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是戰國時期的楚國詩人、政治家,“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者。本世紀中,曾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廣泛紀念。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

正文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戰國時期的楚國詩人、政治家,“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者。本世紀中,曾被推舉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廣泛紀念。
屈原的身世 記載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記·屈原列傳》較早而具體。司馬遷之前,賈誼在貶謫長沙途經湘水時,曾作賦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離騷》《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轉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與《史記》所載完全契合。和司馬遷同時代而年輩稍早的有東方朔作《七諫》,莊(東漢人避諱作嚴)忌作《哀時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與《史記》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記》所載屈原事跡是基本可信的。當然,傳中也有偶然失敘或史實錯記之處。
近代少數學者對屈原的存在表示懷疑的說法是缺乏根據的。
《屈原列傳》說屈原名平,字原。而《離騷》中則自稱名正則,字靈均,這是前者的轉寫化名。“正則”與“靈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義。
關於屈原的出生年月日,《離騷》中自述:“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對此有不同解釋,大致可分兩說:一是王逸說,他認為“攝提”是“攝提格”的省稱,屈原生於“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說,他認為“攝提”是天上星座名,並不說明什麼年份,兩句只是說屈原生於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說之中,王逸說更為流行,但因所據曆法不同,結論各異。浦江清推定屈原於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這一結論較為精細。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
屈原的遠祖是顓頊高陽氏,應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據《史記·楚世家》說,高陽氏六代孫名季連,是楚的創業始祖,姓羋。周成王時,季連的曾孫熊繹受封於楚,居丹陽(今湖北秭歸),傳至熊通(一作達),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於屈,子孫就以屈為氏,所以屈是楚國羋姓的分支。自春秋以來,屈姓歷世都擔任楚國的顯要職位,擔任高級官職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盪(前後兩見)、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傳。
屈原的父親,《離騷》中稱其名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傳說中屈原還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難確指在何處。屈原故里只能據漢以後各家之說來推斷,諸說中以丹陽秭歸的傳說為最多。丹陽即楚始封之地。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記》說:“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於今具存”,“秭歸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原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室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嬃廟,搗衣石猶存。”這是漢魏以來關於屈原故里的最具體的說法。
屈原的政治活動 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度過。了解他的政治活動經歷,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學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後,這個職位幾乎全由屈氏子孫世襲。其職位僅次於令尹。《屈原列傳》說屈原曾為楚懷王左徒。據現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戰國時期擔任過楚左徒的,僅屈原與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為令尹,與楚舊制莫敖升為令尹相同。而從《屈原列傳》所載屈原在內政外交方面擔負的職責來看,左徒亦與莫敖職位相當,可能就是春秋時代的莫敖。屈原與懷王同祖,他當左徒,是以宗親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動,據《屈原列傳》所載,並用屈原作品相印證,主要有:內政方面贊助懷王,議論國事及應對賓客,起草憲令及變法;外交方面參加合縱派與秦鬥爭,兩度出使於齊。
屈原的政治活動是和當時歷史發生變革的情況相聯繫的。春秋時期周王朝的統治制度已不能適應社會形勢發展的要求,諸侯國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爭霸,楚國的形勢與中原各國有相似之處,並由於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條件,發展成新興大國。戰國以後,各諸侯國先後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經過長期兼併,形成了七雄並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為最強。
屈原輔佐楚懷王,正在七雄激烈爭鬥之時。屈原起初很受懷王信任重用,懷王讓他“造為憲令”,即主持國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項。“憲令”涉及推行變法之事。楚國在悼王時,已有吳起變法的先例。懷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為,曾爭到合縱之長,因而屈原希望變舊更新,一度受到懷王的支持。可是,楚國的變法本來就不夠徹底,政權主要掌握在貴族重臣手中,他們為了保持個人祿位而反對變法。
當時楚國朝廷中佞臣充斥,與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懷嫉妒,與屈原爭寵,屈原起草憲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奪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懷王進讒言,說:“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懷王庸懦昏聵,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遠,根本原因在於他的政治改革計畫觸犯了貴族利益,遭到舊貴族們的中傷打擊。
屈原和舊貴族集團的鬥爭,還表現在對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當時形勢,堅決主張聯合齊國、抗擊秦國的策略,這是對楚國有利的正確策略,懷王曾採納他的主張,並派他出使齊國。屈原被疏遠後,秦國派張儀出使楚國,以土地誘惑楚懷王。目光短淺的懷王就改變了對外政策,採取絕齊親秦方針,結果使楚國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虧。懷王惱怒,又輕率出兵伐秦。由於沒有齊國的支援,被秦國打得大敗,還喪失了漢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勢下,屈原曾被懷王再次派往齊國,以圖修復兩國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兩國聯姻,要與楚王會面,屈原諫阻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之子子蘭卻勸懷王去秦,說:“奈何絕秦歡?”懷王終於去了秦國,果然被扣留,最後客死於秦。當時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漢北地區。
楚懷王死了以後,長子頃襄王繼位,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當時,楚國人都責怪子蘭勸懷王入秦的過錯,所以,屈原受到廣泛的同情。但子蘭非但不思其過,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頃襄王誹謗屈原。頃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區。大約此時郢都在莊暴郢之後,“百姓震愆”,“民離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鄉而就遠。輾轉流離在沅、湘一帶大概有九年之久。他遠離故國,又無職位,對於國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嘆而已。於是,他又慢慢地順著沅江,向長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遠遊、求賢又不成,這時他“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後,在無可奈何之際,他自沉於汨羅江中,以明其忠貞愛國之懷。
除左徒外,屈原還曾擔任過“三閭大夫”一職。三閭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閭大夫應當就是春秋、戰國以來晉、魯等國的公族大夫,職務是管理宗族事務,教育貴族子弟,漢代的宗正與之相當。屈原之為三閭大夫,肩負著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這在《離騷》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他為培養後備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結果卻是“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變成了反對自己的敵對力量,使他感到極大的苦痛。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
屈原的思想和創作 屈原學識淵博。他對天文、地理、禮樂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亂興衰和一些重要的歷史傳說,都很熟悉;對於春秋以來各大國的歷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對楚國先王的創業史,尤為精熟。在這廣闊的領域裡,他總結了許多經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見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隨處都表現出強烈的憂國憂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內容就是“美政”,即聖君賢相的政治。他認為只有聖君賢相才能改變楚國的政治和社會的現實,使楚國強大起來。他熱烈頌揚古代的聖君如堯、舜、禹、湯、后稷、文王以及齊桓、晉文和楚之三後等,熱烈頌揚古代的賢臣如伊尹、傅說、呂望、周公、寧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齊、伍胥及楚之子文等。他還用對比的方法講一些非聖之君如桀、紂、羿、寒浞、澆等。他想通過對比來說明聖君賢相的重要,並藉以說明楚無聖君賢相的危險性,這些都是針對現實而發的。“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對國君的最高要求。所謂賢臣,則以伊、傅、呂、寧為楷模,而不以貴胄為對象。這就是主張用人唯賢,反對用人唯親的意思,屈原在講到賢臣時,往往用忠貞、忠誠、忠信這些辭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愛國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堅持真理,不向邪惡勢力低頭:“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古代賢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現。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內容就是民本思想。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離騷》、《九章》等作品中反覆談到“民”的問題,“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離騷》);“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九章·抽思》)。這實際上是古代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引)思想的發展。所謂聖君賢相,所謂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決民生疾苦問題,能否致民於康樂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 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遊》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係。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裡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麼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
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製。《離騷》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複雜的現實關係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
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
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屈原(約公元前339~約前278)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曲、戲劇、琴辭、大曲、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
參考書目
 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二十四史本),中華書局,北京,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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