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背景
唐宋古文的傳統，在明代受到了復古派學秦漢文和公安派、竟陵派抒寫性靈的衝擊。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學者們倡經世致用，以振興民族。順應時代的要求，錢謙益、黃宗羲、顧炎武等學者都對散文寫作提出了一些要求，散文在清初大致上回到了講求“載道”的唐宋古文傳統上，並對“道”及其他方面作了修正和擴展。清初的論說文多為學者所為，他們留心世務，研經治史，發表意見，作品不僅是優秀的散文，也有學術和思想上的價值，如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黃書》、顧炎武的《生員論》、《形勢論》等。這時期明末的小品文處於衰落與蛻變期，作者仍然有人，如張岱、尤侗、廖燕等。由於時代的變化，他們的作品內容或沿襲晚明小品的文風，而以滄桑之思代替閒情之趣，或趨向嚴肅，如“匕首寸鐵，刺人尤透”（廖燕《選古文小品序》），隨著文網日密，也就逐漸消歇。
代表人物
侯方域（1618～1654）少有才名，入清未仕。早期為文流於華藻，功力欠深，自述“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有“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之弊，後學八大家，轉益多師，臻於成熟。《壯悔堂文集》10卷，體裁多樣，內容廣泛，議論而指斥權貴的如《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答田中丞書》等，抒情而攄寫懷抱的如《與方密之書》、《祭吳次尾文》等，評說而論功罪的如《朋黨論》、《王猛論》、《太子丹論》等，或義正詞嚴，酣暢飽滿，或纏綿悱惻，聲情並茂，或雄辯汪洋，縱橫奔放，有唐宋八大家的遺風。敢於打破文體壁壘，以小說為文，則是寫掾吏、伶人、名伎、軍校等下層人物的作品，如《贈丁掾序》，歌頌丁掾廉潔正直，忠於職守的優秀品質；《馬伶傳》用藝人馬伶為求演技精進，投身為仆三年藝成的事跡；《任源邃傳》讚揚平民出身的任源邃抗清被捕，寧死不屈的高貴精神；《李姬傳》再現風塵女子李香識大義、辨是非的品德和節操，都“以小說為古文辭”，提煉細節，揣摩說話，刻畫神情，像《李姬傳》所選的三個典型事件，精擇李香對話組成，切合身份與心境，曲折生動，使人物個性鮮明，堪稱性格化的語言，突破陳規，具有短篇小說的特點。
魏禧（1624～1680）論文以有用於世為目的，要“關係天下國家之政”，反對模擬，不“依傍古人作活”，自謂“少好《左傳》、蘇老泉，中年稍涉他氏，然文無專嗜，唯擇吾所雅愛賞者”，博學多聞，身際易代，懷抱遺民思想，關心天下時務。人物傳記表彰抗清殉國和堅守志節之士，如《許秀才傳》、《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等，感慨激昂，低回往復，既有淋漓盡致的描摹，也有紆徐動盪的抒情，兼有歐、蘇之長。《大鐵椎傳》是其名篇，敘事如狀，寫身懷絕技的劍俠遭際和憤懣，神情畢現，豪爽照人，篇末寄意不為世用的感慨，耐人尋味。政論散文則識見超人，精義迭現，《蔡京論》、《續朋黨論》等獨出己見，議論風生，《答南豐李作謀書》，談教育人才應“恢宏其志氣，砥礪其實用”，觀點正確，方法可取，《宗子發文集序》提出積理練識，糾正模擬剽古之弊，識見精當，行文酣暢，凌厲雄傑，表現出善於議論的個性和明理致用的文章風格。
汪琬（1624～1690）散文力主純正，對侯方域《馬伶傳》、王猷定《湯琵琶傳》等小說寫法頗示不滿，偏於保守。所作原本六經，敘事有法，碑傳尤為擅長，“公卿志狀皆得琬文為重”，受到後世正統文士的推崇。《陳處士墓表》、《申甫傳》、《書沈通明事》等記事簡當不繁，代表碑傳文的水平。《答陳靄公書》、《陶淵明像贊並序》、《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等清晰簡要，自然流暢，與唐順之、歸有光等文風相近。記敘蘇州市民反暴政的《周忠介公遺事》，為世稱道，文以周順昌事跡為主線，寫東林黨人與閹黨的鬥爭，突出周被逮時蘇州市民仗義執言和群情激憤的熱烈場面，有些描寫如“眾益怒，將奪刃刃（毛）一鷺”，魏忠賢爪牙被打而“升木登屋”，抱頭鼠竄，真實生動，稱得上散文中的優秀作品。
近世論者提出廖燕可與“清初三大家”比肩。廖燕（1644～1705）字人也，號柴舟，廣東曲江（今韶關市）人。他思想之新穎，議論之大膽，甚至超過明代怪傑李贄。學術文《性論一》、《性論二》、《格物辨》等抨擊程朱理學，膽識過人，史論文《湯武論》、《高宗殺岳武穆論》、《明太祖論》等，推翻陳說，無所蹈襲，《金聖歎先生傳》真實生動，《半幅亭試茗記》抒寫性靈，文筆恣肆疏雋，議論深閎，在清初散文作家中確實別具特色。
文學評價
《四庫提要》評為：“國初氣不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 矩矱。而琬與魏禧、侯方域稱為最工。然禧才縱橫，未歸於純粹，方域體兼華藻，惟琬學術最深，軌轍復正。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 ，接跡唐、歸，無愧色。”三人的成就，只是明代散文家唐順之、歸有光的繼承人物，這批評是公平的。但他們並沒有確立自己的文學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