的影響,在當代語文教學中,與漢字教學、閱讀教學、語文知識教學比較,進度緩慢。如何進一步改革,在基礎教育階段打好合格的寫作能力的基礎,是當前語文教學研究中另一個重點項目。
在全世界,使用漢語、漢字的人口有10多億。在許多國家,學習漢語文的人越來越多。語文教學的研究和發展既是中國文化、教育、科學發展的需要,也是國際關係發展和國際文化交流的需要。使語文教學與教育科學和語言科學的發展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納入套用語言學的發展軌道,提高教學效率,這是當前語文教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參考書目
葉聖陶:《葉聖陶語文教育論集》,教育科學出版社,北京,1980。
陳必祥主編:《語文教育發展史》,雲南教育出版社,昆明,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