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簡介
《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真德秀編。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錄。是集分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類，錄《左傳》、《國語》以下，至於唐末之作。（案總集之選錄《左傳》、《國語》自是編始，遂為後來坊刻古文之例。）其持論甚嚴；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劉克莊集》有《贈鄭寧文》詩曰：“昔侍西山講讀時，頗於函丈得精微；書如‘逐客’猶遭黜，辭取‘橫汾’亦恐非。箏笛焉能諧雅樂，綺羅原未識深衣；嗟予老矣君方少，好向師門識指歸。”其宗旨具於是矣。然克莊《後村詩話》又曰：文章正宗初萌芽，以詩歌一門屬予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為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弗取。余取漢武帝《秋風辭》。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辭為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懷佳人兮不能忘”，蓋指公卿扈從者，似非為後宮而設。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收，詳其詞意，又若有所不滿於德秀者。蓋道學之儒，與文章之士各明一義，固不可得而強同也。顧炎武《日知錄》亦曰：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異《唐風·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風·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轄，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為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刊落，必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得為代，毋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所論至為平允，深中其失。故德秀雖號名儒，其說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於天下歟。然專執其法以論文，固矯枉過直，兼存其理，以救浮華冶盪之弊，則亦未嘗無裨。藏弆之家，至今著錄，厥亦有由矣。《續集》二十卷，皆北宋之文，闕詩歌、辭命二門；僅有敘事、議論，而末一卷議論之文，又有錄無書，蓋未成之本，舊附前集以行，今亦仍並錄焉。
內容提要
真德秀在其編撰的《文章正宗》一書中，選錄、評價了大量漢代及漢以前的公文，透過他的點評我們可以略窺其對公文的一些認識。在公文的寫作中要處理好內容與形式的關係；對公文的分類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同時他還對春秋和漢代公文的特點進行了總結。
作者簡介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世人稱西山先生，福建浦城人。慶元五年（1199年）進士，授南劍州判官，繼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府。召為太學正，遷博士。歷知泉州、福州，入為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而卒，諡文忠。真德秀一生私淑朱熹，對程朱理學的政治化起了關鍵的作用，為官幾近三十年，留下了許多有關時局和政變的奏疏。在其編撰的《文章正宗》一書中，選錄了大量的公文，並對這些公文進行了點評，希望能夠為後人所借鑑。透過其對公文的選擇、分析，今天仍然可以探析其在公文方面的認識。本文正是以此為出發點，希望在這方面作一番嘗試。
評述研究
一、對公文“體”與“用”關係的認識
從文字和國家產生以來，公文作為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工具就一直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這些變化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文種日趨繁多。但是不管文種如何複雜多變，都要體現公文所要表達的內容。文種的形式是外在的也就是“用”的層面；文種的內容的變化是內在的也就是“體”的層面。真德秀在長期的公文實踐中對於這個問題有著非常深刻的認識。在傳世的《文章正宗》中所選論的歷史公文，以辭令、議論為多，其中有周王與諸侯之間的詔誥，也有春秋諸侯往來的外交文書，更不乏西漢時期的皇帝詔書。通過這些公文的點評，對於公文的擬寫，真德秀表達了其“以體為主”，“體”決定“用”的認識。
真德秀作為朱熹之後，理學的重要繼承者，尤其是在理學衝破慶元黨禁走向政治化方面功不可沒。作為程朱理學的重要繼承人當然也是要堅持“體”，“用”關係的。公文作為一種重要的工具，在上傳下達的過程中也是要講“體”、“用”關係。從《文章正宗》的選文標準來看，真德秀就是堅持以“體”為主線的。
“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1〕當然，“體”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在宋明理學中“體”具有以下的含義，其一，事物本來所具有的樣子和狀態，其二，事物存在和發生的根據所在。從真德秀的相關文章來看，他所指的“體”更側重於後者。在真德秀對公文的評論中“體”很大程度上就表現為當時的各種“禮”，禮是各種等級規範的總稱，如《儀禮》、《禮記》中對古代的禮儀制度有著詳細和全面的記載。
人類社會主要的內容就是要處理各種複雜的關係，使得不同的群體及個人能夠符合各自的行為，不破壞社會的平衡。公文層面上的“體”與“用”的關係在真德秀看來主要表現為公文的文種、修辭要符合當時社會“禮”的要求。如真德秀在《文章正宗》卷一，《王子朝告諸侯》中的按語所述的那樣“伯仲叔季總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乾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又“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杜氏曰：‘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尹氏召伯毛以，子朝奔楚。按子朝乃周之庶子不當立，其告諸侯皆飾辭也。”〔2〕從公文的角度來看，真德秀所談到的便是公文的使用不符合“禮”的規範。子朝作為周的庶子，按理是不該立為王的，而在周末這樣一個禮樂鬆弛的時代，子朝由尹氏立為王雖不符合王制的規範，但也是很常見的現象。按照周代的禮儀制度，立王需由周天子宣布。既然子朝為王，本身不符合禮，子朝又以王的身份告諭諸侯，就更不符合禮的規範了。於是這篇告諭的合理性就遭到了質疑。真德秀在這裡談到了公文的使用一定要符合使用者的身份，如果不符合使用者的身份，胡亂的發文，即使文辭優美，又能有什麼作用呢？
同樣的例子還體現在真德秀對劉邦所頒布的《赦天下令》點評中。他說：“五年，時方平項籍，未即位，故不言詔。”劉邦在此時還沒有稱帝，這時他所使用的文體是“令”而不是“詔”，這是符合“禮”的。從相關文獻的記載來看：“令”的使用當有較長的歷史，《文心雕龍·詔策篇》提到“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3〕可知，“令”書在諸侯中使用相當廣泛。及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為了體現皇帝的獨一無二，在公文方面也進行了規範，將命改為制，令稱為詔書。至此，“詔”書成為皇帝專用的文書。劉邦針對當時的情況選擇了諸侯普遍使用的“令”體來布告天下，是符合當時他的身份的。到了漢代，皇帝文書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今天我們仍可以在東漢的蔡邕《獨斷》中看到關於皇帝文書的相關論述：“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詔書者，詔告也，有三品。”〔4〕這這當然是劉邦之後的事情了，但也說明了皇帝文書的變化情況。
真德秀在總結春秋時期公文的特點是也對“體”與“用”的關係作了總結。他提到“東萊人呂舍人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破切，而意亦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侯往來之辭與當時群臣先相讓語蓋觀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5〕公文的主旨和內容與公文的修辭之間應該注重公文的內容，突出公文的主旨，哪怕語言簡單，不是十分注重修辭又有什麼妨礙呢？真德秀認為《左傳》所選錄的公文在內容和形式的處理方面可以說是一個典範。
二、對公文分類現象的認識
面對公文的複雜現象，歷代都有一些學者試圖對此進行分析，希望能夠釐清這種變化的來龍去脈。關於最早之公文分類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統一的界說。甲骨文中是否有公文文種之分類，由於材料的限制尚無定論。有的學者認為《尚書》中公文之分類可以看著是較早的。《尚書》是古代檔案史料的彙編，是關於當時王的言論的記錄之匯總和保存看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其中對公文按照典、謨、訓、誓、誥、命等進行了分類。從秦始皇而下，廣義的公文可以明顯地劃分為兩大類別：其一，官文書，主要是各個級別的官吏使用的文體；其二，皇帝文書。在上古之時，皇帝文書與官文書之間的劃分還不是十分明顯，故早期公文分類還是以對“王”、“皇帝”書的分類為主的。對這樣的問題，真德秀是如何看待的，通過其在《文章正宗》的論述，我們可以大體可以得到以下方面：
1、真德秀認為《周禮·大祝》中所涉及的文種的分類，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為“王”言，另一類為以王的身份發表的言論。
按周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辭，鄭氏曰辭謂辭令；曰命，謂裨諶草創之命；曰諾，謂康誥，盤庚之屬；曰會，謂胥命於蒲之命；曰禱，謂如衛太子戰禱；曰誄，謂如哀公誄孔子之誄。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御史掌贊書若今尚書作詔文。〔6〕大祝將公文劃分六大類：辭、命、諾、會、禱、誄等，這六種文體是適合不同的場合下使用的，這種分類也體現了周代公文使用的一個側面。
2、結合《尚書》的記載來看，真德秀認為其中有三種是符合《周禮》中關於“王言”體的，分別是：誥、誓、命。“以書考之，其可見者有三：一曰誥，以之播告四方，《湯誥》、《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康王之誥》是也。二曰誓，以之行師誓眾，《甘誓》、《泰誓》、《牧誓》、《費誓》之誓是也。三曰命，以之封國命官，《微子》、《蔡仲》、《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是也，他皆無傳焉。”〔7〕真德秀認為《尚書》中的“誥”、“誓”、“命”體是符合大祝有關公文的分類情況的，其他“辭”、“諾”、“禱”、“誄”則不見於《尚書》的記載。從《周禮》的成書情況來看，當在《尚書》之後，《周禮》中所記載的《尚書》之外的內容也是符合歷史的，這也正好說明了公文文體是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發生變化的。
3、真德秀認為周官大祝中所記載的六種文體中，以王言最為重要。這也體現了他對王命文書的重視程度。“意者王言之重惟此三者，故聖人錄之以示訓乎。漢世有制、有詔、有冊、有璽書，其名雖殊，要皆王言。文章之施於朝廷，布之天下者，莫此為重。故今以為編之首。”〔8〕，真德秀認為雖然後代之公文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就以漢代為例，皇帝之文就有詔、冊、璽書，但是這些都是記載王言的，在公文的發展中也是根本的。從真德秀所編撰的《文章正宗》的實際情況也體現了這種思想。《文章正宗》卷一，就選擇了周天子告諭諸侯之書，《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襄王止晉殺衛侯》、《定王辭鞏朔獻齊捷》等。後世之公文的變化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從王命文書的變化來探尋其根源。他在《文章正宗》的序言中也提到了“正宗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這樣我們自然也就可以了解為什麼真德秀如此重視王命文書，並把這類公文冠於全書之首的原因。
三、對公文的特點的認識
公文的特點包括公文風格，文體特徵等方面，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對這方面的內容也有了一定的認識。
1、真德秀對春秋時期的公文的特點進行了總結。他認為這個時期的公文具有文辭相對簡單，但是內容直接，內涵豐富的特點。如他對《左傳》中記載的公文情況進行評論時提到“按左氏辭命，有其辭甚約，而足以服諸侯者，如諸侯之大夫，如晉葬平公，既葬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然在衰服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䘮禮見是重受吊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真可謂善與賓客言者矣，以其僅數語故不錄他放此。”〔9〕
2、真德秀對西漢時期的詔令文書進行了評價。真德秀認為漢代的詔冊具有體恤百姓，簡嚴之美。簡嚴就是說其篇幅一般都較為短小，但是論證嚴密，邏輯清楚，內容豐富。
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如文公之說。自後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惻怛憂民之實意，而辭氣藹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故去其可去者，而錄其可錄者厘為四條，以為代言之法。〔10〕
漢代的詔冊在孝、武帝以後逐漸出現了浮華、，重視詔的內容，這種情況在東漢的光武帝時期得以轉變。“按孝武以後詔令浮文多而實意少，至光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尤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之將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11〕
同時，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真德秀也對對漢代皇帝文書做了分析，這些內容包括皇帝文書的種類，形制、用途等方面。“以上皆詔，凡百二十首，按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縣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雲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放此。今所輯以詔書為首，策書次之，璽書又次之，誡敕語多簡故闕。〔12〕
3、真德秀對魏晉以後的公文進行了總結。他認為魏晉以後的公文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公文流於形式，辭藻華麗，沒有實際的內容。“蓋魏晉以降，文辭猥下，無復深純溫厚之指。至偶儷之作興，而去古益遠矣。”〔13〕故而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一書中不錄魏晉以下的公文，這也是遵循其對公文的看法的。
4、真德秀對議論文體進行了總結。首先，他認為，公文中議論文體在起初沒有固定的格式，形式較為多樣。它可以是君臣之間的對話，也可以用於師友之間的切磋。凡是秉筆而書的都可以是議論體。“按議論之文，初無定體。都俞吁咈，發於君臣會聚之間。語言問答，見於師友切磋之際。與凡秉筆而書，締思而作皆是也。”從《文章正宗》議論類的選文情況來看也體現了這一特點。所選的有“諫”，〔14〕如：《召公諫監謗》、《祭公謀父諫征犬戎》、《仲山父諫立少》；有“論”，如《內史過論晉君臣》、《晉伯宗論伐狄》；有“請”，如《聲子請復椒舉》、《郤缺請歸衛地》。類似的文種還有許多。其次，議論文體還是以經典為根源的。後世人要了解議論體的發展情況，當以經典為鑑。議論之文“大抵以六經語孟為祖。…則告君之體，學者所當取法。”〔15〕真德秀作為南宋儒學的重要人物，對於經典是高度重視的，在公文的淵源上，他同樣也堅持了這樣的看法，認為上古時期的經典，足以令後世所取法。
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對公文的認識雖然並不是很全面，但是卻有獨到之處，這也是其在長期的公文實踐的基礎上歸納和總結出來的，對這些內容進行歸分析，豐富了真德秀的學術思想，使後人對其的認識和評價能夠更加全面和翔實。
參考文獻：
〔1〕、〔6〕、〔7〕、〔8〕、〔13〕（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頁.
〔2〕（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9頁.
〔3〕陸侃如：《文心雕龍譯註》，齊魯書社，1981年版，第247頁.
〔4〕(明)程榮《漢魏叢書》之《獨斷》，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頁.
〔5〕（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5頁.
〔9〕（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4頁.
〔10〕（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5頁.
〔11〕（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4頁.
〔12〕（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0頁.
〔14〕、〔15〕（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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