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
清初散文 晚明散文，以直抒性靈的小品為主，雖有佳篇，但格局狹小。明末清初的錢謙益，開始轉變這種格局。謙益為文，合學人之文與文人之文為一手，出入子史和唐宋，又時時攔入佛經禪語，規模閎大。這對於轉移明文格局和形成清文風尚，都有重要作用。後來由於其文集被禁毀等原因，聲氣漸減。生年稍晚的清初文人,不走明文的路子是一致的,但其作風卻又分離為“學人之文”與“文人之文”兩派。學人之文的作者，可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他們都是第一流的學者，同有強烈的民族思想。黃宗羲為文，強調“情至”與文、道、學的統一，不規仿一家一派和講究形式,據情直書,而見識自見精深；《原君》、《原臣》等文具有進步的民主性思想，尤為可貴。顧炎武治學謹嚴，立論卓越，是既“邃於經術，而又洞達世故”的，其文凝鍊勁健，堅蒼醇雅，詞鋒所至，風骨極高。王夫之著作宏富，主要的精華在表現樸素唯物的思想，其史論和雜文，感情洋溢，恣肆縱橫，顯示了大家的氣度。文人之文的作者，可以侯方域、魏禧、汪琬為代表,稱“清初三大家”。侯方域為文,主張“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又意識到在“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故作品豪邁馳驟,富於才氣，能不盡拘古法而常有生動的描寫。魏禧與其兄祥及弟禮，又稱“寧都三魏”；三魏合彭士望、邱維屏等人，稱“易堂九子”。九子皆能文，而以魏禧的才名為最著。魏禧好《左傳》和蘇洵的文章，所作凌厲雄健,以氣勢盛,但議論也常有鞭辟入裡、“指事切當”的。前人曾譏侯方域文是“涉於浮誇”、魏禧文是“帶策士氣”，都是從學術修養上看的；若從文學的角度看，侯、魏兩家之文，形象性和感染力都比較強。他們在形式上追求文章的開闔動盪，有時“波折太過”，也不免略傷自然。汪琬之文，由明代的歸有光、唐順之以窺宋代的歐陽修、曾鞏，講究規矩法度,寫得“疏暢條達”,簡淨平實超過侯、魏，而才氣藻采卻大有不如。這派作者成就較高的，還有王猷定、邵長蘅、姜宸英等。王猷定的風格，介於魏禧與汪琬之間；邵長蘅的風格,比較接近汪琬；姜宸英文,論者稱其“閎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筆意”。上述兩大派的作家，議論常能借古諷今，針對明末清初的社會現實而發；記事的文章也以寫為明亡而死難的人物的事跡為最感人。此外，朱彝尊的文章，以論學為長，博雅淵懿，頗欲以“學人之文”自期，但不敢放膽論政和觸時忌諱，也就不能和黃、顧、王三家的精光勁氣同日而語了。
清初“遺民”中，還有文名不大昭著，但立身、治學都有本源,文章也很有可觀的:如杜濬《變雅堂集》的文章以遒宕勝,錢澄之《田間集》的文章以樸厚勝,賀貽孫《水田居集》的文章以雄駿勝，屈大均《翁山文外》的文章以簡古勝都是。他們文章的風格雖有不同，而思深慮危，多深造自得之言，卻是一致的，惟後來不大為人所知。
清中葉散文 清初的進步文人,多數反對清廷的民族壓迫和文化專制，並在不同程度上反對程朱理學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統治。進入康熙後期和雍正、乾隆時期，清朝的統治漸趨穩固，社會出現了表面承平的現象；文人的民族意識漸趨淡泊，程朱理學再度抬頭，考據成為學者競趨的新學，文人受輕視。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出現了“桐城派”這個散文流派。
“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劉大櫆和姚鼐。他們崇奉程朱理學，這符合統治者的要求；但他們在考據學風靡一世之時，堅守文章的壁壘，肆力從事散文的寫作,也有獨立特行的精神。錢謙益文較駁雜,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之文不重文采，侯(方域)、魏（禧）之文不重法度，都不合他們的理想。方苞提倡文章要具備“言有物”、“言有序”的“義法”，要去掉“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和宋以來的“語錄中語”，力求“清真雅正”；劉大櫆論文較重聲色才氣，拘忌不如方氏之甚;姚鼐細辨文的陽剛、陰柔之異,要從“格律聲色”中求“神理氣味”，要合義理、考據、辭章而為一。劉大櫆的文章還帶有侯、魏餘風，不是最典型的桐城風格；方苞、姚鼐文章的共同特點是結構和語言的嚴密雅潔，實際上是擅長陰柔之美的。他們文中的“義理”和“考據”,與當時的漢學家和進步思想家（如戴震）相比,是談不上精深和解放的；他們的“辭章”確有所長，但規模仍欠閎大,才氣仍欠健舉,所以袁枚譏刺方苞說：“試觀望溪可能吃得住一個大題目否？可能敘得一二大名臣、真豪傑否？可能上得萬言書痛陳利弊否？”就作品的藝術成就論,以姚鼐為最高；就作品對現實的反映論,則方苞還有一些指摘時弊之作，而姚在這方面則很缺乏。與方苞友好的桐城人戴名世，著有《南山集》，其文對後來“桐城派”的發展，也不無影響。姚鼐著名的弟子頗多，到他手裡，形成了這派的極盛聲勢。乾隆、嘉慶時期，屬於“桐城派”或寫作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劉開、姚瑩、朱仕琇等人。管、方、劉、姚諸人重氣勢，朱仕琇以學韓愈自命，都比較追求陽剛之美，與方苞、姚鼐風格稍異；獨梅曾亮斂才就範,深於洗伐、安雅之態,與姚鼐最為接近。
在“桐城派”極盛時期，文學主張和寫作傾向與他們不同的，有章學誠和袁枚二人。章學誠是史學家，在散文方面的主張和寫作,較桐城為通達,但主要的作品只限於議論一體，文學的影響面不大。袁枚提倡“性靈”，反對模古，行文恣肆酣暢，機趣橫生，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謹嚴雅潔不足。
劉大櫆的弟子錢伯坰，曾傳桐城之學於陽湖人惲敬、張惠言。張惠言本治駢儷之文,惲敬本嗜法家的作品,也嗜蘇洵的作品；他們接受“桐城派”影響後，提出既要崇奉唐宋文，又要兼法秦漢六朝文，合駢、散兩體文的長處，以健茂的氣格，救“桐城派”的單薄，世稱“陽湖派”。還有編纂《駢體文鈔》的李兆洛，也主文兼駢、散，是這派另一健者。惲敬文較峻峭，李兆洛文較厚重，與桐城面目稍異；張惠言文較和易，面目實無大異於桐城。陽湖之文與桐城之文互有得失，成就並不能超過桐城；而反映現實的淡泊，又後先同轍。
後期散文 比“陽湖派”稍後，在鴉片戰爭前後的著名散文家如朱琦、龍啟瑞、吳敏樹、曾國藩等人的主張與風格雖各有出入，但都與“桐城派”有淵源關係。“桐城派”的影響，自康熙以後一直延伸到鴉片戰爭以後，可以說和清朝的國祚相始終。這派作家的主張和寫作很有局限,但其刪汰浮辭,避免支蔓、冗雜的“雅潔”文風,對中國古典散文的發展,還是有一定的貢獻的。
鴉片戰爭前夕，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講求經世致用之學，不株守儒家思想，文章糅合子、史和佛家言，力求生新奇奧，聲光璀燦，打破陳規舊貌，為清文的一大變化，開了近代散文的先河。
駢文 在清初的“學人之文”與稍後的考據學風的影響下,清代文人多數是學問廣博的,他們胸中的典實豐富，寫駢文取給方便,所以清代駢文盛行,其成就超過元明兩代。多數作者是接軌六朝唐宋，以寫“四六體”的駢文為主。這個大流派在清初的作者，以陳維崧為最著，其文氣勢雄偉，情藻豐富，為一代駢文的發展，起了開張風氣的作用。乾、嘉時期的作者，如胡天游、邵齊燾、袁枚等人，基本上繼承陳維崧的傾向，以才氣詞藻取勝；但胡文比較奧衍奇肆，邵文比較清剛矜煉，袁文比較奔放詼諧,各有特點。如孔廣森、孫星衍,則轉而追求高華典雅之致；吳錫麒、曾燠則轉而追求委婉清雋之風；他們這種風格上的變化，又使大的流派之中存在風格不同的小流派。少數作家與上述大的流派不同，他們取法魏晉，文章四言短句較多，不拘守四六句的對偶，肅穆古淡，善敘名理，以汪中、洪亮吉為代表。汪中文磊砢不平，而能出以閒適微婉，餘味深長，論者稱其品格為最高。
清文總集，有王昶的《湖海文傳》、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等，沈粹芬、黃人輯的《國朝文匯》，收1300餘家的文10000餘篇,選錄最富。專選駢文的，有吳鼒的《八家四六文鈔》、曾燠的《國朝駢體正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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