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塵。
忽然一夜清香發，散作乾坤萬里春。
譯文
白梅生長在冰天雪地的嚴冬，傲然開放，不與桃李凡花相混同。忽然一夜花開，芳香便傳遍天下。
簡介
這首詩歌詠了白梅的高潔品格。詩人既是詠物，也是歌詠人的精神品格。
賞析
從詩歌大的構思技巧來看，這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詩人以梅自況，借梅花的高潔來表達自己堅守情操，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格遠志。在具體表現手法中，詩歌將混世芳塵的普通桃李與冰雪林中的白梅對比，從而襯托出梅花的素雅高潔。通過閱讀與分析，我們便知這首的主要的藝術手法是：托物言志，對比襯托。
作者簡介
詩人、文學家、畫家-王冕
少年王冕作者生平
自幼嗜學，白天放牛，竊入學舍聽諸生讀書，暮乃返，忘其牛，間壁秦老怒撻之，已而復然。母願聽其所為，因往依僧寺，每晚坐佛膝上，映長明燈讀書。後從會稽學者韓性學習，終成通儒。但屢應試不第，遂將舉業文章付之一炬。行事異於常人，時戴高帽，身披綠蓑衣，足穿木齒屐，手提木製劍，引吭高歌，往返於市中。或騎黃牛，持《漢書》誦讀，人以狂生視之。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作府吏，冕宣稱：“我有田可耕，有書可讀，奈何朝夕抱案立於庭下，以供奴役之使！”遂下東吳，入淮楚，歷覽名山大川。游大都，老友秘書卿泰不華欲薦以館職，力辭不就，南回故鄉。隱居會稽九里山，種梅千枝，築茅廬三間，題為“梅花屋”，自號梅花屋主，以賣畫為生，制小舟名之曰“浮萍軒”，放於鑑湖之阿，聽其所止。又廣栽梅竹，彈琴賦詩，飲酒長嘯。朱元璋平定婺州，攻取越州，屯兵九里山，聞其名，物色得之，置幕府，授以諮議參軍，未就。元惠宗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以兵請冕為官。冕以出家相拒，並擴室為白雲寺。鏇卒於蘭亭天章寺。
王冕以畫梅著稱，尤攻墨梅。他畫的梅簡練灑脫，別具—格。其《墨梅圖卷》畫橫向折枝墨梅，筆意簡逸，枝幹挺秀，穿插得勢，構圖清新悅目。用墨濃淡相宜，花朵的盛開、漸開、含苞都顯得清潤灑脫，生氣盎然。其筆力挺勁，勾花創獨特的頓挫方法，雖不設色，卻能把梅花含笑盈枝，生動地刻劃出來。不僅表現了梅花的天然神韻，而且寄寓了畫家那種高標孤潔的思想感情。加上作者那首膾炙人口的七言題畫詩，詩情畫意交相輝映，使這幅畫成為不朽的傳世名作。 剛開始，在放牛期間，王冕用攢下來的錢買了些顏料，學著畫荷花。他想：天下哪有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己畫幾筆？便學著畫荷花。起初畫得不好，三個月後邊大有長進，那和花的形態形狀沒有一處不像真的。後來，人們都爭先恐後的來買他的畫。他便用的來的錢買些東西孝敬母親。
王冕詩多同情人民苦難、譴責豪門權貴、輕視功名利祿、描寫田園隱逸生活之作，如《傷亭戶》、《江南婦》、《對景吟》、《吳姬曲》、《墨梅》、《劍歌行次韻》等。有《竹齋詩集》3卷，續集2卷。他一生愛好梅花，種梅、詠梅，又攻畫梅，亦善畫竹。求者踵至。畫梅學楊無咎，花密枝繁，行草健勁，生意盎然，尤善於用胭脂作沒骨體，別具風格。對明代畫梅高手如劉世儒、陳憲章、王牧之、盛行之等影響甚大。存世畫跡有《三君子圖》、《墨梅圖》。能治印，創用花乳石刻印章，篆法絕妙。《明史》有傳。
王冕考古
王冕隱居在山明水秀的諸暨楓橋鎮北九里山的水南村。村上共有三戶人家，一年到頭辛苦過活。一條溪水像帶似的流過，挺秀的山巒聳立在屋後，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蔥蘢。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麗，環境清幽，正如他詩篇中所說：“青山隱隱帶江流，江上軒窗面面幽。”他在此地“種豆三畝，粟倍之，梅千樹，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芝園後集》卷十）。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就是在這么一個充滿著詩情畫意的山村中度過的。樸實的生活與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熱愛生活、熱愛勞動人民的性格，賦予他的詩畫創作以濃厚的生活氣息。
王冕身世
王冕的祖代，原住在關西的王景（函谷關以西）。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遠軍節度使的官。王德元有兩個兒子，一是王琪，曾任閬州觀察使；一是王琳，做過統制官。從王琳開始遷居諸暨，傳到王冕已經八代了。
王冕的遠祖，無疑是官僚家庭，但傳到王冕的父親已成為一個一貧如洗的農民。徐顯的《稗史集傳》載：“父力農，冕為田家子。”在王冕的《竹齋詩集》中說：“九里先生兩鬢皤，今年貧勝去年多。敝衣無絮愁風勁，破屋牽蘿奈雨何。數畝豆苗當夏死，一畦蘆穄入秋瘥。相知相見無他語，笑看生前白鳥過。”（《九里山中》）“白日力作夜讀書，鄰家鄙我迂而愚。破甑無粟妻子悶，更采黃精作朝頓。”（《過山家》）“江南古客無寸田，半尺破硯輸租錢。好山好水難夤緣，荃房日薄蒙荒煙。”（《有感》）
從這些詩句來看，他是親身參加各種勞動的，讀書作畫不過是他的一些農余活動，而且是為了生活，以賣畫易米餬口和納租付稅，他寫詩作畫自然與一般士大夫吟風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由於他“耕無寸田，牧無風芻”，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無棉絮過冬，草屋破漏無力修補，莊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無糧，妻子忍飢挨餓，不得已只好采野菜充飢。在此情況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參加體力勞動，蓬頭赤腳，下田耕種，栽植竹、茶、桑、麻及雜糧等來維持生活。對這種貧苦生活的描述，在有關的著錄中到處可以找到。例如在《竹齋詩集》中還有“我窮衣袖露兩肘，回視囊中無一有”的描寫。在《鐵網珊瑚》里有“今年老異於上年，鬚髮皆白，腳病行不得，不會奔趨，不能諂佞，不會詭詐，不能幹祿仕，終日忍飢過”的記載。儘管有此慘苦遭遇，但他寧願耕作賣畫度日，不願奔走豪門乞食，充分表現了一個藝術家的堅貞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一說生於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於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歲。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持此說。吳譜還載王冕生日為七月廿二日。一說生於元至元元年（1335），卒於明永樂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歲。
這兩說之謬誤在於將王冕的兒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這是近人姜克涵發現的，他的這一見解發表在《學術論壇》1957年第2期。試看呂升寫的王周行狀：“山樵生於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於永樂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壽七十三。”
姜氏說：“這便是上引的關於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歲的根據，而且吳譜還是採用這段文字所載的月日。至於其改變年代的緣故，是因為卒於永樂年間與一般記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為明軍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後上推七十三年，便斷定生於至元二十四年。”更有甚者，“這種沒有根據的說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輾轉引用，甚至還有人據此而以1935年為王冕的誕生六百周年紀念大寫紀念論文”。
姜氏認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應當是：“生於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於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歲，大致是不差的。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歲生子。”這是姜的結論。
從王冕的《自感》詩中“此志竟蕭條，衣冠混泥塗。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魚”等語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對的。
《中外歷史大事年表》記載：自從至元元年（1335）罷科舉以來，一直到至元六年復行開科取士。王冕《結交行送武之文》一詩里有“明年平原芳草綠，試弓好射銜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復科舉制。平原芳草綠指春天，試弓好射銜花鹿，正是指考進士。至元六年。考試結果，王冕不中，即焚所為文，表示永絕佳途。“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試失意後之作。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歲。從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說相符合。
相傳，他的父母，單生王冕一人，愛他如掌上明珠，他周歲就會說話，三歲能對答自如，到五六歲，認識能力要比一般兒童高，八歲開始入學，成績優良，宗族大為驚奇，視為神童，賓客也稱讚他為“千里馬”。
王冕小的時候，求知慾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強。有一天，他的父親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聽村童讀書，傍晚回來時，發現牛不見了，被他父親狠狠地打了一頓。可是他並不因此而罷，過了幾天，他又到廟裡坐在菩薩的膝上，借長明燈讀書認字。《儒林外史》一開始描寫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據這件事寫的。不過查考有關他的傳記資料，王冕並不曾替別家放牛，也並不是幼年喪父。吳敬梓把王冕寫成幼年喪父，從十歲上雇給人家放牛，經過這樣的加工，使王冕作為一個農民藝術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鮮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傳至今，仍然膾炙人口。
據《儒林外史》所說，王冕的學問藝術好像都沒有師承，是個自學成才的人。其實王冕的老師有據可證的有兩位：一是王艮，一是韓性。王良諸暨縣人，字止善，尚氣節，讀書務明理，學以致用。“止齋”是王艮歸林後所築“止止齋”的簡稱。王冕詩集中僅兩題稱人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齋王先生》。其中用 “夫何能見紫芝眉”、“回首春風說向誰”等句，上句是用漢惠帝為太子時師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從學於王艮。
還有位老師是安陽韓性。全祖望的《參軍王先生冕傳》云：“王冕……貧家兒，竊喜讀書，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遂為通儒。性卒，門人視先生如視性。”（《宋元學案》卷六十四）。《明史》王冕傳也有類似記載。包賚在1935年12月《大公報》所刊《王冕事跡考證》一文中對此提出過懷疑。他說：“王冕是不是韓性的學生呢？如果真是韓性的學生，而且在韓性死後，同學視他如視性，這當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大事。……因此我覺得這事還須存疑。”其實，韓性是王冕的老師是可以相信的。《竹齋詩集》雖無記述韓性的詩文，但舊抄本後附有韓性的《竹齋記》。另外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二十一也記載了韓性為王冕作的《竹齋記》，其中說道：“暨陽王元章以竹名齋，求記於余。余家抵暨陽不百里而未嘗一至其處，不知所以記……”王冕於是取出自己畫的一張蔭蔽著數間毛竹的茅屋的圖給韓性看，還指著畫說：“是所謂竹齋而求子之記者也，可記以不？”子，為古代對男子的尊稱，也可以特稱老師。從《明史》列傳、全祖望文及《竹齋記》，可以確定韓性也是王冕的老師。
青年時期的王冕，不信神鬼。明朝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二載有這樣一個小故事：王冕家與一神廟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當柴燒。然隔壁一鄰居卻敬神惟謹，遇到王冕毀掉神像，他馬上就刻木修補，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頭倒也平安無事，那戶補像的人家呢，反而禍不單行。一日，補像者召巫降神，並且責問說：“王冕屢次毀神，為何神不歸罪於他，而我每次補神，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個巫人十分尷尬，一時無話可答，乃發怒說：“你不設像，他怎么能夠燒它？”從此這個人就不再補像了，廟也逐漸廢毀，後來傳為笑話。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樣悠閒恬靜，倒是個一度熱衷於功名事業的人。他曾專心研究孫吳兵法，學習擊劍，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呂尚、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但元蒙貴族統治歧視漢族知識分子的殘酷現實教育了他，他的這一幻想很快就破滅了。他參加過進士考試，沒有考中。回來後，滿懷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燒毀掉，表示永絕仕途的決心。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說的：“長大懷剛腸，明學循良圖。石畫決自必，不以迂腐拘。願秉忠義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還淳洗囂虛。聲詩勒金石，以顯父母譽。此志竟蕭條，衣冠混泥塗。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魚。歸耕無寸田，歸牧無尺芻。羈逆泛萍梗，望雲空嘆吁。”
後來，他積了些錢，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遊，幾天的泛舟西湖和憑弔古蹟，使他飽覽了春日杭州的風光。
有一天，他看見了回回人，牽著花驢兒，在杭州到處招搖撞騙，說什麼花驢兒能解人意，且懂回族語言。當時江南洪澇成災，人民忍飢挨餓，而花驢兒倒是啖粟如故，貪官污吏，擲金爭睹。王冕見此怪事，氣得“歸來十日不食飯，扼腕攢眉淚如雨”。這是他對元朝統治確立色目人的優越地位的強烈抗議。
在杭州遊歷時，他憑弔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當時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加發掘南來諸帝後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墓中別無他物，僅得到一條白玉簪。王冕對此事深有感觸，因而寫出“生前不系黃金帶，身後空餘白玉簪”（《閒居錄》）的詩句。
王冕還曾出遊南京、九江口及七里瀧等地，遍歷瀟湘、洞庭、太湖、廬山、天都、太行、潛岳、門雲等地。有一次，大雪天赤著腳走到潛岳峰上，四面一望，大叫說：“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欲做仙人飛去！”（《芝園後集》卷十）他簡直把自己整個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他曾說：“我昔曾穿謝公屐，散策曾尋謝公跡。”“我為愛竹足不閒，十年走遍江南山。”由此可見他遊興之大和足跡之廣遠了。遊歷中，“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玉壺冰》）。從交遊中，結識了許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台長老、雲屋僧、山陰道士、噩長老、恢長老、欽上人等等，和他們談禪說法，並曾用“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時，法法何曾法”的偈語，來闡述畫理。
王冕曾一度北游。據《儒林外史》說，他二十歲時北游，原因是為危素向他求畫，他不肯應酬，因此危素生了氣。但就他的詩和在燕京的事跡加以推究，他的北游似不在二十歲時，北游的原因也不是為危素，而有其他重大意義。根據張辰《王冕傳》記載：王冕“至正戊子南歸”。這次壯遊，開始於戊子前一年元順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王冕三十九歲，他從杭州古塘乘運河船北上，過嘉興、松江、鎮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鎮江，渡江到揚州，經徐州、兗州、濟州直到大都（北京），並曾往來於居庸關、古北口之間，觀察邊塞諸險要，又出長城直至開平。有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遠，頓覺心曠神怡，但他想起美好河山卻在元朝的統治下，不由義憤填膺，痛斥引狼入室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其《南城懷古》之一寫道：“日上高樓望大荒，西山東海氣茫茫。契丹蹤跡埋荒草，女直煙花隔短牆。禮樂可知新制度，山河誰問舊封疆？書生慷慨何多恨，恨殺當年石敬瑭。”
這次數千里壯遊，擴大了眼界，開拓了胸襟，他的詩畫更是不同凡俗，他的愛國思想也更加強烈。
在北京時，元朝大官僚蒙古泰不花很愛王冕的畫，常差遣幾個粗夯小廝，動不動大呼小吆，鬧得王冕不得安寧。後來不得已進了泰不花的館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為謀士，卻被他嚴辭拒絕。他笑著說：“尚書先生不要見怪，你太不聰明，再過幾年，此地就成為孤兔出沒的場所了！何必做官呢？”（《明史·文苑傳》、《曝書亭集》卷六十四）
這時候，他的畫譽越來越大，地主官僚都爭趨館下，求他畫梅花竹石，一時縑素山積，他潑墨揮毫，千花萬蕊，俄頃即成。（徐顯《稗史集傳》）
翰林學士危素，王冕不認識他。危素住在鐘樓街，王冕倒也知道。有一天，危素騎馬經過王冕處，王冕行了一個禮請他坐下，但未詢姓名，忽然問：“住在鐘樓街的是你嗎？”危素說：“正是。”王冕就不與他搭話了。危素走了以後，有人問他此人是誰，他笑著說：“此人必是危太僕，我曾讀過他的文章，看去有詭氣，現在看他舉止，果然如此！”（朱彝尊《王冕傳》）
後來危素降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貶謫和州，幽恨而死。傳說，有一次，朱元璋在東間側室，危素在簾外走過，履聲咯咯，太祖問：“是誰？”他回答說：“老臣危素。”太祖不悅道：“我還以為是文天祥呢！還是你啊！”於是，次日傳旨，令危素赴余闕廟燒香，故意羞辱他。由此看來，王冕倒是有先見之明呢。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故意把危素改為王冕同鄉人，寫危素回到故鄉來，縣官和鄉紳們如何巴吉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見而不可得。拿危素來陪襯王冕，一方面顯出王冕人格高潔，另方面表示作者對那些卑躬屈節的人物的鄙視。
在北方，王冕看到了那些耀武揚威的統治者後，內心怒火更不可抑制，遂賦詩傾泄郁懷：“喚鷹羌郎聲似雷，騎馬小兒眼如電。總是無知痴呆相，也逞虛威拈弓箭。老儒有識何以為？空指雲山論文獻。君不聞，一從趙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襪線。”（《有感》）
他從塞北回大都後，他的愛民族愛祖國的思想感情，更鮮明地流露出來，有一天，他畫了一幅梅花，貼在牆壁上，並題詩說：“冰花個個團如玉，羌笛吹它不下來。”（《列朝詩集小傳》）表示自己不願給外族統治者作畫，對權貴予以無情的諷刺，使見者縮首咋舌，不敢與語，因而觸痛了統治者的瘡疤，他們想逮捕他。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無聲詩史》、張辰《王冕傳》）。
南歸的途中，又遇黃河決堤，沿河州縣，田園房舍淹沒。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淒涼。王冕見此光景，自然內心苦楚，就對他的朋友張辰說：“黃河北流，天下自此將大亂，我也只好南歸，以遂吾志。”（朱彝尊《王冕傳》、《諸暨縣誌》）
這時他聽到他的杭州朋友盧生死在灤陽（河北遷安縣西北），留有二個幼女一個男孩，無人撫養，他就到灤陽，安葬了盧生，帶了二女一男回來，留養在家。宋濂的《王冕傳》說有家僮使養，實際上就是這幾個人。
路過淮河地方時，又發表了自己的感想，認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懷是和殘酷的現實相違背的。他在《南歸》一詩中寫道：“去歲離南去，今年自北歸。過淮渾酒賤，出水白魚肥。磊落同誰語，孤高與世違。最憐譙國子，潦倒說兵機。”
這次遊歷，使他更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勢利。他知道功名已成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轍，學南陽諸葛亮的耕隱生活，隱居於九里山的水南村，自號“老龍”，把草堂取名“耕讀軒”。白天參加體力勞動，種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畫，過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飢不飽的生活。
王冕做山農以後，生活日益窘迫，鄉里人蔑視他，使他心境悲戚不堪，更使他不忍心的，是不能供養父母。他在《自感》一詩中說：“世俗鄙我微，故舊嗤我愚。賴有父母慈，倚門復倚閭。我心苦淒戚，我情痛鬱紆。山林競蛇虺，道路喧豺貙。荒林落日陰，羞見反哺烏。烏鴉有如此，吾生當何如？”
不幸他父親在貧病交迫下逝世了，他悲痛之餘，仍過其“酸辛甘自愛，襤褸愧妻兒”的生活。他送母親到紹興城裡療養，他的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薦他為府吏，王冕道：“我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豈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喚嗎？”（《諸暨縣誌》）再一次拒絕了為統治階級服務。他養成了詼諧風趣放誕的性格。他母親想歸故鄉，他在《楚辭圖》上看見畫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了一頂極高的帽子，一件極闊的衣服，買一乘牛車，載了母親，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掛著木劍，唱著山歌，從村上走過，使得一群孩子跟著他笑，他也不在乎地向他們笑（宋濂《王冕傳》）。
他的老師、同鄉王艮，對他的品行很推崇。王艮曾親自登門拜訪過他的母親，後來王艮做了江浙檢校。王冕曾經身穿襤褸衣服，腳踏破鞋，去拜望王艮，王艮見到這副樣子，馬上替他洗塵，贈他鞋子，勸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下鞋子離去（朱彝尊《王冕傳》）。
不幾年，他的母親也逝世了，他悲痛萬分過了三年的守孝生活。
宋濂云：“冕既歸越，復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為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草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
寥寥數語，可見王冕平日的言論與當時人們對他的態度了。在王冕的詩中，時常批評元朝政治的不良，北游歸來後又公開宣傳天下將亂，在朝廷看來一定會認為他是妖言惑眾的人，是不容他存在的。所以他歸家後要隱居九里山，顯然與這類話有關係。
“去城懸九里，夾地出雙溪。長年無客到，終日有猿啼。烏鳶雖見忌，麋鹿自相親。”從這幾句詩也可看出，他是因世人見忌而避入山中的。
至正十九年（1359）東南騷動。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國珍，派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竄，王冕不為動，時病臥床上，他說：“我是王元章。”士兵即將他載至天章寺胡大海處，胡大海請王冕上坐，請他指教策略，王冕說：“大將軍是高明遠見的，不消鄉民多說。如果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誰人能心服？我紹興乃秉義之地，要我教你們殺我父兄子弟，則萬萬做不到。你能聽我，希立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請立即殺我。”胡大海被他講得無話可說，只得再拜領受，叫王冕不要講話就行了。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過幾天就逝世，胡大海備喪禮殮葬於山陰蘭亭之側，墓碑題“王先生之墓”五字（張辰《王冕傳》）。
關於王冕晚年有否做過朱元璋的咨議參軍，並為明軍謀劃攻取紹興的事，寫過王冕傳記的張辰、宋濂、朱彝尊、徐顯、全祖望等以及現當代學者，歷來說法不一。宋濂《王冕傳》：“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議參軍。一夕，以病死。”（《明史·文苑傳》）參與編修《明史》的朱彝尊所撰《王冕傳》就否定此說，說：“自宋文憲（即宋濂）傳出，世皆以‘參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參軍事哉！”與王冕同時的同鄉好友張辰的《王冕傳》，對王冕的事跡記載最具體，對“參軍”卻未著一字。近人包賚《王冕事跡考證》則認為：“（明將）胡大海在至正十九年正月攻諸暨時曾見過王冕。當時即將此事報告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授他咨議參軍。不幸中央的公文還未到達諸暨，王冕已經死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宋濂稱他為參軍。”這也多半是猜測之辭。比較起來，自當以張辰的《王冕傳》為最可信。所以《諸暨縣誌》卷二十七說：“張辰與王冕同時同鄉且朋友，當然較宋、朱所見所聞者為確，自當以張辰傳為憑。冕為明師載去，自九里山至山陰天童寺數日即歿。不但未嘗一日參軍事，並未嘗一見明太祖，更何暇為其畫策取紹興！冕所居為諸暨之九里，非山陰之九里，明師即住山下，至今所駐兵處，猶有營盤痕跡可辨。見《山水志》，其地逾山即山陰，去蘭亭甚遠，當時為明師載去自九里至天童寺，數日即卒，確未到山陰城外，更何暇遠至婺州？竹咤（朱彝尊字）知宋傳之誤，作傳以上史館。”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出：“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說的正是事實。
軼事典故
王冕畫荷明朝時候有個大畫家，名叫王冕，最擅長畫荷花，許多人為了要獲要他的荷花畫，都不辭辛苦，從老遠的地方趕來。
王冕雖然很有名，但時小時候卻很貧困，白天只好替人放牛，晚上自己自修。有一天，王冕在湖邊放牛時，忽然下起一陣雨，一會兒雨停了，但是湖裡的荷花和荷葉卻被雨水沖洗得非常乾淨。王冕看了非常喜愛，便想把它畫下來，於是趕緊用身上的一點零用錢買了紙和筆來開始作畫。起初畫得不怎么好，仍然不停地畫，最後終於越畫越像，就跟真的一樣。王冕便把荷花畫拿去賣，賣得錢拿回家孝敬母親。王冕因為荷花畫得很好，許多人爭著要買，他的環境便因此漸漸好轉，不再替人放牛了。同時他的名聲也漸漸遠播，終於成為一個全國有名的大畫家。
【原文】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知。
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己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
【譯文】
王冕是諸暨縣人。七八歲時，父親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跑進學堂，去聽學生念書。聽完以後，總是默默地記住。傍晚回家，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記了。王冕的父親大怒，打了王冕一頓。過後，他仍是這樣。他的母親說：“這孩子想讀書這樣入迷，何不由著他呢？”王冕於是離開家，寄住在寺廟裡。一到夜裡，他就暗暗地走出來，坐在佛像的膝蓋上，手裡拿著書就著佛像前長明燈的燈光誦讀，書聲琅琅一直讀到天亮。佛像多是泥塑的，一個個面目猙獰兇惡，令人害怕。王冕雖是小孩，卻神色安然，好像沒有看見似的。
安陽人韓性聽說了這個人後感到驚異，於是把他收錄為弟子，王冕很快就成為了博學多聞、通曉古今的儒者。韓性死了以後，韓性的門人對待冕像對待韓性一樣。當時王冕的父親已經去世了，於是王冕把自己的母親迎接到越城撫養。時間長了，母親想要歸還老家，王冕就買牛來架母親的車，自己親自穿著古代的衣服跟在車後。鄉里的小孩都聚集在道兩旁笑，王冕自己也笑。
詩作成就
王冕是個天真質樸的農民，一生都在困境中過活。他的詩里充滿了反抗精神，揭露了當時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表現了對祖國命運和對勞動人民災難的深切關懷。
他的詩，大都收入《竹齋詩集》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說：“冕本狂生，天才縱逸，其體排宕縱橫，不可拘以常格。”劉基曾對王冕的詩有過正確的評價。他說：“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元章善為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1354）盜起甌括間，予避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元章所為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怪，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懇懇悃悃見於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竹齋詩集·原序》）
當時有些人對王元章的詩，提出異議，認為“為詩旨在自適，不宜好為論刺”。劉伯溫對這種人進行了批駁，他說：“詩何為而作邪？上《虞書》曰：‘詩言志’。卜於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為而作邪？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為詩者俱為清虛浮靡，以吟鶯花、詠月露而無關於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竹齋詩集·原序》）這裡劉基對王冕的能為民喉舌，大膽申訴人民的苦難表示同情與敬佩；同時對“為詩旨在自適”的吟風弄月派進行了指責。
宋濂也評論過王元章的詩，他說：“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為聳。”（宋濂《王冕傳》）
清嘉慶三年，錢塘朱彭說：“嘗讀詩，至元之季，世得二人焉，一曰席帽山人王逢，一日煮石山農王冕。是二人者，其姓氏同；其遭時不偶、邈跡山野、卒至播遷淪落以死，亦無不同。至其為詩，則又各抒性靈，感時紀事，以陶寫其磊落抑塞之氣，而不為元時習尚所囿，皆豪傑之士也。”（《竹齋詩集·序》）
嘉慶四年，山陰郭毓，得王元章竹齋新刻，為之狂喜，當時雖是秋暑方盛，他“篝燈而疾讀之，不自知蚊蠛之刺膚與沾汗之流足”。所以他說：“吾鄉楊鐵崖、王山農二公，詩文甲於元代。”（《竹齋詩集·序》）
以上這些前人的評價，一般說還是切於實際的。現在的文學史中，對王冕詩的評價也很高，認為元代詩歌到王冕已達到高峰。下面選錄幾首。
（一）有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的，如《江南民》：“江南民，誠可憐，疫癘更兼烽火然。軍旅屯駐數百萬，米粟斗值三十千。去年奔走不種田，今年選丁差戍邊。老羸飢餓轉溝壑，貧窮徭役窮熬煎。”《悲苦行》：“前年鬻大女，去年賣小兒。皆因官稅迫，非以飢所為。布衣磨盡草衣折，一冬幸喜無霜雪。今年老小不成群，賦稅未知何所出。”
（二）有揭露元朝統治階級的暴政的，如《喜雨歌贈姚鍊師》：“今年大旱值丙子，赤土不止一萬里。米珠薪桂水如汞，天下蒼生半游鬼。南山北山雲不生，白田如紙無人耕。吾生正坐溝壑嘆，況有狼虎白日行。”
（三）有的反映民族矛盾，如《冀州道上》揭露了元朝統治者摧殘民族文化的劣行：“縱有好兒孫，無異犬與豬，至今成老翁，不識一字書。”當元朝統治將崩潰時，他便寫出“胡兒凍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的詩句。
（四）有的表現他欽崎磊落、孤傲正直的胸襟，如《孤松嘆》：“昨夜飛霜夏南海，山林西施無光彩。起來摩挲屋上松，顏色如常心不改。幽人盤桓重慨慷，此物乃是真棟樑。嗚呼，既是真棟樑，天子何不用是扶明堂！”
詩人有自己的抱負，在詩中往往自比諸葛亮，如“草堂欲作梅花夢，忽憶南陽有臥龍”，“近來草廬無臥龍，世上英雄君莫問”等。他以“孤松”自喻，正是感嘆有志未遂的孤苦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