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五四時期的陳望道早年畢業於金華中學。
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學，先後在東洋大學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等校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等，並在課外努力鑽研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1919年5月回國，在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國文教員，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
1920年春，應陳獨秀之邀，到上海編輯《新青年》，並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籌建工作。在此期間，他還參加上海工人運動，組織紡織、印刷、郵務等工會，親自到滬西工廠區開辦工人夜校和平民女學。
1923年至1927年間，在上海大學任中文系主任、教務長、代理校務主任等職。上海大學停辦後，改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園受國民黨政府迫害，離開復旦大學。
1934年9月，創辦《大自》半月刊，並與魯迅等共同發起大眾語運動，對國民黨的“文言復興”運動加以痛擊。《大自》被迫停刊後，去廣西大學任中文科主任。
1937年6月返回上海，參加黨領導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 1936年，在黨主辦的夜大學“社會科學講習所”任教，並主編《每日譯報》的《譯文周刊》，為抗戰時期上海語文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
1940年秋，從上海經香港轉赴重慶，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1942年起任新聞系主任、代教務長。其間曾與幾位進步教授一起邀請周恩來、鄧穎超於復旦師生見面。1946年6月，隨復旦大學遷回上海，積極配合黨組織保護和支持師生的革命鬥爭。解放前夕，負責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的工作，組織廣大進步教授參加反內戰、反飢餓等民主運動。
建國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文化部長、華東高教局局長、復旦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上海市語文、協合會長、一至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員等職。1961年以後，任《辭海》修訂總主編，1977年3月29日病逝。
語文思想
陳望道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學者之一。
從1918年起，他先後發表了《標點之革新》、《新式標點的用法》、《標點論之二·標點之類別》等論文，推動了新式標點的使用和普及。1922年，他出版了《作文法講義》。這是通俗地指導青年習作的語文書籍，也是中國有系統的講作文法的第一部書，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1934年6月，針對當時社會上出現的“文言復興”思潮，他和胡愈之、葉聖陶、陳子展等人發動了“大眾語運動”，堅決反對重新提倡文言文，同時對當時白話文存在的問題，如跟民眾的活語言有所脫離等，也進行了鮮明的批判，提出白話文必須進一步接近活的語言，主張建立真正以民眾語言為基礎的大眾語和大眾語文學。社會上由此引起了一場熱烈的語文論戰。這場論戰進一步促進了文學語言的大眾化和大眾語文學的發展，同時也為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這次論戰中，陳望道發表了《大眾語論》、《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怎樣做到大眾語的“普遍”？》、《建立大眾語文學》、《這一次文言和白話的論戰》、《文學和大眾語》等一系列文章，對大眾語和大眾語文學的建立提出了許多科學性、建設性的意見。與此同時，他還創辦了《太白》半月刊。這是一個實踐大眾語理論的刊物。它與林語堂所提倡的半文不白的語錄體而辦的《論語》 、《人世間》等刊物相抗衡。《太白》的出版發行，壯大了大眾語運動的聲勢，傳播擴大了大眾語運動的影響。從1938年開始，陳望道又積極提倡新文字運動，發起成立了上海語文學會、上海語文教育學會等進步語文團體，並熱情支持“上海新文字研究會”這一民眾性的文字改革組織，成為上海當時語文運動的一位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
他親自主編地下黨組織辦的《每日譯報》的《語文周刊》，並經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論刊物《中國語文》上發表文章，在文字改革團體舉辦的語文講座上講演。1939年11月，他還曾以上海語文教育學會的名義發起舉辦了為期10天的“中國語文展覽會”，對青年和廣大民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宣傳文字改革。在這一時期，他發表的文章有《中國語文的演講和新文字》、《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拉丁化北音方案對讀小記》，《語文運動的回顧與展望》、《從“詞兒連寫”說到語文的深入研究》等，他還編制了《拉丁化漢字拼音表》，對語文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建國以後，他同樣積極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廣國語工作，曾多次參加這方面工作的專門會議提出建議和意見。
在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中，他為確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的科學概念，作出了積極貢獻。
陳望道還是我國現代修辭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他在談到自己怎樣研究起修辭來的時候說，“五四”文學革命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張用新文學代替舊文學，用新道德代替舊道德。可是許多學生不會寫文章，許多翻譯文章也翻譯得很生硬。自古以來我國許多文人在修辭上花了很大功夫，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但卻沒有一部系統的修辭著作。於是，他就開始了對修辭學進行科學的、系統的研究。他於1932年出版了《修辭學發凡》。這部書共分12篇，分別講述修辭學的各個方面。它在大量語言材料的基礎上，對漢語文中種種修辭方式做了系統而詳盡的分析
歸納。在批判地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分野的理論，進而把積極修辭分為辭格、辭趣兩種。辭格歸納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對漢語文中的修辭方式作了全面概括。它創立了我國第一個科學的修辭體系，備受當時學術界的稱頌。就是今天我們來重新評價這個體系，也仍然認為它既有比較完備的修辭理論，又有概括力極強的修辭規律，有它的重要價值。這本書為什麼會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呢？最重要的原因是陳望道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來指導修辭學研究。《修辭學發凡》問世30年前後，陳望道曾回憶說：“如果說這本書還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則是運用了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緣故。”（1962年12月17日在復旦大學紀念《修辭學發凡》出版三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他是我國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帶進修辭學領域的學者。
（一）在思想內容和語言表達形式的關係問題上，長期以來學者們觀點不同。他們或強調修辭學必須研究文章的思想內容，把主題和題材選擇都納入修辭範圍，或強調談修辭要撇開思想內容不管，孤立地講修辭技巧。《修辭學發凡》問世前，後一種看法尤為突出，認為修辭即修飾。陳望道在書中既以大量篇幅談了修辭技巧，又強調了它與思想內容的關係，突出了修辭的目的。他認為，語辭的形成有收集材料、剪裁配置、寫說發表三個階段，這整個形成過程始終離不開社會實際生活的需要。這種需要在語辭上常被表現為文章或說話的主旨。修辭本來就是傳情達意的手段。一切修辭方式僅僅是為了表達一定的內容——“意和情”才存在；離開了“意和情”，修辭的運用就成了無的放矢，評判修辭方式的好壞也就失去了依據，內容是第一位的。與此同時，他又很強調形式的重要，因為內容總要通過形式表達出來，而內容和形式雖然關係密切，可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是可以單獨進行研究的。所以，他在書中又比較全面地探討了各種具體的修辭技巧，總結了它們的規律。在這裡，陳望道非常明確地從內容和形式對立統一的角度全面論述了修辭。不僅如此，他在闡述修辭技巧時，也是從辯證統一的角度把修辭方式一分為二，一面是消極修辭，一面是積極修辭。在分析消極修辭時，他又進一步把它分為偏重於內容和偏重於形式兩部分，它們是辯證的，也是統一的。總之，內容和形式辯證統一的觀點貫串於全書。
（二）運用辯證法的態度對待前人的遺產。陳望道在談到寫作《修辭學發凡》的目的時說，是要批判當時社會上的復古主義思潮。但是，在進行這種批判時，他不是一味地批判貶斥，而是既批判地繼承了古今中外的遺產，又時刻不忘在前人的基礎上創新。由於陳望道早年留學日本，學習過日本修辭學和西洋修辭學，他在寫作《修辭學發凡》時，吸收了日本和西洋著名學者關於修辭學的一些論述。但是由於它是以漢語修辭現象為研究對象，牢牢地植根於中國修辭現象的實際，所以總結出的規律卻完全是中國化的，而沒有照抄照搬的任何痕跡。在對待古代修辭理論的態度上，他既從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中，精選出了100多位作家有關修辭理論的論述約170段，對其中有價值部分繼承較多，但又不為前人所限，而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向前邁進了許多。對待《修辭學發凡》誕生以前，我國現代修辭學的態度，他同樣是既肯定取得的成績，又指出存在的不足。一句話，《修辭學發凡》在批判地繼承古今中外遺產的基礎上，著重於建立紮實的理論體系，立志於創新，努力把修辭學大大推向新的境界。解放後，陳先生多次強調要成為“新的‘古今中外派’”，要屁股坐在中國的今天，一隻手向古代要東西，一隻手向外國要東西。
（三）以變化發展的觀點進行修辭研究。《修辭學發凡》緊緊抓住對修辭的研究必須用變化和發展的觀點，努力貫穿始終。統觀全書，作者不僅在“修辭現象的變化和統一”這一篇中比較集中地探討和論述了修辭現象的生滅、止落，與題旨和情境適應上的形形色色等的演變，而且在對修辭的性質、特點、任務和作用的論述，以及對於修辭系統的分類和概括，乃至全書的結語等各個部分，都無不貫穿了變化和發展這一原則。
此外，《修辭學發凡》在運用辯證邏輯方法來進行研究方面，也表現得很為突出。書中很好地做到了歸納法和演繹法的統一、分析法和綜合法的統一、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的統一。
對現代中國語言學的貢獻
陳望道畢生從事文化教育和語文研究工作，是中國現代修辭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所著《修辭學發凡》出版於1932年,全書共分12篇,分別講述修辭學的各個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豐富。所引用的書約250部,單篇論文約 170篇，方言、白話各種文體兼收並蓄。二是歸納系統，闡釋詳明。該書在大量語言材料的基礎上，對漢語文中種種修辭方式作了系統而詳盡的分析歸納。在批判地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首先提出了“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分野的理論，進而把積極修辭分為辭格、辭趣兩種。辭格歸納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對漢語文中的修辭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
陳望道是中國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帶進漢語修辭領域的學者。
他在談到寫作的目的時說，該書“是想將修辭學的經界略略畫清,又將若干不切合實際的古來定見帶便指破。除了想說述當時所有的修辭現象之外，還想對於當時正在社會的保守落後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見，如復古存文，機械模仿,以及以為文言文可以修辭,白話文不能修辭，等等，進行論爭，運用修辭理論為當時的文藝運動盡一臂之力”。《修辭學發凡》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科學的修辭學體系，開拓了修辭研究的新境界。劉大白在序言中指出，正如《馬氏文通》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語法著作一樣，《修辭學發凡》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修辭學著作，“書中既引古人文章為證,並及今時通用語言,不但可以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且可以為初學者之津梁。”（《修辭學發凡》初版劉序）30年代，陳望道在上海發動了中國文法革新問題的討論。在討論中，他先後發表了《談動詞和形容詞的分別》、《“一提議”和“炒冷飯”讀後感》、《文法革新的一般問題》、《從分歧到統一》、《回東華先生的公開信》、《漫談文法學的對象以及標記能記所記意義之類》、《文法革新問題答客問》、《答覆對於中國文法革新討論的批評》、《文法的研究》等10餘篇論文。這些論文從方法論上批判了機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錯誤，明確地提出了用功能觀點來研究漢語語法的見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他仍繼續研究語法。1955年12月，他在復旦大學設立了“語法、修辭、邏輯研究室”，並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在此期間,撰寫了《漫談“馬氏文通”》、《對於主語賓語問題討論的兩點意見》等論文。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後一部著作《文法簡論》的定稿工作。這本書是他繼《修辭學發凡》之後又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
陳望道是語文改革的積極主張者和實踐者。
早在30年代，他就積極提倡新文字運動，並組織和領導當時上海的語文運動。他主編《每日譯報》的《語文周刊》，經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論刊物《中國語文》上發表文章，有《中國語文的演進和新文字》、《拉丁化北音方案對讀小記》、《中國拼音文字的演進》、《語文運動的回顧與展望》、《從“詞兒連寫”說到語文深入研究》等，並編制了《拉丁化漢字拼音表》，對語文運動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1949年以後,他積極支持文字改革和國語推廣工作,曾多次參加有關這些工作的專門會議。在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中，他為確定“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白話文著作作為語法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的科學概念，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陳望道還發動了“大眾語運動”，於1934年先後發表了《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建立大眾語文學》、《這一次文言和白話的論戰》、《大眾語論》、《怎樣做到大眾語的“普遍”？》、《文學和大眾語》等文章，對大眾語的建立提出許多科學性、建設性的意見,促進了文學語言的大眾化和大眾語文學的發展，同時也為拉丁 化新文字運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為了實踐“大眾語”，他於1934年 9月創辦並主編《太白》半月刊，首創“科學小品”新文體，開闢“掂斤簸兩”新欄目，專登匕首式的雜感，並首倡採用民間的“手頭字”。此外，陳望道所著的《作文法講義》，是中國有系統的講作文法的第一部書。他還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學者之一。陳望道從事文化學術活動和教育工作達60年，幾乎涉獵了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撰寫和翻譯了許多論文和著作。
翻譯《共產黨宣言》
翻譯《共產黨宣言》1920年初，陳望道接受上海《星期評論》編輯李漢俊等人的委託，翻譯《共產黨宣言》。於是陳望道回到故鄉義烏的茅草房裡，開始了這項翻譯工程。
有一天，陳望道的母親見兒子關起門來不分晝夜地依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翻譯《宣言》，人都累瘦了，便給兒子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紅糖，送到書桌前，催促兒子趁熱快吃。陳望道一邊吃粽子，一邊繼續琢磨翻譯句子。過了一會兒，母親在屋外喊道：“紅糖不夠，我再給你添一些。”兒子趕快回答：“夠甜，夠甜的了！”當母親前來收拾碗筷時，竟見到兒子滿嘴是墨汁，紅糖卻一點兒沒動，原來是蘸了墨汁吃了粽子，於是母子相對大笑一場。
1920年4月末，陳望道終於譯完《共產黨宣言》全文，再經陳獨秀與李漢俊二人校閱，當年8月便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盡，當即再版，仍然售空。到1926年5月止，已經達到了重印17版之多。然而，由於後來國民黨將《宣言》定為“禁書”，不準再版，見之即查繳，陳望道本人手中一本都未能保存。1975年1月，陳望道去北京圖書館參觀，副館長鮑正鵠教授取出該館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產黨宣言》，特請譯者陳望道簽名紀念時，年已85歲高齡的陳望道才得以重見他所翻譯的《宣言》版本。
拒絕附和文革
陳望道年輕時，是一個敢說敢幹，很有個性的人物。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舊具有獨立精神，不肯隨波逐流，始終保持著一個學人的良知。
20世紀50年代初期，上面提倡一邊倒，全面學習蘇聯，文教領域也是唯蘇聯專家的意見是從。在一次科學院學部委員會議上，某學者大談蘇聯專家如何說，如何做，陳望道聽得實在不耐煩了，就頂了一句，說：“這裡是我們中國！”頂得他無話可說。在制訂漢語拉丁化字母時，蘇聯專家提出要加進一些斯拉夫語的字母。中國專家心裡不同意，但懾於政治壓力，沒有人敢頂蘇聯專家。只有陳望道出來反對，說斯拉夫語字母與拉丁字母體系不同，加進來不倫不類。他與蘇聯專家辯論了一個上午，連中飯也沒有吃，終於將這種大國沙文主義的意見頂住了。
“文化大革命”後期，全國大搞“批儒評法”運動，簡直把法家捧到天上去了。而有些學者，為了緊跟形勢，為了救出自己，或者還想附勢而上，也就迎合上意，或則以儒法鬥爭為綱來修改自己的舊作，或則改變自己一向尊儒的觀點，為法家大唱讚歌。但望道先生則保持沉默，不肯附和，而且私下裡還對他的研究生說：“法家殺氣太重。”雖然欲說還休，但憂慮之情可掬。那時，上海一家出版社奉命要重印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但認為書中所用儒家的例句太多，要他修改。陳望道不肯改，經一再動員，也只改換了幾個例句。出版社領導說：“這個樣子出版出去，不符合批儒評法的精神，怕外國人看了要挑剔。”陳望道對他的助手說：“我倒不怕外國人挑剔，而是怕有些中國人挑剔。”
與復旦大學的情緣
1920 年5月，陳望道在義烏家鄉分水塘村完成了馬克斯、恩格斯名著《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後來到上海。在上海編輯《新青年》；與陳獨秀、李達等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出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首任書記，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五位黨員之一。也就在1920年這一年，望道先生來到了復旦大學任教，開始了他與復旦大學近半個世紀的情緣。
1920 年9月，陳望道來到了復旦，在當時的中國文學科任教，開設了文法、修辭課程。1924年起，他又開設了美學、因明學和新聞學講座等課程。1927年，望道先生任中國文學科主任以後，他把原有的新聞學講座擴充為新聞學專業，特聘名人講授“新聞編輯”、“報館組織”、“新聞採訪”與“新聞學”等專業課程。因為有了這個基礎，1929年復旦調整系科時，原中國文學科分成為中國文學系和新聞學系，望道先生擔任了中國文學系主任。在近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望道先生治學嚴謹，先後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論述作文法的專著《作文法講義》(1922年)、我國最早探究形式美的論著《美學概論》(1927年)和我國第一部用白話文寫作的因明學論著《因明學》(1931年)。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陳望道是一位身穿灰色舊長衫講課的窮教授，他為人正直，愛憎分明，頗受學生愛戴，人稱民主教授。在他時任中國文學科主任的1927 年，因為大革命失敗，夏征農(解放後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復旦大學黨委第一書記)等許多革命青年從武漢逃來上海，沒有地方可去，經望道先生安排，他們才進了復旦中文系學習。
1931 年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那一年，復旦左派學生聚會，中文系的一位學生敲響了學校的校鍾。按照規定，學生是不能隨意敲響校鐘的，為此校長決定開除這位學生，要時任中文系主任的陳望道副署，陳望道為了保護這位左派學生，沒有簽字。為此惹惱了學校當局，望道先生不得不離開復旦。在離開復旦以後，1932年他修改、整理講稿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論著《修辭學發凡》。此後，他辦《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主編《婦女評論》，創辦《太白》雜誌，開《大江書鋪》和辦《大江月刊》，發動“大眾語運動”，發起“中國文法革新”的討論。
1938年抗戰爆發後，復旦遷校至四川重慶北碚。1940年，陳望道從上海經香港輾轉到重慶，回到了設在北碚夏壩的復旦大學，在中文系和新聞系任教，1942年起出任新聞系主任。在他出任新聞系主任後，提出了“宣揚真理，改革社會”的辦系方針和“好學力行”的系銘。
為了募集資金創辦當時中國高校的第一座新聞館，在炎熱的7月，陳望道中午以燒餅充飢，晚上睡在滿是臭蟲的床上，因為過度疲勞，他臥病了一個多月。在他的主持下，復旦新聞系蒸蒸日上，名聞全國。1944年那一年，報考新聞系的學生為543人，占了那一年報考復旦大學學生數2787人的19.48%，而當年新聞系僅錄取30人，也就是說，每18人中才能錄取一人。
1946 年抗戰勝利後，陳望道隨復旦大學回到上海，繼續擔任新聞系主任直到1950年。在五十年代院系調整中，上 海市高教局曾以蘇聯只有黨校才能辦新聞係為由要停辦復旦新聞系，望道先生知道後兩次專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又去找周恩來總理。總理請示毛澤東主席後，毛澤東說：“既然陳望道要辦，就讓他辦。”這樣復旦新聞系才得以保留下來。在今天復旦新聞學院大樓前面的草坪上，豎有一座陳望道的半身銅像，就是為了讓人們不要忘記這位復旦新聞系的創始人，永永遠遠地紀念他。
四十年代末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教育部擬將復旦遷往台灣，從而引發了一場復旦師生的護校鬥爭。望道先生作為教授代表擔任了護校組織“復旦大學師生員工應變委員會”的副主席，領導學校的師生保護學校迎接解放。
1949 年5月上海解放後，他被陳毅將軍任命為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的副主任，協助軍管會代表實施對復旦大學的
毛澤東主席接見陳望道院系調整後，有人提出來要改復旦校名為上海大學，各說各的理由，最後陳望道在一次全校大會上說了他的想法，這場校名之爭才算平息下來。復旦的校名“復旦大學”四字，開始採用的是毛澤東寫給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跡，望道先生認為還是請毛澤東親自為復旦大學題寫校名為好，為此，他在去北京開會時專門找了張志讓，請他托人讓毛澤東親自為復旦校名題詞，現在所用“復旦大學”四字即為後來毛澤東親自為復旦大學題寫的校名。復旦的校門也是幾經變遷，原來在國杈路口對面， 1965年為慶祝復旦建校六十周年，學校決定建新校門，並移址到現在的邯鄲路220號。為了建造現在的這座校門，預算需要兩萬餘元，但當時學校只能有一萬元的投入，於是望道先生拿出了自己積攢的稿費一萬多元作為校門的建造資金。因為這個原因，在1991年望道先生誕辰100周年時，曾有知情的教師建議將現在的復旦校門命名為望道門。
1965年5月參加復旦大學校慶節結婚請柬現東陽
陳望道先生與夫人蔡慕暉1930年農曆九月十六日，陳望道、蔡慕暉在女方東陽蔡宅村樂順堂舉行婚禮。兩人都是知名人士，他們一反結婚必須女到男方的習俗，因此轟動一時。在婚禮上，新郎新娘穿著時裝，不跪不拜，只向長輩、介紹人等行鞠躬禮並互行鞠躬禮。婚禮後，他們還贈永寧國小（現東陽市廈程里國小）風琴一架以示留念，這架風琴至今猶存。
陳望道結婚請柬系粉紅色，四周波浪形，凸出一圈牡丹花，高16厘米，寬12厘米，紙質是民國時期的照相紙。請柬中文字為大紅色，非手工書寫，上書“謹定於十九年九月十六號在浙江東陽蔡宅樂順堂為小女慕暉與陳望道組織新家庭紀念招待，親朋敬候”等字。當時東陽不可能製作這樣精美的請柬，應為滬杭等地訂製。是徐松濤在東陽蔡宅村一村民家無意中發現而買下收藏的。這張請柬的珍貴之處不在於它是70多年前的舊物，而在於新郎新娘的不尋常。
新郎陳望道，浙江義烏人，是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宣言》翻譯者。歷任大學教授、主任、院士，新中國成立後任科學院學部委員、《辭海》編委會主編等職，是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
新娘蔡慕暉是東陽蔡宅村人，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的大姐，大學教師、社會活動家，解放後歷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婦聯執行委員、全國文聯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委員。她竭力主張婦女走向社會，自尊自立，為社會作貢獻；呼籲男女同工同酬，婚姻自主自由。這張請柬上署名的是蔡慕暉的父親蔡汝楫，其兄蔡汝霖是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後出任浙江宣慰使。蔡汝楫信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祖訓，東渡扶桑習醫，畢業於愛知醫藥專科學校，歸國後開設診所。
故居
陳望道故居是一幢建於清宣統年間的庭院建築。一進五開間，左右廂房各二間，開間前檐有天井，設有照牆。古居右角不遠處是陳家的柴屋。1919年，陳望道從日本留學回來，因提倡思想解放，被當局以“非孝”、“廢孔”和“共產”、“共妻”的罪名而遭查辦時，回到家鄉，並在這柴屋中首譯了《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後來，柴屋焚於火中，而他翻譯的經典著作，卻為中國革命“盜取”了“天火”，照亮了革命者的道路。
復旦大學歷屆校長
復旦公學（1905～1916）
校長 馬相伯 1905～1906
校長 嚴復1906～1907
監督 夏敬觀 1907～1909
監督 高鳳謙 1909～1910
監督 馬相伯 1910～1912
校長 李登輝 1913～1916
私立復旦大學（1917～1941.8）
校長 李登輝 1917～1937.7
代理校長 唐路園 1918(待建)
代理校長 郭任遠 1924.7～1925.3
代理校長 錢新之 1936.8～1940.5
國立復旦大學（1941～1949.5）
校長 吳南軒 1940.5～1943.2
校長 章益 1943.2～1949.5
復旦大學（1949.7至今）
校務委員會
主任張志讓 1949.7～1952.9
校長 陳望道 1952.9～1966.12
校長 蘇步青 1978.7～1983.1
校長 謝希德 1983.1～1988.11
校長 華中一 1988.11～1993.11
校長 楊福家 1993.11～1999.1
校長 王生洪 1999.1～
復旦大學歷任領導
| 復旦大學創建於1905年，原名復旦公學，是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創始人為中國近代知名教育家馬相伯。校名“復旦”二字選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強不息，寄託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自主辦學、教育強國的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