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學理論批評
正文
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新舊勢力鬥爭加劇的時期。資本主義萌芽興起，市民階層壯大，叛逆思想抬頭，成為突出的社會現象。與此相適應，文學理論上出現了復古與反覆古的鬥爭和戲曲、小說理論的繁榮。這兩方面既相聯繫，又相區別，構成了明代文學理論的主要內容。前期和中期文學理論 明代前期，洪武至天順近百年間,生產緩慢恢復,社會生活較為平靜，哲學上承朱熹，文學理論則基本承續元代格局,成就不大,且已露出復古端倪。宋濂接郝經、劉將孫餘緒，熔道學家、古文家觀點於傳統儒家文論,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一體,主師古而不師心、師其意不師其辭。高棅沿著戴表元、楊士弘道路,發展嚴羽“以盛唐為法”之說,撰《唐詩品匯》，尊盛唐品格。戲曲、小說論著尚屬寥寥，僅朱權《太和正音譜》較為重要。這是現存最早的雜劇曲譜，也是當時官方戲曲主張的體現。它重教化，倡“頌太平之盛”、“致人心之和”；重聲律，認為“雖字有舛訛，不傷於音律者，不為害也”；同時抬高“鴻儒碩士”，貶抑俳優。
明中葉，成化至嘉靖百餘年間，朝政已見腐朽，地主階級開明派要求革除弊政，振興國家。與此相關，文壇上掀起批判台閣體浮靡文風、提倡漢魏盛唐格調的復古思潮。茶陵派首領李東陽於《懷麓堂詩話》中以古律的體格、時代的音調論詩,首倡格調說。前七子繼起,李夢陽力主以古代雄健高華的格調為法，古體尊漢魏，近體尊盛唐,六朝與宋以下不取;何景明又以“領會神情”、“不倣形跡”為補正。後七子延展何景明理論，使復古主義更趨圓活完善：謝榛《四溟詩話》提出廣采初、盛唐諸大家之“花”,釀成自己之“蜜”,“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王世貞《藝苑卮言》再演為運以才思而入于格調、“師匠宜高”而“捃拾宜博”等一套觀點。通觀前、後七子之說，旨在倡導學習各種詩體極盛時期的高格,以振興正統封建文學。但另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王陽明心學的興起和市民文藝的活躍,文學理論上也表現出了另外一種傾向。就在前、後七子之間，有唐宋派提倡“直寫胸臆”、“委曲詳盡”的唐宋古文。李開先宣傳“直出肺肝”的“市井艷詞”，他們都對復古思潮有所衝擊。即使是前後七子本身，也有人對民歌、戲曲、小說表示欣賞，李夢陽還有“今真詩乃在民間”的說法。戲曲、小說論著亦漸增多。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中的論曲部分，後人輯為《曲論》，重本色，說填詞應如“尋常說話”；但更重聲律，提倡“寧聲葉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葉”。王世貞《藝苑卮言》中論曲部分，後人輯為《曲藻》,要求“俾風教”,更要求事藻繪，提倡有“大學問”、有“琢句之工、使事之美”。小說論著方面有數篇序文比較重要，其中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是第一篇長篇通俗小說專論，肯定語言通俗，強調教化功能。這些論著促進了戲曲、小說理論的發展，但所持觀點又多與整體上的文學復古思潮相通。總的來說,明代中葉既是復古思潮占統治地位的時期,又是趨新傾向產生的時期。
後期文學理論 明後期，隆慶至萬曆50餘年間，市民階層登上歷史舞台，掀起多次反抗朝廷礦監、稅使的暴動，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哲學上從王陽明心學中分化出“非復名教所能羈絡”(黃宗羲《明儒學案》)的泰州學派。文學理論上則出現了反覆古主義思潮高漲與戲曲、小說理論興盛的局面。反覆古的先驅者徐渭，在後七子勢盛之際,即已向復古思潮宣戰。稍後,李贄、湯顯祖、袁宏道等相繼而起，革新主張聲勢大振。反覆古主義文學思潮的基本觀點，一是呼籲打破傳統思想與格調的束縛，實行創作自由。李贄是持此種觀點的最激進者,他提出“童心說”,認為“天下至文”都出自不夾雜任何傳統觀念的童心，而“《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斷斷乎其不可以語於童心之言”。湯顯祖強調“情有者，理必無”，指責當世“滅才情而尊吏法”。袁宏道倡“性靈說”，創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二是要求文學同時代一道前進，發展“今日之文”。徐渭指出：古代的《康衢》已變為今日裡中的優唱，古代的《》已變為今日裡唱的賓白；李贄宣稱：“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變而為六朝、為近體、為傳奇、為雜劇、為《西廂記》、為《水滸傳》，“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袁宏道則進而建立起一套中國古代較徹底又較系統的文學發展論，認為“人事物態”、“鄉語方言”都在不斷變化，以語言反映世事的文學也不能不因之而變化;有識之士當主動“隄其而通其所必變”;每一時代的文學都需以自己的時代特徵獲得文學史上的地位,“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故當代之文應“寧今寧俗”而不傍古人。三是提倡憤世駭俗之作，傾向浪漫主義。徐渭以“冷水澆背，陡然一驚”為“興觀群怨之品”。李贄稱“世之真能文者”，皆“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乃至“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湯顯祖則進而提出了更全面的浪漫主義文學主張，他不僅認為文學應表達“奇迫怪窘”、“不可一世”的“至情”，而且認為這種“至情”的表達需“上下天地、來去古今”的神思與“奇僻荒誕”、“可喜可愕”的事物，並提出“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奇士”。反覆古主義文學思潮的這些觀點，具有同正統封建文學觀念對立的性質。
反覆古思潮的理論家，同時又都高度重視戲曲、小說、市井民歌等新興文學。袁宏道以“《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來稱讚《水滸傳》，認為明代僅有《擘破玉》、《打棗竿》（又名《打草竿》）之類民歌可以傳世。而徐渭、湯顯祖與李贄，更是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戲曲與小說理論家。徐渭《南詞敘錄》是第一部論南戲的專著。此書堅決維護南戲“即村坊小曲而為之”的本色，反對“文而晦”的藻繪風氣，主張“歌之使奴、童、婦女皆喻”；反對拘守宮調，主張使“畸農市女順口可歌”。並就曲詞創作發表了“文既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種妙處，要在人領解妙悟未可言傳”的見解。湯顯祖也強調曲詞當“以意趣神色為主”，對“按字摹聲”的做法多有批判。他在戲劇藝術基本特徵與情節結構等理論問題上更有開創性見解，在《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中提出,戲劇能夠“極人物之萬途,攢古今之千變”，把經過加工提煉的社會生活再現於舞台。在《紅梅記》等戲的評語中又指出，情節設計須符合生活情理；劇情既要富於曲折變化，又不可“略於細荀斗接處”，至使觀眾不解;次要情節的安排,“妙於串插結構，便不覺文法沓拖”。湯顯祖對“按字摹聲”的批判，主要針對同時的沈璟而發。沈璟在《詞隱先生論曲》中發展何良俊的理論,以“合律依腔”為“詞宗寶藏”;又有“讀之不成句,而謳之使葉,是為曲中之巧”的說法。湯、沈各有擁護者,遂演為後人所稱臨川派與吳江派之爭,有力地推動了戲曲理論的發展。李贄《忠義水滸傳序》認為《水滸》是對“大賢處下，不肖處上”不合理現象的發憤之作,說一百八人“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雖有封建思想局限，卻充分肯定了《水滸》的社會意義和梁山起義的正義性。他曾熱情評點戲曲、小說，尤以《水滸》評點最負盛名。但現存署“李卓吾”評點的《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人多疑為偽作。這一時期戲曲、小說理論的主流，同文學理論整體上的反覆古思潮完全一致。
明末文學理論 明末天啟至崇禎間約20餘年，內地階級矛盾空前尖銳，滿族政權入侵的威脅，也愈益嚴重。東林、復社倡導“復興古學”，泰州學派的異端思想趨於衰落。文學理論上也發生了正統儒家觀點上升、反覆古思潮下降的變化。
此時期詩文理論無重大建樹。繼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雖有矯公安末流俚易之弊的可取之處，但以“幽情學緒”、“孤懷孤詣”為真性靈,重彈“以古人為歸”,實際是對社會現實的偏離與向復古思潮的倒退。以陳子龍為代表的愛國文人雖“憂時托志”，發憤為文，但又倡“文以范古為貴”，重蹈前後七子的覆轍。戲曲、小說理論則呈方興未艾之勢，並達到高潮，但其內容則已變為在強調封建教化前提下探討藝術技巧。
萬曆後期起,戲曲論著大增。雖傾向各異,但多折衷之談，對王世貞、何良俊、沈璟、徐渭與湯顯祖諸家各有取捨褒貶。其中呂天成《曲品》、王驥德《曲律》與臧懋循等,略偏於何、沈;祁彪佳《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與沈德符等,略偏於徐、湯;凌濛初《譚曲雜劄》、張琦《衡曲麈譚》與徐復祚等，對徐、湯雖有批評，但主旨是批判王世貞、何良俊、沈璟之論。其中理論貢獻最大者是王驥德，其次是凌濛初。王驥德的《曲律》是明代規模最大、系統性最強的戲曲論著。基本思想是提倡“關風化”，既“守音律”又“尚意趣”，既“用本色”又“用文調”。對結構、賓白、科諢等問題頗有精闢見解：提出“審輕重”，“緊要處須重著精神，極力發揮使透”，“若無緊要處，只管敷演，又多惹人厭憎”；賓白之難“不下於曲”，須“令情意宛轉，音調鏗鏘，雖不是曲，卻要美聽”；“插科打諢須作得極巧，又下得恰好”，“若略涉安排勉強，使人肌上生粟，不如安靜過去”。《曲律》對清初李漁的戲曲理論有明顯影響。凌濛初的《譚曲雜劄》說沈璟“審於律而短於才”，而實不過以“鄙俚可笑”、“生硬雉率”的語言冒充本色，以生編硬造、破綻百出的情節眩上眼目，指出王世貞之論是七子思潮在戲曲上的表現，均有見識。
小說序文、評點也自萬曆後期起漸漸增多，馮夢龍、葉晝為明末最重要的小說理論家。馮夢龍“三言”的三篇序文，雖署名各異，都屬自撰。《喻世明言序》恰當地概括了中國古代的小說發展史，《警世通言序》就小說的真實性問題提出了“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的著名觀點，《醒世恆言序》高度評價了小說的社會意義。署李卓吾的《水滸》百回本評點，據考乃葉晝所作。評中正確說明了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的關係，說“《水滸傳》文字原是假的，只為他描寫得真情出，所以便可與天地相終始”。評中著重分析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說書中人物既有鮮明的個性，“各有光景，各有家數，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又富於典型性，“說淫婦便像個淫婦，說烈漢便像個烈漢”。葉晝是第一個自覺地研究人物形象塑造的小說理論家，他的小說理論代表了明代的最高水平，是金人瑞小說理論的先驅。馮夢龍、葉晝之外，凌濛初的《拍案驚奇序》、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觀序》等強調反映現實生活中常見的“人情世態”，亦有重要意義。
明代文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新觀點，特別是反抗正統封建文學觀念的激進與猛烈，小說、戲曲理論的發展與繁榮，更是前所未有的。但多偏激之詞與門戶之爭，立論未盡妥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