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湯炳正（1910-1998年），字景麟，室名淵研樓，山東榮成人。語言學家、楚辭學專家。1935年大學畢業後，考入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研究班，受業於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曾稱其“為承繼絕學唯一有望之人”，太炎先生對他期望之高、欣賞之甚，由此可見一斑。在學術思想與治學方法上深受章太炎先生影響，又能隨時代發展而不斷前進。治學嚴謹，能於小中見大，於現象中求規律，對屈賦中許多千秋難解之謎，提出新的結論與答案，受中外學術界所重視。四川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楚辭研究》主編、中國詩經學會和章太炎研究學會顧問。擅詩詞，在三十年代即以寫清末名妓賽金花的《彩雲曲》而聞名於世。著有《語言之起源》、《屈賦新探》、《楚辭類稿》、《淵研樓屈學存稿》、《楚辭今注》（合著）、《楚辭欣賞》（主編）等。紀念文字一
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關門弟子湯炳正作者：獅山人
【簡介】湯炳正教授（1910—1998），山東榮成人，楚辭學專家。 1931年就讀於北京民國大學。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弟子。1950年被聘為公立川北大學（今四川師範大學西華師範大學前身）教授，碩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曾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章太炎紀念會顧問。他在語言學、文學、歷史學、文獻學、神話學方面卓有建樹，尤以語言學理論和楚辭學研究蜚聲海外。主要專著有《屈賦新探》、《楚辭類稿》、《語言之起源》等。
一
“秦東門，天盡頭”（李斯語），山東半島最東端，隔海距韓國最近之處，那是清雍正帝欽賜嘉名的“榮成”（雍正13年，1735年）。榮成古稱“朝舞之地”，《孟子.正義》中解釋為“朝日樂舞之地”，意思是說那裡風光優美，人煙阜盛，連朝日都不願意離去並為之且蹈且舞。1910年，湯炳正便出生在那個後來被稱作“將軍市”的地方。湯炳正家住榮成石島鎮張家村，父親是滿清末年的秀才。在濃厚的家庭文化氛圍中以及壁師的教導下，湯炳正從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中國古代文化功底。
青年時代，湯炳正先就讀於北京民國大學（後稱私立民國大學最）。民族私立大學作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共同願望是“通過發展教育，使中華民族強盛，抵禦外來侵略，造福社會”。北京民國大學是由蔡公時等人於1916年冬創設，1917年4月正式開學上課，時分文、法、商三科，1920年蔡元培任校長，對校事進行了“頗多改革”。勤奮好學的湯炳正在那裡認真研讀，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
在“章氏國學講習會”，湯炳正受業於國學大師章太炎門下。“講習會”於1934年成立，以章太炎為主講，王小徐、蔣竹莊、沈瓞民等為特別講師，開講諸子、國小等，各省學習慕名負笈到此求學者500餘人。據《國學講演錄》可知，章太炎當時講授的內容包括國小略說、經學略說、史學略說、諸子略說等內容，湯炳正因此跟章先生攻讀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湯炳正在《憶太炎先生》中說：“我則是把太炎先生看作是‘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而章太炎則稱湯炳正是“繼承絕學唯一有望之人”。
“講習會”畢業後，湯炳正即被章太炎先生禮聘為“文字學”與“聲韻學”講習。因受章先生作學問“要有創見”的教導，湯炳正在授課的同時，便孜孜不倦地企求在學術上有所建樹。1935年湯炳正撰寫了《古等呼說》，該文不僅受到章先生的讚許，至今在語言學界仍有很大的影響，“當代幾部很有影響的聲韻學專著，都把此文列入必讀書目”。湯炳正因此在中國學術史上，“占得一個聲韻學家的席位（《回憶先祖湯炳正先生》）”。
作為章太炎先生的關門弟子，老師的言行讓湯炳正“執著地追求著一個真正知識分子應有的人格品性，人生價值”。湯炳正認為章先生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感情相當深刻，尤其是在抗戰前夕，他主張抗日的思想，給我以巨大影響，十九路軍在上海先抗日時，太炎先生就曾電報支持。”（《高山仰止遺澤永留》）
二
日本侵略中國後，湯炳正“風塵僕僕從淪陷區逃出後，幾經周轉，最後落腳在貴陽”。到貴陽之初，他任教於貴陽師範學院，兼課於貴州大學。抗戰期間，文人名流雲集西南，貴陽乃西南五大文化中心之一，俗有“小南京”之稱。貴陽師院中文系主任文學史名家謝六逸先生剛去世，繼任者是著名的諸子名家王駕吾先生；湯先生的同仁如著名文學史家姚奠中先生，系章氏同門；曆法大家張汝舟先生，新文學蹇先艾先生等，其時亦皆任教於貴州大學。
教書，是湯炳正在貴陽時的中心工作。他所講授的課程，有劉知幾的《史通》——因為抗戰初期，他在家鄉曾對它下了一番功夫，“有一些心得”；也開過聲韻學，訓詁學——因為它們是他那時的主攻學科，並繼承了章師的絕學，建立了自己的體系。
日寇侵略，曾激起湯炳正研討《楚辭》的動機；而聞一多的被害，又激起他講授《楚辭》的念頭。後來先生自述：“我選擇屈原為研究對象是在抗戰時期，一種民族壓迫感使我愛上了屈原，因為屈原所處的歷史環境也如此”；“他的志向、人品、才學，我是欽佩的”；“我們心境相同，這也可以說是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後來才逐漸把我引上研究屈賦的道路”。（《高山仰止遺澤永留》）不料《楚辭》開講之後，常常學生滿坐，甚至坐在窗外、跨系聽課者也擁擠不堪。湯先生後來回憶說，“學生的情緒如此熱烈，無疑是廣大青年們已把屈原精神跟當時反侵略、反黑暗鬥爭聯繫起來，並產生了共鳴”。
就在那時，湯先生曾寫下一些有關語言學和《楚辭》的論文，但“幾經喪亂，原稿散失殆盡”。現在僅存的《駁林語堂“古音中已遺失的聲母”》《語言起源之商榷》和《招魂“些”字的來源》等，可以說是他那時期“僅存的一點學術陳跡”。而於專著《屈賦注》、《屈賦新章句》等在這時誕生。
湯先生在貴陽時期的生活，用他的話來說“是閒適與震盪相交錯”。
所謂“閒適”，是湯先生去貴州大學兼課時的“流亡偶遇”。貴大離城約四十華里，即在貴陽花溪之畔，巍然於花溪之畔的一家小小的旅舍，不僅建築玲瓏雅致，而且名字也雅致，叫做“花溪小憩”。貴大安排兼課的老師都以“花溪小憩”作為臨時住宿之地。湯先生利用每周一次的兼課機會，飽賞了花溪風光，領略了花溪幽趣。
每周一次小住“花溪小憩”，備課之餘，湯先生有時徜徉于山水之間，有時把卷於迴廊曲榭之際，恍如置身世外，心境怡然。在他的一本線裝書中，夾著一張老得發黃、字跡模糊的爛紙片，竟是當時寫下的一首七絕。其詩云：
蟬翼紗窗靜里開，麟山一角畫中來。
踟躊忘卻心頭事，聽罷溪聲數落梅。
其時閒適之情，宛然可見。
一次新秋的晚飯之後，湯先生獨自散步。行至花溪附近，忽與潘芷雲先生邂逅相遇。原來她是來花溪鎮上訪同鄉人的，亦因飯後無聊而獨自散步至此。他們遂相攜同游。芷雲先生曾任教於“花溪中心國小”多年，故對花溪一草一木，似乎都有深厚感情。暢遊之際，經她一一指點，湯先生便覺山山水水都有妙趣。花溪四圍都是山，如麟山、龜山、蛇山諸勝，皆以形狀而得名。麟山最高，陡峭多石，嶙峋如歧角。蛇山則逶迤綿延，上多喬松。天色漸晚，他們漫步於蛇山之上，一輪新月，出現於松間，晴空澄澈，四顧無人。此時，不僅忘卻人間，更不知身在花溪。少頃，麟山磷火閃灼，四出如散星;松濤震耳，涼氣襲襟袖。頗有東坡《赤壁賦》所謂 “凜乎其不可留”之勢。乃相別而歸。三十多年之後的一九七七年春，芷雲先生路經貴陽時的憶花溪詩，猶可見其情景。詩云：
人生何短促，回憶少年期。坐送閒雲去，靜看歸鳥遲。
溪聲留客處，月色送人時。往事如前世，陳蹤入夢思。
亂極思治，歷來如此；勞極思逸，人情之常。抗戰時期的花溪之所以成了人們的“小憩”之地，正是這個原因。所謂“小憩”，亦不過是於混亂中自我解脫而已，現實的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幻想的世外桃源，也只是出現於陶潛的筆下。“且不談抗戰末期日寇進犯獨山時，貴陽的騷亂景象；即使抗戰勝利之後，人們腦海中那曇花一現的安樂感，也沒有保留幾天。”
湯先生到貴陽不久，西南聯大的學生由昆明回北京，路過貴陽，即住在貴陽師院的臨時招待所。從他們口裡傳來了聞一多先生被害的種種情景，並帶有不少神話般的色彩——聞一多先生被害前，有一位神秘的乞食老婦人，從聞的後門，用預言式的隱諱話告戒過聞，促他警惕，等等。
接著，那恐怖氣氛，又蔓延到貴陽。貴大的學生無故失蹤者，時有所聞。湯先生的好友物理系教授左震寰，就是在這時曾突然被捕的。緊接著，銀元券、金元券泛濫成災，物價暴漲，知識分子的生活，朝不保夕。每月的工資幾十萬，但卻買不足一月的口糧。工資發下，如果不搶先買米，就要買成銀元。否則幾個鐘頭，就會變成一堆廢紙。幾元票面的“法幣”作為手紙丟在廁所者，隨地可見。再接著，反飢餓、反內戰的運動也在貴陽蓬勃展開。教授罷教，學生罷課，漸入高潮。有一天貴大的地質學名家丁道衡教授召集了全校性的“教授會”號召罷教。湯先生說，“記得當時教授們只是在一個沒有座椅的大廳里站著，擠得水泄不通，對罷教的號召，一致舉手通過。”
“震盪”之後是“閒適”。湯先生一張照片背面上的一首小令《菩薩蠻》記錄的就是，當時知識分子複雜的情懷：
秋溪雨霽人蹤悄，兩行衰柳隨溪繞；灞上臥長橋，徘徊聽怒濤。四圍無限綠，幾點青山簇;夢影聚天涯，不知何處家。
那是1946年的秋天，湯先生與姚奠中偕著名教育學家羅季林先生散步於花溪灞橋之上，橋下小瀑飛濺，橋畔疏柳垂絲，游目聘懷，自得其樂，共議合照以留念。姚奠中先生填詞，事後寫了這首小令於合照之背，以記其事。
後來湯先生正式任教於貴大，宿舍反而有些簡陋，離花溪也遠了一些，令他感到遺憾。但星期假日，偶然散步花溪，小別重遊，亦倍覺親切。
大約一九四八年末，湖南師範學院院長皮名舉、中文系主任馬宗霍，前後專函聘湯先生入湘。措詞懇摯，敦促有加，先生不免為之動心。皮名舉是清代今文學派大家皮錫瑞的嫡裔；馬宗霍是章氏門下的名流，著作等身，深為湯先生先師章太炎先生所器重。他寫《聲韻學通論》時，與章先生信函來往，字斟句酌，傳為學林佳話。當時湯先生“之欲應召赴湘，不僅有感於嚶鳴求友之切，亦欲藉此沾溉‘嶽麓書院’之遺風與憑弔屈子沉淵之舊地耳。但卒因國立大學難免飢餓襲擊，故只有放棄入湘之念，而應伍非百先生之邀再次入蜀。”（《追記“花溪小憩”》）
三
1949年5月，私立川北文學院作為私立川北大學的組成部分成立後，湯炳正先生應伍非百先生之邀出任中文系主任，前往南充賽雲台講學。1950年1月9 日，應川北行署決定，湯先生續任川北文學院中文系主任。在與伍非白、李元澄、湯炳正、蒙文通、徐振羽等先生一起度過3年多的讀書、講學生活後，於1952 年11月11日西南文教部決定將川北大學改名為四川師範學院，原川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留在四川師範學院，湯先生成了一名四川師大人。
湯先生生前寫字檯上有塊彩石，上邊鏤著“追求”二字。他的兒孫們曾請教過他，他說：
“理想是我們通過不斷追求實現的。實現一個理想還會有新的理想出現。因此，絕不能自我滿足，要不斷地、永遠地追求。沒有理想的人生，是不可想像的。在學術上，我所追求的是獨到的見解。沒有創見，我是絕不動筆的。”
湯先生以這樣的情懷，在獅子山數十年如一日地追求著他的理想，無論是教學、做人，還是科研。
據湯先生的學生葉良回憶，30多年前他在獅子山求學時，湯先生給他們上的是《現代文選》課。一個年級三個班一百多名同學，在階梯教室上大課。湯先生一口不大好懂的山東話，聲調不高，音量不大，但那種雍容大度，那種沉穩從容，加之一絲不苟十分漂亮的板書，像磁石一樣把他們牢牢系住，全都側耳聆聽，生怕漏掉一句話。他們知道湯先生是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弟子，研究楚辭的知名學者，但沒有想到他對現代文學也造詣頗深。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這篇被高年級學長們稱作“天書”的文章，湯先生的講述卻卻如剝筍一般，層層剖析，絲絲相扣，使他們對魯迅和瞿秋白這兩位現代文學的大師，有了較準確的認識和把握。葉良說，“也許我們之學到湯老師學識的點滴皮毛，但那種文化感應卻是受益終身的。當時我就想，‘當教師就要當湯先生這樣的”。
二十多年後，葉良作為《教育導報》副刊編輯向湯先生約稿。當時，湯先生已是中國屈原學會會長，蜚聲海內外的楚辭專家，他庚即覆信：
“我本不長於寫小品文字，加之近年各方雜事干擾，壓力很大，更無暇執筆。去年我的孫兒把我的舊稿《無名書屋話滄桑》偷寄給北京《散文世界》，去年該刊十一期發表以後，我才知道。不過我總覺得，這類文章跟學術論文，似乎隔著一堵牆，不易兼顧，不知您認為否然？當然，將來如有小文，自當奉寄。我年已八十，精力有限， ‘吃不得急酒’，對此，您當會諒解！”
葉良直言，湯先生“平易謙和，一如當年”。收到此信十天后，他就收到了湯先生的《淵研樓酬唱集自序》。葉（？）良稱，那“真是一篇奇文”，講述的是湯先生和夫人潘芷雲如何愛詩，時有習作，脫稿後即投入青瓷罐（戲稱“詩罐”）中，數年積累，遍以為集，不為世傳，用以自娛。集中有“此生自笑無長物，愧向天涯浪得名”之句，表達了湯先生的樂觀豁達。此文刊發後，被評為當年四川省的散文佳作。（《悼湯炳正師》）
湯先生雖是學術界的大腕，但他擁有一顆博大的愛心和包容心。
湯先生的學生周芳芸老師回憶，凡寫信求教、寄論文審閱，或想考博士研究生請先生推薦的，不管相識與否，先生都熱忱關心，誨人不倦。先生每月收信數十封，凡需要回復的，皆親筆回信。為減輕先生的壓力，助手想代筆，先生拒絕了。先生認為那是關係到青年前途的大事，對好學上進的青年，應給予支持和鼓勵，如不回信或讓人代筆，會使青年失望或感到冷漠，乃至影響學習興趣或學業前途。同時，對於身邊願代筆的年輕人，先生說：“我生怕耽誤了他們獨立研究的時間。”先生把回信看作是與青年朋友促膝談心，是人生一大樂趣。華北教育學院一青年教師，千里迢迢，慕名攜帶大量講稿、論文而來，在獅子山住了二十多天，先生在病榻上修改論文、授業解惑，使之滿意而歸。
最令周芳芸老師難忘的是這樣一件不為人知的“小事”，一個冬日下午，她在圖書館前遇到湯先生，原來一位素不相識的外地教師自費出了一本學術專著，因無處推銷，家庭經濟又很困難，影響家人生活，特來信求援，請先生幫助銷售十本。湯先生特意到圖書館聯繫代賣了五本。湯先生感嘆：“若不是手中緊，自己也想多買幾本。”（《高山仰止遺澤永留》）
據湯先生孫兒們講，那是1970年代，湯先生髮表了一篇關於屈原生辰年月的論文。不久，北京有位年輕的學者，在湯先生的論點上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把文章寄給《社會科學戰線》雜誌，希望該刊能發表。當時，學術界認為湯先生關於屈原生辰年月的結論是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的，慎重起見，把那篇文章寄給湯先生審閱。湯先生讀了那位年輕人的稿子，不但沒有自以為是，否定別人，反而賞識他勇於探索的精神和勇氣，便積極向《社會科學戰線》推薦那文。
《社會科學戰線》不僅接受了湯先生的建議，還把他寫的“審稿信”一同發表出來。此事在當時學術界頗有反響。一些同仁或寫信或當面對湯先生說，既然年輕人的論文還存在不足，您就不該支持和肯定他。湯先生則認為，“學術上的問題需要大家一起探索、討論，只要人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值得歡迎。一言堂是不利於學術研究和學術發展的。”（《回憶先祖湯炳正先生》）
周芳芸老師說，湯先生把自己的一生與祖國、民族命運緊緊相連，為宏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而奮鬥。“先生曾說過，他有個習慣，身邊時常帶著紙和筆，思考時有發現立刻記下來；住一瞬間的思想火花，也許這正是一個重大問題的突破口。有時半夜醒來，突然想起了什麼，即使是寒冬，他立刻批衣起床，用筆把所思考的問題記下來。他的一些精彩華章、新穎而重要的學術觀點就是這樣得來的。”湯先生希望人們對屈原的認識更清楚、更真實些，因此，在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上下了很多工夫。湯先生說：“我給自己的任務，就是要在前人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湯先生的孫兒們對此深有同感地說，“綜觀他的學術活動，不難發現在他所研究的範圍內，都鑽研到很深的程度。對一個研究對象，他往往能調動多學科的理論進行深入細緻的綜合思考。因此他不僅在自己所研究的領域成績斐然，而且還豐富和推動了不少學科的發展，如他在運用多學科研究楚辭時，發現並揭示出中國神話的演變‘往往是以語言因素為媒介’的規律，祖父的這一富有理論意識的論斷，被學術界譽為中國神話演變歷史上的主要規律之一；而且一些學者還用此理論來指導自己的神話研究，取得豐碩成果。”
楚辭是湯先生研究的重點，1980年後他先後出版了《屈賦新探》、《語言之起源》、《楚辭新注》、《楚辭類稿》等專著，加上研究楚辭的論文20餘篇，著作共達200多萬字。因為在楚辭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貢獻，1985年6月國家一級學會中國屈原學會時，湯先生被推舉為第一任會長，連任長達十多年。
湯先生的孫兒們回憶，1980年代在湯先生將自己近半個世紀的楚辭研究成果《屈賦新探》和《楚辭類稿》結集出版後，當即被學術界譽為二十世紀的重大楚辭研究成果。他們說，有一位著名學者曾寫信稱湯先生的論著“精深穩當，為學人所共仰望”。他們列舉了湯先生的不少創見。如從司馬遷起，有人說屈原是忠君，又有人說不是忠君而是愛國等等，歧說紛紜。湯先生則認為：“強烈的民族感情”，才是屈原行為的支柱（此看法被高爾泰先生所稱許）。學術界曾把此說作為佳論。再如湯先生的《楚辭成書之探索》打破了以往認為《楚辭》成於劉向之手的傳統舊說，拋開種種成見，對《楚辭》傳本的形成過程進行的探討，將人們對《楚辭》傳本形成的時間的認識提前到戰國末年。湯先生認為《離騷》、《九辯》兩篇作品作為屈宋合集之始，最早將他們輯在一起的是宋玉；並論證了《楚辭》一書是由戰國到東漢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經過很多人的陸續編纂輯補而成的，劉向只不過是編纂者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的編纂者。湯先生的這個發現，解決了有關《楚辭》一書本身的很多疑難問題。日本楚辭名家竹治貞夫先生認為，湯先生此說為“不刊之論”，對楚辭研究有巨大貢獻。
湯先生的孫兒們說，湯先生在語言文字上的貢獻並不遜於他的楚辭研究。湯先生逝世後，有人撰文稱湯先生為“傳統語言學的一代宗師”。湯先生1945年完成， 1964年修改，1984年定稿的長篇論文《說文歧讀考源——兼論初期文字與語言之關係》，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該文是一篇利用“說文解字”中所保留的 “歧讀”現象和有關文獻上的材料，探討古代語言和文字關係的論文，也是一篇將傳統語言學跟現代語言學結合的文章。文章首次在學術界明確提出“文字只是存在於社會現實與意識形態之基礎上產生，而非在語言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因此“先民依據客觀現實以造字，並非依聲以造字”。轉折無疑是對語言學界流行的“語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文字是在語言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是從屬於語言”的觀點的挑戰。1984年全國訓詁學會上，湯先生提出該觀點時，博得了與會的不少專家學者的贊同。代表湯先生五十年語言文字研究最高水平的《語言之起源》一書在台灣出版後，香港《大公報》發表評論文章稱，此書“揭開人類語言起源之謎”。
周芳芸老師說，湯先生一生清貧，生活儉樸。“師母因病無工作，自然也無退休金，僅靠先生的工資維持生活，其艱苦可想而知。先生終日伏案工作，十分勞累，想買一個可以升降的轉椅都難下決心，終於放棄。但先生從無厭言，仍然勤奮耕耘，帶研究生、做學問。無論上下午去先生家，必見先生坐在書桌前，讀書寫作。” “先生的生活清貧而充實。在他八十多歲高齡時，仍主編由台灣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的《楚辭文化叢書》，培養、帶領一批中青年學者為宏揚中華民族文化躍馬揚鞭。”
1997年中秋節那天，葉良和老同學帶著月餅和鮮花去醫院探視湯先生。湯老坐在床上喝水，氣色尚可，思維清晰。葉良將刊有范昌灼教授寫的《在湯老的病榻前》的《教育導報》給他看，他很高興，讓潘芷雲先生收撿好，說待會兒仔細看。葉良說，那時的湯老仍是一派儒雅謙和、清真淡遠，似乎對恢復健康仍抱有信心， “我想他這樣大徹大悟的智者，不會不清楚自己的病情，只是如《夢辭》所言，‘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罷了”。
湯老逝世後，葉良說：“倘有在天之靈，湯老的靈魂一定是飛向他鍾愛的屈子詩國中去了。而作為既是‘經師’，又是‘人師’的，那親切、平和的形象，將永遠活在他萬千弟子們的心中。”
湯老已離獅子山而去，倘若要了解一代楚辭大家的更多風範，可參閱由先生自述的《劍南憶舊》（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僅以中華詩詞學會會員林隆載《悼湯炳正師》一詩結束此文——
歲歲端陽話楚辭，巴山蜀水正多思。方期再解仙遊夢，詎料驚傳鶴駕時。
前輩寄書意甚密，後生問學恨何遲？華章字字璣珠在，風範長存曠代師。
2月10日（年初二）
紀念文字二
先祖湯炳正（景麟）傳略作者：湯序波
六十多年來，經過不懈努力，祖父湯炳正先生在學術上取得了重大貢獻，贏得了學術界同仁的敬重與稱讚，並成為當代國內國際學術界聲譽很高的學者之一。
祖父名炳正，字景麟，山東榮成人，生於清宣統元年十二月初三（1910.1.13---1998.4.4）。少年時代，在其父和塾師的悉心教導下，他博覽祖國的傳統文化典籍，經史子集無所不窺。一九三一年初春，祖父遊學於祖國的文化中心北京，攻讀新聞專業。學習之餘，他拜謁了一些心儀已久的前輩學者，問學聽講，造詣漸深。大學畢業後，他鏇即南下，考入“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主講的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的研究班，受業於章門。如果說在北京期間他思想還比較苦悶，正彷徨於新學與舊學之間的話；而到了蘇州後，便完全確立了走研治祖國傳統文化這條路子。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那樣“結束了北京時代的苦悶，看到了自己的前途”。（1）當時太炎先生極為賞識我祖父，把他視為得意門生，且多次說：“山東自古是中國南北交通樞紐，就是應當出這樣的人材”，並嘉許為“承繼絕學唯一有望之人”。（2）學術界或向章先生詢此話的含義，始知大師是以清代大儒戴震門下的高足孔廣森讚許我祖父。一九三六年六月，一代學術巨人不幸病故，祖父被推舉為弟子的代表，在“追掉會”上表了態，決心將“章氏國學講習會”辦下去，以期發揚光大先師的學術傳統。（3）他並受聘擔任該“講習會”教席，向諸生傳授語言文字學。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件爆發，他轉徙流寓西南各省任教；開國至今，他一直在四川師範大學擔任教授之職。
祖父湯炳正先生在教書育人的同時，潛心於學術事業，以他天賦加勤勉，取得了令學界矚目的成就和貢獻。“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他由此而在國內外學術界享有盛譽，（4）並擔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楚辭研究》主編，“中國詩經學會”和“章太炎研究學會”顧問等榮譽性職務。
二
不難看出在學術研究上，祖父湯炳正先生受太炎先生影響至巨，與此同時也逐漸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學術思想體系。這也難怪有人要把他歸為“章氏學派”，而又有人責備他偏離了“章氏學派”。這正說明隨著時代的發展，他在探索著自己前進的道路。（5）關於他的學術思想，我認為最突出最值得稱道的是在當前學術新潮洶湧之際，他關於“新”與“真”的認識問題。這是他近幾十年來不厭其煩經常強調的學術問題之一。他曾一再說：科學研究必須創新，如果陳陳相因，原地踏步，學術就永遠不會有進步。但求“新”並不是目的，求“新”的目的，在於求“真”。在他看來，所謂的 “真”是指歷史的本來面貌和事物的客觀規律。（6）他多次在學生面前說過，他的學術研究，“只不過對探索歷史的本來面貌，做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工作”，又說：“一個人做學問，要能在人類真理的長河中添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也可以。”（7）我認為這裡所說的“本來面貌”、“真理的長河”，就是做學問的最終目的和最高旨歸；舍此，學術研究還有何實質性意義？
記得，相對論的創立者愛因斯坦說過，一個科學家要想在事業上獲得成功，除了“勤奮”外，還必須具有“正確的方法”。我們認為這話是有道理的。關於祖父的治學方法，學術界多已言之。諸如有人說他善於利用出土文物與舊典籍互相印證進行考釋；有人說他長於多學科互相滲透的研究；有人說他擅於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等等。我在這裡不準備多談，只講他在學術研究中，微觀與巨觀互相結合之妙。他認為“脫離微觀的巨觀研究，則巨觀必陷於空泛無據，忽視巨觀的微觀分析，則微觀必失之煩瑣無根”。（8）因此他的論著，不但注重文字訓詁的考釋，也十分善於闡述微言大義，可謂兼具“漢學”與“宋學”之長。悉察他的眾多學術論著，往往是在文字訓詁上勝義迭出，妙語連珠，同時又注意探索規律揭示真理，而前者總是作為後者的突破口。例如，他四十年代撰寫的《原“名” 》一文，對“名” “問”“音”等字的音義結構進行深入細緻的分析與研討，終於為我們揭示出昏夜乃促成人類口頭語產生的客觀條件。這一創見現在已得到世界學術界的普遍讚譽，並被視為語源研究的新突破。語言文字作為古代文化遺產的“運載工具”，它本身蘊含著無限豐富的文化積澱；因此，文史研究者必須對它有深刻的理解與透徹的認識，否則怎么進行學術研究？更不用說會取得什麼進展。祖父對此是有深刻的洞悉，因此，他說：“如果不掌
握中國語言文字獨有的歷史特徵，就無法深入探索和評價中國文化的諸多現象，也無法作出深層次地剖析和得出創造性的結論。”（9）我認為他在學術上之所以能做出那么大的成績，是跟善於利用語言文字學密不可分的。如他在探討《楚辭》與《山海經》中神話的演變問題時，發現並揭示出中國古代神話的演變“往往是以語言因素為其媒介”的規律。（10）這個極富理論意識的論斷，被學術界視為神話演變歷史的主要規律之一，而為一些學者所廣泛接受與運用。
祖父湯炳正先生在治學態度上，最突出的特點是嚴謹的學風與探索精神。作為一名學者都必須具備這兩種學術態度；但是，我發現這二者在他身上卻體現的異常顯著。翻開他的學術論著，我們處處可感受到那種絲絲入扣的治學態度。他的《語言之起源》和《楚辭類稿》中的一些論文的結尾，常常出現一段“附記”之類的文字。從表面上看，這些“附記”與前面的論述似有不同，實質上他是在進行更深一層的探索和挖掘。在他整個學術研究中，給人最突出的最深刻的一個印象就是從不滿足已有成績的積極進取精神。例如，他的傳世名作《屈賦新探》一九八四年出版後，即在國內國際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就是這么一部大家交口稱讚的書，出版後他仍然不斷地進行修改，在“自存本”上增寫了不少新的發現，預備在將來再版時補進去。他曾引用古人說的“例不十，法不立”來說明學術研究要重視論據；而他的每個論點都是建立在充分堅實的論據上，因而牢不可破。我深深地感到“嚴謹”和“探索”的學術態度、學術精神，在祖父身上的具體表現就是“良工不示人以璞”。對學術論著，他一貫強調“少而精”，反對粗製濫造，務廣而荒。因此，他生平雖未必“著作等身”，但所作卻“字字徵實，不蹈空言，語語心得，不因成說”（章太炎語）。我祖父嘗說：“對學術上的創見，最好能以札記的形式出之，開門見山，一針見血，故我自己的心得，凡能以札記表達者，決不拉成長篇論文；凡能以論文闡述者，決不鋪陳為洋洋灑灑的專著。”（11）我認為這一點頗似他的同門前輩黃季剛先生。
“追根窮柢”則是祖父湯炳正先生治學精神中最明顯的一個特徵。他曾說：“學術研究關鍵在於不畏艱難，勇於探索。”（12）他的學術論著，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光輝典範。此外，祖父數十年來潛心學術，與世無爭。他曾在一篇序言中談道：“科學研究，沒有冷靜的頭腦是不行的，沒有‘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五年六載的毅力，也是不行的。”（13）這是他對後學的殷切要求，其實也是他的夫子自道。甘於寂寞，慣坐冷板凳正是他一貫的學術作風。凡是認識我祖父的人都知道他似乎有些“孤僻”，不願與人交往，更從來不搞什麼“應酬”活動。是文化界的苦行僧，不是學術界的交際家。而且他對晚近學術界縱橫捭闔的不正之風，尤為深惡痛絕。我想，這並非什麼故作“清高”，而正是一個大學者對文化事業專心致志、心不旁鶩、惜時如金、不暇他顧的高度歷史使命感的具體表現。
三
回顧祖父湯炳正先生的學術歷程，成就是令人驚讚的，其中尤以語言文字和楚辭兩個方面為最，令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正由於他在學術上的出色貢獻，一九九二年，他被國務院授予“有突出貢獻”的教授稱號，並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在這裡我先述說一下他關於語言文字學方面的成就。章太炎先生曾稱我祖父“為承繼絕學唯一有望之人”，太炎先生對他期望之高、欣賞之甚，由此可見一斑。照我理解這裡所說的“絕學”，主要還是指語言文字學。我們知道：過去在學術史上這門學科叫“國小”，是附屬於“經學”的，其本身並無什麼地位。章先生憑著他廣博精深的學識，才使“國小”由附庸而蔚為大國，成為全新的獨立學科——語言文字學。我們也不妨這樣說，太炎先生的學術成就，最精彩之處還是語言文字學。祖父早年尤其是在北京求學時便對語言文字學下過一番功夫。因此，他投入章門的試卷中關於校勘補正汪榮寶《法言義疏》那部分，自然就會大受章先生賞識。入學後，祖父全力以赴跟太炎先生學習語言文字學，盡得這方面的嫡傳。這也為我祖父日後縱橫馳騁於語言文字學界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和打下了牢固的基石。從這時起，他在語言文字學領域篳路藍縷，辛勤開拓，以人類語言起源的研究為出發點，創新立說，先後在《制言》，《中國語文研究》《古漢語研究》等學術核心期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擲地作金石聲”的論文。這些見解獨到新穎的論文使他在學術界大放異彩，並確定了他在現代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地位。如果有哪位學者要撰寫這段學術史，我想，祖父的語言文字學應當是其中頗為重要的一章。
實際上祖父受太炎先生的賞識，並非因其墨守師說，而是在於他獻身學術的精神。他在作章先生的學生時，就不同意乃師對中國文字中“表數字”的解釋，並專門寫了一篇《釋“四” 》作“別有一解”。又如章先生認為《說文》中之有“歧讀”，乃文字之“逾律”現象。我祖父認為此乃初期文字的必然規律，並非“逾律”。他懷著“吾愛吾師，吾尤受真理”的勇氣，撰寫了《說文歧讀考源》一文。
一九九零年，台灣貫雅文化公司為了慶賀我祖父的八十壽辰，特意影印出版了他語言文字學方面的代表作《語言之起源》一書。這本巨著由十三篇論文組成，毫不誇張地說，篇篇都在語言學史上有所突破，產生過影響。如其中《語言起源之商榷》一篇，是他語言文字學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一篇劃時代論著，也是他語言起源學說方面的綱領性論著。在這篇論文中，他提出了語言起源於“容態”與 “聲感”語的觀點。他說，當先民由“手勢語”進入“口頭語”（即聲音符號）的初步階段，口頭語總是通過這種特徵來表達事物形態或性質的。如“狗”與“犬” 二名，皆以口吻形狀之圓曲，表達其尾巴鉤卷的特徵,等等。他這篇論文在四十年代問世後,即極大地“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而現在當人們重新饒有興趣地審讀他的這個論斷時，有學者站出來指出：湯炳正語源學說，“為世人揭開了人類語言起源之謎”，“其重大理論意義當能激發起世人之共識”。（15）
祖父湯炳正先生在屈原及楚辭研究上更是做出了舉世公認的貢獻，被學術界讚許為“《楚辭》大家”、（16）“《楚辭》學大師”、（17）“國內最著名《楚辭》專家”（18）“現代權威楚文化研究專家”（19），等等。從一九八五年“中國屈原學會”成立至今，他一直蟬聯該會會長。“半世生涯吟屈宋”，“枉說文章驚屈宋”，這些都是他的自我寫照之語。關於祖父在這方面的建樹，學術界曾概括：“理史遷《屈原列傳》之惑，破屈子生辰之謎，辟‘《離騷》乃劉安所作’之妄，論《楚辭》一書非成於一人之手，倡‘神話演化常以語言因素為其媒介’之論，在國內國外學術界皆有深遠影響。”事實的確如此。八十年代祖父出其長年的積累，先後出版了《屈賦新探》和《楚辭類稿》兩部專著，隨後台灣又出了繁體字版本。這兩部專著，在國內國際學術界反響極大，書中不少觀點和結論曾廣泛被海內外學術界所徵引。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文學遺產》，香港的《大公報》，日本的《東方》、《文學論叢》等著名報刊發表了揄揚文字，給予高度評價。日本著名漢學家竹治貞夫博士稱我祖父的考證，“篇篇使人解頤，我想是於楚辭研究史上聞一多先生以後的最高成就，對學者裨益絕大”，（20）並以一萬字的篇幅在該國《文學論叢》上評騭了我祖父的《楚辭成書之探索》一文。我這裡還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他長期講授《楚辭》學，又由於他在這方面的傑出成就，故此他已經在屈學領域開宗立派，自成體系，蔚然為一代宗師。目前，他的屈學體系已成為屈學乃至整個傳統學術研究領域中最有影響力的學說之一。而他所在的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則成為本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屈學研究的“重鎮”，享譽中外學術界。他的《屈賦新探》《楚辭類稿》已成為當今研治《楚辭》學者與《楚辭》學專業研究生的必讀書。如杭州大學的姜亮夫先生生前就指定他的博士研究生攻讀這兩部專著。
四
在這裡且附帶說說：祖父湯炳正先生還是一個寫舊體詩和散文的高手。三十年代，他便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了《紀念“九·一八”》、《登長城感作》、《詠梅四首》、《故宮行》和《彩雲曲》等詩詞佳作，其中尤以寫清末名妓賽金花的《彩雲曲》而聞名於世，被譽為“有元白遺風”。祖父的詩作受唐人尤其是白居易影響很深，形成了一種清新曉暢的詩風。
他的散文影響似乎比詩詞大些。他這方面的作品主要散見於《大公報》《草地》《人民文學》《散文世界》《散文》《東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等刊物上。數量雖不多，卻字字如珠，句句似錦，自成一格，為讀者所垂青。八十年代末，北京《散文世界》（一九八九年第十一期）主編曾在《編者小語》中說：
有味的是，老學者湯炳正先生所撰的《無名書屋話滄桑》一文，其甘苦難分的滄桑感，正是歲月沉積的結果，通過作者的睿智與豁達的濾煉，更別具光采。
以上我簡略地分析闡述了祖父湯炳正先生的學術歷程、學術思想、學術影響、學術成就等，目的是想先為讀者諸君勾勒出一個大致輪廓。權為本書引言。
注釋
（1） 見祖父《我寫<彩雲曲>的前後》，載《劍南憶舊》。
（2）見天津《大公報》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關於章太炎追悼會的報導。
（3）見上海《大公報》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湯炳正述章氏講學精神》。
（4）見周建忠《司馬遷祠留影》，載《江海晚報》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在文中稱我祖父為“學術偉人”。
（5）見祖父《憶太炎先生》，載《劍南憶舊》。
（6）（7）（9）見祖父《治學曝言》，載《劍南憶舊》。
（8）（14）祖父《自紀》（未刊稿）。
（10）見祖父《從屈賦看古代神話演化》，載《屈賦新探》，齊魯書社一九八四年版。
（11）見祖父《自述治學之經過》（未刊稿）。
（12）見祖父《<屈原論稿>讀後》，載《淵研樓文錄·序跋薈存》。
（13）見祖父《楚辭研究（第二期）序》，載《淵研樓文錄·序跋薈存》。
（15）張國瀛《一部具有突破性的學術專著》,載香港《大公報》一九九三年四月六日。
（16）肖兵《楚辭學更新》，載《蘇州教育學院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17）吉雲《楚辭研究一席談——訪湯炳正先生 》，載《文史哲》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18）何新《愛情與英雄——天地四季眾神之頌》第14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19）見張世春《江陵縣誌編研之作者四年考證屈原生於江陵，秭歸併非故里》，載《江陵報》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此則報導，曾被《人民日報》海外版，《文匯報》等多家新聞媒體所轉發。
（20）見竹治貞夫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致我祖父信，載竹治一九九五年九月編的《與湯炳正教授往復書簡併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