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文學理論是指有關文學的本質、特徵、發展規律和社會作用的原理、原則。文藝學的一個門類。廣義的文藝學，是研究文學藝術的科學；狹義的文藝學，只研究文學。傳統的習慣把它分成三個門類：文學理論、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它們都以文學為研究對象，都要求把歷史的、現實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史和邏輯的研究結合起來。文學史重在對文學的歷史研究；文學批評重在對文學的現實研究；文學理論則重在對文學作邏輯的研究。從古往今來的文學現象中，找出文學的本質和規律，揭示文學的不同形態的特點。
文學理論研究作為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的文學所具有的質的規定性，其中包括它與其他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及一切藝術所共有的普遍性，也包括它區別於其他藝術的特殊性；研究作為社會現象的文學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和所起的社會作用，其中包括它與其他社會現象共有的功能、作用以及它區別於其他社會現象所獨具的功能和作用；研究文學作品的內容、形式及其相互關係；研究文學本身的不同形態（抒情的、敘事的、戲劇的）的特點，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滲透和由此而形成的各種文學種類、體裁；研究文學的創作過程及其規律，其中包括方法、風格和流派等等。
文學理論不是關於文學的固定不變的法則，而是文學實踐經驗的概括。它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實踐基礎上產生和發展，反過來，又推動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的前進。文學理論也吸取文學史的研究成果，從而又對文學史研究發生影響。
文學理論本身，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關於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見中國文學理論批評），關於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發展（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也均如此。
發展
現代發展
文學理論的自主性，在於理論自身的學理建設。80年代下半期和整個90年代，是中國文學理論比較全面地建立自身學理的時期，確立自身主體性的時期。在文學理論學理的探索、建構中，無疑，西方文學理論發生過重要影響；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學理論思潮如潮水般湧入中國的時候，中國文學理論中的西化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學理論中的審美研究、作品形式、結構等因素的內在研究，和那時中國美學問題的大討論，都對中國文學理論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時在討論中，不少學者對現代文論傳統進行了有批判的吸收，並且力圖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生動景象，新說屢起，佳作迭現。文學理論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構舊說的基礎上出現的，同時又是新的建構。因此，這十多年的文學理論，不是一味的解構，不是一味地聽從外國人說話，不是把外國人的文學理論進行簡單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鑑的基礎上，對文學理論既有改造，又力圖有所創新，並且卓有成效地創立了一些新的文學理論範疇。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下，文學理論在不斷地走向邊緣化，不被人們重視，但是應當承認，文學理論是個有成績的部門，真正的理論創新，自會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不必把成績估計過高，但也沒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構與建構，正是文學理論現代性的體現。
視點形態
中外文學理論史表明，任何一種理論科學都是對文學活動實踐經驗的理性認識和邏輯概括。而歷史同樣表明，迄今為止任何一種關於文學的理論概括，都還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所有專家認同。迄今為止仍然沒有一種理論形態，得到持有共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立場的所有理論家的一致首肯。
這種事實反覆出現，說明文學活動實踐本身與人類其他認識對象一樣，在存在上具有無限的廣泛性與豐富性，而人類對文學認識的可能性、優越性和局限性都在於，人們對文學的理論概括必須受制於人類理性思維機能在歷史文化中形成的思維普遍法則，習以為常的理論概括的工作往往是把文學的經驗事實納入一些理性框架，或者說在進行理論概括時，理論家是用一種先在的理性框架去對文學活動的經驗事實“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去尋求和建立一種框架內的明確認識。在文學理論的研究和建構中，理性框架的重要性遠遠大於文化、意識形態對文學理論的影響。
文學理論因為理性認識的先在框架是人類認識從具體感性經驗上升到理論認識的
加工器具，是人類認識具體事物的認識結構。當然這種認識結構是人自身在實踐、歷史和文化中形成的，而不是先於人類自身的，也不是超越人類本身的。從人類整體而言，是如此。但是從個人具體的存在而言，它則是外在和先在的。個人總是通過接受文化傳統，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認識結構，去理解現實、認識文學。
這就是說，任何一種成型的文學理論都有它在理論上的框架，都有它在理論上的預定性、約定性、假定性。古今中外文學理論豐碩的成果，就體現於它不是一種單一框架的產物，而是從多種框架、視點去觀察、分析、概括文學經驗事實的成果。
文學性滲透
文學理論學者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一方面是文學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文學性的無處不在，二者悖反的背後隱含著文學性對社會意識形態各個領域的滲透。儘管學界大都認為以電視媒體為主導的直觀圖像文化的瘋狂擴張，直接導致了文學的衰落或文學邊緣化，但學者們也注意到，電視這種主導的、綜合的形式正是仰仗“文學性”才得以向意識形態各領域強力滲透。流行文化的“走紅”、“轟動”往往都少不了文學性，種種風行時尚的品位和水準也常靠文學性來提升，仿真景象常因文學性的敘述和解說增加其韻致與情趣，體現出藝術真實甚至是生活真實。
文學性對理論的滲透顯得特別突出。眾多社會科學理論本身因其理論諦視與文學性表達的完美結合而倍增魅力，而且這種文學性表達不僅成為一種外在的裝飾，尤其是深入到理論思維與思想內涵之中，成為顯示理論水準、理論生命力的重要標誌。我們知道，現代理論的生命力在於簡練、準確、直陳，即概括性強。但是，枯燥和抽象的理論給現代社會高節奏生活的現代人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和壓力，因此，文學性就成為理論的調味品和滋補品，成為壓抑彌深的理論的調節性因素。西方學界已注意到文學性對理論的這種滲透，卡勒揭示了文學性對20世紀的理論運動顯著參與和文學性統治的事實：修辭裝飾了理論話語。他說：“事實上文學勝利了：文學統治了學術領域，儘管這種統治偽裝成別的樣子。”眾所周知，經濟學堪稱“最硬的”社會科學，但有西方學者在列舉了經濟科學中大量的文學性事實之後說：“經濟學家是不證自明的語言表演者，而對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學批評家肯尼思?伯克的戲劇概念來予以討論，或哲學家奧斯丁和約翰?西爾尼的語言哲學概念來討論”，“經濟科學家用了許多裝備進行說服，就象一個大庭廣眾之上的演講者”，“科學的最終產品——科學論文——是一種表演”。由是觀之，經濟科學中的文學性實則是一種煽情性，這也正好求證了“意識形態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於它的激情”，“意識形態最重要的、潛在的作用就在於誘發情感”的論斷。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文學性對理論的滲透在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中早就有充分的體現，中國具有詩性文化、詩性學術的悠久歷史。中國古代文論、史論、哲學之中的詩性智慧堪稱文學性滲入學術理論
的典範。當時的文學性與文論、史論、哲學水乳交融的關係成就了極其詩化、頗具特色、含蓄蘊借、言近旨遠的文、史、哲、天文、地理等諸多理論。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國學術理論的評價習慣於以西方標準為參照，對中國傳統學術理論因文學性而顯露的詩性智慧不屑一顧，將西方學術理論的思辨性奉為圭皋，這種用觀念的明晰性來框范“沒有觀念的智慧”無異於隔靴搔癢。中國學術理論之所以隱藏著極大的靈活性、模糊性、趣味性就是其文學性的滲透使然。看似片言碎語，不顯山不露水，實則內蘊豐厚，機智委婉，美妙文雅，它並不明確地說出想說的話，總是通過隱喻、暗示、打比方，話中有話，言不盡意，鋒芒不顯。無論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標準來衡量說這是優點還是以西方為參照說這是缺陷，這種特有的迴避概念的思維方式形成了中國文化、中國學術的傳統，構成了中國學術理論的文學性表征。
耐人尋味的是，文學性對學術理論、思想的滲透成為當今主宰全球化浪潮的西方現代化學術理論的生成時尚。雖然有的西方學者出於對所有形式的革命運動的反感，面對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的鼓譟，翹首盼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意識形態的終結”，但是誰也沒有料到，在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對中國古老的“沒有觀念的智慧”的不經意之中，曾被他們誓言要啟蒙一番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又使他們趨之若鶩。歷史就是充滿了如此的諷刺意味：高度發達的文明或文化必須經過漫長的迂迴之後，還是要靠最原始、最質樸、最本真的養料來滋補！儘管當代學術理論靠文學性滋潤的事實從某種程度上是當代通俗文化派生的結果，但滲透了文學性的當代學術理論應該比靠概念來思維、充滿思辨性、靠西方話語表述的現代理論更具魅力，更具深度和底蘊，更充滿覺悟和智慧。
中國當代
西方是中國文化和文論的一個“他者鏡像”，只有在這個鏡像當中，中國文學理論家們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進到哪一步，學術增長到哪一步，而哪些是當代中國文論研究的空白。當代文論發展的新趨勢，說明了中國一個世紀以來不斷的“追新逐後”的持續理論熱情，這種理論熱情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尤其是以二十世紀後半葉為重；對這種學術史的清理，在當代成為新的學術思想生長點的關鍵。
《中古文學理論範疇》當代文中國學理論問題首先在於：各種文藝理論思想幾乎共時態的湧入，中國的接受語境的複雜化。一般認為，文藝理論包括作家、作品、讀者和社會文化四個要素：作家論如傳記批評、精神分析、原型批評等；作品論如俄國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等；讀者論如解釋學、接受美學、讀者反應批評等；社會文化分析新趨勢，如西馬、女權、解構主義，都不能說太新了，像後現代主義作為一思潮，已是明日黃花。而後殖民主義已把後現代主義關於差異性的理論和話語權力理論，套用到國別之間的國際關係文化權力模式研究中，做出了新意。當前，文化研究被認為是比較新的，其
實它也僅僅是跨文化、跨學科的互動研究。再有就是少數話語，其實也與第三世界文學、第三世界身份緊密相關。這些內容都可以很快找到最新資料，並且同中國的具體現實結合起來。這裡，我想提出這樣一些問題：二十年來西方這些新理論一下子湧入中國，中國知識界接受了什麼，已經消化了什麼?什麼樣的東西與我們的肌體產生了一種共振、共鳴，生成了一種新的東西?哪些東西被我們清除了、排斥了、拒絕了?
事實上，西方文化理論為中國提供了一個方法論平台，這個平台足以使中國學者在分析文本時感到自己方法的落後、思想的僵化、和行文話語的邊緣化，但是否他們抓住了這些最新話語就可以走向中心，就不再僵化，就可以表現得十分靈動呢？完全追新可能是一個本體論的誤區，它將使中國永遠追不上西方，使中國在新世紀還要重複二十世紀的一系列錯誤。所以，中國的文藝理論不可能完全從西方借鑑，但是不可能不對西方加以觀照。只能把西方理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參照，要在本體論上發掘中國的本土資源。畢竟面前的現實是，中國的文化方法研究與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紀初的俄國形式主義在七八十年代進入中國時還顯得很新，但今天女權主義、文化研究在國外剛剛出現一、二年，中國這裡已經廣泛套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變得毫無意義，這時學術競爭不以量勝，不以萬花筒的不斷轉動取勝，相反，是一種本質力量的學術較量。中國必須走出趕超心理，深層次地總結自身經驗並尋求差異。這種差異性的東西有可能成為中國新世紀經過拿來主義走向輸出主義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