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簡介
朱啟鈐故居建造背景
朱啟鈐故居趙堂子胡同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是朝陽門南小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五條胡同，胡同西起朝陽門南小街，東止寶蓋胡同，長250餘米。清代，即稱“趙堂子胡同”，“堂子”乃舊時江南方言，即指妓院。胡同呈東西走向，東端稍有曲折，且與另外4條胡同相通，形成一個胡同樞紐。即:往東是“後趙家樓胡同”，往北是“寶蓋胡同”，往南是“寶珠子胡同”，往西南是“陽照胡同”。5條胡同相交實屬罕見，當地居民美其名曰“五路通祥”。
趙堂子胡同3號，舊時的門牌是趙堂子胡同甲2號，在胡同稍有曲折處北側，恰處“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進四合院。
這座宅院是朱啟鈐在20世紀30年代購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築，由他自己重新設計並督造。據朱啟鈐之子朱海北回憶，院內的彩畫及建築上的做法，完全按《營造法式》進行，所用木工、彩畫工都是為故宮施工的老工匠。可以說這座宅院的建設傾注了朱啟鈐大量心血。
宅院的街門為“廣亮大門”，街門西側是6間倒座南房，街門東側有4間南房，4間南房並不是一條脊，東側3間稍向南移。因此，街門東側的南院牆向東南傾斜。進入廣亮大門，正對著的是一條貫通南北的走廊，形成一條南北軸線將整個宅院分成東西兩個部分，共8個院落，院內迴廊環繞。西部一進院有6間倒座南房和一座兩卷“垂花門”；二進院、三進院、四進院北房3間、西廂房3間，在北房西側建有兩間耳房。東部一進院有南房4間、正房3間，在正房西傾建有兩間耳房，北房與二進院的南房為三卷鉤連搭歇山頂建築，用料講究，工藝精細；二進院有北房、南房、東廂房各3間，在北房和南房的西側各建有兩間耳房；三進院有北房5間、東廂房3間；四進院原來應該是宅第園林，如今已經改建。
該院建成後，前半部為“中國營造學社”，後半部是朱啟鈐及其眷屬的住宅。北平淪陷時期，日本侵略者強行購買此宅，抗戰勝利後發還。1953年，朱啟鈐搬到東四八條111號居住。
此宅現為單位宿舍，現有房屋113間，建築面積2056平方米。原有的主要建築改變不大，只是部分廊子被擴建成房屋，院內又添建了一些小廚房之類的簡易房屋。
1984年1月10日，東城區人民政府將趙堂子胡同3號作為“朱啟鈐故居”，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東四八條屬東城區東四地區，是東四北大街從南往北數的第八條胡同。胡同自西向東溝通東四北大街和朝陽門北小街，長700多米。東四八條111號，舊時的門牌是54號，在胡同西段北側，坐北朝南，街門為穿牆大門，開在東四八條109號和113號兩院形成的夾道內，後牆砌在東四九條南側。大門內建有“一字影壁”一座，院內現有房屋、遊廊等建築115間，建築面積670餘平方米。此宅是朱啟鈐之女朱湄筠的房產。朱啟鈐從1953年搬入，直至1964年辭世。
東四八條111號朱啟鈐的故居
北平解放前夕，朱啟鈐寓居上海。周恩來曾授意來北平參加國共和談的章士釗寫信給朱啟鈐，勸他留在大陸。上海解放後，周恩來即派朱的外孫章文晉接他來京。到京後，朱啟鈐住進了東四八條111號，此宅是他女兒朱湄筠的房產。
在東四北大街路東，朝陽門內大街以北，朝陽門北小街以西，這片區域，自南向北依次排列著東四頭條至東四十四條的14條胡同。東四街巷的歷史，可以上溯至元大都時期，在元代屬寅賓坊和居仁坊範圍，明代這裡改稱思城坊和南居賢坊，清代則劃歸正白旗轄區。明代嘉靖時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已經有了東四“頭條胡同”至“四條胡同”的記載。
修建於元代的東四胡同排列整齊，布局規整。其中三條至八條街巷嚴格按照大街24步、小巷12步的規格建造，呈現了完整的“魚骨”式的胡同肌理，現在依然保持著當年的格局。東四胡同里一座座古舊的門樓、舊式的店鋪、經典的四合院群落，不但建築歷史悠久，而且具有豐厚的人文底蘊、清晰的歷史文脈，為北京歷史文化保護街區。
東四八條，明朝稱正覺寺胡同，因胡同中部北側曾建有正覺寺而得名。據《燕都叢考》記載：正覺寺為明正統十年(1445)所建，有敕建碑。胡同內還有承恩寺，為明太監馮保奉敕所建，張居正曾為寺撰寫了碑文，寺興工於萬曆二年(1574)，告成於三年。
朱啟鈐在東四八條111號住下後，便以中興輪船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同其他常務董事共同努力，把滯留香港的九條貨輪召回大陸支援國內海運。他將珍藏的56件名貴文物捐獻給故宮博物院，文化部頒發獎狀予以表彰。他還先後將大量藏書分別捐給北京圖書館、清華大學、古代建築修整所和貴州圖書館。國家也給了他很大的榮譽，他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古代建築修整所顧問，並任第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建築結構
宅院占地約3000平方米，布局獨具特色。它以一條貫穿南北的走廊為中軸線，將整個宅院分成東西兩部分，且將兩部分的八個院落有機地組合為一個頗具氣魄的宅第。現存建築形制為，南端中部辟有金柱大門一間，硬山灰筒瓦過壟脊屋面；院內原由一條貫穿南北的走廊分成東西兩部分。西路大門西側有倒座房五間，一進院一殿一卷式垂花門；二、四進院均為北房三間前出廊，三進院北房三間，前後廊各帶西耳房二間，西廂房三間，前出廊，皆為硬山頂灰筒瓦過壟脊屋面。東路一進院北房三間，前出廊，勾連搭一殿一卷式屋面，西耳房兩間，進深五檁，歇山頂；二進院亦為北房三間帶西耳房兩間，前出廊，有東廂房三間；三進院有北房五間，東廂房三間。四進院已改建。以上主要建築均為硬山頂灰筒瓦過壟脊屋面。建築價值
朱啟鈐故居主人成就
朱啟鈐先生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對北京舊城的改造。他主持修繕了社稷壇，興建的北京第一家公園——中山公園，是市民稱道的休閒之所；他主持進行了正陽門的改造工程，正陽門箭樓兩側中西合璧的獨特建築裝飾仍然存在於城樓上面，並且成為了前門，以至北京的標誌之一。他主持打通了府右街，南、北長街，南、北池子，開通了京城的南北交通要道。在南池子和南長街的路口，他設計的拱形街門，現在已經成為了長安街上的獨特景致。朱啟鈐還把中南海南側的寶月樓下層改建為了新華門，如今的新華門已經成為了中國人民景仰之地。 當年西方的《郵報》也不得不稱讚他“成績斐然，在遠東罕有其匹”。朱啟鈐發掘、整理出版的歷史文獻主要有《營造法式》、《髹漆錄》等10餘部。一批古建築人才也從這裡走出去。朱啟鈐還以其深厚的社會人脈，動員許多財界和政界人士加入學社，直接從經費上支持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他與陶蘭泉校印李明仲《營造法式》始於1921年，於1923年告成。隨即又撰《絲繡錄》、《女紅傳征略》。創立營造學會後，他還開始輯《哲匠錄》，並大量蒐集營造散失書史，其中包括了《貴陽甲秀樓建築調查紀略》。朱啟鈐為中國建築業所作出的貢獻，至今為國內外學者稱道。
主人介紹
朱啟鈐朱啟鈐熱心公益事業。1914年，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發動紳士、商人捐款，將社稷壇開闢為公園，命名為“中央公園”，又名“稷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中央公園是北京城內最早開放的公園，當時建設的主要景點，諸如四宜軒、唐花塢、水榭、來今雨軒、習禮亭、格言亭、投壺亭、迎暉亭和蘭亭八柱等，仍然是現在中山公園的主要景點。當年園中有一楹聯――“名園別有天地，老樹不知歲時。”
朱啟鈐喜好收藏，尤以緙絲③收藏為最，據說朱啟鈐堪稱“中國緙絲收藏第一人”。據朱啟鈐後人說，民國初年，清皇室貴族日趨潦倒。朱啟鈐從恭親王奕訢的後人手中購得一批緙絲珍品，有的年代可至宋朝。有日本人聞訊後，曾出價百萬想購買，朱啟鈐不為所動。但當時時局動盪，朱啟鈐惟恐國寶有失，遂以20萬元轉讓給了張學良。1950年，朱啟鈐將珍藏的明岐陽王世家名貴文物56件捐獻給故宮博物院，文化部頒發獎狀予以表彰。
朱啟鈐是中國古代建築的奠基人。1917年，朱啟鈐在江南圖書館發現了宋代李誡的《營造法式》手抄本，便委託商務印書館以石印本印行，同時又在北京刊行仿宋本。之後，又組織人員對《清欽定工部工程做法》一書進行校注。1930年，朱啟鈐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資助，成立了“中國營造學社”，自任社長。設文獻組和法式組，朱啟鈐兼任文獻組主任，建築學家梁思成擔任法式組主任。營造學社是最早研究中國傳統建築式樣、設計的學術團體，奠定了中國古代建築學的基礎。
中國營造學社創辦於1930年，1937年因北平淪陷而停辦。其間，先後出版了《中國營造學社彙刊》、《工段營造錄》、《元大都宮苑圖考》、《營造算例》、《牌樓算例》、《清式營造則例》、《梓人遺制》、《哲匠錄》、《同治重修圓明園始末》等書刊。朱啟鈐評價:“中國營造學社在歷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歷劫不磨之價值。”
朱啟鈐年長周恩來近三十歲，他們二人在不同的時代都擔任過政府總理，周恩來尊重朱啟鈐，朱啟鈐佩服周恩來。
1957年深秋的一個傍晚，周恩來到東四八條111號看望朱啟鈐。周恩來說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問朱啟鈐知道不知道。朱啟鈐說:“民國二年，我任內務部總長，舉辦縣知事訓練班時，你叔父是我的門生，當時他正在臨榆縣知事任內。”周恩來笑著說:“那你比我大兩輩，我和章文晉(朱啟鈐的外孫)同輩了。”談話時，朱啟鈐因耳聾經常打斷周恩來的談話，家裡人就向他擺手示意。周恩來看到後說:“不要阻止他，讓老先生說嘛！”
朱啟鈐擔心死後被火化，託付周恩來:“國家不是說人民信仰自由嗎？我不願意火葬，我死後把我埋在北戴河，那裡有我繼室於夫人塋地，我怕將來辦不到，所以才和你說，你幫我辦吧！”周恩來高聲回答:“我一定幫你辦到，你相信我，放心吧！”朱啟鈐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朱啟鈐對家裡人說:“總理是我在國內外所遇到的少有的傑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們國家的好領導。可惜我生不逢時，早生了30年，如果那時遇到這樣的好領導，我從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辦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