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金人瑞(1608～1661)明末清初文學批評家。名采，字若采。明亡後更名人瑞，字聖嘆。一說本姓張。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明諸生，為人狂放不羈，絕意仕進，以讀書著述為務。順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亡，哀詔至吳，大臣設幕哭臨，當時有諸生百餘人哭於文廟，上揭帖請逐酷吏縣令任維初。金亦參與其事，遂以倡亂罪處斬，妻子家產籍沒。
金人瑞博覽群籍，好談《易》，亦好講佛，常以佛銓釋儒、道，論文喜附會禪理。評點古書甚多。稱《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西廂》為“六才子書”,擬逐一批註,但僅完成後二種,《杜詩解》未成而罹難其著作據族人金昌敘錄,有“唱經堂外書”，包括《第五才子書》、《第六才子書》、《唐才子書》、《必讀才子書》、《杜詩解》、《左傳釋》、《古傳解(二十首)》、《釋小雅(七首)》、《孟子解》、《歐陽永叔詞（十二首）》；“唱經堂內書”，包括《法華百問》、《西城風俗記》、《法華三昧》、《寶鏡三昧》、《聖自覺三昧》、《周易義例全鈔》、《三十四卦全鈔》、《南華經鈔》、《通宗易論》、《語錄類纂》、《聖人千案》；“唱經堂雜篇”，包括《隨手通》、《唱經堂詩文全集》。多屬未竣稿，或只存片斷，或全佚。部分作品收入今傳之《唱經堂才子書匯稿》中。
金人瑞的主要成就在於文學批評，他的評點很注重思想內容的闡發，往往借題發揮，議論政事，其社會觀和人生觀灼然可見。他斥責“犯上作亂”，釋“水滸”之名為“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反對“以忠義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魚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盜賊的官軍，並意識到“一高”之下還有“百高廉”,“千殷直閣”及其狐群狗黨,結成禍國殃民的社會勢力,108人“不得已而盡入於水泊”是“亂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他認為，“居其邦，不竊議其大夫之得失，惡傷治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然而又承認天下無道則庶人敢議，“庶人之議皆史也”。他宣揚“忠恕”、“孝悌”之類儒家道德規範；然而又揭露禮教對人性的摧殘，讚美崔鶯鶯、張生的叛逆行為，譏諷冬烘秀才目《西廂》為淫書，而推《西廂》為“天地妙文”。他接受佛教的虛無思想，視人生若夢幻，所謂“天地夢境”,“眾生夢魂”；然而他又直面現實,並孜孜於述作，以為“生死迅疾,人命無常,富貴難求，從吾所好，則不著書其又何以為活也”。可以看出，金人瑞的思想中是充滿著矛盾的。
金人瑞文學批評的精彩之處在於對作品的藝術分析。他的詩文評比較平常,如強分律詩為二解,套用八股文起承轉合之法說詩，頗為人所詬病。他評《水滸》、《西廂》二書時的藝術見解則獨出手眼，繼李贄、葉晝之後將小說戲曲評點推進到新的高度。他自謂評書“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跡，伸其神理”，實即旨在探索創作規律，在這方面確實頗有創見。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指出：《水滸傳》令人看不厭“無非為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而塑造性格成功的關鍵是捕捉住人物的獨特的個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即使是同一類型的性格，也要顯示出同中之異，如“魯達粗魯是性急，史進粗魯是少年任氣，李逵粗魯是蠻，武松粗魯是豪傑不受羈”，所以“定是兩個人，定不是一個人”。他的評點中還涉及描寫一個人物的性格應表現出多面性、複雜性，又應表現出統一性、連貫性的問題，如他認為《水滸傳》中先寫魯達以酒為命，後寫魯達涓滴不飲，“然而聲情神理，無有非魯達者”；寫李逵朴至中又有猾，而“寫得李逵愈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語言個性化的問題，“一樣人，便還他一樣說話”。在眾多的人物中應突出主要人物，如說“《西廂記》止寫得三個人：一個是雙文，一個是張生，一個是紅娘”，“若更仔細算時，《西廂記》亦止為寫得一個人。一個人者，雙文是也”。他所說的“澄懷格物”，實際上又關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靜細緻的觀察，要靠設身處地的體驗，即所謂“動心”、“現身”。他也很重視情節和結構：認為情節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筆法”，“龍跳虎臥”，但又要合乎情理，“寫極駭人之事，卻盡用極近人之筆”；又強調結構的完整性，“一部書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須“全局在胸”，因此講究“過接”、“關鎖”、“脫卸”，要求行文如“月度迴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謂的“靈眼覷見，靈手捉住”，相似於對創作靈感的強調；但他又重“法”，說“臨文無法便成狗嗥”,並總結出種種表現手法,如“那輾”等等。總之，金人瑞已提出了較有系統的小說戲曲創作理論。
金人瑞在評點的同時,也對原作加以修改,除詞句外，還作了全局性的刪削。他判定《水滸傳》後50回系羅貫中“橫添狗尾”,故盡行砍去,自稱得“貫華堂古本”無續作，又偽造施耐庵序於前。遂成今傳的70回本。又斷言《西廂記》第五本非出王實甫之手,也是“惡札”,故截去而以《驚夢》收尾。
金人瑞又能詩，有抄本《沉吟樓詩選》傳世。今有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金聖歎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