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波(1923—2002),中國著名軍旅作家。山東黃縣棗林莊(今龍口)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八路軍膠東五旅團指導員、牡丹江軍區團副政委,第四野戰軍一縱團政治處主任。參加了北滿地區的剿匪鬥爭和遼瀋戰役。建國後,歷任齊齊哈爾機車車輛製造廠黨委書記兼第一副廠長,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一設計院副院長,鐵道部工業總局副局長,中國作協第三、四屆理事。著有長篇小說《林海雪原》、《橋隆飆》、《山呼海嘯》、《戎萼碑》。
生平
曲波1923年出生於一個貧農家庭。父親當過染匠,後失業歸農。曲波只念過五年半國小。13歲失學在家務農和樵採。他少年時代曾熟讀了《說岳全傳》、《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小說。1938年,正值盧溝橋“七·七”事變的第二年,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中華民族的命運危在旦夕。國難當頭,當時高小剛畢業,只有15歲的曲波就毅然投身革命,參加了膠東軍區的八路軍,在5旅13團先後任宣傳員、文化教員。1939年曲波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指導員,1942年因被懷疑是托派分子遭隔離反省。1943年,組織上安排他到延安抗大分校——膠東抗大學習。他利用業餘時間創作了劇本《麥收之後》和《排難除害》。抗大畢業後,被分配到膠東軍區擔任前線報社記者。1944年重返作戰部隊任團政治處主任、團政委。1945年底至1946年初,曲波隨田松司令員、李偉政委率領的膠東軍區海軍二支隊(含一團、二團共3000人,該部隊系由劉公島起義部隊整編),急行軍趕赴東北牡丹江,參加那裡的剿匪戰鬥。
1946年2月2日,部隊到達牡丹江後,曲波任東北民主聯軍牡丹江軍區二團副參謀長。他親率剿匪小分隊36名戰士進入深山密林,追剿國民黨殘匪。1947年2月7日,他派遣偵察英雄楊子榮率五名戰士化裝成“吳氏三虎”的匪徒,深入海縣(今海林市)夾皮溝蛤蟆塘匪巢,取得國民黨東北軍第二支隊少將司令、三代慣匪張樂山(匪號“座山雕”)的信任。關鍵時刻,楊子榮巧施調虎離山計,在轉移路上配合曲波率領的小分隊一舉擒獲匪首張樂山以及聯絡部長劉兆成、秘書副官李義堂等27名慣匪,匪徒無一漏網。這次剿匪行動由於功績卓著,小分隊受到上級的表彰。
1948年後,軍區二團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曲波參加了著名的“遼瀋戰役”。在一次戰鬥中,曲波受了重傷。1949年,他調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學校工作。1950年全國解放後,曲波轉業到地方,歷任某機車車輛工廠黨委書記兼第一副廠長,鐵道部設計分局副局長、設計院副院長,後任鐵道部工業局副局長。1955年曲波開始從事業餘文學創作。1957年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林海雪原》。該書出版之前,1957年2月,《人民文學》以《奇襲虎狼窩》為題,選載了《受命》、《楊子榮智識小爐匠》、《劉勛蒼猛擒刁占一》、《夜審》、《蘑菇老人神話奶頭山》、《破天險奇襲奶頭山》六章。1958年6月《奇襲虎狼窩》被譯成俄文,中國作家代表團出席在蘇聯塔什乾召開的亞非作家會議時,該文是帶去的文學作品之一。《林海雪原》先後被譯成英文、(蘇軍事文藝出版社1959年)、俄文、日文(日文有岡本隆三出版社(1961年4月15日)和平凡社(1962年)兩個譯本)、蒙古文、朝鮮文、越南文(1959年)、挪威文(1976年)、阿拉伯文(1976年)。該書國內多次印刷,據不完全統計,已有313.60萬冊。小說曾先後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戲劇上映上演。電影《林海雪原》和根據小說改編的京劇《智取威虎山》在中國影響很大。
1959年至962年曲波先後完成了《山呼海嘯》和《橋隆飆》兩部長篇小說的初稿。他還創作了反映工業建設題材的敵小說《熱處理》、《爭吵》和散文《散觀平武》等。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10年裡,曲波遭到打擊迫害,身心受到摧殘。在這種情況下,他仍堅持了文學創作並寫了20多萬字的自傳。1977年重新出版了長篇小說《林海雪原》。長篇小說反映抗日戰爭題材的《山呼海嘯》於次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初版。反映戰場行醫、火線辦院,描寫部隊醫務人員生活的長篇小說《戎碑》於1977年6月山東人民出版社初版。出版前,曾由《山東文藝》1977年6月、7月選載。出版後被譯為朝鮮文。小說《橋隆飆》於1979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橋隆飆》總印數據不完全統計為150萬冊。
業餘作家
在和曲波同時代的作家中,曲波是少數幾個始終堅持業餘創作而對文學有著巨大貢獻的人。他在業餘文學領域樹起一面旗幟,丁玲曾對曲波說過:“人民民眾當中知道有個楊子榮,你的成績很大呀!”曲波也不止一次地講:“我不是文學家,不是作家,我只是一名業餘作者,我的工作是乾工業的。”曲波沒有幾級或哪個層次級別的作家的輝煌頭銜,曲波不以作家自居。在戰爭年代,曲波扛槍打仗,與日本人、與國民黨、與土匪殘餘勢力進行過戰鬥,兩次負重傷;在和平時期,曲波參加建設,進工廠、造機車,將自己的後半生獻給了中國的鐵路建設事業。在工作之餘,曲波拿起了筆,利用了所有的業餘時間和一切節假日,從事文學創作。“我的少年時代,青年時代是在戰場上度過的,我的青年時代、中年時代是在工業戰線度過的,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個半工作,一個是打仗,一個是搞工業建設,半個是搞了業餘文學寫作。”曲波是這樣評價自己的。
曲波常說:“我只是一個業餘作者,我只是利用業餘時間進行創作。所謂業餘創作,就是利用主業之外的一點兒剩餘的零星時間靠毅力進行創作;通過作品的創作,人物的塑造,能給人民民眾一點政治上的力量,思想上的安慰,精神上的鼓勵,我就知足了。”於是他把自己完全溶於生活中,溶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中,他時刻把藝術家的胸懷、創作情感與生活緊緊地溶於一起,他既要站得高,看得遠,又時刻要求自己,並在內心深處認識到自己就是一個普通人,一個非常普通的業餘作者。曲波宣稱:“我樂意永遠當一個業餘作者,業餘作者很光榮,業餘作者照樣能寫出大作品。”他認為,寫《紅樓夢》的曹雪芹不是專業作家,寫《三國演義》的羅貫中也不是專業作家,寫《西遊記》的吳承恩也不是專業作家,他們卻都寫出了傳世之作。“關鍵是對生活要有把握力、認知力和感受力。”
愛情故事
曲波的創作曾得到他的妻子劉波的大力幫助。劉波是曲波青年時代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是一位醫務工作者。她除完成本職工作外,還對曲波的創作積極參加探討,並為他抄寫了大量稿件。她是曲波創作上的得力助手。1941年,曲波作為後勤工作檢查團團長到後方醫院檢查工作,這是劉波與曲波的第一次見面,雖沒什麼特別的,但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42年,曲波被懷疑是13團的“托派總支書記”,而劉波是後方醫院的“骨幹分子”,巧合的是他們就被關在一間房中進行審查。因為室內有衣櫥隔開,所以他們當時並不知道對方是誰。直到有一天,劉波聽到看押的哨兵喊隔壁曲波的名字時,才知道原來是和那個後勤部政治部的檢查團長關在一起了。於是,她就用報紙扉邊寫上幾個字傳了過去。從那天開始,他們就用這種特殊的方式互相安慰互相鼓勵,咬緊牙關不說一句違心話,不誣陷任何人。由於日寇緊逼,部隊不得不帶著他們大範圍轉移。曲波與劉波帶著傷痛相互照應著艱難隨隊行軍,厄運使得兩個年輕人越走越近了。
劉波回憶,那時曲波跟她就很“有名”,因為當時從監獄出來的只剩下四人,其中就有他們倆。兩人相愛後曾經發過誓,抗戰不勝利不結婚。1946年,曲波住進了劉波所在的醫院,這一年,在組織的安排下,兩個人舉辦了簡樸而熱鬧的婚禮。二人結婚時,和劉波年紀差不多的女同志都有一大堆孩子了。轉業後,曲波決心寫一部“獻給我英雄的戰友楊子榮、高波”的書;由於怕人笑話只上過國小的自己自不量力,曲波的創作在“絕密”狀態下開始了。1948年11月,曲波在遼瀋戰役中負重傷,大腿骨折,股動脈斷了。半年後出院的曲波,由於骨頭接得不好,右腿短了4厘米。不久,曲波夫妻兩人相繼轉業到地方工作。離開了熱愛的部隊,離開了戰友,曲波創作長篇小說的想法也就在此時萌生。“以最深的敬意,獻給我英雄的戰友楊子榮、高波等同志!”這就是曲波在《林海雪原》書中的獻詞。
當時劉波擔當起了曲波的專職抄寫員,她也成了這部小說的第一個讀者。劉波回憶說,曲波每寫一章總是待構思好了之後才動筆,一氣呵成。其中有一章的底稿,是密密麻麻地寫在一個巴掌大的小本子上的,那是曲波在一個無關緊要的會議上一口氣寫完的。那邊不停地寫,這邊不停地抄。劉波的抄寫剛開始也有些手忙腳亂,曲波寫得快,很潦草,不會寫的字還自己造,劉波查字典也查不著,只好邊猜邊抄。但是,當小說初稿完成了前三章大約15萬字時,曲波感到自己的文字不能表達內心的情感,一氣之下就將原稿付之一炬了。開始寫作時,曲波的4個子女都已出生,最小的才一兩歲,4個孩子在一起,難免吵吵嚷嚷、打打鬧鬧。如果曲波在寫作,他只要敲敲牆,外面的孩子們就會馬上躡手躡腳、屏聲靜氣起來。每謄寫完一章,劉波就隨手揪一段正給孩子織毛衣的毛線把文稿裝訂起來,所以裝訂文稿的線都是五顏六色的。
《林海雪原》以強烈的藝術震撼力、感染力打動人心,書中的楊子榮、少劍波、高波、白茹、孫達得、劉勛蒼、欒超家等一批英雄人物聞名海內外。書中的二O三首長原型即為二團的三把手、時年二十三歲的曲波;而白茹的原型即為曲波的妻子劉波。
創作觀
曲波認為“作家首先是思想家,他首先要觀察,他關注的是社會,是人生。他思考的是社會的進步,是國家的發展,是改革開放的進程。因此,首先要讀書,要學習”。他購買了大量的中外鐵路建設方面的書及中外名人傳記,一有時間,就細細閱讀。曲波曾說:“八十、九十年代及至現在,我主要都在觀察與思考。觀察與思考是我修身的重要內容。”關於創作,曲波堅持,要把問題想清楚後,才能動筆去寫,才能寫出反映時代要求的真正意義上的好作品,否則,他是不會輕易動筆的。曲波曾告誡年輕作家們“:文學,要有生活,文學不能脫離人民民眾。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生活要豐富;創作要情發心底,美在自然;創作要人人心中有,家家筆下無。”他曾表態:“成功和失敗都是我所需要的。一個科學家,研究了一輩子沒有成果,那也是科學家。那么創作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敗。對作家講,成功和失敗,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轉換一樣是常有的事,失敗是成功之母。”曲波對於文學創作班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還是應該辦高質量、高水平的文學創作班,但培訓班中是出不了大作家的,只有實踐,只有在豐富的社會生活實踐中,才能湧現出真正的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