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
漢語修辭漢語與修辭
修辭運用語言（包括它的書面形式即文字）的特點，同時也受語言特點的制約。漢語的語素以單音節的為主，詞以單音節的和雙音節的為主，而漢語又是非形態語言，沒有詞形變化的約束。這兩個特點，一向被充分運用於修辭，反映在如下幾個方面。
①語言單位的組合靈便。《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本是形容詞，這裡第一個“老”當動詞用，第二第三個“老”當名詞用。現代漢語中某些說法如“他鐵了心了”，“母親情詞懇切的來信溫暖了她被多次挫折冷透了的心”等等，都有濃厚的修辭色彩，描寫景物，抒發感情，都有明顯的特殊效果。“鐵”原本是名詞,“溫暖”是形容詞,“冷透” 是短語性的詞,在這裡所舉的例句中都帶了賓語，這正是漢語的特點提供的便利。
不僅實詞,虛詞也可以產生修辭效果。唐代韓愈的名句“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個句子裡,可以只用第一個“而”，後面不再重複它，或者重複用三個“而”，二者使句子在節奏快慢,語調舒暢或遲滯等方面有差異,從而在聽者或讀者的心理上引起的反響不同。韓愈用了後一種說法，使人感受到他當時的沉鬱心情。現代漢語的某些虛詞在有些場合也有修辭作用。比較:“你放心,我不會讓他逃掉。”“你放心吧,我不會讓他逃掉的！”用不用“吧”和“的”表示不同的語氣。
②非常容易組合成音節數目相同而結構上平行的語句，通常稱為對偶。並且很容易押韻。大量運用整齊押韻的語言結構是漢語修辭的特色之一。《詩經》、《楚辭》有大量整齊、對偶、押韻的句子，就連先秦諸子和史傳的散文里也夾用了不少。從古及今，無論口頭上還是書面上，無不大量使用。魏晉南北朝時期甚至產生了一種全篇整齊、對偶押韻的文體──駢體文。啟蒙的識字教材和閱讀教材也大量使用。各行各業往往各有自己的一套口訣，都是整齊押韻的，如醫藥有“湯頭”歌訣，珠算有“九九”歌訣，打拳練功的有拳訣，例如最普及的“八段錦”歌訣，等等。這些，至少有容易上口記誦的作用，有的還能起些概括性強，以至諧趣幽默的作用。許多諺語俗語，這後一種作用就非常顯著。在封建社會，官府的公文書，通令告示，以及訴狀判詞之類，也大量運用。後來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的蘇區、解放區，掃除文盲，普及教育以及政府公告等等也常用，主要是為了易於記誦傳播，對於識字不多的民眾很有便利之處。在生活和各種實際工作中這樣大量使用整齊、對偶、押韻的語言形式以達到特定的目的是漢字特點提供的一種獨特的實用性修辭手段，為別種語言社會中所少見（見修辭格）。
③漢語裡陸續出現並且積累了數量可觀的“四字成語”，這些成語中絕大部分富於顯著的修辭效果。從修辭的角度對漢語成語進行深入研究，是漢語修辭學中重要課題之一（見成語）。
除上述幾個大的方面之外，運用漢字的特點還產生了若干特殊的修辭技法，如回文、頂針、諧音雙關，等等（見修辭格）。
漢民族文化傳統與漢語修辭
漢語修辭修辭與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有密切的關係。這裡所謂文化傳統，包括由種種因素形成的民族心理特徵，思維習慣，哲學觀點，審美觀點，以及反映這些特徵、習慣、觀點的各種文化成就。
①在漢語修辭中大量用“比”，用得多，用的方面廣。“比”的方式有種種，總的就是不直說，而以此喻彼，讓聽者或讀者自己去理解。一般修辭學上講的“明喻、隱喻、借喻”等都是“比”，就連“誇張”、“移就”等，往往也是“比”或者包含有“比”的因素；各種成語，許多都是“比”的運用。大量的、多方面的用“比”，反映漢民族文化傳統的一個側面。有些比，許多年來長期使用，幾乎成了一種定型的慣用語，甚至濃縮成為一個常用詞，如“推敲”、“琢磨”等。在漢語辭彙里有一部分詞，實質上就是用比的方法構成的。這樣的詞並不是先有一個基本義或本義，然後才孳生出來一個比喻義（如“扣帽子”的“帽子”，“背包袱”的“包袱” ）,而是即以比喻義為本義的,如"蠶食"、“鯨吞”、“瓜分”、“席捲”、“囊括”、“海碗”、“海量”、"童心"、"水蛇腰"、“八字腳”、“漆黑”、“焦黃”等。動詞、名詞、形容詞各類里都不少。不少文章整篇是一個比喻，用來闡明一種道理。這個事實是漢語用比特別多的一個有力證明。喜歡用比，善於用比，既是民族智力和語言素養的反映，也有某些社會歷史因素，並且產生某些社會影響。歷代很多關於婉言進諫，以至象《史記·滑稽列傳》中那些俳優用幽默的比況向君主進諫成功的例子。同時, 探求“弦外之音”，向字裡行間揣測含有什麼深文大義，以至流於牽強附會的風氣也很盛。《詩經》里不少民歌以及歷史上其他一些狀物抒情的詩文被解釋成為稱頌在上者的事情很多；被解釋成為諷刺在上者因而遭受貶謫以至釀成文字獄的事例也不少。這種風氣，一直影響到現代。藉助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義學的研究方法對漢語修辭的這種習尚進行研究，是漢語修辭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領域。
②以整齊、對稱為主,以參差錯落為輔的審美觀,在民族文化傳統的好些方面有所反映,例如音樂、繪畫、雕塑、建築等。修辭，特別是書面語言的修辭，具有同樣的特點。無論詩、賦、詞、曲、各體散文,都是一樣,既見於整首、整篇的總的結構，也見於段落語句的局部組織。不僅古文如此，而且從早期的比較接近口語的白話散文小說，包括中短篇的所謂話本小說和長篇的所謂章回小說，直到“五四”運動之後，以至目前，各體散文都已使用白話，這種整齊對稱和參差錯落相間雜的特點，始終明顯地存在。這是一種具有民族特點的審美觀在語言運用中的反映。探討這種審美觀的形成，是美學研究對象之一。
③在漢民族文化傳統的許多領域中，廣泛運用一種樸素的辯證觀點。事物被認為是包含著兩種對立因素的統一體。這兩種因素被概括為“虛”和“實”兩個範疇。“虛”與“實”的關係被說成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相生"。修辭,同樣運用這種觀點。無論詩、文，都有“虛寫”和“實寫”之分。整首，整篇，有虛寫部分和實寫部分。虛的部分和實的部分相資相生，相輔相成，或足以引起讀者的懸念，或有助於讀者理解而又節省筆墨，或足以引起讀者深思與感情上的共鳴。在語言表達中有意識地運用“虛實”觀點，取得某種效果，這是漢語修辭的又一個特點。
漢語修辭學中的兩個基本觀點
歷史上,漢語修辭學專著極少,直到20世紀初葉之後才漸漸增多。在歷代的各種論著中，有關修辭的論述並不少見。集中起來,可以看出,有兩個基本觀點是從古到今一脈相承的。
①自古以來，有關語言表達的有兩組概念。一組包括“道，義，理，情，志，意”等，都屬於思想、感情之類， 也就是表達的內容方面； 另一組包括“文，辭，章，文辭，文章，辭章”等，都屬於言辭組織之類，也就是表達的語言形式方面。前者概括稱之為“質”，後者概括稱之為“文”。總的要求是“質文相資”，也就是形式和內容要相適應，相協調，相輔相成。其後，在“質”的方面,逐漸突出了“道”,於是有“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等說法。再後，又有“義理,辭章，考據”的說法，針對往往陷於空疏說教的所謂“道”，改為突出“義理”，並且加上“考據”或“考證”，實指清代經學家的考證之學，也泛指踏踏實實的作學問，實際上仍是兩個方面：內容(義理、考據)和形式（辭章）。到當代，就直截了當地說成“內容決定形式”，“形式與內容統一”。無論對“修辭”兩個字作怎樣的解釋，都離不開語言的運用。語言的運用要為表達內容服務。這是漢語修辭古今一貫的主導的基本觀點。
②文體、風格、技法三者可以分別研究，但以聯繫、統一為主，著重對全詩、全文的考察，重視三者的相互作用。這裡所謂技法，主要指現在所說的 “ 修辭格”，還包括別的一些運用語言的方法在內。《文心雕龍》除了講文章的起源和作文的基本原則之外，既講文體，也講風格，也講技法。曹丕的《典論論文》更是明確的講技法和文體、風格的關係的。宋代陳騤的《文則》，講技法比較多，也講了文體和風格。王構的《修辭鑒衡》是20世紀之前唯一用“修辭”命名的一部書。他引《珊瑚鉤詩話》中的一段話，列舉了幾十種不同的文體，並多處講到了風格和技法。很明顯，王構認為“修辭”是文體、風格、技法三者的綜合。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也兼論文體、風格和技法。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運用了現代語言學的若干理論，運用了比前人的論著更為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內容上，則依然是文體、風格、技法三者綜合論述的，儘管技法方面的修辭格分析論列最為詳備，文體雖涉及，沒有列為專題來講。陳望道自己評論《修辭學發凡》時，說它“沒有深入地談文體”，是不足之處，可見，他也認為研究文體是修辭學分內的事。
文體、風格、技法三個方面需要綜合研究，這是自古及今治漢語修辭學的一個共同一致的基本觀點。
漢語修辭學的歷史發展
①修辭有社會性和歷史性。從文字記載日漸豐富的先秦時代起直到20世紀初，社會性質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文化生活也不會有本質的變化。但是，兩三千年那么長的歷史，在社會性質基本不變的條件下人們的風俗習慣必然也會有些變化發展。這種變化一定會反映到文化生活，包括文藝創作和修辭習尚中來。
宋、元、明、清四代,市民文學有很大發展,從“說話”（後代稱為“說書”）起，逐步有了多種類型的講唱文學，有了相當發達的戲曲和長篇章回體小說。文學的發展，必然對修辭的發展有影響。這些文學形式在語言上不同程度地向口頭語言（白語）靠近。這些新的文學形式（有的論著中稱之為俗文學）不再只是寫出來供人閱讀，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了口耳之事，要好講，好唱，讓儘可能多的各階層的人，包括文盲，能夠聽得懂。這種作品寫出來也要讓“略識之無”的人大概能看得懂。這些特點無疑會產生若干新的修辭手段。從文藝學的角度研究這些新的文學形式的已經很不少，並且取得了成果。但專門從修辭學角度來研究的，至今似乎還是個空白。漢語修辭研究者需要在這方面加以彌補。
②從古代到近代，研究漢語修辭的都忽略了口頭語言和俗文學裡的修辭現象，研究對象都是書面上的詩賦詞章史傳典籍中的“ 雅言 ”。兩部影響最大的著作是：
劉勰的《文心雕龍》成書於公元6世紀初年,南朝齊末梁初，共10卷，50篇。第1卷的5篇，總論辭章的本源和基本原則，發揮了《質文相資》的基本觀點。第2～5卷的20篇，列出了20種文體，其中既有詩、賦等文學體裁，也有史傳、論說,以至詔策、奏啟等實用文體,每種文體既敘其源流，也品評了前人的作品。第6～8卷的15篇講風格和技法，其中包括如現在所說的辭格。以下兩卷10篇講對辭章的鑑別，其中《時序》篇提出了辭章與社會的關係。這是一部承前啟後的巨著。它是先秦以來探討辭章之學的總結，開此後1000多年研究辭章之學的先河。
陳騤的《文則》成書於南宋乾道六年(1170)。它把比喻細分為直喻、隱喻、類喻、詰喻、對喻、博喻、簡喻、詳喻、引喻、虛喻10類，是古代修辭學著作中講比喻講得最為詳備的。它不只講應當怎么樣，還講了不應當怎么樣，或者在什麼情況應當怎么樣。它講到用語要注意搭配得當，避免語病，以至講到語助詞的修辭表達效果。這些都是對《文心雕龍》以下有關修辭學的各種著作的重要補充，並且影響到後世以至現代。有人認為《文則》是歷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實的修辭學專著。
從北宋歐陽修的《六一詩話》開始，經宋、元、明、清四代，陸續出現了一大批詩話、詞話、文話一類的著作和論述文章作法的著作，雖然其中有很多蕪雜庸劣之作，但是也有不少精到的見解，特別是在修辭技法方面。
③20世紀初葉，“五四”運動前後，漢語修辭學的研究有了一個重大的發展和突破。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引進或參考了歐洲和日本的修辭學，開始建立了系統的漢語修辭學學科，並且在有的高等學校開設了修辭學課程；二是逐漸有了專以現代白話文為研究對象的現代漢語修辭學。從20～30年代，陸續出現一批修辭學專著。可舉以下3種為代表：
唐鉞《修辭格》(1923)。主要參考了歐洲傳統修辭學，專講修辭格（見《修辭格》）。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1932)。這部書參考日本修辭學較多,但是有自己的創見。它繼承並發揚了《文則》和元代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中指瑕、正誤的傳統，把修辭區分為積極修辭和消極修辭；它繼承古代著作中講比喻、誇飾、偶儷等修辭技法的傳統，參考東西方修辭格的講法，條分縷析，列為38格；這些，對此後的漢語修辭學研究有很大影響（見陳望道）。
汪震《國語修辭學》(1935)，全講白話文。第一章里說“國語修辭學限於中國標準的語言，既不是某處的方言，也不是專為讀閱而不能用來講話的文言，……我們為活人，說活話，把活人要說出的話用一種技術寫出而沒有訛謬，有效而沒有誤會。這就是國語修辭學的意義。”這個出發點和當時國語運動的歷史形勢是合拍的。
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修辭學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發展。
《文則》、《滹南遺老集》里那些正誤指謬的部分以及《修辭學發凡》概括為消極修辭的部分，不少地方是和語法交錯著的。在漢語這種非形態語言裡,語法、修辭以至邏輯的相互關係，比在西方語言裡更為密切一些。這個事實逐漸被語言學界感受到，從而有了為致用的目的把它們結合起來講述的構想和嘗試。1951年發表了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這裡所謂修辭，比較側重《修辭學發凡》所說的消極修辭那類內容，結合著語法來講述的。《語法修辭講話》在序言裡明白指出,這書以“匡謬正俗”為主要任務（見《語法修辭講話》）。
50年代，參考蘇聯的學術發展的比較多。當時蘇聯修辭學界有一種區分語言修辭和藝術修辭的主張。鑒於中國古代修辭學中就有講句法、字法的傳統，而在漢語裡語法與修辭的關係又很密切，因而也有人作了參考所謂語言修辭的主張，把用詞、造句的某些內容從積極的表達效果方面納入修辭學裡講述的嘗試。
60年代，語言學界在《中國語文》上發起了關於修辭學研究的討論。出現了一些新的觀點、新的嘗試和構想。
1979年，郭紹虞《漢語語法修辭新探》出版。這是又一部試圖把語法和修辭融匯探討的著作。
80年代,漢語修辭學的研究重新蓬勃開展起來了。許多年輕一代的學者正分頭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著新的探索。有的更為廣泛深入地探討漢語修辭技法，特別是修辭格；有的把注意力指向對近代漢語的全面研究，包括對近代漢語修辭以及修辭專書的研究；有的著重對現代和當代作家作品的修辭的研究；有的試圖探討密切結合寫作訓練的實用修辭學，或者稱之為文章學；有的著重探討不同文體的不同交際功能的所謂功能修辭學；有的側重探討處於語法學和修辭學邊緣的以連貫語言的運用為研究對象的所謂話語語言學，等等。成熟還需要時間。不過形勢已使人們預感到，一種或幾種新的漢語修辭學體系正在孕育形成之中，一些新的領域正在開拓之中。
參考書目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新版,中華書局,北京,1981。
周鍾游輯：《文學津梁》，有正書局，上海，1916。
鄭奠、譚全基編，周定一校補：《古漢語修辭學資料彙編》，商務印書館，北京，1980。
鄭子瑜:《中國修辭學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周振甫：《現代漢語》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85。
配圖
漢語修辭hanyu xiuci
漢語修辭
Chinese rhetoric
修辭是使用語言的過程中，利用多種語言手段收到儘可能好的表達效果的一種語言活動。所謂好的表達,包括它的準確性，可理解性和感染力，並且是符合自己的表達目的，適合對象和場合的得體的、適度的表達。修辭有民族性，不同民族各有自己的修辭習尚。修辭有社會性和歷史性，修辭的習尚與社會歷史發展有密切關係。研究這種語言活動及其規律的科學是修辭學。它是語言科學的一個分支。它與邏輯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美學、文藝學等多種學科有關聯。
漢語與修辭 修辭運用語言（包括它的書面形式即文字）的特點，同時也受語言特點的制約。漢語的語素以單音節的為主，詞以單音節的和雙音節的為主，而漢語又是非形態語言，沒有詞形變化的約束。這兩個特點，一向被充分運用於修辭，反映在如下幾個方面。
①語言單位的組合靈便。《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本是形容詞，這裡第一個“老”當動詞用，第二第三個“老”當名詞用。現代漢語中某些說法如“他鐵了心了”，“母親情詞懇切的來信溫暖了她被多次挫折冷透了的心”等等，都有濃厚的修辭色彩，描寫景物，抒發感情，都有明顯的特殊效果。“鐵”原本是名詞,“溫暖”是形容詞,“冷透” 是短語性的詞,在這裡所舉的例句中都帶了賓語，這正是漢語的特點提供的便利。
不僅實詞,虛詞也可以產生修辭效果。唐代韓愈的名句“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個句子裡,可以只用第一個“而”，後面不再重複它，或者重複用三個“而”，二者使句子在節奏快慢,語調舒暢或遲滯等方面有差異,從而在聽者或讀者的心理上引起的反響不同。韓愈用了後一種說法，使人感受到他當時的沉鬱心情。現代漢語的某些虛詞在有些場合也有修辭作用。比較:“你放心,我不會讓他逃掉。”“你放心吧,我不會讓他逃掉的！”用不用“吧”和“的”表示不同的語氣。
②非常容易組合成音節數目相同而結構上平行的語句，通常稱為對偶。並且很容易押韻。大量運用整齊押韻的語言結構是漢語修辭的特色之一。《詩經》、《楚辭》有大量整齊、對偶、押韻的句子，就連先秦諸子和史傳的散文里也夾用了不少。從古及今，無論口頭上還是書面上，無不大量使用。魏晉南北朝時期甚至產生了一種全篇整齊、對偶押韻的文體──駢體文。啟蒙的識字教材和閱讀教材也大量使用。各行各業往往各有自己的一套口訣，都是整齊押韻的，如醫藥有“湯頭”歌訣，珠算有“九九”歌訣，打拳練功的有拳訣，例如最普及的“八段錦”歌訣，等等。這些，至少有容易上口記誦的作用，有的還能起些概括性強，以至諧趣幽默的作用。許多諺語俗語，這後一種作用就非常顯著。在封建社會，官府的公文書，通令告示，以及訴狀判詞之類，也大量運用。後來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的蘇區、解放區，掃除文盲，普及教育以及政府公告等等也常用，主要是為了易於記誦傳播，對於識字不多的民眾很有便利之處。在生活和各種實際工作中這樣大量使用整齊、對偶、押韻的語言形式以達到特定的目的是漢字特點提供的一種獨特的實用性修辭手段，為別種語言社會中所少見（見修辭格）。
③漢語裡陸續出現並且積累了數量可觀的“四字成語”，這些成語中絕大部分富於顯著的修辭效果。從修辭的角度對漢語成語進行深入研究，是漢語修辭學中重要課題之一（見成語）。
除上述幾個大的方面之外，運用漢字的特點還產生了若干特殊的修辭技法，如回文、頂針、諧音雙關，等等（見修辭格）。
漢民族文化傳統與漢語修辭 修辭與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