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載
![屈原](/img/4/8e7/nBnauM3X2ETMwQDOxgjM1QTO0QTMxMjMxkTNzQTNwAzMxAzL4IzLyM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各家說法
![屈原為楚懷王左徒](/img/9/fb5/nBnauM3XxQTM1kDN3EzM1QTO0QTMxMjMxkTNzQTNwAzMxAzLxMzLzM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3、趙逵夫說:左徒是行人。趙逵夫在《屈原與他的時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辭賦》一文。在該文中,他從出土的文物及相關資料進行考證,認為“徒”、“尹”二字是雙聲假借。並舉《離騷》“濟沅湘以南征”,《九歌》“駕飛龍兮北征”,又引《爾雅·釋者》:“征,行也。”說“征尹”之取義,同於中原國家所謂“行人”,是指負責外交的官員。
4、張中一說:左徒是巫官。張中一在《屈原新傳·屈原是個神奇的大巫學家》(6)一文中說:“屈原左徒官職是巫官。”他首先認為司馬遷《屈原列傳》所述“左徒”的職掌與王逸《離騷經序》所述“三閭大夫”的職掌“基本一致”,又說:“只不過王逸所述的‘三閭’職責比較具體而已。敘述了‘三閭’不但要兼掌內政、外交,而且還要負責王族的教化,為楚王主祭,解決疑難問題。”因此推論:“屈原之所以能親近楚王,參預政事,是因為楚王所有的重大問題都必須請左徒屈原占卜,才能決策行動,決定嫌疑。推知左徒本是巫職官員。”
細閱《屈原列傳》與《離騷經序》,司馬遷與王逸所述“左徒”與“三閭大夫”的職掌是有著明顯的區別的。張中一、何劍熏、趙輝等推論“左徒”與“三閭大夫”是同一官職,(7)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如從其職掌推論“左徒”是巫官,不僅證據不足,而且有風馬牛之嫌。
5、張守節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屈原列傳》說:“左徒蓋今左右拾遺之類。”但據褚斌傑、趙逵夫等學者考證,認為後世的拾遺實為言官,可以上書言事而無實權,唐代的拾遺官階只是“從八品上”,同《史記》中的所述屈原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不相稱。陸侃如《屈原評傳》(8)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僅次於令尹。”趙逵夫則說這“就是完全沒有道理的‘綜合’”。詹安泰在《屈原》(9)中也反駁張守節的說法,並說:“顯而易見,這是不妥當的。”
6、林庚說:左徒是太傅之類的官。林庚《民族詩人屈原傳》所附《四注·說左徒》(10)一文中,在引《史記》關於春申君為楚之親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記述後說:“左徒所以說是宮廷的親信,因為是親信,所以侍從太子,其情形大約如賈誼之為‘長沙王傅’,秦因此也稱黃歇為‘太子之傅’。”
7、游國恩說:左徒是令尹的副職。游國恩在《屈原》(11)一書中說,據《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因此認為左徒之職似乎僅次於地位最高的令尹,也許就是令尹的副職。
8、湯炳正說:左徒是左登徒。湯炳正在《屈賦新探·左徒與登徒》(12)一文中認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簡上記載的官職有“左徒”、“右徒”,“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並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稱,在楚國朝廷上屬於大夫級別。同時,湯炳正也對“左徒”的職掌進行了說明,認為“左徒”雖兼管內政、外交,但從《屈原列傳》,尤其是《春申君列傳》的記述來看,他們的主要活動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幾次使齊及其與張儀的鬥爭等方面都可以證實。
9、聶石樵說:左徒是僅次於宰相的官。聶石樵《屈原論稿》(13)說:“令尹就是宰相,可見左徒是僅次於宰相的官。”詹安泰在《屈原》一書中認為:“我們根據後來春申君、黃歇以左徒為令尹,……就可以看出,左徒在當時是一個僅次於令尹(宰相)的高官。”並說:“左徒升級就可以做令尹。”
10、姚小鷗說:左徒是太僕之類的官。姚小鷗在《〈離騷〉“先路”與屈原早期經歷的再認識》(14)一文中,考證《離騷》“來吾道夫先路”的“路”就是“輅”,是楚王的乘輿,與下文“恐皇輿之敗績”相合。進而考證了“左徒”的職掌,認為“左徒”是相當於後世“太僕”一類的官職。姚小鷗所說的“太僕”,據《周禮·太僕》載:“太僕,掌王正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為此,姚小鷗說:“《周禮》中‘太僕’一職為下大夫,其爵位並不高,但職掌甚為重要。”並認為“左徒之職約與《周禮》中的‘太僕’相當”。
從以上所擇取的幾種說法中可以看出,大多數認為左徒官位在楚國是較高的,是楚國內政外交的一個主要負責人,而且對屈原任左徒所擔負的具體任務也沒有太大的爭議。據《史記·屈原列傳》載:“屈原者,為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古今大部分學者據此認為,屈原任左徒所擔負的具體任務大致有三個方面:一是參議國家大事,發號施令;二是接待賓客,應付外交事宜;三是草擬憲令,具體掌握國家的政策方針。左徒的職掌也不會離開這三個方面。這也充分說明左徒的官位是比較高的,從“議國事”、“出號令”、“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等記述中可以看出。至於說左徒相當於什麼官階,沒有必要探究如此細微,就目前史料等情況看,一時難以定論。
注釋:
⑴姜亮夫《楚辭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5月。
⑵姜亮夫《楚辭今繹講錄》,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
⑶見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⑷見《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學術季刊》第2期,1942年12月。
⑸趙逵夫《屈原與他的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8月。
⑹張中一《屈原新考》,貴州出版社,1993年11月。
⑺何劍熏的說法見其《楚辭拾沉》一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趙輝於2005年7月中國屈原學會在包頭召開的十一屆年會上,提交的論文《〈周禮〉所載‘宗伯’的職掌看屈原的身份》和學術交流中,闡述了“左徒”就是“三閭大夫”的觀點,當場就受到周建忠等學者的反駁。
⑻《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⑼詹安泰《屈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
⑽林庚《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
⑾游國恩《屈原》,中華書局,1980年5月。
⑿湯炳正《屈賦新探》,齊魯書社,1984年2月。
⒀聶石樵《屈原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2月。
⒁見《中州學刊》,2001年第五期。又見《釋“來吾道夫先路”》一文,中國屈原學會編《中國楚辭學》第五輯,學苑出版社,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