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23年,出生於一個貧農家庭。父親當過染匠,後失業歸農。曲波只念過五年半私塾。13歲失學在家務農和樵採,15歲入八路軍膠東公學(今魯東大學)。他少年時代曾熟讀了《說岳全傳》、《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小說。
1938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山東地區作戰,曾任連、營指揮員。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部隊開赴東北作戰。解放戰爭時期,擔任過大隊和團的指揮員。他曾率領一支英勇善戰的小分隊,深入東北牡丹江一帶深山密林與敵人周旋,進行了艱難的剿匪戰鬥。在參加解放 東北的戰爭中兩次負重傷。
1949年,到海軍學校任領導工作。1950年他轉入工業建設戰線,先後在工廠、設計院及工業管理部門擔任領導工作。
1955年,他開始從事業餘文學創作。
1957年,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林海雪原》。該書出版之前,1957年2月,《人民文學》以《奇襲虎狼窩》為題,選載了《受命》、《楊子榮智識小爐匠》、《劉勛蒼猛擒刁占一》、《夜審》、《蘑菇老人神話奶頭山》、《破天險奇襲奶頭山》六章。
1958年6月《奇襲虎狼窩》被譯成俄文,中國作家代表團出席在蘇聯塔什乾召開的亞非作家會議時,該文是帶去的文學作品之一。《林海雪原》先後被譯成英文、(蘇軍事文藝出版社1959年)、俄文、日文(日文有岡本隆三出版社(1961年4月15日)和平凡社(1962年)兩個譯本)、蒙古文、朝鮮文、越南文(1959年)、挪威文(1976年)、阿拉伯文(1976年)。曾被翻譯成英文、日文等多種文字,也多次被改編為電影、電視連續劇和京劇等該書國內多次印刷,據不完全統計,已有313.60萬冊。小說曾先後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戲劇上映上演。電影《林海雪原》和根據小說改編的京劇《智取威虎山》在全國影響很大。他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常務理事。
1959年至1962年他先後完成了《山呼海嘯》和《橋隆飆》兩部長篇小說的初稿。他還創作了反映工業建設題材的小說《熱處理》、《爭吵》和散文《散觀平武》等。
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10年裡,曲波遭到打擊迫害,身心受到摧殘。在這種情況下,他仍堅持了文學創作並寫了20多萬字的自傳。1977年重新出版了長篇小說《林海雪原》。長篇小說反映抗日戰爭題材的《山呼海嘯》於是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初版。該書出版前,《人民文學》1961年5月選載《不速之客》一節;《解放軍文藝》1959年12月選載《開門棒》、《屠由網下》、《龍身揭鱗》、《殺開一條血路》4個章節;1960年1月選載《木舟沉軍艦》一節;《北京文藝》1960年1月選載《女縣長》一節。
反映戰場行醫、火線辦院,描寫部隊醫務人員生活的長篇小說《戎萼碑》於1977年6月山東人民出版社初版。出版前,曾由《山東文藝》1977年6月、7月選載。出版後被譯為朝鮮文。後小說《橋隆飆》於1979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出版前,《山東文藝》全文連載;《解放軍文藝》1963年選載過《三古鎮》、《見面禮》、《一夕觀》、《不留神》、《走狂飆》、《飛車騎》6個章節。《橋隆飆》總印數據不完全統計為150萬冊。
曲波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1976年)受到打擊和迫害,他即將發行的《橋隆飆》被紅衛兵視為毒草而燒毀,直至文化大革命後才得以出版。曲波晚年多病,未能完成他構思長久的幾部新作。
曲波的創作曾得到他的妻子劉波的大力幫助。劉波是曲波青年時代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是一位醫務工作者。她除完成本職工作外,還對曲波的創作積極參加探討,並為他抄寫了大量稿件。她是曲波創作上的得力助手。
1947年剿匪戰鬥基本結束,曲波所在的二團編入東北民主聯軍一縱(38軍前身)。曲波打仗多了,表現突出,威信也高。第一次負傷,由哈爾濱野戰醫院的日本大夫取出炮彈片,傷一養好就非要急著回部隊。
第二次在遼瀋戰役受傷就非常危險,肘關節打進了敵人的炮彈片。他妻子當時在軍隊醫院擔任營級教導員,聽說他在前方受傷,團里師里都不知他的下落,就焦急地到各家戰地醫院看入院名單和死亡登記簿。那時他妻子已懷孕五個月,走到遼西河北交界的義縣,看到入關的部隊像潮水一般的排滿大路。在路上遇到團宣傳科長井毅,他告她曲波可能在清河域子醫院。他妻子打電話過去問:“這個人是活著還是沒有呢?”醫院回話:“搶救過來了,還活著……”
他妻子趕到醫院時,看到曲波躺在門板上,頭髮很長,發著高燒,臉色蒼白。他是股動脈受傷,大腿骨折。他妻子到後正遇上他第二回出血,也穿上手術服在搶救室,看到他的腹股溝還在跳,傷口化膿脫落。當時急需輸血,就說:"我以前給他輸過血,先抽我200cc吧"。大夫說,你還懷孕呢。我說,我身體好,沒問題。過後我笑著對曲波說:“是我和孩子兩人的血液救了你。”
1949年4月5日他妻子生了一個兒子。曲波當時身體還很虛弱,還在妻子工作的醫院養傷,很長時間都不能起床。右腿短了四厘米,走路搖晃厲害。護士們告他:“教導員生了兒子。”他是三代單傳,高興極了,非要起床。他架著雙拐,由護士、警衛員攙著,一百米路停了三次才走到。孩子滿月了,他在醫院草地上鋪上軍被,把孩子放在上面,他拄著雙拐靜靜地看著笑著。
下半年他能夠拄著拐走,就非要出院回部隊。聽說重慶艦起義,要組織一個海校。他就給組織寫信,信中寫道:“蘇聯有個無腳飛將軍。我不能幹陸軍,就去海軍學校工作。”他去了安東海校,任二大隊政委。校長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培養的不少官兵後來都成了海軍的骨幹。
他在海校講政治課,拄著雙拐上課,講近百年中國歷史,做起義官兵的思想改造工作。他也聽海軍的業務課。後來蘇聯顧問說,二大隊政委拄著拐,怎么上艦?應調往其他地方工作。曲波知道後極為情緒化,他說,我在艦上坐著也能指揮。總政來人找他談話,讓他上陸軍院校。曲波個性很強,他說他不去。
當時東北鐵路總局局長劉居英曾在1943年膠東平反冤案,表揚過曲波和妻子在肅託運動中表現很好,說真話,不亂咬別人。他勸曲波轉業,上鐵路部門搞工業。1950年12月,曲波依依不捨地脫下軍裝,擔任瀋陽機車車輛廠黨委書記、副廠長,後來又到齊齊哈爾車輛廠當書記,全廠約有一萬餘人。他是二等甲級殘廢,當時都是拄著雙拐奔波。
1955年初,中央決定所有機械車輛廠歸一機部管理,曲波就奉命來到北京。曲波擔任一機部第一設計院副院長,分配住在百萬莊辰區一機部宿舍兩居室,一住至今就是五十多年。
劉波眼中的曲波
1955年還在東北時,他因反對蘇聯推行的“一長制”而挨批,在委屈情緒中不由想起了槍林彈雨中的生死戰友,便在寫檢討的稿紙上列出一串戰友的名字:楊子榮、高波、陳振儀、欒超家、孫大德、劉蘊蒼、劉清泉、李恆玉等。他有了創作長篇小說的想法,便偷偷地試寫了一部分文字。
在戰爭年代,我們倆都在前方後方工作,只有到了齊齊哈爾才有了一個家,當時已有了四個孩子,最小的女兒有兩三歲了。工廠離宿舍較遠,有時踏著大雪歸來,就會想起飛襲威虎山的狂風暴雪的日子。他在《林海雪原》的後記中曾這樣寫道:“及抵家,一眼望見那樣幸福地甜睡著的愛人和小孩子,一陣深切的感觸湧上我的心頭……我的宿舍是這樣的溫暖舒適,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滿,這一切,楊子榮、高波等同志沒有看到,也沒有享受到,但正是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來,在最艱苦的年月里,他們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這段話寫的很真切,確是他的肺腑之言。
在東北時他已利用業餘時間悄悄地寫出一些章節,不滿意的地方又給撕掉。到了北京後,他又接著寫下去。還是保持著秘密狀態,一下班就躲藏在屋子裡寫作,連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為爸爸還在屋裡加班工作。
那時家中寫字桌中間的抽屜一直是半開著,一聽一機部鄰居同事來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進抽屜。他這個人的缺點是愛面子,自尊心強,怕寫不好鬧得滿城風雨,怕人說閒話,會問下班後哪有這么多精力寫字?又怕人說不自量力。
我支持他寫作,是他作品的第一讀者,也是他的抄稿員。參軍前我是國小四年級水平,他是國小五年級半。他小時看了《三國》《水滸》《說岳》等,影響不小,參加革命後又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有時一天寫一萬字,我再用兩三天抄出來,遇到他空著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補上。
家務事我全包下,他不管也不會家務事。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帶四個孩子到公園到西山去玩,就是讓他在家安心寫作。
有一次一機部辦公廳召開傳達中央檔案的大會,曲波事先已看過一次檔案,他就坐在會場裡佯裝做記錄,專心在一個小工作本子上寫出了“小分隊駕臨百雞宴”一章。
家中房間少,放不下兩個桌子,我就在縫紉機上抄稿。每抄完一個章節,就用縫孩子毛衣的毛線和布條裝訂起來。小說完成後約有四十多萬字,我買了做襯衫的兩米布,剪了兩個包袱皮,將文稿裝了兩大包。
我們家的斜對過是外文局大樓,掛的牌子中有一個是“中國文學雜誌社”。曲波說:“路遠的不好去,咱們先去近的地方看看。”一人拎著一包稿件就到了“中國文學”編輯部,發現裡面多是外國專家。他們問寫的是什麼語種,曲波說,“寫的是中文。”外國專家就笑著說:“我們是把中國文字翻成外文。”他們建議我們去東總布胡同作家出版社投稿。
我們坐了公車去了,曲波對接待的人說:“我不是作家,你們看看行不行?如不用,你們打個電話我來取。”曲波再三叮囑打電話一定要打到家裡,怕機關知道走漏了風聲。
出版社的龍世輝等編輯看了,打電話到我們家,說:“你來吧。”曲波去了以後說:“我取稿子來了。”沒想到龍世輝卻說:“我們確定要出你的稿子,需要做一部分修改。”《人民文學》副主編秦兆陽知道後,先在《人民文學》選發了《奇襲虎狼窩》章節,並在“編者按”中寫道:“作者是一位解放軍的軍官,現在工業部門工作……這本書將是我國文學創作上的一個可喜的收穫。”書出來後就有了不小的反響,買書的人不少。曲波的一個堂兄弟不知寫書之事,書出來了送給他,他拿到書大吃一驚。
《林海雪原》火了以後,曲波沒有到處做報告,很低調,只是到北海公園參加了活動講了話。他很快就到四川德陽二重廠當生產副廠長,廠長是一機部副部長景曉村。那是一個蘇聯援助的軋鋼機項目,是在平地上建廠,建設材料都是由國家按計畫提供。當地政府借大躍進之機向工廠要鋼材之類東西,曲波不同意,說不能調出,材料都是有數的。結果1959年反右傾,當地就組織批判景曉村、曲波他們,說不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破壞大躍進。還說了這樣重話:“你人在德陽,心在台灣。”
一個月沒收到曲波來信,我寄去糧票也沒回復,我就預料他出事了。後來,羅榮桓元帥、總政肖華、傅鍾主任知道後,就說曲波為軍隊寫了好作品,就讓他回總政文化部寫作吧。
1960年蘇聯老軍人委員會邀請中國殘疾老軍人到蘇聯訪問,中央同意了,讓老紅軍王維舟當團長,曲波當秘書長,負責具體工作。
出國前,陳毅找他們談話,談完正事後陳老總與曲波閒聊,他說:“你這個名字好,有曲也有波,這是個普遍規律,沒有絕對直線。”他還興致很高地給曲波起了一個字:“你叫普律(普遍規律之意)吧。”後來曲波還用“普律”刻了一個印章。
妻子劉波
生於1924年,山東龍口人,1938年入伍,1939年5月入黨。長期從事醫護工作,離休前任北京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