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馬氏文通《馬氏文通》是我國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理論研究中國語法的著作，在我國語言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部著名的語法著作寫於1898年，由於是開創之作，歷來難讀難用。
一
《馬氏文通》出版至今，已整整一個世紀了。19世紀末葉，清政府極端腐敗，當時的中國，“其見欺於外人也甚矣”（馬建忠《擬設翻譯書院議》）。帝國主義的堅甲利炮，轟開了閉關鎖國的中國之門，也震醒了中國人民，尤其是他們當中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馬建忠作為當時進步的愛國知識分子之一也在探索科學救國的道路，他認為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在於掌握知識的載體——漢語太難，難的原因是“隱寓”在漢語中的“規矩”（語法規則）沒有被揭示出來。這就使得國人“積四千餘載之智慧材力，無不一一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這樣，要想與“達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賢愚優劣有不待言矣”（《文通·後序》）。
馬建忠精通拉丁語、希臘語、英語、法語等多種西方語言，又對中國古籍和中國傳統語文研究有深厚功底，長期從事中、西語之間的翻譯工作從而具有較為明確的語法觀念，更重要的是他把撰寫語法著作視為發展民族文化、振國興邦的良策之一。加之馬建忠還有一位同樣精通西方語言、著有《拉丁文通》、並多年從事雙語教學和翻譯工作的哥哥馬相伯可與商酌切磋。所以，經十餘年的勤求探討，馬建忠終於完成了三十餘萬言的《馬氏文通》。如果沒有馬建忠，中國語法體系的建立，恐怕會更晚一些。
語法著作一經出現，隨之而來的便是對語法著作的研究與評論，這種研究與評論，姑且稱之為語法學批評。百年來的中國語法學批評，幾乎是以對《文通》的評論為主線的。把這成百上千篇（部）的評論文章和著作匯集起來，真可稱得上“《文通》學”了。
《文通》既是第一部漢語語法書，也是中西方文化開始結合的產物，因此它首先受到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啓超的熱情稱頌。即使對《文通》多所指責的書或文章也都對它的價值和開創之功給予肯定。楊樹達《馬氏文通刊誤·序》云：“自馬氏著《文通》而吾國始有文法書，蓋近40年來套用歐洲科學於吾國之第一部著作也。”繆子才說：“鄙人對於《馬氏文通》，欽其精博，謂作者心境極虛靈，而眼界極寬闊也。”（註：《〈馬氏文通〉答問》，1931。見《馬氏文通研究資料》。）《比較文法》稱《文通》“是第一部溝通中西之大規模的創作，所謂‘不廢江河萬古流’”。
《文通》出版後的十多年裡，因其“文繁而徵引舊籍多，今賢所束閣者，故不獨喻之者寡，即寓目者亦已少矣”。（註：《介紹嚴復為〈馬氏文通要例啟蒙〉所作的〈序〉》。）可見《文通》曾一度受到冷落。語法學界真正對《文通》進行學術研究和評論，蓋始於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而且這些評論，除了指責它以文言文為研究對象外，主要是批評它機械模仿西方語法。
這類批評，時斷時續，綿延達半個多世紀之久。正如邢慶蘭師所說：“較《文通》晚出的一些文法書，不管是講古文法的也好，講國語文法的也好，每出一部，幾乎都要把《文通》罵一頓。”（《中國文法研究的進展》）陳望道也說：“二三十年來，‘憶了千千萬，恨了千千萬’對於《馬氏文通》體系的千萬憶恨纏結也就從這一部書的出版時候開始。”（《〈一提議〉和〈炒冷飯〉讀後感》）
《文通》長期被批評為“簡單模仿”、“生搬硬套”等，推其原因有二：其一，《文通》確實模仿了西方“葛郎瑪”，這是作者在《後序》中公然聲明了的：“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馬氏有許多地方模仿對了，如詞類劃分、句子成分的設定等都大體正確；也有些地方則模仿得不夠恰當，如把“其”、“所”、“者”單獨列為接讀代字，是照搬西語的關係代詞。如：“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按馬氏的分析，“其出人也遠矣”是個形容詞子句，“其”是聯接代名詞，等於英語的who， “聖人”直接“從師而問”。這樣分析，“巧則巧矣，但恐不合於說漢語的人的心理”。（《要略》）此外，把“皆”、“多”、“凡”等定為約指代字，“是受了法語語法的影響，因為法語的tout（皆，凡），plusieurs（多）在用作主、賓語的時候都算作代詞”。（註：王力《中國語言學史》。）還有，為漢語立“次”，是套用西語“格”的範疇。（註：《文通》模仿失當處，請參看王力《中國語言學史》及拙文《正確評價〈馬氏文通〉的模仿與創新》。）從這個角度說，人們批評《文通》模仿，可以說是事出有因、言之有據的。問題出在不該不分對錯地一概反對模仿，不該以偏概全，把它局部的不適當模仿誇大為全部語法體系的機械照搬，甚至將《文通》貶稱為“拉丁文法漢證”。更不該用他的模仿來掩蓋他的發明與創新。《文通》除了在一兩處明言是“華文所獨”外，還闡發了許多漢語獨有的語法規律。關於賓語前置，《文通》指出：“凡外動字狀以弗辭，或起詞為‘莫’‘無’等字，其止詞如為代字者，概位乎外動之先。”如“不我擊”、“不已知”。（269，658。此數碼為《馬氏文通讀本》頁碼，下同。）還指出有例外，如“弗為之”、“不擊我”。（272）《文通》說：“詢問代字凡在賓次，必先其所賓，不先者僅矣。”如“吾誰欺”、“誰與嬉遊”。（132 ）又說：“凡止詞先乎動字者……率間‘之’字。”如“何古之法”（424）。 對僅見於《左傳》的介詞賓語前置的“私族於謀”（謀於私族）、“室於怒，市於色”（怒於室，色於市）（438）等幾個句式，馬氏也沒有忽略。此外，《文通》對古漢語各種被動句式作了全面論述（275—284）；對分數表示的各種方法考察也極為精細（220—221）。兼語式也是由馬氏首先提出的。凡此種種，都是馬氏雖未明言但確實屬於“華文所獨”的，也是無從模仿的。
其二，清政府長期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使國人對外國的東西知之甚少，存有一種自發的排拒心理，甚至將這些東西視為異端邪說而要加以“打倒”。細讀某些對《文通》的批評文字，可以看出作者並未讀完全書，至少是未深入讀懂它。他們引來作為批評目標的，不過是《文通·例言》中“此書系仿葛郎瑪而作”或《序言》中類似的幾句話。其實，“馬氏之書，有理論先後自相矛盾者；有理論不誤而例證說明與之相牴牾者；（案：也有《序》中所說原則與書中所述不同者。）有例證軼出理論之範圍者；有馬氏誤而宜從他人之刊正者；亦有馬氏自成體系，不能謂之誤，而刊正者未悟其旨者……讀者宜一一究心，然後乃能有得”。（註：見孫玄常《馬氏文通札記》。）如果不了解《文通》的這些特點，只看他的聲言，而不看他對語言事實的具體分析；只看局部，而不通讀全書，就去進行評論，那就難免出現偏頗。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問題，馬氏常徘徊於模仿與漢語特點的確認之間，比如對“猶”、“若”“如”後面的名詞、代詞或名詞性詞語，馬氏說“以為止詞，或為表詞亦可”。（313）諸如此類，也常令人不解從而加以究詰。不過，有些問題分析起來的確可此可彼，頗為棘手。就是到今天，我們仍然有不少這樣的困惑，何況是百年前“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馬建忠呢？
朱德熙先生《漢語語法叢書·序》說：“《馬氏文通》往往因其模仿拉丁文法而為人詬病。其實作為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漢語語法的書，能有如此的水平和規模，已經大大出人意表，我們實在不應苛求於馬氏了。只要看《文通》問世二十餘年以後出版的一批語法著作，無論就內容的充實程度論，還是就發掘的深度論，較之《文通》多有遜色，對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價值了。”這段話可以說是對前期《文通》研究和評論工作的小結。
二
8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外文化交流愈益頻繁，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勢必給學術研究帶來新的生機。國外文化先進的東西逐漸被引進和吸收。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和文化氛圍中，作為對一個世紀前中外文化結合產物之一的《文通》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語言學界前輩們以其高深的學問和學術上的遠見卓識導夫先路，把《文通》研究引向更科學的軌道。王力先生在《中國語言學史》中說：“人們常說《馬氏文通》是硬套西洋語法的。但是我們應該深入研究《文通》的內容，然後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本來，在語法學的初期，以西洋語法作為模特兒來研究語法，是不可避免的事。”又說：“有許多人都批評他照抄西洋語法，這其實是沒有細讀他的書；又有許多人批評他不合理論（即不懂語法理論），其實是所見不廣，用英語語法的眼光來看《馬氏文通》。”呂叔湘先生以他博古通今、兼通中西語言的學識和敏銳的學術眼光，充分看到了《文通》在漢語語法研究中的意義和價值。他說：
《文通》……在今日仍然不失為一部重要的著作……除開創之功不可泯沒外，正在於著者自己不意識到其中的矛盾而讓它儘量呈現。繼馬氏而起的語法學者大都看到了《文通》內部的矛盾（不管看到的多或少），把容易解決的解決了，把難於解決的掩蓋起來。他們的體系看起來比《文通》乾淨、完整，但是不如《文通》更能刺激讀者的思考。
《馬氏文通》之可貴，就在於它充分提供矛盾，我們現在讀《文通》主要也是為了揭露矛盾，通過這一揭露，更深入地探索這些矛盾的根源，了解問題的本質，提到方法論的高度來研討。這樣就有可能把我們引導到解決漢語語法體系問題的正確道路上去，《馬氏文通》也就在這個意義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也許是馬氏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註：見孫玄常《馬氏文通札記》。）
1980年，呂先生為商務印書館重印《馬氏文通》寫的《序》中，再次向讀者推薦《文通》，說那是“因為我們還可以從它學到些東西”。他指出了《文通》的三大優點：收集了七千到八千個古漢語例句，迄今沒有哪本書超過它；不以分類和舉例為滿足，力求找出規律。有許多重要的古漢語語法規律由它首次揭示出來；分析語法，常常涉及修辭。同時也指出它運用術語不當、某些詞歸類欠妥、既用“詞”又用“次”，疊床架屋、句與讀車翏轕不清等缺點。
為了給社會提供一部更具可讀性的《文通》，從1978到1984年間，呂叔湘先生指導並與筆者一起完成《馬氏文通讀本》。1984年，孫玄常《馬氏文通札記》出版，呂先生作了詳細校批。在呂先生指導並親自參與下對《文通》進行的這長達十餘年的“勤求探討”，使我們對《文通》的認識更趨深入和全面，應該說《文通》研究因此而向前進了一步。
繼此之後的十餘年，《文通》研究又取得了可喜成果。分類簡介於下：
1.《文通》作者問題
朱星《〈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誰》一文提出《文通》的作者不是馬建忠而是馬相伯後，有學者撰文予以駁正，《讀本·導言》也加以引用，並認為“馬建忠是《馬氏文通》的作者無可懷疑，但不排斥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其兄馬相伯的幫助”。
《文通》作者問題雖不是《文通》語法體系本身，但問題一經提出，也就不得不切實加以考證和解決。我們研究《文通》為何而寫、如何寫成的、體系怎樣等，都必然會聯繫到作者的經歷、思想、學識等。如果《文通》與我們研究的作者根本無關，這種研究豈非近於荒唐？所以在《讀本·導言》發表後，仍有學者繼續研究《文通》的作者是誰以及與作者相關的問題。
許國璋先生談到三點，證明馬建忠是《文通》的作者：其一，朱星說馬相伯是《文通》作者的依據是北京圖書館藏《馬相伯傳記資料》，而《資料》里一處談到“兄弟二人合作《文通》”，另一處談到“相伯著《拉丁文通》，供初學者用”。其二，朱星說，相伯“言語間露出（《文通》）是他寫的”。相伯所指的是《拉丁文通》，而朱星不知有此書。其三，相伯大半生都在修道院生活，漢學功底不深，學養不夠，難以寫出《馬氏文通》這樣的書。當然，馬建忠在寫作《馬氏文通》過程中，“兄弟之間商量必定不會少，而拉丁語法術語譯文之訂正，相伯自然會根據己編《拉丁文通》樂於答問。”（註：見許國璋《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注①③。以下引述《文通》研究成果只提有代表性的論點，不作全面介紹；只引作者姓名，論著題目見“參考文獻”。）
王憲明近年發現了中國近代著名進步思想家嚴復為《〈馬氏文通〉要例啟蒙》一書所寫的《序》，從而為馬建忠是《文通》作者提供了又一證據：“獨亡友丹徒馬眉叔少習拉體諾（案：即拉丁語）、法蘭西語，又極嗜往訓，淫於故籍，則於是有《文通》之作。”
蔣文野引用方豪所寫的《馬相伯與梁啓超》，證明馬建忠在上海寫《文通》時，馬相伯並不在上海。梁啓超第一次見到馬相伯是在光緒三十三、四年間，從而證明相伯不可能是《文通》的作者。（註：蔣文野說：“有人認為馬建忠的《馬氏文通》脫稿於1898年，而《拉丁文通》撰於1903年……（它）既是為震旦編的講義，那就應該在創辦震旦的1903年以後。”許國璋則說《拉丁文通》的編寫“始於他（案：即馬相伯）擔任徐匯中學樣長之時，即1873年。”陳士林《中國第一位文法學家》（《光明日報》1951.2.3）說，《拉丁文通》於1903年出版。三人所指如系同一本書，所說《拉丁文通》出版時間相差30年左右，未知孰是。）
在對《文通》作者的考辨與研究工作中，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蔣文野所著《馬建忠編年事輯（增補本）》，它除了對近代重要歷史人物的研究有其獨特價值外，對《文通》研究的作用也是無可替代的。蔣文野還找到了馬建忠遺照（印在《〈馬氏文通〉論集》扉頁），這是當年寫《讀本》時的我“眾里尋他千百度”而始終未能如願的。
2.《文通》的語言哲學及語法觀
許國璋（1991）將《文通》的語言哲學概括為四點：其一，世界一切人種，“天皆賦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達之理”；其二，凡是語言，都有“其字別種而句司字”這個“一定不易之律”；其三，中國人把時間“消磨於所以載道所以明理之文”，而無暇去學習應學的知識，是自取愚昧；其四，西文的規矩（語法規則）和華文的義例（文法）是一致的。（見《文通·後序》）
對以上四點，許先生作了如下論斷：
第一點叫人想到今人所說語言是“生來俱有”的（innateness）學說。第二點可以說開人所稱“普世語法”的先河。第三點極似今人所說“語言是信息的載體”。第四點是馬氏高遠的見識……馬氏認為，一個民族發展到具有自己的文化認同，就是有了“自群”。中國接受普世文法，“由是而求西文所載之道所明之理”，進而“精求而會通”，就能進入世界文化之“大群”，自立於世界文化之林。如此方不致“為他群所群”，即不致為外來文化所湮沒。
許先生重點論述了《文通》詞類的兩級分類法及其普世性：《文通》先將詞分為實、虛二類，再進行實詞的分類等，這種兩級分類法，二十世紀中葉西方很多語法家（Randolph Quirk等）都採用過，只是他們的第一級分類是分出開放類和封閉類。
許先生探討了《文通》普世語法觀的可能來源。他將《文通》宗旨的表述及名詞、代詞、形容詞、動詞、狀詞的定義，與法國《普世唯理語法》進行了比較，發現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文通》又遠遠超越了《普世語法》。因此他說《文通》是根據普世語法的通理，經過十餘年的勤求探討，創作出的語法力作，並說“‘文通’一詞，不妨就解作普世語法”。
陳國華（ 1997 ）引用高名凱“（馬建忠）受了波爾—洛瓦雅爾（Port-Royal）理性主義語法學的影響”的話，就《文通》中70餘個重要術語與《波爾·洛瓦雅爾語法》（案：即《普世唯理語法》）進行了比較，認為“《語法》與《文通》在體系上大同小異，後者在某些方面（如指示代詞、靜字、連字的再分類）比前者更細密”。也談到“在對語言符號的看法上，《文通》和《語法》就有明顯和重要的不同之處”。他說：“一句話，《馬氏文通》是一部以普遍唯理語法作為理論基礎，摹仿西洋語法體系而充分注意漢語特點，非嚴格意義上的古漢語語法。”
但也有持不同見解者。董傑鋒（1984）說：“馬建忠認為各國語法‘大旨相似’，‘蓋無不同’，這是不正確的。這種不正確的認識，必然導致實踐上的錯誤，《文通》重詞法輕句法等就是違背漢語實際的毛病。”這種觀點和80年代前多數語法學者的觀點較為一致，他們認為：“語法，就其用共同的或近似的形態或語法成分來代表某種思想範疇來說，固然有其‘一般性’，但語言差異的決定因素，卻是語法的‘特殊性’。馬氏的錯誤在過於忽略語法的特殊性，而漢藏語系和印歐語系的語法本質差異又那么大，所以馬氏治學雖然謹嚴，在模仿拉丁文法的過程中，總不免有曲為比附的地方。”（註：陳士林《中國第一位文法學家》。）
3.《文通》的詞類理論及其對漢語詞類的研究
3.1《文通》根據意義劃分詞類
王冬梅（1996）認為，《文通》不照搬西方語言按照形態區分詞類的模式，提出與西語截然不同的按照意義劃分詞類的主張，這是馬氏充分注意漢語特點的表現。意義標準有時帶有決定作用。如：動詞兒化後有的成為名詞，有的仍為動詞。如何判斷呢？只能用詞義：代表一種物品名稱者為名詞，表示動作者為動詞。如：
蓋→蓋兒／畫→畫兒 （名詞）
玩→玩兒／顛→顛兒 （動詞）
劉永耕（1996）引述了《文通》關於名字、動字、靜字的定義後說：“這三個定義明確表述了（《文通》）劃類標準是概括意義。”又說：“馬氏說‘字無定義，故無定類。’就是說古漢語中詞絕大多數是多義的，這些多義詞未入句就無法限定為單義，因而就無法確定其詞性。這樣來討論‘字無定類’，完全符合古漢語實際。”
3.2《文通》不只根據意義劃分詞類
陳興偉（1996）認為，以往的《文通》研究者抓住其“義不同而其類亦別焉”的話，把“義”確認為辭彙意義，並以此為根據，說它僅憑意義劃分詞類，“這種看法帶有極大的片面性”。他的根據有二：其一，《文通》說：“凡字之有數義者，未能拘於一類，必須相其句中所處之位，乃可類焉。”（55）又說：“凡字有義理可解者，皆曰實字。即其字所有之義而類之，或主之，或賓之，或先焉，或後焉，皆隨其義以定句中之位而措之乃各得其當。”（《文通·序》）這表明《文通》的“義”包含兩個條件：A.上下的語義關係；B.句中所處的語法位置。其二，《文通》給虛字下的定義是“無解而惟以助實字之情態者，曰虛字”。既無解，即無義；既無義，便無法按意義來分類，只能依句中的位置（如助字在句末）等來分類。因此《文通》的“義”“沒有脫離句法功能，它交給我們的是一個意義與功能互融的分類原則”。
3.3《文通》究竟主張“字無定類”還是“字有定類”
歷來多數學者認為《文通》是“字無定類”說的始作俑者，說它把字類與句子成分機械地一一對應起來；A 類字只能充當甲種句子成分，如果由他類字充當甲種句子成分時，它就成為A類字了。 近年來有學人提出不同看法。
陳興偉（1996）認為，《文通》用字類和句子成分的對應關係確定典型詞類，但它並未停留於此。它已認識到名詞不僅可以充當主語、賓語，也可作定語，所以名詞作定語時，仍稱名詞（案：並不都是如此。在靜位元組，馬氏說作定語的名詞如“臣德”“堯服”的“臣”、“堯”是用如靜字的。199）；代詞作定語時（如“是心”的“是”）仍稱指示代字。繼《文通》之後，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只依詞充當何種句子成分定詞類，從而得出“依句辨品、離句無品”的結論。因此，陳興偉說：“實施詞類句子成分一一對應模式的是黎先生，而不是馬建忠。”另有學者說：“其實《文通》是主張字有定類的，正是立足於字有定類，他才提出了字類假借說。果無定類，還有什麼假借可言呢？”（註：何九盈《中國現代語言學史》。）
也有人仍認為《文通》是主張字無定類的，並探討了導致“字無定類”的原因。趙惜微、陳一（1987）認為，《文通》的“字無定類”說是從“一字多義”說出發的。由於馬氏擴大了“一字”的範圍，又擴展了“多義”的外延，便得出“字無定類”的結論。“一字”本指同一個詞，不應包括字形相同的兩個或幾個詞，而馬氏以“求之與，抑與之與？”為例，說“與之”的“與”和兩個句末的“與”是一字多義，顯然不妥。因為這兩個“與”是字形相同、意義毫不相干的兩個詞。“多義”本指一個詞有多種辭彙意義，然從《文通》所舉“多義”之例中，有指“無義可解”的虛字義與實字義為“多義”的（如指語氣助詞“與”和動詞“與”為“多義”）。此外，馬氏把類義的“義”和個別義（即詞典中同一個詞的不同義項）的“義”混而不分。當它說“一字有不止一義”時，似乎是指的個別義；而說“義不同其類亦別焉”時，似乎又指的類義。其實，古漢語中存在大量一字多義卻不多類的情況。再者，《文通》混淆了固有義之間的“義不同”與固有義和臨時義之間的“義不同”。如：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兩“將”是固有義之間的不同。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兩“門”是固有義與臨時義之間的不同（案：只是趙、陳兩位沒對固有義和臨時義作出明確界定，理解上可能會因人而異。）。
3.4《文通》的實詞虛化理論
劉永耕（1996）指出，由於馬氏具有相對科學的語言觀和研究方法，使他對古漢語虛詞的總體認識不斷加深，關於實詞虛化規律的揭示就是突出表現之一。馬氏認為虛字大多由實字虛化而來。《文通》說：“虛字概皆假借於有解之字（案：即實字）。”在論述“焉”字時說：“焉，代字也，及為助字，概寓代字本意。”（案：馬氏確實看到了實詞與虛詞間的聯繫與演化。除上所引“焉”字外，還有許多類似表述。馬氏沒有用“虛化”這一術語，多用“假借”一詞。如果說這些還不足以稱虛化理論的話，起碼可說馬氏已初具實詞虛化意識。）
4《文通》的句讀論
沈錫倫（1986）揭示了《文通》句讀論矛盾的根源，是“模仿與創新兩方面衝突的必然結果”。中國傳統的句讀是“凡經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是意義群和呼吸群”。而馬氏把它同印歐語的sentence、clause或phrase混合在自己的句讀理論中，勢必產生矛盾。讀既是吟誦時的停頓，便不牽涉語法結構的完整與否，也不必起詞、語詞兼備，而clause則是要兼有主語、謂語的，於是馬氏只好說讀也要有起詞、語詞。當他遇到起詞、語詞不全而又須稍作停頓的情況時，只好不顧界說，把不同於clause的結構也說成讀了，從而構成了一系列的矛盾。
5.《文通》的研究方法
5.1比較法。筆者（1988）對《文通》運用的比較法，作過考察。其法為三：
其一，共時比較。《文通》對時代相近、內容略同的《公羊》《穀梁》《史記》《漢書》等都就某些語法現象進行過比較，指出諸如“《公羊》之特筆”等專書語法特點。
其二，歷時比較。《文通》對表示自稱的“朕”、“臣”的歷史變化是這樣說的：“‘朕’‘臣’兩字，亦發語者自稱也，《書經》用之。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秦始皇26年，定‘朕’為皇帝自稱，臣下不得僭焉……古者‘臣’字亦對人之通稱，非如後世之專指臣下也。”（88）
其三，中外比較。《文通》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漢語與西語比較研究的產物。通過比較，發現漢語與西語之間的共性，也找出其差異，從而構建了漢語語法體系。全書進行中、西比較的文字有多處。如：“泰西文字……名、代諸字各變六次，中國文字無變也，乃以介字濟其窮。”（414）“惟其（案：指西語）動字之有變，故無助字一門。助字（案：指句末語氣詞）者，華文所獨。”（536）
5.2變換分析法。
於廣元（1988）認為，《文通》採用變換分析法，具體表現在“A猶雲B”或“A者B也”這類表述格式中。關於語法的變換，他談到3種：
1）動賓結構與主謂結構的變換。 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猶雲‘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有也’。”馬氏認為“有”“先後乎其止詞無定”。目前，現代漢語研究也作同類的變換分析，如“來客了→客來了”。
2）介賓短語在動詞前或動詞後的變換。如：“‘夫子言之， 於我心有戚戚焉。’猶雲‘有戚戚焉於我心也’。”馬氏說：“今先置者，亦以明意之所先也。”現代漢語研究中也有作類似轉換分析的：“他在郊區住→他住在郊區。”
3）雙賓語與動賓補短語的變換。如：“‘子噲不得與人燕。’ 猶雲‘子噲不得與燕於人’。”現在也有類似的變換分析：“他寄給老張一個包裹→他寄一個包裹給老張。”
此外，他還談到語義的變換、語用的變換等。
5.3層次分析法。
有的學者認為《文通》雖不自覺，但客觀上確實運用了層次分析法。如：
《孟·梁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民”，起詞；“恐”，其語詞。所恐者何？非第曰“王”也，乃“王之不好勇”也。故以“王不好勇”一讀為“恐”之止詞。“王”乃讀之起詞，“不好勇”其語詞也。“不”狀字，以狀“好”字也。
5.4《文通》的標註示例。
《文通》在給字（詞）、詞（句子成分）、次、句、讀下了23個定義（界說）後，對《史記·孔子世家贊》分別進行了詞類、次、句子成分和讀、句的標註示例。在講完句讀以後，又作了大量的分析示例。如：
1.余代讀外動孔氏名書名……
2.余主次，居首讀語詞，後置孔氏偏次，在先書讀之止詞，在賓次，又為正次，故後之……
3.余讀孔氏書此讀也，既以言“想見”之時與“想見”之由，皆所以狀“想見”也，故先之。想見句中語詞其為人自成為讀，乃“想見”之止詞……（64—66）
對馬氏的這種作法，許國璋（1991）給予很高評價，他說這表明馬氏“用力之勤和創業的膽識，真可稱中國語法勇敢的先驅！這裡面有西方文法教育的千年傳統。這個傳統在蘇聯一直保存著，五十年代初期傳到了中國的外語學科。學生須逐段逐句逐詞分析，苦則苦矣，而語言學到了手！學古漢語也是如此就好了”。
除上所述，還有學者對《文通》與漢文化、《文通》語法與修辭的結合以及《文通》中某些具體問題如詞（句子成分）、次等的研究。限於篇幅，難以盡述。
三
回顧百年來，尤其是近20年來《文通》研究的歷史，筆者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一個世紀以來對《文通》的研究與評論過程，體現了我國漢語語法研究與語法學批評不斷發展、不斷向更高科學水平攀登的過程。不論是80年代以前對《文通》模仿的批評與指責，還是近20年來對它模仿的理解與對它創新的肯定，都是積極的，都是對《文通》認識過程的必經階段而不可或缺。
陳望道把30年代中期以前的《文通》研究分為修正派與革新派，前者對《文通》進行諸多究詰打算予以糾正，後者更對它全盤否定，決心重起爐灶。但實踐的結果，革新派並未建立起新的漢語語法體系，修正派也未作出像樣的修正，拿它們幾部書的語法體系與馬氏體系相比較，會發現“面貌非常相似，除了小小的幾點外，幾乎完全相同”。（註：陳望道《〈一提議〉和〈炒冷飯〉讀後感》。）通過20年來的探索實踐，使大家不得不改變思路：先把《文通》的理論依據和體系來源摸清，對它的矛盾和猶豫不決，給以充分的理解與合理的解釋，總之，先讀懂它，再來評論它的是非優劣。並讓這種評論有益於日後的漢語研究。這正是80年代以後學界泰斗所倡導的《文通》研究新思路。這新思路的得來，離不開前期的實踐。從而再次證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然，這裡所說的真理，是指《文通》對古漢語詞類的劃分（9類）、句子成分的設立（7 個）以及古漢語語法體系的總體構建目前（而不是永遠）看來是大體（遠不是完全）合理的，它的研究方法也是較為先進和科學的。但真理是相對的。以往的實踐，使我們向真理跨進了一步；更高層次的真理——《文通》精華的進一步發現與吸納、對《文通》矛盾原因的更深入探討與解釋、《文通》缺漏的補苴及其失誤的勘正，一個更為完備的、科學的古漢語語法體系的建立，還有待於今後更好的科學實踐。
第二，《文通》雖只是一部古漢語語法著作，但對它的關注卻並不限於語法學界，政治領域、思想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孫中山、梁啓超、嚴復等，都對它進行過評論與推薦。80年代後，不僅漢語語法學界研究《文通》，以外語教學與研究為主業的學者也加入到《文通》研究的行列中來，他們以其兼通中、西語言和熟悉國外語言研究動態的優勢，拓寬了《文通》研究的領域。如果說80年代以前的《文通》研究基本上囿於詞法、句法的話，80年代以後的研究還涉及《文通》的語言哲學、語法觀、語法研究與修辭研究的結合、研究方法，以及《文通》與漢文化等等。其中，對《文通》語言哲學與語法觀——普世唯理語法的研究，尤為令人矚目。它將使學界對《文通》體系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有一個新的認識，引發學人對這個問題的新的思考；它將使學界對《文通》模仿“葛郎瑪”問題用全新的眼光重新審視：各種語言間既然存在共性，在漢語語法體系初創時，參照西方已有語法，將那些帶有共性的東西“拿來”為我所用，的確不失為一種聰明之舉和有效方法。當然，普世語法觀在強調諸語言間存有共性的同時，也並不否認諸語言間，尤其漢語與西語間，在語法上又各有個性；這種個性是得以劃分為各種語言的重要依據，是各種語言的特徵所在，是無法彼此模仿的。應該說，馬建忠在寫《文通》時是看到了這一點的。他在《後序》中說，他除了“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外，還從大量的古漢語語料中尋找自身的語法規律，求其與西文“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事實上，他確實也幾乎沒有遺漏地揭示了“華文所獨”的古漢語語法規律。戚雨村（1992）在重新審視《文通》以後說，馬建忠清楚地認識到“漢文與西文之間有共同點和不同點，擺正了語言研究中共性與個性的關係”。這個評價總體說來是中肯的，但在具體問題的分析和處理上，《文通》還有不少失當之處和自相矛盾的地方。這裡牽涉到一個漢語與西語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範圍記憶體在共性，因而是可以仿效的；哪些地方又是漢語的個性所在，因而是無法照搬西語的，即使搬來也會是蹩腳的。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與合理解決，不僅會使《文通》研究前進一大步，對建立一個更科學的古漢語語法體系也會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80年代以後的《文通》研究，除了拓寬領域外，對原有的一些論題，如詞類理論與詞類劃分問題等，研究也更趨深入，提出不少新觀點和新論據。
第三，我們對《文通》不應是“把它當作考古學標本”來研究，而是要以它為借鑑，更好地促進今天的語言研究，去解決那些急需解決的卻迄今未能解決的問題。比如，迅猛發展的中文信息處理、語文教學、詞典編纂工作等，都迫切要求語言學界儘快地科學地解決漢語詞類問題：不只是漢語應設幾個詞類的問題，這個問題目前看來爭論不大；“而詞類轉變是相當複雜因而爭論也比較多的問題。”（註：見《漢語語法分析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首先見於《馬氏文通》，它稱為“字類假借”。但仔細研究會發現，我們目前所討論的兼類與活用，跟《文通》的“假借”內容並不完全吻合。下面列表分項對照說明《文通》“字類假借”的內容和今天的一般看法：
標號 《文通》的字類假借 現在的一般看法
A 名借靜 不知鞍馬之勤 形容詞的名物化
B 名借動 聖賢之能多 動詞的名物化
C 名借狀 天之蒼蒼 動詞的名物化
D 動借公名 使之年 名詞活用作動詞
E 動借本名 爾欲吳王我乎 專有名詞活用作動詞
F 動借代 相與吾之 代詞活用作動詞
G 動借靜 老吾老 形容詞活用作動詞
H 外動借狀 甚鄭伯之處心種慮 形容詞活用作動詞
I 內動借狀 而視茫茫 形容詞作謂語
J 靜借名 臣德 名詞作修飾語
K 靜借動 吾國 代詞作修飾語
L 靜借動 飢色 動詞作修飾語
M 靜借狀 腹猶果然 形容詞作謂語
標號 說明
A
B
C “蒼蒼”非狀字，為靜字
D
E
F
G
H “甚”此非狀字，為靜字
I “茫茫”非狀字，為靜字
K
K
L
M “果然”非狀字，為靜字
從上表看，除C、I、M幾項屬於馬氏劃類不當姑且不論外， 現在一般認為屬於詞類活用的只有D、E、F、G這四項，是他類詞活用作動詞的；另有A、B兩項，現在一般認為是動詞、形容詞的名物化。至於名詞、代詞、動詞作修飾語的J、K、L三項，現在一般人並不認為是詞類轉變。呈現這種錯綜複雜情況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討。
此外，詞類的二分法，第一次如何分，也不是沒有問題。《文通》是分成實字、虛字兩大類，被不少學者贊為“首創”並沿用至今。呂先生在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後說：“看來在‘虛’、‘實’二字上琢磨，不會有明確的結論；虛、實二類的分別，實用意義也不很大。倒是可列舉的詞類（又叫封閉的類）和不能列舉的詞類（又叫開放的類）的分別，它的用處還大些。”（註：見《漢語語法分析問題》。關於各家對實詞、虛詞的劃分，參看拙著《馬氏文通與中國語法學》〔5·9·3〕節。）這種第一層先分為封閉與不封閉兩大類的主張，倒與某些西方語法的分法相吻合。足見模仿未見得不好，只要它對路。
還有主語、賓語問題，雖不少看法漸趨統一，但遠沒有解決。先說主語。問題的焦點是話題是主語，還是施事者是主語。《文通》在這個問題上時此時彼。他有時說“言其行所自發者曰起詞”（247 ）或“動靜之情……所從發者，起詞也”（636），這是指施事者； 有時又說“凡以言所為語之事物者，曰起詞”（56），這是指話題。在實際分析上，也時有矛盾。如“王者莫高於周文”。馬氏不把“王者”這個話題看作起詞（主語），而是解作“在王者之中”，從而看作偏次。而對“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馬氏卻說：“‘夫顓臾’三字冒起，一若起詞者然。”似乎是以話題為主語的。賓語問題，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受事為賓語呢，還是動詞後面的體詞性成分為賓語？《文通》徘徊於兩者之間。有時說“凡名、代之字，後乎外動而為其行所及者，曰止詞”，這是指受事；有時又說“語詞而為外動字者，則止詞後焉”，這又像是把動詞後體詞性成分看作賓語的。在實際分析上，馬氏也常陷於矛盾中。“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馬氏說“所……者”為“有”的止詞，並說此句無起詞，可見是把受事作賓語的。但對“君三泣臣矣”，認為“泣”是內動用作外動，並說“臣”是止詞。其實“泣臣”是“為臣泣”之義，“臣”並非受事。至於他說“逃王”（使王逃）的“王”是“逃”的止詞，就離“受事為止詞”的主張更遠了。馬氏在主、賓語觀點上的矛盾，在分析某些句子時會出現尖銳的對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如照話題為主語來分析，“聖人”應為主語，但馬氏卻說它是前置的止詞（賓語）。
總之，需要研討和解決的問題還很多。上文所述80年代以後《文通》研究涉及的一些問題，都還有待深入。《漢語語法分析問題》中所談問題，給《文通》研究和整個漢語語法研究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和具體的任務。
【參考文獻】
〔1〕董傑鋒 1984《〈馬氏文通〉與〈新著國語文法〉說略》，《遼寧大學學報》，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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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海棻1988 《〈馬氏文通〉的研究方法及其影響》，《吉安師專學報》，第4期。1991《〈馬氏文通〉與中國語法學》，安徽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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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於廣元 1988 《試談〈馬氏文通〉的變換分析》，《揚州師院學報》，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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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蔣文野 1995 《〈馬氏文通〉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0〕劉永耕 1996 《〈馬氏文通〉對漢語詞類研究的貢獻》，《福建師大學報》，第1期。
〔11〕王憲明 1996 《介紹嚴復為〈馬氏文通要例啟蒙〉所作的序》，《清華大學學報》，第2期。
〔12〕陳興偉 1996 《〈馬氏文通〉詞類理論再研究》，《古漢語研究》，第2期。
〔13〕王冬梅 1996 《論〈馬氏文通〉對漢語詞類研究的理論貢獻》，《徐州師院學報》，第3期。
〔14〕陳國華 1997 《普遍唯理語法和〈馬氏文通〉》，《國外語言學》，第3期。
編輯推薦
《馬氏文通(珍藏本)》收集子大量的古漢語例句，在中國現代學術史和中國出版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馬氏文通》於189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中國第一部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系統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術專著，堪稱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之作，在中國現代學術史和中國出版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收集了大量的古漢語例句，大約有七千到八千句。
目錄
第一冊
卷一 正名
界說：
卷二 實字
名字二之一
代字二之二
指名代字二之三
接讀代字二之四
詢問代字二之五
指示代字二之六
第二冊
卷三 實字
主次三之一
偏次三之二
賓次三之三
同次三之四
靜字三之五
滋靜三之六
表詞三之七
論比三之八
卷四 實字
外動字四之一
受動字四之二
內動字四之三
同動助動四之四
無屬動字四之五
第三冊
卷五 實字
動字假借五之一
動字辨音五之二
動字相承五之三
散動諾式五之四
卷六 實字
狀字諸用六之一
狀字假借六之二
狀字諸式六之三
狀字別義六之四
第四冊
卷七 虛字（介字）
之字之用七之一
於字之用七之二
以字之用七之三
與宇之用七之四
為字之用七之五
由用微白諸字七之六
卷八 虛字
提起連字八之一
承接連字八之二
承接連字八之三
轉捩連字八之四
推拓連字八之五
第五冊
卷九 虛字
傳信助字九之一
傳信助字九之二
傳信助字九之三
傳信助字九之四
傳疑助字九之五
合助肋字九之六
嘆字九之七
第六冊
卷十句讀
象一起詞
象二語詞
彖三止詞
彖四轉詞
彖五頓
彖六讀
彖七句
序言
本書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漢語語法著作，奠定了漢語語法研究的基礎。作者以典範的文言文為研究對象，取材於四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及韓愈詩文，例句達七八千。 該書適合於研究中國語法學史的讀者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