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概述
後七子李攀龍、王世貞是後七子的代表作家，他們認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辭，屬辭成篇”，模擬古人就可以了。並且武斷地認為散文自西漢以後、詩歌從盛唐以後，都不值一讀。把復古運動引到了極端。後七子在文壇上活躍的時間較長，他們的文學主張彼此間有不少差異，而且有所發展和變化。李攀龍死後，王世貞主盟文壇近20年之久，後來他也漸漸地覺察到復古主義的某些弊病，認識到“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的道理。由於後七子立論有的褊狹，有的通達，故其創作中的模擬仿古程度也有所區別，其中李攀龍最為嚴重。後七子在近體詩方面都有一定功力，李攀龍俊潔響亮，王世貞精切雅致，吳國倫整密沉雄，徐中行閎大雄整，謝榛神簡氣逸。但都帶有模擬的毛病。加之才氣不足，生活不厚，常有重複雷同的現象。在後七子復古運動後期，由於公安派、竟陵派的攻擊，其影響漸弱，已不能左右文壇。但他們“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為許多詩人所接受。明末至清代也有不少詩人仍然受到他們理論的影響。
流派風格
《藝苑卮言》流派地位
王世貞儘管後七子復古運動的後期，受到公安、竟陵二派的攻擊，已不能左右文壇。但他們“固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為許多詩人所接受。明末陳子龍還盛稱七子“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清初詩家如朱彝尊、毛奇齡的寫法也多承七子；就是顧炎武、吳偉業也頗受影響。
後七子的作品，本人知之甚少，世人對他們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但應該肯定的是，至少在當時甚至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裡，左右或影響過中國的文壇和文人；同時他們的人品，他們的嫉惡如仇，傲視污貪，他們的體恤百姓，與民同樂，他們的盡忠報國，民族精神，都是永遠值得稱頌，為世代所敬仰的。
共同主張
後七子後七子繼承前七子的文學主張，同樣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以漢魏、盛唐為楷模，“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較前七子更絕對。他們復古擬古，主格調，講法度，互相標榜，廣立門戶，聲勢更浩大，從而把明代文學的復古傾向推向高潮。後七子在文壇上活躍的時間比前七子長。開始，他們結詩社，首推謝榛為長，後以李攀龍為領袖，李死後，王世貞主盟文壇達20幾年。李攀龍復古觀點最執固，但創作上富於才力，時有雄邁之作。謝榛的文學主張較開明，重視詩作中的"超悟"、“興趣”，擅長詩歌，最富於個性。王世貞晚年放棄復古，肯定直寫性靈，不求藻飾，詩富於才情，能達平淡之境。梁有譽摹擬之病較少，詩有南國情調，謝榛外，最富獨立性。宗臣長於散文， 《報劉一丈書》名動一時。徐中行爽健蒼勁，吳國倫懇切樸實。後七子的創作總體上不脫對前人的模擬，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後來表現出某種重視獨創和性靈的傾向。
得失與影響
後七子從前後七子文學活動的積極意義上看，首先它們在復古的旗幟下，為文學尋求了一席獨立存在的地位。特別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壇歌頌聖德、粉飾太平的台閣體創作風氣還沒有完全消除，加上程朱理學學風的熾熱，文士中有輕視詩文而熱衷於治經窮理的傾向，一些“文學土”甚至遭到排擠打擊。為此李夢陽曾發出質疑：“孔子非不貴文，乃後世謂文詩為未技，何軟？”（ 《論學下篇》 ）顯然，李夢陽等前七子在文壇高舉復古大旗，與他們重視文學的獨立地位、積極探索文學發展道路有著重要的聯繫。
其次，在重視文學獨立地位的基礎上，前後七子增強了對文學本質的理解，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對舊的文學價值觀念和創作實踐發起了一定的衝擊。如後七子提出重“辭”而輕“理”的主張，雖有過多地注重文學形式的一面，卻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們以重形式的手段來擺脫文學受道德說教束縛的要求。而前七子則明確地將復古的目的與文學表現作家真情實感、刻畫真實人生的追求聯繫起來。特別是李夢陽貶斥“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的“今之文”，讚賞“文其人如其人”的“古之文”，而且把民間“真詩”的文學地位放置在文人學子作品之上，甚至欣賞被道學家斥之為“淫靡之音”的市井時調，進而將文學求真寫實風格的衰退歸結為宋儒理學風氣侵害的結果，提出“宋無詩”，“宋儒興而古之文廢矣”，這些都多多少少體現了對文學自身價值的一種新的理解，以及敢於同傳統文學觀念發生離異的勇氣，賦予了文學復古活動以深刻性和挑戰性。
儘管如此，前後七子復古活動的弊端也是明顯的，他們在復古過程中尋求消除文學舊誤區的辦法，卻又陷入了文學新的誤區——在擬古的圈子中徘徊，一個顯而易見的特徵便是他們的文學主張與創作實踐存在著距離，求真寫實的觀念並未在他們的作品中充分體現出來，為數不少而缺乏真情實感的模擬之作影響了他們的創作水準。在前後七子文集中不難發現一些蹈襲的篇章，如王世貞擬古樂府《上邪》中“上邪，與君相知，譬彼結髮而盟，山摧海枯志不移”幾句，顯然套用漢樂府“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竭，……乃敢與君絕”的意蘊與句式。而李攀龍的擬《陌上桑》 ，除個別字句更改外，幾乎是照抄漢樂府《陌上桑》。其中原作“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他改成“來歸但怨怒，且復坐斯須”，於是將原作中含“因為”意思的“坐”字解成“坐下”的“坐”字。毫無疑問，這是生吞活剝、刻意規摹造成的後果。像這樣的作品，顯然沒有多少藝術生命力可言。
前後七子發起的文學復古思潮，在當時的文學領域產生過不小的震動，同時也給後世文壇帶來了直接與間接、正面與負面的種種影響。比如活動於清康熙至乾隆年間的詩人沈德潛，曾標榜前後七子的復古業績，指出：“弘、正之間，獻吉（李夢陽）、仲默（何景明），力追雅音，庭實（邊貢）、昌（徐禎卿），左右驂靳，古風未墜。……於鱗（李攀龍）、元美（王世貞），益以茂秦（謝榛），接踵曩哲。”（ 《明詩別裁集序》 ）他論詩主張從前後七子的文學論點中吸取內容，重新舉起復古旗幟，以為“詩不學古，謂之野體” 《說詩ㄧ語》 ，並且著眼格調，直接繼承了前後七子復古的衣缽。從另一方面來看，前後七子一些文學變革的主張在某種意義上也開啟了後世文學新精神。晚明時期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在《答李子髯》一詩中寫道：“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對李夢陽、何景明的文學活動加以肯定。同時他曾經頗有見地地讚賞民間所傳唱的《擘破玉》 、 《打草竿》之類作品為“多真聲”。這一論調顯然與李夢陽“真詩在民間”的說法神理相通，或者可以說是李夢陽“真詩”說的某種延續。又如王世貞“有真我而後有真詩”的看法，似乎可以從公安派直抒胸臆的“性靈說”中找到它的影子。這些從一個方面顯示出前後七子與晚明文人文學主張上某些內在的聯繫。
代表人物
李攀龍據史料記載，嘉靖十九年(1540年)，李攀龍考取鄉試第二名，四年後中進士。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隨後在刑部歷任廣東司主事、刑部員外郎、山西司郎中等職達六年，在任期間，公平執法。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李攀龍被外放，任直隸順德府(今河北省邢台)知府。這也是他自稱“傲吏”，不肯趨附於權相嚴嵩而不可避免的結局。當時順德正逢災亂，他到任後查災情，問疾苦，興利除弊，三年任期內境內大治，政績斐然。
嘉靖三十四年，李攀龍升任陝西提學副使。抵任後，與陝西巡撫殷學不和。嘉靖三十五年秋，升遷為陝西提學副使不滿一年，即藉故致仕歸家，十年不起。直到嚴嵩父子得到懲治，隆慶改元，才起復為浙江按察司副使，兩年後遷為參政，後升任河南按察使。期間母親病故，奔喪回家。次年(隆慶四年)8月，在家鄉去世。
“稍遷順德知府，有善政”，這是《明史》作者對李攀龍的記述和評價。李攀龍有著剛正不阿的性格，思想很有見地，為官期間為百姓辦了不少好事。
“李攀龍作為官吏，在歷史上並無太大的名聲，但作為詩人卻有一定的歷史地位。”被公推為明“後七子”之首，尊為“宗工巨匠”。其《滄溟集》風行天下，歷百年而不衰。他編的《古今詩刪》 ，選各代之詩，影響頗大，後又摘取其中唐代詩歌編為《唐詩選》 ，成為當時通行的學塾啟蒙讀本，於明清兩代，影響超過《唐詩三百首》 。
李攀龍認為先秦古文已有成法，創作只需模擬即可。他推崇漢魏古詩和盛唐的近體詩，往後的都加以鄙視。由於他的這些文學主張過於片面，限制了他本人的詩文創作，作品的摹擬痕跡太重，佳作不多。在他的各體詩中，以七律和七絕較優。其七律聲調清亮、詞采俊爽；他的某些七絕也還寫得自然，能注意頓挫變化，意味雋永。但即使是好詩，也構思雷同、用詞重複者多。
王世貞王世貞出身於將門之家，性格與眾不同，讀書過目不忘。21歲時中進士，授邢部主事。他為人正直，不附權貴。時有一姓閻的逃犯，躲藏在錦衣都督陸炳家中，他不顧情面將閻犯拘捕。陸炳挽當朝權相嚴嵩說情也無用，仍被依法處置。後來兵部武選員外郎楊繼盛因奏劾嚴嵩十大罪狀，被酷刑下獄。王世貞經常送湯藥，又代其妻草疏。楊被害後，他以棺殮之，因之與嚴嵩結下深怨。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其父王忬時任薊遼總督、右都御史，在抵禦外敵時誤中敵計，致使灤河失事，遂遭嚴嵩構陷入獄。王世貞聞訊後，棄官奔走，與弟世懋一起日伏嵩門，涕泣求貸。嚴嵩當面以謊言欺騙，實則將其父投入死牢，其父於次年被害。
隆慶元年（1567年）穆宗帝即位後，王世貞偕弟入京為父訟冤，得昭雪，賜祭葬。嚴嵩死後，王世貞作長詩《袁江流鈐山岡》 、《太保歌》等，痛斥嚴嵩父子罪惡。並“辭官”十年，不與權奸同流合污。他精於吏治，樂獎後進，衣食寒士，得到時人推崇。
隆慶四年，李攀龍去世後，王世貞以才華聲氣冠絕海內，獨主文壇二十年。他善詩，以聲韻為主；好古文，多摹擬之作。才學富瞻，文名滿天下，在前後七子中最博學多才。《明史》稱他“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
王世貞愛好廣泛，成績驕人。他築的弇山園在歷史上被譽為“東南第一名園”。他一生著作不輟，在我國古詩文作家中，專集篇幅之多，卷帙之繁浩，是屈指可數的人物，堪稱著作等身。
後七子3謝榛（1495-1575）是明代的著名詩論家，字茂秦，號四溟山人，山東臨清人，“後七子”之一。他的詩論《四溟詩話》 （又名《詩家直說》 ）在明代乃至於在中國詩論史上都是一部具有高度理論價值的詩歌美學著作，充滿了詩歌創作的審美感興思想。
4宗臣(1525～1560)明代文學家。字子相，號方城山人。興化(今屬江蘇)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初授刑部主事，後改吏部員外郎。性耿介，不附權貴。嘉靖三十六年(1557)，因作文祭奠楊繼盛而得罪嚴嵩，被貶為福州布政使司左參議。任上，曾率眾擊退倭寇。遷提學副使。
宗臣為“後七子”之一。他的創作，散文較出色。如《報劉一丈書》 ，有力地抨擊了封建官場的腐敗。其文重點描摹了奔走權門的無恥之徒的種種醜態。對他們夤緣鑽營、甘言媚詞、逢迎拍馬的細節，作者刻畫得維妙維肖，入木三分。他的詩歌，開始學習李白，頗以歌行跌宕自喜。表面上也追求超忽飛動，但缺乏李白詩那特有的豪邁氣勢和充沛感情，故作品給人以拉雜叫囂之感。宗臣詩歌無論歌行今體，內容都較單薄，故創作成就不太高。
5梁有譽，明代文學家。字公實。順德（今屬廣東）人。生卒年不詳。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初授刑部主事，因念母稱病歸里。後與黎民表、歐楨伯等人相與唱和，號南園後五子。繼而與黎民表相約游觀羅浮，遇海上大風未果，得寒病而卒，年僅36歲。梁有譽其詩內容雖不深廣，但尚能做到婉麗多諷。他的一些詠史詩寄寓著對時世的感慨。……
6徐中行(?～1578)明代文學家。字子輿，一作子與，號龍灣、天目山人。長興（今屬浙江）人。出生年月不詳，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為汀州知府，改汝寧。後謫長蘆鹽運判官。遷端州同知、山東僉事、雲南參議、福建副使、參政等職，累官至江西布政使。
徐中行為後七子之一。他一生到處為官作宦，詩歌多能描繪各地的山川風貌和社會習俗，並寄寓到處奔波的無限感慨和懷念鄉土的悠悠情思。但其詩內容總的說來不夠豐厚。徐中行善長七律，“閎大雄整，卓然名家”，如《山陵道中風雨》 、《答孫侍御秦中見懷之作》 、 《送莫廷尉之任南都》 ，都是蒼然爽健的作品。其中“北上蕭關太白高”、“建業心青法署高”，尤為人們稱賞。
7吳國倫(1524～1593)明代文學家。字明卿，號川樓子、南嶽山人。武昌府興國州尊賢坊人（今湖北省陽新縣浮屠鎮吳智村）。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初授中書舍人，後擢兵科給事中。觸忤嚴嵩，被謫為江西按察司知事,又移南康推官等。嚴嵩敗，起為建寧同知，歷邵武、高州知府、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左參政。後罷歸。歸里之後，詩名很高。當時求名之士，或東走太倉(王世貞)，或西走興國（吳國倫）。屬後七子中頗有名氣者。
吳國倫關心國事，所作《庚戌秋日紀事》3首，沉痛的詩句流露著詩人對國事的焦慮和深刻的嘲諷。 《暮秋感懷》三首並不是對自然秋景的傷懷，而是對民勞國艱的深切擔憂。詩中一方面描寫了“民勞過□尾，客策下焦頭”，“急難徵兵遠，瘡痍轉餉頻”的慘景。另方面揭露了“戚里紛絲竹，侯家盛綺羅”的豪華，兩相對照。詩人發出“時艱民力盡,世賞國恩多”的感喟。他的詠史詩對“獨余肝膽壯東流”的宋末民族抗元英雄表示了景仰之情，同時也包含著對明王朝命運的憂慮。
中國明清前七子後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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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七子 |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邊貢 康海 王九思 王廷相 （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 | 明弘治、正德年間（1488-1521）的文學流派。“前七子”皆為進士，多負氣節，對腐敗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氣不滿，強烈反對當時流行的台閣體詩文和“嘽緩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習氣。其文學主張被後人概括為大力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旨在為詩文創作指明一條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詩風。 |
| 後七子 | 李攀龍 王世貞 謝榛 宗臣 梁有譽 徐中行 吳國倫 （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 | 明嘉靖、隆慶年間（1522-1566）的文學流派。因在前七子之後，受李夢陽、何景明等人的影響，繼續提倡復古，相互呼應，彼此標榜，聲勢更為浩大，世稱他們是後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他們的文學主張基本上與前七子相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