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32年，劉易斯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學，1937年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40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這是劉易斯學術生涯的第一時期，主要研究一般經濟學問題，涉及
威廉·阿瑟·劉易斯工業組織及一般經濟學問題。這一時期的研究為他以後對經濟發展問題的探討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由於他是黑人，受到過種種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思想，關心與同情貧窮國家的人民。在政治上他傾向於對英國殖民政策持批評態度的費邊社和工黨。劉易斯從來就不是一個推崇自由放任政策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計畫原理》是為費邊社撰寫，以解決混合經濟的問題的。這種態度影響了他一生的研究與工作。
1948年，劉易斯到曼徹斯特大學擔任斯坦利·傑文斯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1943年，劉易斯曾被英國政府任命為英國殖民地經濟顧問委員會的負責人，對英國殖民地的經濟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這正是他經濟發展研究的開始。到曼徹斯特大學以後，他的研究就集中於經濟發展問題。他的工作既有理論研究又有實際工作。
在理論方面，劉易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1954年發表於《曼徹斯特學報》的《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這篇文章提出了用以解釋開發中國家經濟問題的著名的“二元”模式，這個“二元”模式在經濟學界引起廣泛爭論，也是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原因。1955年他出版了《經濟成長理論》一書，對經濟發展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分析，至今仍被認為是“第一部簡明扼要地論述了經濟發展問題的巨著”。劉易斯還寫了許多總結各國經濟發展中經驗與教訓的著作與論文。
在實踐方面，他擔任了各種職務，為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比較重要的有1951年任聯合國總部不已開發國家專家小組成員，1957～1959年任加納共和國總理經濟顧問，1959～1960年任聯合國特別基金的代理人，1959～1963年任西印度大學第一副校長，1970～1973年任加勒比地區開發銀行第一總裁。由於這些貢獻，劉易斯在1963年被英國女王晉封為勳爵。
1963年，劉易斯應邀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從1968年起他在該校公共和國際事務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擔任詹姆斯·麥迪遜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併兼任協調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關係的聯合國皮爾遜委員會成員。這一時期，他主要研究國際經濟關係，重點是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國際經濟關係的歷史演變。
1986年，劉易斯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住在巴貝多島上，住所就在西印度大學的科維·希爾校園附近。在這裡他繼續從事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並為各國提供發展指導。1991年，劉易斯在他的住所去世。
學術貢獻
世紀初經濟大恐慌探索
威廉·阿瑟·劉易斯美國人自認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後五年，是美國經濟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但這樣的認知並沒有統計學上的根據，因為各項經濟指標的表現只是平平而已。在這樣錯誤認知的影響下，一般人往往認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世界經濟景氣也是普遍繁榮，從而低估了當時全球貿易相對停滯的現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後果。當時主要的工業產品普遍出現超額供給，特別是紡織、鋼鐵、造船，以及煤等產業更為嚴重，使得英國、德國、日本與印度的重要工業生產中心失業問題嚴重。當時的經濟學者，大都是從匯率失衡的觀點來看這些問題；但今天的經濟學者會稱之為結構性失業，並尋求較積極的解決之道。劉易斯在書中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發生大蕭條，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卻出現空前的繁榮，既未提出任何質疑，也未加以解答。劉易斯認為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應該是全球經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半期比五十年代後半期更不穩定。
奇怪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觸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經濟大衰退？汗牛充棟的景氣循環理論，提出了各種可能的成因，每種都是充分但卻非必要的條件。要弄清問題，可能就像和八爪魚打一場混戰。
劉易斯對這個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是，承認在前一個世紀中，每間隔四到十年就會發生衰退的現象。因此問題的焦點並不在於1929年為何會發生衰退，而是在於為何衰退一旦開始，會如此急劇地惡化？其間有何特殊之處？不可能只用兩段文字就對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卻可以將七項決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
1． 當時美國經濟的繁榮，和鐵道—建設—移民—建築產業的循環周期相重合。然而，隨著美國國會通過從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建設業的景氣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開始減退，再加上三十年代前半段經濟的不正常，遂導致整體經濟全面惡化。
2．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由於農產品產量的成長速度超過需求成長，使得農產品價格在美國國內及國際市場上不斷滑落。農村地區的消費能力與水準也跟著降低，因此農村銀行宣告倒閉的情況偏高。
3．當時的貨幣與財政主管當局相信，重振生產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稅以及增加貨幣供應，而他們也的確如此執行。但此舉也可能使不景氣雪上加霜。 4.德國產業的蕭條和美國一樣嚴重，二者間關係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氣的惡化。
5．各地的資本家普遍缺乏信心，從而減少投資。投資減少意味著生產降低、所得減少，從而使投資更為減少，形成了惡性循環。
6．紐約證券市場的氣氛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過度樂觀，之後卻兵敗如山倒，連不相干的訊息也能導致股價下跌。
7.各國相繼放棄金本位制，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並提高關稅，國際貿易量下跌了30%。
以上對大蕭條原因的敘述，並沒有列示這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發生的順序或彼此之間的關係，這些是計量經濟學者的事。劉易斯只是要藉此說明，由於有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難怪會造成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
帝國主義的反對者
劉易斯對這個主題感興趣，乃是衍生自他個人反對帝國主義的信念。他還記得7歲那年，父親曾帶他參加當地的馬卡斯·加維協會的聚會。因此，他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費邊社發行的名為《西印度群島的勞工》的小冊子，也就不足為奇了。該書敘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工會運動的崛起，特別是三十年代工會與政府之間的激烈衝突。該書並不是宣傳手冊，而是根據報紙的報導以及和工會領袖的訪問對話所彙編而成的。
他在倫敦遇見在全球各地反對帝國主義的同志，並著手對英國殖民帝國及其統治措施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如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又如在肯亞嚴禁非洲人種植咖啡，迫使他們投身勞力市場，賺取繳稅所需的現金。
到了大戰期間，人們可以感覺到整個氣氛在轉變。在和許多反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國工黨的國會議員交換意見之後，劉易斯感覺到權力核心已經對維繫帝國失去興趣，也準備逐漸放棄。1943年，他甚至還受殖民辦公室邀請，擔任新成立的經濟諮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他的建議之下，該委員會對各個經濟部門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系統化的調查。從這個過程中，劉易斯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員對於哪些是該做的事，彼此之間的歧見有多大。
威廉·阿瑟·劉易斯1946年，倫敦經濟學院為來自各殖民地的社會工作者，開了為期一年的特別課程，劉易斯應邀講授基本經濟學。但他實際講授的是經濟政策。他記得，有一位學生在課堂上痛斥英國派駐該國總督的某些政策，劉易斯打斷了他，並且說：“假如你是貴國的部長，你會怎么做？你的國家將會在10年內獨立，那時你可能擔任部長或部門主管。數落英國政府的各項罪狀，並沒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積極的方案。你在倫敦經濟學院的這一年，就是讓你有機會學習如何面對各種棘手的問題。”劉易斯對時間的預估稍嫌太早，這位學生的國家，系經過17年而非10年才宣告獨立——但除此之外他都相當正確，該名學生後來真的成為了部長。
這段故事可以用來闡釋劉易斯著作中的一個重點。劉易斯個人一直深信不疑，對經濟成長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將自己擁有的資源發揮到極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經濟發展的專家應該要能提供給官員務實的建議。然而，劉易斯本身卻沒有嚴格遵守這樣的信條。他對歷史的過程有興趣，偶然也涉獵國際經濟秩序的哲學思維，但其實思考與著述最勤的，仍是國內政策的課題。
1948年，劉易斯前往曼徹斯特擔任正教授，開始有系統地講授發展經濟學的課程。該課程特彆強調政策面，因此必須對社會學與政治實務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實務上，有些經濟學家太強調價格機能，而忘卻了有時從制度面著手改變可能比價格的改變更易解決問題。同樣地，也有若干結構派經濟學家，極力避免使用價格作為政策工具，因為它可能對所得的分配與波動產生不利的影響。在這兩派經濟學家之間，劉易斯算是立場中庸。1955年，他出版了《經濟成長理論》一書，目的之一即是要具體說明這些論點，同時對經濟面有興趣的人，也會發現到該書對社會面作了完整的鋪陳。
劉易斯對發展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所謂的兩部門模型，也是經過對長期所得分配的觀察與深入研究所獲致的成果。根據他曾讀過的約翰及色芭拉·漢蒙德的研究報告，產業革命並未提高城市的工資水準。假如這項結論是正確的，那就可以解釋何以國民所得的組成中，利潤所占的比例會提高，這與新古典學派經濟學者所預期的利潤比例為固定的觀點，可以說完全相反。實際工資的恆常不變，劉易斯認為與另一項難解之謎有關。為數不少的開發中國家，已經發展了相當長的時間，例如斯里蘭卡已經開發了100年。為什麼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還是那么低？這對已受相當程度文明洗禮的斯里蘭卡，又是怎么回事？
彈性無限大的勞動供給
要解答這兩個問題，必須打破既有知識上的局限。所有劉易斯曾學習過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勞動的供給彈性均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資，將會提升對勞動的需求，使得工資上揚。然而，如果設定勞動的供給彈性為無限大，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這個模型下，技術提升所帶來的利益，完全歸屬於僱主以及極少數高薪階層的員工，廣大工資微薄的都市勞工是沒有份的，因此成長只會帶來利潤的增長。在大宗物資市場方面，由於熱帶農作物的供給無限，因此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業界的買方所享有，其道理與前面是一樣的。
兩部門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經濟學者的注意，因為它可以套用在許多不同的場合。但必須特別小心，先確認此一模型的確適用於某種特殊的情況，再實際加以套用。在研究像是移民問題時，這些模型特別有用。移民問題在戰後成為備受矚目的課題，是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不管是已開發或是開發中，都面臨了人口大量移動的問題，包括城鄉之間的移動以及從貧窮國家移向富有的國家。例如，由墨西哥遷往美國，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國移民，都可用此模型來研究其所造成的影響。人口爆炸、技術性失業、婦女走出家庭投入就業市場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開發中國家面臨城市勞動供給過剩，不可能達成充分就業。這些缺乏技術的勞工，其工資水準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無限大的供給彈性。當然，我們無意也不需要設定絕對的彈性無限大。
現在，這個模型的影響與衝擊已經大幅減低。由於大學生已經不再被灌輸勞動供給彈性必然為零的模型，所以彈性有可能幾近無限大的說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實上，在往後的幾年，曾有一些書籍與專文探討此問題，但最初的熱潮已消退了。
學術發展
發展經濟學的學者可以分為悲觀及樂觀兩派。各派也不是見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認為，對外貿易會削弱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因為貿易將摧毀原有的手工業，同時又引發對進口財貨的需求。另有些人則擔心多國有企業的問題。還有人相信，如果沒有獲得足夠的財務援助，一些最貧困的經濟體將無法起飛，然而這些援助的額度卻經常不足。
在1957～1973年之間，劉易斯曾有九年的時間離開研究工作，任職於行政部門，包括：紐約聯合國總部、加納總理恩克魯馬博士的經濟顧問、西印度群島大學副校長、加勒比海開發銀行總裁。這些工作的磨鍊（相較於早先赴印度與加納的觀察訪問），讓劉易斯學得諸多行政管理的經驗，但在經濟發展理論相關事情上則收穫有限。當時劉易斯致力於建立一些高素質的組織，希望它的高標準不但能產生豐碩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機構起而效法。其間偶爾也產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有次劉易斯在巴貝多的一個酒會上，碰到一位年輕的會計師，劉易斯問他為何沒有來應徵。他說：“我本來想申請，可是一位朋友對我說，千萬別到那家銀行，因為你會忙壞了。”劉易斯說：“我從來沒有要他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回答說：“你是沒有，可是你自己那么認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為榜樣了。”
主要著作
威廉·阿瑟·劉易斯劉易斯一生出版了12本專著，撰寫了10餘篇政府發展報告和70餘篇論文。儘管對他的許多觀點，經濟學家頗多爭論，但他作為發展經濟學開拓者的地位是無可爭議的。他在發展經濟學理論與實際工作方面的貢獻受到讚揚。197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他，正是對他一生工作的肯定。
《經濟計畫原理》(1949)；
《經濟成長理論》(1955)；
《經濟成長面面觀》(1969)；
《國際經濟秩序之演化》(1978)。
獲獎感言
各位陛下，王儲殿下，女士們，先生們：
我高興地接受學生的一直給予我的問候。我作為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歡迎同學，科研的道路並不那么好走，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成功的曙光，經濟學的前景是一片光明的。
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因為今晚的兩名獲獎者都在世界的貧窮地區出生的，卻在目前世界事務中發揮很大的作用。它有時也被稱為第三世界，經歷了許多種革命 ——政治，經濟，文化 ——最重要的莫過於科學革命，這是所有其他革命的根本。科學影響我們所有的思維方式，無論是遵循簡單的規則的物質世界，還是更令人費解和難以預料的人類世界。
我們的國家落後了幾個世紀，並正在拚命追趕。我們會在一個更短的時間內走過相同的發展歷程。但它們不會是完全相同的。在這個意義上講，科學在成長的過程中捨棄了它衰老的皮膚，而且引發了幾場革命。這在生物學或生態學，或經濟學或社會學中尤其明顯。但它也適用於物理，在技術水平，解決一個問題往往有許多種不同的方式，但總有一種方法是最快最嚴謹的。因此，我們第三世界不能簡單地借閱或購買擺在我們面前的科技。純理論科學可以這樣，但套用科學方面我們一定要自己研究。第三次世界在過去30年以來，構建管理了各種新的研究機構，並已經有實質性回報。
除了上述機構，任何國家發展科學的力量取決於其總的教育水平，不僅在於提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頭腦，還要確保輿論認為在尊重科學和批准的財政支持。教育是第三世界巨大的潛力行業。自第二次世界戰爭以來，我們國小在校生人數翻了四倍，中學生和大學生人數也有所增加。這是一個變化的過程。我們不能滿足我們學生的所有要求，他們都希望通過他們的學業，或由他們希望能獲一份高質量的工作。學生的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他們推動我們的社會更快地發展。
我祝瑞典學生的身體健康，並希望有機會為社會作出貢獻。
諾獎賀辭
威廉·阿瑟·劉易斯第十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獲獎者威廉·阿瑟·劉易斯——發展經濟學的成就者劉易斯是研究開發中國家經濟問題的領導者和先驅。劉易斯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對開發中國家貧困及經濟發展速度緩慢的內在原因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經濟”模型理論為他贏得了極大的聲譽並引起了廣泛的科學辯論，由此形成了對劉易斯原來的前提的一系列發展和補充，該模型亦被運用於實際以驗證其套用性。有趣的是劉易斯的簡單模型分析不只表明了開發中國家貧困的根本原因，也有助於對第三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統計發展模式做多方面的透視。
——1979年瑞典皇家科學院賀辭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 年份 | 得主 | 獲獎原因 |
| 1969年 | 朗納·弗里施（挪威） 簡·丁伯根（荷蘭） | 前者是經濟計量學的奠基人，後者是經濟計量學模式之父 |
| 1970年 | 保羅·薩繆爾森(美) | 發展了數理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 |
| 1971年 | 西蒙·庫茲涅茨(美) | 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成長和收入分配關係方面貢獻巨大 |
| 1972年 | 約翰·希克斯（英） 肯尼斯·約瑟夫·阿羅（美） | 他們深入研究了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 |
| 1973年 | 華西里·列昂惕夫（蘇聯） | 發展了投入產出方法，該方法在許多重要的經濟問題中得到運用 |
| 1974年 |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奧地利）、貢納爾·默達爾（瑞典） | 他們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 |
| 1975年 | 列昂尼德·坎托羅維奇（蘇） 特亞林·科普曼斯（美） | 前者在1939年創立了享譽全球的線形規劃要點，後者將數理統計學成功運用於經濟計量學他們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 |
| 1976年 | 米爾頓·弗里德曼（美） | 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說 |
| 1977年 | 貝蒂爾·奧林（瑞典） 詹姆斯·愛德華·米德（英） | 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作了開創性研究 |
| 1978年 | 赫伯特·西蒙（美） | 對於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式進行了研究，這一有關決策程式的基本理論被公認為關於公司企業實際決策的創見解 |
| 1979年 | 威廉·阿瑟·劉易斯（英裔美籍） 西奧多·舒爾茨（美） | 前者在發展經濟學方面頗有建樹，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和進出口交換比價模型，後者在經濟發展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研究，深入研究了開發中國家在發展經濟中應特別考慮的問題 |
| 1980年 | 勞倫斯·羅·克萊因（美） | 以經濟學說為基礎，根據現實經濟中實有數據所作的經驗性估計，建立起經濟體制的數學模型 |
| 1981年 | 詹姆士·托賓（美） | 闡述和發展了凱恩斯的系列理論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巨觀模型在金融市場及相關的支出決定、就業、產品和價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 |
| 1982年 | 喬治·斯蒂格勒（美） | 在工業結構、市場的作用和公共經濟法規的作用與影響方面，做出了創造性重大貢獻 |
| 1983年 | 羅拉爾·德布魯（美） | 概括了帕累托最優理論，創立了相關商品的經濟與社會均衡的存在定理 |
| 1984年 | 理察·約翰·斯通（英） | 國民經濟統計之父，在國民帳戶體系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實證分析的基礎 |
| 1985年 |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義大利） | 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這一假設在研究家庭和企業儲蓄中得到了廣泛套用 |
| 1986年 | 詹姆斯·麥基爾·布坎南（美） | 將政治決策的分析同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使經濟分析擴大和套用到社會—政治法規的選擇 |
| 1987年 | 羅伯特·索洛（美） | 對增長理論做出貢獻提出長期的經濟成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 |
| 1988年 | 莫里斯·阿萊斯（法） | 他在市場理論及資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對一般均衡理論重新做了系統闡述 |
| 1989年 | 特里夫·哈維默（挪威） | 建立了現代經濟計量學的基礎性指導原則 |
| 1990年 | 默頓·米勒（美） 哈里·馬科維茨（美） 威廉·夏普（美） | 他們在金融經濟學方面做出了開創性工作 |
| 1991年 | 羅納德·科斯（英） | 揭示並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式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 |
| 1992年 | 蓋瑞·貝克（美） | 將個體經濟學的理論擴展到對於人類行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場經濟行為 |
| 1993年 | 道格拉斯·諾斯（美） 羅伯特·福格爾（美） | 前者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後者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 |
| 1994年 | 約翰·福布斯·納什、約翰·海薩尼（美） 萊因哈德·澤爾騰（德） | 這三位數學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
| 1995年 | 小羅伯特·盧卡斯（美） | 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總量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
| 1996年 | 詹姆斯·莫里斯（英） 威廉·維克瑞（美） | 前者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後者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
| 1997年 | 羅伯特·默頓（美） 邁倫·斯科爾斯（美） | 前者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做了進一步減弱，在許多方面對其做了推廣後者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該法則已成為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新產品的思想方法 |
| 1998年 | 阿馬蒂亞·森（印度） | 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大問題做出了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 |
| 1999年 | 羅伯特·門德爾（加拿大） | 他對不同匯率體制下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適宜的貨幣流通區域所做的分析使他獲得這一殊榮 |
| 2000年 | 詹姆斯·赫克曼（美） 丹尼爾·麥克法登（美） | 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他們發展了廣泛套用於個體和家庭行為實證分析的理論和方法 |
| 2001年 | 喬治·阿克洛夫（美） 麥可·斯彭斯（美）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 | 為不對稱信息市場的一般理論奠定了基石他們的理論迅速得到了套用，從傳統的農業市場到現代的金融市場他們的貢獻來自於現代信息經濟學的核心部分 |
| 2002年 | 丹尼爾·卡內曼（美） 弗農·史密斯 | 前者把心理學分析法與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為創立一個新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後者開創了一系列實驗法，為通過實驗室實驗進行可靠的經濟學研究確定了標準 |
| 2003年 | 克萊夫·格蘭傑（英） 羅伯特·恩格爾（美） | 用“隨著時間變化的易變性”和“共同趨勢”兩種新方法分析經濟時間數列，從而給經濟學研究和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
| 2004年 | 芬恩·基德蘭德（挪威） 愛德華·普雷斯科特 | 有關巨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和商業周期的影響因素 |
| 2005年 | 托馬斯·克羅姆比·謝林（美） 羅伯特·約翰·奧曼（以色列） | 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對衝突與合作的理解 |
| 2006年 | 埃德蒙·費爾普斯（美） | 在巨觀經濟跨期決策權衡領域所取得的研究成就 |
| 2007年 | 里奧尼德·赫維克茲（美） 埃克里·馬斯金（美） 羅傑·梅爾森（美） | 為機制設計理論奠定了基本 |
| 2008年 | 保羅·克魯格曼（美） | 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 |
| 2009年 |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 奧利弗·威廉森 | 奧斯特羅姆以“涉及公共財產或處於公共控制下財產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威廉森以“涉及企業邊界的經濟治理分析”獲獎。 |
